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沈莱舟事事争当第一，然而他的子女却迭遭磨难。恒源祥更是日见萎缩，回复到当年的一家小店铺。沈莱舟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空前惨烈，对世界的影响无比巨大。首先它在一个狭长的半岛上，留下了一个分裂的朝鲜，北南陈兵百万，严重对峙，使朝鲜半岛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一个火药桶。其次，它在台湾海峡两岸，留下了一个尚未统一的中国。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福建前线集聚了上百万的精锐之师，一代名将粟裕任前线总指挥，只待一声令下便挥师东渡。然而朝鲜战争一打，美国一下子意识到了台湾岛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而将原先抛弃蒋介石的政策，改为支持蒋介石。这一点连蒋介石也感觉到了，他对儿子蒋经国讲：现在不再是考虑台湾可不可以保的事了，而是应该考虑什么时候反攻大陆……（见《蒋经国大传》）在美国远东地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极力鼓动下，美国的第七舰队随即开进台湾海峡，从而使那一汪浅浅的海水成为留在中国人心头永远的苦痛……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其中包括我们这部书上半部分的主人翁沈莱舟。

新中国诞生以后，沈莱舟的心情一直非常愉快，他再一次明确，将恒源祥交由大儿子沈玉丞管理，将恒丰毛纺厂交由二儿子沈辑丞管理，沈莱舟自己担任董事长，裕民厂的厂长还是由董事会原先委派的曹义康担任。但沈莱舟似乎比原先担任这么多厂家和商店的董事经理还要忙，他经常是一早就出去，天抹黑了才回来，连星期天也没有休息。

1950年下半年，上海毛绒线同业公会改组。这个行业公会自从沈莱舟先生1935年担任会长以后，会长一职从来也没有变更过。1950年大改组，沈莱舟依旧担任会长，由上海中百公司的公方代表陈圣溪担任副主任委员。这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组织，当时国家对若干影响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质实行统购统销，绒线也是其中之一：即所有厂家生产的绒线由国家统一收购，然后定额分配给各商店销售。顺便说一句，这一政策延续了近40年，一直要到我们下半部书的主人公刘瑞旗执掌恒源祥时方才打破。于是乎当时的行业公会内还设立了一个绒线市场，行业公会内的各会员商店与绒线生产的厂家各派一名代表参加，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为集聚时间，在市工商局有关人士的指导下核定价格，相互调剂，互通有无。绒线号称“软黄金”，它的价格波动还受国际市场羊毛价格的影响。于是在所谓的集聚时间内，沈莱舟几乎天天到场。当时兴圣街的各绒线店老板们牢骚很多，因为价格由上面定下来，货色品种及货物能向商店提供多少也是由上面定下来的，商店一点主动权也没有，这样自然获利不多，有些小店还关门了。沈莱舟除了空泛地安慰大家几句之外，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但他对国家的大势有一个整体的看法。国民党时代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共产党执政不过一年，就将飞涨的物价稳定了下来，民生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从心底里拥护共产党的政策。

也是在这一年，沈莱舟由陈俊明与吴振珊（当时为棉布同业公会理事长）两位先生介绍，加入了民主建国会。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国家号召全国人民向“最可爱的人”捐钱捐物，捐献飞机大炮，连周恩来总理也在中南海亲自为志愿军炒米粉充军粮。沈莱舟几次召集绒线行业的同仁开会，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捐献，他自己积极带头，代表恒源祥捐献1000磅纯毛绒线。他还将这些绒线扎上红色锻带、精心布置，在恒源祥的橱窗里展览陈列了一个星期。之后他陆陆续续多次捐献，总数达5万磅之多。不久，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他又带头认购了10万多元，这在当时来讲，是很大的一笔数目。沈莱舟先生的种种爱国举动，受到了市有关方面的多次表扬。

也是在抗美援朝的岁月里，沈莱舟先生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沈莱舟的四儿子沈光茂从上海华东纺织学院毕业了。

沈光茂是沈莱舟最喜欢的一个孩子。沈莱舟属马，沈光茂也属马，比自己的父亲整整小了三轮。沈莱舟自己从小就到上海当学徒，没有读过什么书。他的大儿子沈玉丞和二儿子沈辑丞读书时期正逢抗日战争，断断续续，也没受过什么系统的正规教育，唯独这第四个儿子学业优良，系统接受了高等教育，在他身上寄托了沈莱舟先生毕生的希望。沈光茂读的是纺织机械，父亲就希望他学成以后能够在技术上将自己的几家厂管理起来，实现自己毕生追求的“实业救国”的梦想。但沈光茂思想进步，在学校里便是学生会的干部，抗美援朝战争一爆发，他就积极报名要求参加志愿军。“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冲过鸭绿江，为国保家乡”，这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一首歌，激励了无数热血儿女。沈莱舟虽有些不舍得，但倒也没有什么非常激烈的反对意见。但他的夫人王敏珠坚决不同意。王敏珠生育了9个孩子，唯独生这个儿子是难产，九死一生，耗费了她许多心血。她一再对光茂讲：你如果不想在大陆读书，我可以送你到香港去读书，或者到英国去深造，圆你父亲毕生的梦想。但要去朝鲜，万万不答应……结果母子俩僵持了好一段日子，待沈光茂一毕业，他坚决响应国家号召，要求到东北去参加建设，最后进了大连光洲纺织厂当工程师。这一下王敏珠没有什么话可讲了，临走前母亲替他买了许多衣物和食品，但他一样也没拿，两个大皮箱里装满了各种参考书籍。这也是那个时代青年独特的一种思想品质，只讲奉献，无所索求，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沈光茂思想单纯、待人热情，他孤身一人前往东北，结果酿成了巨大的悲剧！

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1952年的小年夜，这一天沈家的上上下下都记得非常清楚。下午沈莱舟难得清闲，独自一个人到街上去买鞭炮。沈家有一个习惯，农历初一排场很大，除了家里的儿辈、孙辈要到沈莱舟这儿来拜年，他的亲朋好友、甚至恒源祥的许多老职工都会上门来贺岁拜年。沈莱舟也依照老习惯，每个人都会大大小小地发一个红包。拜了年放鞭炮也是“传统项目”，孩子们都会从沈莱舟那儿拿了鞭炮在弄堂里放，炮竹声声，喜气洋洋，一直要闹到晚上吃饭……

沈莱舟买了鞭炮，走到东湖路新乐路口的“马和记”牛肉面馆门口，不由得吃了一惊，只见四周墙上都贴着醒目的大字标语“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马和记是黑联络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沈莱舟只觉得一阵冷风忽地朝他吹来，他神情恍惚，三步并着两步急忙朝家里走去，结果不知道在哪儿绊了一下，将脚也崴了。

他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说是脚病，其实更多的是心病。虽说解放了，但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是相当宽松的。资本家有几个钱，就喜欢聚在一起吃吃饭，喝喝酒，同时对时局作些评点议论，久而久之就将这种聚会方式固定了下来，起名叫“礼拜天俱乐部”，地点之一是东湖路沈莱舟的寓所，还有是长乐路上的刘园唐家，固定的成员也有20来人。当时，资本家这种形式的聚餐活动非常多，三五知己，亲朋好友，吃吃饭，议议国事，发发牢骚，大家都不已为然。“礼拜天俱乐部”的聚会场所之所以都设在长乐路东湖路一带，其中一个很大原因是东湖路新乐路口子上的那一家“马和记”牛肉面馆。

“马和记”牛肉面馆是一位姓马的回族兄弟开的，店里只卖一样东西，就是牛肉面。一小盘白切牛肉，一碗汤面，往你面前一放，可和着吃，也可分开吃，下面的是高汤，卤汁随意添加，味道极为鲜美，吸引了众多食客。有拖黄包车骑三轮车的车夫，也有坐着豪华轿车来的老板阔少，大家同坐一条板凳，吃完跑路，互不相干，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沈莱舟他们的俱乐部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便是喜欢吃“马和记”的牛肉面，这么多食客走进沈家或唐家，家里的车夫佣人就会开着车去买上一锅子的牛肉面，带回家来分而食之……自然酒足饭饱，牢骚也是有的，但不过就是几句牢骚罢了，发完了一走了之，谁也记不得自己还说过点什么。

沈莱舟后来听自己的小儿子沈光权讲，“马和记”的老板被捉了进去，理由是他用马肉和驴肉冒充牛肉欺骗顾客。其实谁都晓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马肉和驴肉都比牛肉要贵，而且很难买到，有谁会“以贵充贱”做赔本买卖呢？但此刻沈莱舟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因为他自己还有一家公司在“五反”中出了大事情。

前已说过，沈莱舟在恒源祥的二楼还开了一家叫源兴祥的贸易公司，做点小生意，公司由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刘新罗当经理，沈莱舟虽是董事长，但由于业务不大，他对公司的一切基本上都不知晓。刘新罗做生意很有一套，但路子不正，行贿受贿吃拿回扣样样都干。五反时工作队一进驻，他就跑了，跑得音信全无，一两年连个人影都找不到。源兴祥的职工们讲：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于是将一切账都算到沈莱舟头上，弄得沈莱舟灰头土脸，焦头烂额！其实他对源兴祥的事真的是不知晓。他一会儿听说刘新罗在东北，一会儿又听说他逃到了天津，沈莱舟私下派人去寻找，也没找到，还倒贴了不少车钱。而这时候恒源祥的“五反”运动也已开始，沈莱舟终日里提心吊胆，担心恒源祥再会出些什么问题。

市有关方面的领导非常体察各行各业头面人物的微妙心态，特意选择了303个资本家的代表人物，采用极其温和的“背靠背”的方式进行自查，各厂各店职工的揭发与他们并不见面。同时有关方面还定下一条明确政策：资本家同仁相互之间聚餐吃饭不能算什么问题，发发牢骚也是人之常情，要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这一下沈莱舟算是吃了定心丸，他带头一口气交代了自己偷税漏税的一些问题，故意夸大其词，将自己违法所得的金额交代为8万元人民币。结果人民政府经过反复核查，砍去一半，核准为4万元，收缴国库。源兴祥定为犯法户，关门大吉。后来刘新罗回到上海，还被关了几年。考虑到源兴祥的因素，恒源祥被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在政府核定的5项标准中位处中游。

经过“三反”、“五反”运动，1953年迎来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高潮，各行各业供销两旺，工厂开足马力生产，绒线价格虽然提高一成，但全毛绒线和好的花色品种依然供不应求。单单这一年，恒源祥就足足赚了20万元人民币，1954年春节，沈府上下笑逐颜开，沈莱舟给上上下下都发了一只大红包。以后他多次提到这一年，将1953年称为“难忘的1953年”！①

1956年1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当时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曹荻秋与沈莱舟亲切握手的情景，曹市长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热情地向沈莱舟表示祝贺，祝贺上海市绒线行业在整个上海市的商业系统中，第一个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大合营。

其实，对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俗称公私大合营），从1955年就开始了。当时许多民族资本家走上公私大合营的这一步是自愿的，但也有人心存忐忑。然而沈莱舟的心却是真诚的，他是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一心一意地走公私合营之路。这里面是有历史原因的。

1955年初，市有关方面提出了要对8个工业行业进行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沈莱舟代表裕民毛纺织厂参加了毛纺业召开的会议，随即提出愿意将由他控股的裕民厂、恒丰厂、以及恒源祥染织厂一并交给共产党，进行公私大合营。经过反复的酝酿讨论，经过市纺织局的批准，公私大合营成功；由于裕民厂厂房大，经济宽裕，产品销路好，于是就由裕民厂牵头，将恒丰厂、茂新绒线厂、恒孚毛纺厂、振兴毛纺厂等统统合并到裕民厂里来，成立公私合营裕民毛纺织厂。沈莱舟担任裕民毛纺织厂的总经理，他的二儿子沈辑丞担任私方副厂长。同时按照当时的政策，每年给予沈莱舟定息5万元人民币，他每个月的工资有人民币1000多，就连沈辑丞每个月的工资也有400多。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当时毛泽东主席拿国家干部一级薪水，工资也只有500多元。而当时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经过1年实习，转正后的工资为60元。

沈莱舟心甘情愿地把厂交出来，除了他出身贫苦等诸多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所创办的恒源祥染织厂经营不善，从来也没有赚过钱。就是在“难忘的1953年”，恒源祥各绒线字号以及沈莱舟先生参股经营的12家厂，大赚特赚，但染织厂依然不行，一度处于倒闭边缘，沈莱舟从其它厂家或店里赚来的钱，倒贴到了染织厂里，弄得他经济相当拮据。但染织厂是由沈莱舟先生夫人的一个亲戚经营的，开办之处便说好是为了帮助王家的亲属。于是沈莱舟对这家厂开也不是，关也不是，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1955年，沈莱舟应中央统战部及全国工商联之邀，到北京开会，他连续2次见到了刘少奇。当时的政治环境很宽松，沈先生带了夫人王敏珠以及最小的儿子沈光权一同前往。当时会议的安排也很宽松，据沈光权回忆，当时沈莱舟经常到北京的琉璃厂去闲逛淘宝。有一次他在琉璃厂看到了一只珐琅质的西洋座钟，是清宫里流出来的宝贝，非常精美，沈莱舟极为喜欢，店主开价600元人民币，沈莱舟带着夫人孩子去看了几次，斟酌再三，最终还是没有买下。沈莱舟毕生喜爱收藏，在收藏上舍得花钱，他曾收藏有400多幅字画，各种扇子、扇面多达2400把。但沈莱舟先生待人又非常慷慨，他曾在解放初时将自己珍藏的一棵翡翠白菜敬献给国家。而现在为了一口珐琅座钟却看了又看，舍不得花钱，可见其经济上的尴尬。因而当大合营时，他每年单单从一个裕民厂就能拿到几万元的定息，沈莱舟真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一再对子女讲：现在我把厂都交给了国家，由国家去经营管理，我坐在家里不用花一点心思收股息，这又有什么不好？有财不长福，你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年纪大了，是该享享清福了。

1955年秋天，当时的上海嵩山区有6家中小型绒线店，以同泰昌的周永华和杨建章为首，联合成立公私合营商店，这件事对沈莱舟触动很大。11月3日，他在报上又看到北京天坛商场公私合营的消息，像做生意一样，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商业系统公私大合营是大势所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第一个。于是他就以行业公会会长的身份，召集各区各店同仁商议大合营。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争议讨论，大家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在1956年1月1日实行全绒线行业的大合营。这一申请得到了政府同意。于是元月一日，在万象更新的这一天，上海绒线商店的全体同仁，在兴圣街集合，沈莱舟和一些店主还胸前插花走在前排，大家举着横幅标语，敲锣打鼓，到位于外滩的市人民政府报喜，这才引出了曹荻秋副市长接见及合影的佳话。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绒线业全行业大合营，带动了全市商业系统的大合营。1956年1月20日，上海全市商业系统，大到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小到街头的烟纸杂货、夫妻老婆小店，统统实行了公私大合营。全市工商业代表，在静安寺集合，然后手执红旗横幅，胸披彩带红花，敲锣打鼓，前往新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今工业展览馆）开会。大会开幕，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盛丕华向曹荻秋副市长送呈了由90高龄的工商界老前辈荣敬修先生亲笔书写的全市各行业公私合营申请书。顿时锣鼓喧天，欢声雷动……不管是是非非，这历史性的一幕由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们真实地纪录了下来。这色彩浓烈的一笔同样也镌刻在了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之上……

会后，曹荻秋副市长曾几次会见并宴请沈莱舟，并表扬他，说沈老先生您带了个好头……沈莱舟还沉浸在欢乐之中，他年过6旬，政府就安排他担任上海毛麻公司的顾问，一直到他1987年去世。他当时的收入很高，除了裕民厂，恒源祥每年给他的定息也有12500元。除此以外，他在20余个工厂和商店有投资，有的拿定息，有的拿车马费，一笔一笔算起来还真不少呢！但沈莱舟先生陆续将这许多股息的大多数都放弃了，有的捐给了国家，有的补贴给旁人。他一心希望国家好。因为国家好了，才有恒源祥好，而恒源祥好了，自己与自己的子孙后辈才会更好。但没想到仅过了半年时间，即1956年的7月，绒线营业网点大调整，恒源祥绒线店由金陵东路137号至141号的门市部，调整到南京东路711号至713号。这里东半间是飞轮制线厂的批发部，西半间是新光内衣厂的样子间，一楼店堂面积只有250平方米，而且是风格极不统一的“鸳鸯楼”，连柜台也是高高低低。与原先的恒源祥相比，无论店堂面积，内外装璜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沈莱舟去看了一次，他只是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说。现在恒源祥绒线店由他的大儿子沈玉丞作为私方代表担任副经理，沈玉丞生性软弱，是个好好先生。沈莱舟先生曾几次对沈玉丞讲过，你还是要努力将恒源祥管起来，争取有一点发展，至少店面应该装修一下，搞得漂亮一点吧！但沈玉丞只是朝他笑笑而己。王敏珠私下对自己的先生沈莱舟讲：你不是要老大不可为而为之吧！沈莱舟心里自然明白，此刻他已进入迟暮之年，“白发无情侵老境”，他自己也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

1957年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是大喜大悲的一年。上半年，国家经济形势很好，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大鸣大放”，民主气氛空前活跃。下半年风云突变，中共中央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掀起全国性的“反右”斗争，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打入了在劫难逃的深渊。沈莱舟的一家自然也不能幸免。第一个被打入右派的是他的二儿子沈辑丞。与好好先生沈玉丞不同，沈辑丞“不乐仕进，任情不群”，好发议论，凡是看不惯的事都要说上一通，这在公私合营后的裕民厂就显得颇为突出。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在香港路上海工商界社会主义学院举办学习班，沈辑丞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学习。受“大鸣大放”的影响，沈辑丞在学习班上大发议论，一会儿讲“中国民主政治其实还不民主，美国式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一会儿又讲“资本家其实是将本求利，经营不好连本钱都要赔进去，倾家荡产。他是在用自己的全副心身，全部精力办厂办店，赚点钱多么不容易，因此算不上什么剥削”等等，于是反右运动一开始，沈辑丞就在厂里被揪了出来，定为右派。

据沈光权回忆：由于沈莱舟先生是全市商业系统第一个带头搞公私合营的，当时市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在沈辑丞被定为右派前，还特地委派刘鸿生先生的儿子专程到东湖路沈府与沈莱舟打招呼，说沈辑丞在厂里“民愤极大”，看样子是保不住了。当时工作组想把沈辑丞定为反革命，定为极右分子，市里都没有同意……沈莱舟没有回答，只是说自己老了，病了，儿女之事也就随他们去了……自然他也谢谢了刘鸿生先生的奔走与好意。结果沈辑丞被定为右派，上海的这一批右派总共有几千人集中起来被送到长风公园去“劳动改造”。他们手挖肩扛，开挖了当时上海最大的一个人工湖，并用挖出的烂泥垒起了上海最大的一座人造山。根据伟大领袖毛泽东刚刚发表的《七律·送瘟神》中的诗句，湖定名为“银锄湖”，山定名为“铁臂山”。许多上海人孩提时代都去游过银锄湖，登过铁臂山。但大伙儿在欢快之余又有谁想过这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苦痛与辛劳呢？挖完了湖，垒完了山，沈辑丞回厂以后继续监督劳动，只是工资从400多元降到了76元。

但是在大连的老四沈光茂，他的命运就远不如沈辑丞那么幸运了！

前已说过，沈光茂是在抗美援朝的高潮之中主动要求到大连去参加东北建设的。大连金洲毛纺织厂是日本人建造的，但是在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时，最好的设备几乎全部被苏联人拆了下来运回到苏联，剩下的仅是一个空壳子，一副烂摊子。沈光茂以充沛的青春活力，以宝贵的热忱和丰富的知识，与全厂工人一道，几乎是白手起家，将光洲毛纺织厂建设成为东北地区最先进的毛纺织厂。他几乎年年有发明，年年有创造，屡屡被评为工厂和地区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但是他的脾气同老二沈辑丞一样，瞧不起庸人，喜欢发表议论。在大鸣大放期间说了苏联人的一大堆坏话。当时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攻击苏联便是攻击社会主义，罪名可大着呢！于是他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东北凡事比上海要“慢三拍”，但处理起来却比上海要重得多。1958年春节，沈辑丞已经戴上了“右派”帽子，沈光茂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来度蜜月，小两口喜气洋洋，沈莱舟和王敏珠夫妇也难得地露出了笑容，还给晚辈们以及亲戚朋友发了红包。似乎一切都是风平浪静。但沈光茂一回大连，随即被定为“极右”分子，并被送到北大荒一个名叫缸窑口的煤矿里挖煤，九死一生，吃尽了苦头，一直到1962年才被摘帽送回到厂里。

王敏珠极少与自己的丈夫生气吵架，但沈光茂被送到煤矿里去挖煤时，她难得地与沈莱舟先生发了一顿火，说是沈先生害了她的儿子。但“云山万重隔，音信千里绝”，沈莱舟先生又有什么办法呢？1959年6月，沈光茂的大女儿沈万红在上海出生，随后被她母亲带回东北。但仅过了一个月又被王敏珠接到上海，以后王敏珠一直将沈万红留在自己身边，亲自将她带大。老两口对孙女儿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也算是对受尽苦难的四儿子光茂的一个小小补偿吧！

沈莱舟先生更加沉默，外出开会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他烟比以前抽得少了，但酒却比以前喝得多了。除了晚上喝上几杯，就连中午也要喝上一点。宋朝诗人贺铸在《病后登快哉亭》一诗中所描绘的“病来把酒不知厌，梦后倚楼无限情”的情景同样出现在了沈莱舟先生身上，他挂念着自己的孩子们，也挂念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他主动提出除了前已放弃的股息，今后不再拿定息，他将自己的钱拿出来捐助区里的民办小学。他回东山老家休养，见到唐代古刹紫金庵年久失修又拿出钱来修缮，这是继抗日战争时间他出资修缮紫金庵后，第2次拿出钱来修缮庵堂。紫金庵里9尊唐代彩绘罗汉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沈莱舟先生是立了大功劳的。

1962年刘少奇主席到上海视察，期间接见了上海各方工商界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沈莱舟先生有幸亲逢盛会，他喜悦万分，心情也好了许多。回来他对夫人与孩子讲：共产党真的是伟大。共产党还是讲政策的，老四不是也回厂了吗？刘主席号召我们献计献策，我虽然已经70岁了，但“心如老骥常千里，身似春蚕已再眠”！春蚕虽眠，总有破茧化蛾腾飞的一天，恒源祥也总有焕发青春的一天。我也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将自己办店办厂的经验写出来，贡献给国家。

他开始撰写回忆录，也积极参加市政协召集的各种会议。他期待着春天，期待着老枝勃发春色满园，期待着恒源祥不仅恢复过去的辉煌、并有更加美好的明天……但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更大的风暴，更大的苦难，将接踵而至，降临到他和他的家人的头上！

①见沈莱舟回忆录《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刊《统战工作史料、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