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海、景山，全是皇室禁地，官商百姓要出游，须另找去处。最出名的去处有城西的钓鱼台，城北的土城，城南的法藏寺和天宁寺。这几个地方为何出名呢？原来土城地旷，便于架起柴火来吃烤肉；钓鱼台开阔，可以走车赛马；法藏寺塔高，可以俯瞰瞭望；而天宁寺在彰义门外，过珠市口往西，一路上有好几家出名的饭庄。乌世保要去天宁寺，为的是回来时顺路可以去北半截胡同的“广和居”，那里的南炮腰花、潘氏蒸鱼，九城闻名。

乌世保请的寿明，就是替他出主意请病假的那位弦师。此人做过一任小官，但不知从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就远离了官场，而且再没有回复的意愿了。他弦子弹得好，不仅能伴奏，而且能卡戏，特别是模仿谭合培、黄润甫的《空城计》，称为一绝。各王府宅门每有喜庆，请堂会总有他。他也每请必到。他生计窘迫，不接黑杵，这又叫人更加高看一眼。不过他成天提着弦子拜四方，可不光是为了过弹弦的瘾，他还没到空着肚子凑热闹，为艺术而艺术的超脱境界！他借着走堂会这机会也兼营点副业，替古玩店与宅门跑合拉纤，从中挣几个“谢仪”。这事儿看着轻巧，其实不易，一要有眼力，品鉴古玩得让买卖双方服气；二要有信用，出价多少，要价高低，总得让卖主知足，买主有利可赚，成破都不能离大谱。这就造就了寿明脾气上的特别之处，一是对朋友热心肠守信用，二是过分的讲面子要虚荣。因为干这行的全凭“信誉”，一被人看不起，就断了财路了。

这日他们从天宁寺回来，在广和居尽情吃喝了一阵，已是未时末申时初，夜宴上座的时候。出门时他和乌世保又叫跑堂的一人给包了一个荷叶包的合子菜，出门拐弯，走到了胡同北口。这时由菜市口东边过来一辆青油轿车。寿明没防备，叫车辕刮了个趔趄，还没站稳，车上跳下来个戴缨帽的差人抓住他领口就扇了一嘴巴。乌世保喊道：“畜生，你撞了人还敢无理！”这时车帘掀开，一个官员伸出头来喊道：“什么东西这样大胆，挡了老爷的车道，打！”

乌世保听这声音耳熟，扭过头一看，是自己家的旗奴，东庄子徐大柱的儿子徐焕章。这徐焕章的祖先，是带地投旗的旗奴，隶籍于它撒勒哈番乌家名下。这样的旗奴，不同于红契家奴。除去交租交粮，三节到主子家拜贺，平日自在经营他的田土，并不到府中当差。这些人中，有的也是地主，下边有多少佃户长工、老妈下人，过的也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排场日子。但主子若有红白大事，传他们当差，可也得打锣张伞，披麻带孝，躬身而进，退步而出，抬头喊人主子，低头自称奴才。别看他们在家当主子时威严得不可一世，出来当奴才时却也心安理得。他们觉得这也是一份资格、一份荣耀。他们教训自己的奴仆时，往往张口就是：“你们这也叫当奴才？看看我们在旗主府里是怎么当差的吧！主子一咳嗽，这边唾孟递过去了，还等吩咐？主子传话的时候，哪一句上答应‘喳’，哪一句上躬身后退，都有尺寸管着，能这么随便吗？”

这些年有点变样了，不少主子家越来越穷，有的连家奴都养活不起，干脆让他们交几两银子赎身。有的主子自己落魄作苦力，扛包儿当窝脖儿了。旗奴却当官的当官，为商的为商，发迹起来。旗主子就反过来敲奴才的竹杠。有位主子穷得给人扛包儿，他的旗奴赎身后作了太仆寺主事，这主子一没钱用就扛着货包在太仆寺门口转悠，单等他的奴才坐轿车来时拦着车喊：“小子，下来替爷扛一骨节儿！”太仆寺主事丢不起这人，只得作揖下跪，掏钱给主子请他另雇别人。按着“大清律”，奴才赎身之后，尽管有作官的资格，仍保留着主奴名分。旧旗主打死赎身旗奴，按打死族中旗奴减一等定罪，不过“降一级调用”而已，没哪个奴才敢惹这个漏子。

徐焕章的父母是赎身脱了奴籍的。可徐焕章是家生子，尽管脱了籍，也要保持奴才名分。徐焕章连半个眼都看不上乌世保，焉能甘心受这窝囊气呢？有舍银子舍钱的，还有舍奴才当的吗？当奴才可以，总有点什么捞头才行。为了和老主子抗衡，他得寻个新主子。如今连太后皇上都怕洋人，不如投到洋人名下最合时宜，于是他信了天主教，并且由天主教神甫资助上了同文馆，在那里学了日本话和法国话。为此，闹义和团的那一阵，他可当真丧魂失魄了几个月，躲在交民巷外国医院当了义务杂役。直到八国联军进城后的第四天，他才敢回家。八国联军进城头三天，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徐焕章知道底细，没敢出门。乌世保是正白旗，徐焕章既是乌家的奴才，自然也住在正白旗的防地，也就是朝阳门以北东四大街以东的这一地带。这一地带在联军破城之后归日本军占领。徐焕章一路走来，就见有几家王府和大宅门口挑出白色降旗，上写“大日本国顺民”字样。自家门口，只见也挑了幅白旗，却没写字。到家之后，问起原由，才知道这日本占领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不挂归顺白旗的人家，日军就视作义和国拳民，任意杀戮。几个王府大户带头挂出了白旗，没来得及逃走的百姓也只得效法。但有的户无人识字，有的人不甘心自己戴上“顺民”帽子，便只挂旗不写字，多少给自己留点脸面。徐焕章听后，连连摇头，叫他女人赶紧把旗解下来。他爹听了，忙拦阻说：“别价，太后跑了，八旗兵撤了，连肃王府都挂了白旗，咱能顶得住鬼子的洋枪吗？”徐焕章说：“我不是要撤下来，我叫她把旗解下来写上那几个字。”他女人说：“不写字鬼子兵也认可，咱何苦自己往上立那亡国奴的字据！”徐焕章说：“住口！我们这谈论国家大事，哪有你说话的地方？”“德性！”他女人往地上啐了一口，出门把白旗解下，扔在了书案上。徐焕章是在同文馆学过日文的，就研好墨，润好笔，展开白旗，端端正正写了几个地道日本文字“顺民の家”，挂了出去。这招牌一挂，立刻生效，第二天下午一个军曹带着四个日本陆军士兵就来找徐焕章谈话了。那时全北京城里，要找两个会日本话的中国人，实在比三伏天淘换两个冻酸梨当药引子更难办。日本军成立临时伪政权“安民公所”，正寻找“舌人”，自然要找这白旗上写日本字的人来。第三天徐焕章左胳膊上就套上了白箍，上边写“大日本军安民公所”，盖了关防。从此晃着膀子跟日本巡逻兵一块抓拳民，杀乱党，替日本军队搜罗地方上的痞赖劣绅组织维持会，一时间成了北京城东北角上的伏地太岁。日本人知道敢于出头干维持会的人，没一个在老百姓眼里有斤两的，叫他们出来临时维持一下街面秩序可以，靠他们长久为自己效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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