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同意洞先生的分析和批驳，并且加以补充。

第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争罪犯时，帕尔未能正确地站在国际法的立场上参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竟然背叛法律，最后宣判日本全体战犯无罪。践踏了国际法，在世界法官史上留下了笑柄。他对陈福宝的证言“从而判定是伪证”不符合事实。

第二，帕尔和田中都暗示日本军未杀害陈福宝是个反常现象，从反面默认日本军惨无人道，见中国人就杀的本性。

许传音证实“日本兵见动的东西就开枪，见人就开枪，见逃跑者就开枪打死”确是事实，并得到旁证。但他的证言并不意味着，日本兵在辩明所有中国平民后一概都杀。南京原有人口107万，沦陷前逃出去50万人左右，留下的50多万人被日本军屠杀30万以上后，仍有余生者20万人，并没有把能见到的中国人都加以杀害。我们说日本军残酷无情，杀人成性。这个论点正确无疑。但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蛋，惨绝人寰，声名狼藉，他们中善良者不乏其人。另外，有的中国男子因外貌上的缺陷，一照面便能确认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军人。再次，也因当时日本兵大肆抢劫，需要一些中国人为他们服劳役。这样，三个日本兵才没有把陈福宝杀掉。当然，并未想到后来陈福宝成为他们犯罪的证人。

第三，所谓“12月14日从难民区抓走39个中国人的事，哪里也没有记载，管理委员会也否认有此事”。不对，这是一种借名欺骗，完全不符合事实。田伯烈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明确指出：“这些报告原有170件，仅占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所知道的一部分”；“但列入本书的许多材料和凭据，仅足以代表日军侵华整个暴行的横断面，为了篇幅上的关系，许多宝贵的材料，作者不得不忍痛割爱。”(《史料》第207、或202至203页)当事人讲的是“仅占所知道的一部分”，怎么能武断地说“哪里也没有记载”呢?田中把陈福宝12月13日看到5个日本兵从难民区里抓走39个人的日期改为14日，内中必有阴谋。应该看到，13日日本军进入南京后，突然敢于冒犯天下之大不韪，出乎田伯烈、贝茨之所不料而闯入难民区，使他们措手不及，被动应付，未能及时掌握到开始发生的暴行。同时，他们也没有准备收集日军的暴行，更不是日军暴行专门登记机构，疏漏其间，也不是不可能的。谈到记载，首先日本军中应作为资料把他们官兵的行为记载下来，尤其是《阵中日志》应该记下官兵行为的细节。但松井所记下的是他的“赫赫战功”，而对日本军的犯罪一点一滴也不记载。陈福宝能说出中岛部队和村上的名字，证明日本军犯罪的确凿性，不容否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田中正明不择手段地诽谤马吉，歪曲他的证明。我们知道，东京审判时马吉、贝茨、许传音三人是重要的证人，尤其是马吉用翔实的资料证实了日本军在南京的种种暴行，对南京大屠杀的定性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因而田中对他恨之入骨，把他大量的书面证言抛弃一边，集中笔墨追究他所有资料是否亲眼所见，否则便是造谣。辩护人布鲁克斯对马吉的反讥很不合理，对他书面证言(包括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实)不敢当面辩论，却追问他亲眼看到几次日本兵强奸、杀人和抢劫。由此田中大言不惭地说：“总之，美国牧师马吉两天提供的一百数十件关于日军官兵的种种屠杀，强奸抢劫等暴行，结果除杀害一起，强奸一起，盗窃一起共三件外，其余都是传闻、流言，或者是臆测、想象，或者是他的创造。”(《虚构》第249页)这样，他认为辩倒了马吉，就可向世人宣布：大日本军在南京总共违纪有三件：杀害一起、强奸一起、盗窃一起。日本军的其他暴行都是“捏造的谎言”。

马吉是个普通牧师，不具备神奇色彩，做不到在日本兵枪弹乱飞的环境中神出鬼没，变化无穷，从空中俯视南京城内日本军所作所为的一切。超过常人的苛刻要求，只能看成是别有用心，借题发挥，转移视线，企图把严肃的论证引入上歧途，而后趁机溜之大吉罢了。

马吉牧师在东京审判法庭上证明：12月15日，日本军从国际委员会办事处附近的收容所里强行带走1300多名难民，随后被集体屠杀。能说他是自己臆造吗?他在新开路7号看到一家13口人被杀害13口，其中两个少女先奸后杀，并对她们的尸体进行猥亵，惨不忍睹。他拍了照，能说是他的想象吗?12月20日，马吉牧师和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乘车外出，途经太平路，看到日本军放火，集体抢劫，能说是他听到传闻和流言吗?田中也引用马吉在法庭上的证言说：

(占领南京)不久，这些日军有组织地到处进行屠杀。南京市内到处是横倒竖歪的中国人的尸体。日本兵把抓到中国人用机枪、步枪打死，用刺刀刺死。

“强奸到处都有发生，许多妇女和孩子遭到杀害。如果妇女拒绝或反抗，就被捅死。我拍了照片和电影，从这些资料上可以看到妇女被砍头、或被刺得体无完肤的情形。如果妇女的丈夫想救救自己的妻子，她的丈夫就会被杀死。”

这样一些不堪付印在文的、残忍的日本的暴虐行为，牧师却口若悬河地连续讲了两天。(《虚构》第248页)

要想辩倒和推翻马吉牧师的证言，必须用资料证明：日本军根本没有到过南京；南京城内根本没有横倒竖歪的中国人的尸体；日本兵没有强奸过一个中国妇女。这还不够，还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论证，马吉所拍的照片和电影不是在南京拍的，并且具体指出拍摄的确实地点。田中正明用抽象的文字妄图否定具体而真实的前提，这意味着什么呢?结论是不言而喻的，诡辩替代不了史实，虚构却无形中暴露了自己真实的用意。

总之，田中正明围绕着为了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铁案，为战犯松井石根开脱罪责，《虚构》中套虚构，一派胡言，自圆其谎，欺人之谈连篇累牍，说穿了还是离不开虚构的手法。

到今天南京大屠杀已近70周年了!但30万屈死同胞的冤魂尚未得到圆满的安慰，在天之灵死不瞑目。我们应当对历史负责，更应当对后人负责，把南京大屠杀的前因后果写成历史，以便对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让日本年青的一代知道军国主义的罪恶。

提到南京大屠杀，按理它早该成为历史，写进历史教科书，送进历史博物馆，供陈列、研究、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也对日本人民提供资料之用，使他们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军国主义的滔天罪恶，教育子孙后代，从中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走犯罪道路。

就我这个幸存者的心愿来说，也不大愿意纠缠以往，经常回忆那一幕幕可怕的情景，毕竟有碍身体健康，让人过得不舒服。生活应随时代前进有新的内容，用新的知识充实自己，以使自己的明天比今天过得更快活，更充实，更有生气。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日本，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并把它当作“无稽之谈”的，有铃木明、山本七平、前田雄二等人已出版专著，在日本社会上引起反响，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集右翼势力诽谤之大成，对南京大屠杀的定论进行了恶毒攻击。像当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挑起战火一样，既然田中以《虚构》污蔑历史事实，挑起争端，我只好应战到底。

长期以来，我们一贯遵循关于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的原则，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欠下的滔天血债，应记在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的头上，而与广大的日本人民无关。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军国主义同样也是日本人民凶恶的敌人。目前，日本社会上许多学者、评论家和和平友好人士一道，高举反战旗帜，搜集资料，著书立说，或发表文章，或举办“侵华日军暴行罪恶展”，批判侵略史观，对扼制日本右翼势力和对后人进行教育，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仅仅限于思想和学术斗争还很不够，应当组成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参与政治，保住和平宪法，争取挖掉军国主义侵略史观的祸根。而且鉴于日本右翼社会基础相当牢固，着眼点应放在争取子孙后代的身上。

《虚构》就全面否认南京大屠杀暴行之事，已穷尽了污蔑之能事，达到登峰造极之程度，是可忍，孰不可忍，对其谬论的批判尤为重要。说到底，这是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不容许歪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我写出这证实性的文字，除告慰南京大屠杀中死者和幸存者外，主要是对《虚构》进行全方位和系统的批判，彻底肃清其谬论的流毒，用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要求他们千万不要忘记历史教训。同时，据说《虚构》在日本流传很广，对不明真相的人欺骗性很大，最容易遭受毒害的还是日本的青年一代，在这方面我也想对他们负点责任，向他们提供信息，让他们知道60多年以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真相。

此书仅仅表示：为南京大屠杀中30万以上屈死冤魂鸣冤、为数十万幸存者讨个公道——首先状告《“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作者田中正明，其次状告《南京大屠杀的虚狂性》作者铃木明和《我方的日本军》作者山本七平，为诉讼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作好前提准备。我们一定能够胜诉。

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事实不会因时过境迁在社会上消失，不会被南京大屠杀中幸存者所遗忘，不会应加害者的幻梦而一笔勾销。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时作了相应的判决，有关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田中正明、铃木明和山本七平理所当然地应当承担歪曲和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