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高中我才晓得薯片的味道。饮料更是没喝过。从幼儿园到高中，每次学校举行运动会时，我总是很痛苦。因为所有的同学都是带一大袋子各种小食品和饮料，坐在那边吃边看。

只有我，手里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我常借故走开，一个人回教室看书。那时候，我心里对母亲的反感是无可言喻的。几乎每一个见到母亲的人都会夸她漂亮。可在我眼里，她一点都不漂亮。

尤其听到有人说我长得像母亲时，我就更加反感，我不愿意像她，她是一个冷血动物。她从没把我抱在怀里亲热亲热，也从没像别的妈妈那样跟孩子有说有笑地聊天。

她跟我说的话都是必须说的，没有多余的语言。我感觉我五岁的时候，他们当我十五，而我十五岁的时候，他们又当我是五十了。我几乎从没在他们那里得到过小孩子应该享受到的一切，包括最简单的跟爸爸妈妈撒娇。

父亲跟母亲之间也是很严肃的，他们彼此从不开玩笑，即使在家里，对对方的称呼也是官方的。我爸叫我妈蔡医生，我妈则称呼我爸杨司令。大概是在单位叫习惯了，回到家里改不过来了吧。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一次，我爸的衣服扣子掉了，他找出针线盒自己缝起来。我妈正好他从他身边经过。妈说：杨司令，我来帮您吧。爸说：谢谢蔡医生，我自己可以，差不多弄好了。

我当时都觉得好笑，觉得他们俩是不是有点太滑稽了。

这种死气沉沉的家庭生活，使我常常有一种幻想，希望我的父母是另外两个人。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后，我没看见妈妈在大门口等我。

就在这时，我同桌白丽的妈妈来接她了。她把白丽身上的书包拿过去，拢了一下白丽的头发，然后拉着白丽的手说说笑笑的向远处走去。

我羡慕地看着她们，竟不知不觉地跟在她们后边。我听见白丽对她妈妈说，她很喜欢我们班朱姗姗今天穿的那条漂亮的连衣裙。

她妈妈立刻问白丽那条裙子是什么样子的，还叫她明天上学时，问朱姗姗是在哪买的，她要带白丽去买。我还听见白丽的妈妈告诉白丽，吃完晚饭后，爸爸妈妈带她去步行街散步。

白丽说，那她晚上不吃饭了，要在步行街上吃大排挡。她妈妈连忙点头，说“行行行，就这么着”。白丽跟她妈妈上了公交车以后，我一个人站在站台发呆。想象着，白丽跟她爸爸妈妈一起正在步行街上吃大排挡，他们开心地说着笑着。

我不知在那里站了多久，等我回到学校大门口时，妈妈正四处张望，这时，父亲的车也到了。他不由分说，从车里钻出来就对我大声斥责。我小声说了一句“就会喊叫”。

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对父亲进行反驳。父亲先是楞了一下，接着便“啪”地给了我一个耳光，又连着两脚。

回到家以后，父母开始罚我站着。我那种站着不是简单地站在那里，而是面壁，身体直立，头抬起来，鼻尖要挨到墙上。

这种处罚方式，我在小学一年级时就领教过了。只要我考试打不了双百，回家后肯定罚站。最长时间我站过四个小时。腿站得又酸又麻。

我这次挨打，以被罚站三个小时、写一份五百字的检讨书而告终。写检讨书，是父母在对我的教育中所实施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措施。检讨书的数量及质量必须保证。

写完之后，我要当着父母的面自己读出来。读的语气也算在考查之列，如果语调不够真诚、不够严肃，则被认为对错误认识得不够深刻。我要重读，直到他们认为满意为止。

这么多年来，我从父母那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军人的后代，你的一切必须服从军人的要求。这也是我最讨厌的一句话。对这句话的厌恶，直接导致了我第三次打挨。

那是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那是个星期天，父母都不在家。我写完作业，就开始打开电脑听音乐。我听的是邓丽君唱的那首《我只在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