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蓝头汇报了一下大致的情况，说到当年的奇迹，又给他看了扫描的照片，他显得非常兴奋。他认同了我对报道的切入点，一定要把当年的奇迹细节还原出来。看来他还算是有点眼光的。
我跟他说，两位采访对象都很远，而这个报道又会做得比较大，所以可能这一两天里搞不出来。本来我的意思是想让他给我派采访车，没想到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那多你不用管时
间，只要把报道做深做透，不管是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都行，这个月你不用担心工作量，把这个报道搞出来，稿费奖金不是问题。
于是，坐着地铁二号线，我来到了杨铁的家里。
两室一厅的屋子，老人和子女一起住，子女白天上班，好不容易有个年轻人跑上门来聊天，老人显得相当开心。
杨铁看上去比张轻和苏逸才都苍老得多，精神头也并不算很好。
“哎呀，真是幸运啊，我还记得当年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一大片，飞得真低啊，轰轰的声音，那时觉得都完了，躲在屋里不敢出去。”杨铁说起当年的事，并没有什么忌讳。
“可为什么没炸这片房子呢？周围的房子可都遭了殃啊。”
“周围？我们那一片都没炸啊？”杨铁奇怪地问我。
我正在想这老人是不是人老了记性也差，杨铁却似乎反应了过来。
“你不会以为我那时就住进了‘三层楼’里吧？”
“啊，难道不是吗？”我意外地问。
“不是不是，我是三九年搬进去住的，三七年那场轰炸可没碰上。不过炸完我还上那儿去看过，是挺奇怪的。”
竟然是一九三九年才搬进去的，大概就居委会的角度来看，这已经可以算是最老的居民之一了，可我想知道的，是一九三七年日军轰炸时就在“三层楼”里的居民啊。
“哎，看来是我搞错了，本来还想问您老外国旗的事情呢。”我心里郁闷，可来一次总也不能就这么回去吧，想想还是问些别的吧。
“外国旗？”
“是啊，听说楼里有人升了外国旗出去，所以日寇看见就没炸。”我顺口回答。
杨铁的面容忽然呆滞了一下，他腮帮上的肉抖动起来。
“旗，你说外国旗，他们把那面旗升出去了？”
“我看了本资料书，上面这么写的。”
“那旗子，难怪，难怪。”杨铁点着头，眼中闪着莫名的神色。
“您知道旗子的事？”我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那时候住那儿的，谁不知道那面旗子啊。”
“那面旗子是哪国的国旗啊？”虽然已经暗暗觉得那外国旗可能并非如此简单，我还是这样问了。
“那可不知道了，当时上海租界里飘的那些旗，我们都认识，可这旗子没见过。”
“那拿旗子的是哪国人？”这个问题刚问出我就在心里暗骂自己笨，杨铁当时又不在，他哪会知道是谁把旗子亮出来的。
“哪国人？”杨铁笑了，“中国人呗。”
“中国人？”看来杨铁很熟悉那旗和旗的主人，可难道那本图册上的资料有错？
“不过也难怪，一开始我们都当他们是外国人，可后来，他们一口京片子说得比谁都利索，接触多了，才知道他们家代代头发都有点黄，眼珠的颜色也不是黑的，大概不知祖上哪代是胡人吧。”
“您认识他们？”
杨铁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人老了，说话颠三倒四的，不好意思啊。他们就是造‘三层楼’的人，孙家的四兄弟。”
又是一个我完全没想到的答案。
“这么说来，他们那时候在楼里把旗子又亮出来了。”杨铁自言自语地说着，他仿佛已经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去了，只是那回忆看起来，并非那么美好。
从杨老刚才的说话中，我已经知道所谓的外国人并不存在，所谓的外国旗也只有一面，就是这面旗，从“三层楼”上升了出去，竟保住了整片区域？
这到底是面什么旗？
“一面旗子，怎么会起这么大的作用？”我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那是你没见过那旗。”杨铁长长叹了口气，用他那沙哑的声音，说起那段尘封数十年的记忆。
当时，闸北那一片的老百姓，只知道孙家四兄弟说一口京片子，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哪里人，从哪里来。只知道有一天，他们坐在一辆无顶小轿车上，慢慢地从闸北开过。而车上的四兄弟中，一个体格惊人魁梧，明显比其他三人壮出一大截的汉子，站在车里，双手高举着一面大旗。后来，杨铁才知道，那就是孙三爷。他不知道孙三爷到底叫什么名字，但却听说，孙三爷曾经是孙殿英手下的副师长，大家都姓孙，也不知有没有亲戚关系。
孙殿英？听到这个名字我心中一凛。那个掘了慈禧太后墓的军阀孙殿英？
听说，在来闸北以前，孙家四兄弟坐着车扛着大旗，已经开遍了好些地方，连租界都不知给使了什么手段，就这么竖着面怪旗子开了个遍。终于还是开到了闸北来。
说也奇怪，车子开到了闸北，没像在其他地方那样一穿而过，反倒在闸北大街小巷地依次开了起来。就这么过了几天，忽然有一天开始四兄弟不开车了，扛着大旗满大街地走起来。
“多大的旗子啊？”
杨铁指了指旁边的房门：“那旗子可大了，比这门板都大，风一吹，猎猎地响啊。”
“这么大的旗啊，那旗杆也短不了，举着这面旗在街上走，可算是招摇了。”我一边说，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一整天高举这样的大旗，得需要多么惊人的臂力和耐力。
“招摇？”杨铁脸上的神情变得十分古怪，缓缓摇了摇头。
“怎么，这还不招摇？！要是现在有人举这么大面旗在街上走，围观的人都能把路给堵了。”我说。
“你看我现在这身子骨差了，出门走几步路都喘，嘿嘿，当年几条街上提起我铁子的名头，可响亮得很。我还有个名字叫杨铁胆，惹火了我，管你再大的来头都照揍不误，隔街和我不对头的小六子，请来巡捕房一个小队长，想镇住我，还不是给我叫一帮兄弟……”
我心里暗自嘀咕，没想到眼前的老人在当年还是个流氓头子，这会儿说得口沫横飞，中气也渐渐足起来，还时不时握起拳头比划两下，或许这拳头当年人见人怕，而今天早已枯瘦不堪。只是这跑题也跑得太严重，我可不是来这里听您老当年的“光辉事迹”的。
我示意了几次，杨铁这才刹住势头。他喝了口茶，吹了吹杯子里的茶叶沫子，端茶的手却抖动着，我以为是因为他刚才的兴奋劲还没过。
杨铁也注意到了自己发抖的手，他放下杯子，讪笑了一声：“老了，没用了，当年的杨铁胆，如今只是回想起那面旗子，就怕成这样，嘿嘿。”
“我刚才说自己的事儿，其实是想告诉你，那面旗子有多怪。像我这样的胆子，连坟头都睡过，巡捕房的人都敢打，第一眼看见那旗，却从心底里凉上来。”说到这里，杨铁又喝了口茶，仿佛要用那热腾腾的茶水把心里的凉气压下去。
“我都这样，其他人就更别谈了，刚开始的时候，没人敢靠近那旗子，就是远远看见那旗，腿就发软，心里慌得很。所以啊，那四个人和旗子走到哪儿，周围都没人，都被那旗子给吓走啦。”
说到这里，杨铁又大口喝了一口茶，看他的架势，仿佛喝的不是西湖龙井，而是烧刀子这般的烈酒。
“哈哈，可我杨铁胆的名字也不是白叫的，那时我就想，那四个人敢举着这面旗子走，我难道连靠近都不敢？我不但想要靠近，还想要摸摸那旗子咧。后来那面旗子看得多了，心慌的感觉好了许多，腿也不软了，有一次我大着胆子跟在他们后面，越跟越近，呵呵，你猜怎么着？”
我已经被勾起了好奇心，顺着他的话问：“怎么了？”
“等我走到距离那旗子三四十步的光景，感觉就全变了，你别说我唯心，那感觉可是确确实实的，就像从腊月一下子就跳到了开春。”
“从冬天到了春天？”我皱着眉头，揣摩着话里的含义。
“非但一点都不怕了，还浑身暖洋洋的，好像有一身使不完的劲道，你说怪不怪？”
“那您摸到那旗了？”我问。
“没有，那孙家四位爷不让我碰。”杨铁脸上有沮丧之色。
“呵呵，您不是连巡捕房小队长都不怕，孙家四兄弟不让您老碰那面旗，您老就不碰？”我笑着问。
“哈，事情都过了六七十年，你激我有啥用？老实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在武馆里练过几天拳，功夫不到家眼力还是有的，举着旗子的孙三爷，可不是光有一身肉疙瘩，我一看就知道，外功了不得啊，就我这样的，让人轻轻一碰骨头就得折。”
我点了点头，那孙殿英是趟将出身，手下的人一个比一个凶悍，能当上副师长，当然不会是寻常人物。
杯子里的茶被杨铁几口已经见了底，他站起来加满水，继续说着当年的故事。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那件事以后，孙家四兄弟就再也不扛着旗子溜达了，他们盘了四块地下来，然后沿着这几块地画了个圈子，他们许给圈子里的那些街坊每户一千大洋搬出去，要是念旧还想回来住宅区的，等他们的大楼盖成两年以后，按原来的大小让他们住进大楼里，不过这样的每户只给五百大洋。嘿嘿，这在当年可是好大的手笔啊！我就是当年得了好处的一户，圈子外面的街坊邻居不知有多羡慕呢，可人家孙家四兄弟就是不把他们圈进去，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后来四兄弟不在了，国民政府要收房子，可我们这些手里握着房契的，还是在两年以后顺顺利利地住了进来。”
我一直听得一头雾水，杨铁的这一段话，里面的问题不少。
“等等，杨老，您说后来发生了一件事，那是什么事？”我按照顺序开始问第一件不明白的事。
杨铁皱紧了眉头，摇着头说：“那事儿我还真说不清楚，因为事发那会儿我不在，经历的人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而且一个个怕得要命。”
“说不出所以然，怎么会呢？”
“就是这样。只听说，是孙家四兄弟扛着旗走在街上的时候突然发生的，周围所有的人都被吓着了。可我问了好几个人，不是不愿意说，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自打那事发生以后，他们就没把旗亮出来过。嗯，好像那事就发生在现在中间那幢‘三层楼’盖的地方。”
“那您说画了个圈，是什么意思？”我接着问。
“那四幢楼不是隔得挺开吗？”
“是啊。”
“那就是了，中间那些地上的街坊都在圈子里了。”
杨老说得不清不楚，我接连问了好几回，才搞清楚那是个怎样的圈子。我实在没有想到，我原本以为那张照片上的最大疑点，竟以这种方式被化解了。
孙家四兄弟以中央“三层楼”为圆心，以到外圈三幢楼的距离为半径，画了个圆圈，这圆圈里所有的住户，都在他们的银弹攻势下很快搬走了。
我不由得倒吸一口气，那么大的地方，该有多少户，又花了这四兄弟多少钱，怪不得杨铁说“好大的手笔”。
可买下那么大片地方，却只盖了四幢大楼，其他的低矮平房一会儿说要建花园，一会儿说要再盖几幢楼，总之，孙氏兄弟派了工程队进来，把这些平房一一铲倒，却没见他们真盖什么东西出来。
这也就是说，在日军轰炸之前，四幢“三层楼”之间的房子，就已经是一片废墟。日军没有实施当时不可能达到的“手术刀”式的精确轰炸，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炸四幢“三层楼”范围内的任何东西。只不过轰炸结束之后，到处都是残砖碎瓦，所以看那张照片，就给人以错觉。
于是，这个疑点现在就从“日本飞机为什么没有炸这四幢楼”转到了“为什么没炸这片街区”。目前这一样是个不解之谜。
“杨老，那您刚才说孙家四兄弟不在了，这不在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因为我本已经开始打这四兄弟的主意，要是能找到这四兄弟或四兄弟的后人，什么都解决了。
“失踪了，没人知道这四位去哪儿了。就在日寇炸过以后一个月的光景吧。那一片他们买下来以后本来就不让闲人进去，日寇来后又兵荒马乱的，到底什么时候失踪的我也不清楚，听说巡捕房还专门立案查过，没结果。”
晚上，我靠坐在床头。手上拿着的纸在床头灯的映照下有些泛黄。
这是白天临走前，我让老人给我画的，是他记忆中那面怪旗的模样。这面旗给他留下的印象相当深刻，他很快就用圆珠笔画了出来，并且指着画在旗上的那些花纹对我信誓旦旦地说：“就是这样的。”
毫无疑问这不是哪国的国旗，不用看这面画出来的旗，只要想一想围绕在这旗上的种种神秘之处，就会知道哪有这么诡异的国旗。我只是希望从旗上的花纹能研究出这旗的出处，以我的经历，对许多神秘的符号并不像普通人那样一无所知。
可是我什么都看不出来，面对着这些歪歪扭扭像蝌蚪一样的曲线，我实在无法把它们和记忆中的任何一种符号联系上。
看得久了，那些曲线仿佛扭动起来。我把纸随手放在旁边的床头柜上，我知道那只是我的错觉，就像一个人盯着某个字看得太久，原本从小就识得的汉字也会变得陌生一样。杨铁老人所画出的这面旗，显然并没有他记忆中孙三爷手中高擎的那面真旗的魔力。
经历了一系列的冒险之后，我虽然不会随便就相信某些神秘事件，但大胆设想还是敢的。如果真有那样一面令人恐惧的旗，“三层楼”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的谜底也就可以破解了，因为以当时的轰炸机而论，进行低空轰炸得靠飞行员的肉眼，而飞行员看见这面旗产生了恐惧而不敢靠近的情绪，当然这片区域就得以保存了。要是真如杨铁老人所说，那面旗子会对人产生这么强大的心理作用，那些日军飞行员没摔下来就算是素质非常好了。
现在好了，我靠着十足大胆的设想，把“三层楼”保存之谜破解了，但那又怎么样，就算我相信，会有别人相信吗？我能这样写报道的标题——一面鬼旗赶走了日军？我能这样写吗？那还不得立即下岗？！
况且，就杨老的回忆看来，那旗子赶走了日寇，纯粹属于副作用。而孙家四兄弟拿着这面旗子，当年就这么画了个圈子，赶走圈子里所有的人，必有所图。他们图的是什么？旗又是什么旗？
唉！关灯，睡觉。
第二天上午，我敲开了傅惜娣家的门。
打开话匣子，当年的种种从老太太的嘴里源源不断地倒了出来。老太太总是有些絮叨的，杨铁说一分钟的事，她需要多花一倍的时间来叙说。
女人的记忆本就比男人好，更何况是令她印象无比深刻的鬼旗。是的，老太太很清楚地称那是面“鬼旗”。
于是我听到了许多的细节，只是那些细节对我的目的来说，又是无关紧要的，而老太太又时常说着说着就跑题，比如从鬼旗说到了自己的女红活上。
“很漂亮，真是绣得活灵活现。”老太太很费力地从箱子底下翻出的当年女红活儿，作为客人的我无论如何也是要赞上几句的。而且绣得是不错，当年女性在这方面的普遍水准都很高。
看着老太太笑开花的脸，我知道自己要尽量把话题再转回去。真是搞不明白，明明在谈一件神秘诡异的事情，明明她自己也印象深刻说当年怕得不得了，为什么还会说跑题呢？
我轻轻咳嗽了一声，说：“听说当年发生了一件事，之后孙家四兄弟就不再扛着旗在街上走了。那事发生的时候，您在现场吗？”
老太太的手一抖，绣着两只鸳鸯的锦帕飘然落地。
“你，你也知道这事？”
“昨天我去过杨铁杨老那儿，他说的。可那事发生的时候他不在，所以他也没说明白。”我弯腰把锦帕拾起来，轻掸灰尘后放在了旁边的茶几上。
老太太轻轻叹了口气：“真希望我不在啊！”
“这么说当时您在场？”我喜出望外。
“我活了这么多年，就算是撞鬼的时候都没像那时这么怕过。”
我心里一动，听起来这老太太还撞过鬼？不过撞鬼这种事许多人都碰见过，许多时候是自己吓自己。也有真没法解释的灵异现象，比撞鬼还怕，那可真是吓着了。
“那时候我刚出家门，家里的盐没了，打算去买些粗盐，正好孙家四兄弟举着旗走过来
。我连正眼都没看那鬼旗子，除了第一回不知道，没人会故意看那旗，除了杨铁那不要命的。本来，鬼旗子不正眼看就没事，最多觉得有点阴阴的。可那一次，我都没看，结果一屁股坐在地上，看过去，街上除了孙家四个就没有站着的了。我这老脸也不怕你笑话，我都吓得尿出来了。别说是我，就是大男人十个有四五个都和我一样，还有被吓疯的呢。”
“吓疯了？”
“有三四个吧，还有好些以后就有点神神叨叨的，所以我都算是大胆的了。”
“可到底是什么事呢？”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傅惜娣是怎么被吓着的。
“没人说得清楚，就忽然所有人都被吓着了。回想起来，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什么，心里却一下子慌急了，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我反复问了几次，却依然只得到极其抽象的感觉，怪不得杨铁也搞不清楚，简直连当事人都不知道是怎么被吓着的。一般人被吓着，总是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有一个原因，然后再产生恐惧的感觉。而当年那条街上的所有人，却是直接被恐惧击中，巨大的恐惧在心里就那么一下子产生了。
这真是一面幽灵旗，诡异得无迹可寻，就算找到了当事人，却完全无助于破解当年之谜。
我摇了摇头，深有无处下手之感。我从包里拿出杨铁画着鬼旗的纸，递给傅惜娣。
“就是这面旗吧？”
“谁说的？！不是这样子的。”却不料老太太大摇其头。
“咦，这是杨老画给我的啊，他还拍胸脯说肯定没有错的呢。”
“切！他老糊涂了我可没糊涂，虽然我只看了一眼，但那样子到死我都忘不了。”傅惜娣说着，把纸翻过来，拿起笔画了面旗。
旗上是一个螺旋形，很容易让人看花眼的图案。
“从里到外有好多圈呢，到底有几圈不知道，我只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但一定是这个形状的。”傅惜娣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
看着正反两面完全不同的图案，我无语地把纸放进了包里。照理杨铁看了旗许多次，印象会比较深，但从图案的规律性上来说，却又是傅惜娣所画更像是真的。
看来，等钟书同从巴黎回来，得让他来辨认辨认。
下午回到报社的时候，迎面就碰上了最不想看见的蓝头。
“这两天收获怎么样，稿子什么时候能出来？”他笑眯眯地对我说。
见鬼，不是才对我说什么“不用管时间”，怎么见面又问。不过这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所以真是不愿意碰见他。
这回该怎么说来着？说有一面不管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一律生人勿近的幽灵旗？
“采访还算顺利。”我底气有点不足，希望就此先混过去再说。
“是吗，四幢楼是怎么保存下来的搞清楚了吗？那几位老人怎么说的？”
他就不忙吗？我心里抱怨着。
“说了一些关于这四幢楼建造者的事，不过……”我犹豫了一下，该说的还得说，“当时日军飞机轰炸的时候，这两位老人都不在，所以对具体原因也不太清楚。”
“哦……”他拉长着语音，脸色也开始沉下来。
“还有一位没采访，就是钟书同，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三层楼’的老住户，前几天打电话说去巴黎还没回来。”
搬出的金字招牌果然转移了视线，蓝头眉毛一扬说：“钟书同？真没想到，你待会儿再打一次电话，他一回来就赶紧去采访。让他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多谈谈。”
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暗骂。用历史学家的角度多谈谈？谈什么呢，用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那次轰炸，还是看那四幢楼？说出来似乎很有水准，细想想根本就是无所谓。
不过领导既然发了话，我回到坐位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电话，拨到钟书同家。
居然他今天早上已经回来了。
虽然心里想，这么一位老人家总该给几天倒时差的休养时间吧，可嘴里还是问了出来：“明天您有空吗？”
记者的本性就是逼死人不偿命，不是这样的就不算是好记者。
老人家答应了。
上海的交通一天比一天差，钟书同的住所在市区，从地图上看比杨、傅两家都近不少，可去那两位的家里都可以坐地铁，到钟书同的住所我换了两辆公交车，一个个路口堵过去，花在路上的时间竟然是最长的。
他家的保姆把我引到客厅，见到钟老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包里那张纸拿出来，摆在他的面前。
“这上面画的旗，您认识吗？”
钟书同戴起眼镜，仔细地看了看，摇头。
我把纸翻过来，给他看另一幅。看起来傅惜娣画的是正确的。
“这……没见过这样的旗，这是什么旗？”钟书同居然反问起我来。
我一时张口结舌。原本想来个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没想到钟书同竟然不认识杨铁和傅惜娣画的旗，接下来准备好的话自然就闷在了肚子里。
脑子里转着无数个问号，但只好按部就班地向这位历史学家说明来意。
“没想到啊，过了这么多年，又重新提起这面旗啊！”钟书同叹息着。
“不过，那面旗可不是这样的，在我的印象里……”
钟书同拿来一张新的白纸，画了一面旗。
第三面旗！于是我这里有了三面各不相同的旗的图案。
可它们明明该是同一面旗！
“这旗子图案我记得很清楚，可为什么杨铁和傅惜娣画给你的却是那样？”钟书同皱着眉头不解地问。
“可杨老和傅老两位也很肯定地说，他们记得很清楚，这旗子就是他们画的那个样子。我本来以为，到了您这里就知道谁的记忆是正确的，没想到……”我苦笑。
“不会是那面旗子每个人看都会不一样吧？”我心里转过这样的念头，嘴里也不由自主地说了出来。
“哟，不好意思，看我扯的。”意识到面前是位学术宗师，我连忙为刚才脱口而出的奇思怪想道歉。
“不，或许你说的也有可能，那旗子本来就够不可思议的了，再多些奇怪的地方也不是没有可能。”没想到钟书同竟然会这样说。
“唉，要是我能亲眼看看那面旗就好了。不瞒您老，我原本想以‘三层楼’在日军轰炸下完好保存的奇迹入手写一篇报道，却没想到牵扯出这样一面旗来；可不管这旗是不是真有那般神奇之处，我都不能往报纸上写啊。”
钟书同微微点头：“是啊，拿一面旗在楼顶上挥几下，就吓跑了日寇的飞机，要不是我亲眼所见，哪能相信。”
“亲眼所见？”我猛地抬起头看着钟书同问，“您刚才说，您亲眼看见了？”
从杨铁、傅惜娣那里知道，拿着地契的原居民，直到一九三九年才搬进“三层楼”里住。可钟书同刚才的意思，分明是他在一九三七年的那场轰炸时，就在“三层楼”里。
钟书同也是一愣：“我还以为你知道了呢，我是‘三层楼’里几个最早的住客之一，不像杨铁他们三九年才搬进来。我从它们刚造好那会儿，就搬进了中间那幢楼里住，所以轰炸的时候我就在楼里。”
“我在苏老和张老那里什么都没问到，而和杨老、傅老聊的时候没提要来采访您，所以您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哦，老苏也不肯说当年的事吗？那老张和钱六是更不肯说了，这两个的脾气一个比一个怪……这么说来，或许我也……”
怎么又多出个钱六，我听出钟书同话里的犹豫，忙打断他问：“钱六是谁？”
“中央‘三层楼’里的三个老住客，钱六、张轻、苏逸才。你拜访过张轻和苏逸才，怎么会不知道钱六？”钟书同反问我。
“我是从居委会那里了解情况的，可他们只向我介绍了张老和苏老，没说钱……钱老的事啊！”
“哦，我知道了，钱六的性子太过古怪，总是不见他出来，一个人住在地下室里，许多人都觉得他是个半疯子，怪不得居委会的人不向你介绍他呢。连苏老都没告诉你什么，你又怎么会从钱六那里问到什么东西呢？！”
“您说您是最老的住客之一，那其他还有谁？”
“有烟吗？儿子都不让我抽呢。”钟书同说。
我从怀里摸出“中华”。
烟头忽明忽暗，钟书同抽了几口，把长长的烟灰抖落在烟灰缸里。
我就静静地坐在旁边，等着他开口。
“这件事，连儿子我都没和他们说过，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至今也没想明白，他们要做什么。你既然问起，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可我所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你要想弄清楚真相，只怕……这事在当时已经这样神秘，隔了这许多年再来追查，恐怕是难上加难了。呵呵，我人老了，好奇心却越来越强，倒真希望你能好好查一查，如果查出些什么，记得要告诉我，也不知在我老头子入土以前，能不能解开当年之谜。”
“我如有什么发现，一定第一个告诉您。”我立刻保证。
“‘三层楼’的第一批住客，除了造这四幢楼的孙家四兄弟，就是我、张轻和苏逸才了。”
我嘴一动，欲言又止。我觉得还是先多听，少发问，别打断他。
注意到我的神情，钟书同说：“哦，你是想问钱六吧？他是孙家四兄弟的家仆，而我们三个，是被四兄弟请来的。”
烟一根根地点起，青烟袅袅中，钟书同讲述起“三层楼”、孙家四兄弟，和那面幽灵旗。
一九三七年，钟书同二十七岁。那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西方学术思潮的洪流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同时碰撞在一起，动荡的年代和喷薄的思想激荡出无数英才，二十七岁的年纪，对于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来说，已经足够成名了。
钟书同彼时已经在各大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尤其是对两汉三国时代的经济民生方面有独到见解，在史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至少在上海，他已俨然是史学界年轻一辈首屈一指的人物，包括燕京在内的许多大学已经发来邀请函，他自己也正在考虑该去哪一所学府授课。
一九三七年的春节刚过不久，钟书同在山阴路的狭小居所，接待了四位访客。
尽管这四位来客中有一位的身形魁梧得让钟书同吃了一惊，但四人都是一般的彬彬有礼，言语间极为客气。
这四个人，自然就是孙家四兄弟了。
这四兄弟说到钟书同的学问，表示极为钦佩和赞赏，更说他们四人也是历史爱好者，尤其对三国时期的历史更是无比着迷，有许多地方，要向这位年轻大家请教，而他们更是愿意以一间宅子作为请教费，抵给钟书同。
要知道当时上海的房子，稍微好一些，没有十几根金条是抵不下来的。钟书同在山阴路居所的租金，以他的稿酬支付已经令他有些吃力，所以才想去大学教书，当时一位教授的工资，可是高得惊人。
孙家四兄弟第二次上门拜访的时候，更是连房契都带来了。钟书同虽觉得其中颇有蹊跷之处，但看这四人盛意拳拳，谈论起三国的历史，竟有时能搔到他的痒处，对他也有所启迪，再加上年轻，自信纵使发生什么也可设法解决，所以在三月的一天，终于搬出了山阴路，住进“三层楼”。
而钟书同住进中央“三层楼”的时候，张轻和苏逸才已经在了。那时苏逸才还未还俗，正如我所想的，他那时的法名就是“圆通”。
钟书同刚搬进“三层楼”，就发现其间有许多怪异之处，不仅是楼里住了圆通这么个终日不出房门的和尚，而且张轻也总是神出鬼没，时常夜晚出去，天亮方归。而他住的这幢楼四周，那些街上的平房里，居然一个居民也没有。有时他走在几条街上，看着那些虚掩着的房门，里面空空落落，不免有一种身处死城的恐慌。后来这些平房逐渐被推倒，这样的感觉反而好了许多。
不过虽然周围几条街都没有住人，但钟书同却发现时常有一些苦力打扮的人出没，他们似乎住在其他几幢“三层楼”里。这些苦力除了对这个街区的无人平房搞破坏工作外，并不见他们打算造什么。只是有一天，钟书同要坐火车去杭州，早上五点不到就提着行李出门，远远见到那些苦力把一手推车一手推车的东西从东边的“三层楼”里推出来。天色还没亮，隔得远，他看了几眼，也没看出那车上是什么东西。
四兄弟还是时常到他屋里来坐坐，和他谈论三国时期的种种掌故。对于这周围的情况，钟书同试探了几次，四兄弟总是避而不答。到后来他也明白这是一个忌讳，住了人家的房子，若还这样不识相的话，真不知会发生什么。一日里对着周围的空屋一阵惧怕后，钟书同就放弃了追根究底的盘问。
可是和四兄弟谈话次数越多，谈得越深入，钟书同沮丧的情绪就越来越厉害。因为四兄弟关于三国的问题实在太多，而他能回答得上来的又实在太少，如果仅仅是这样，他也有理由为自己辩解：一个历史学家再怎么博学，毕竟不可能逆转时间回到过去，所以哪怕是专攻某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了解，特别是细节局部的了解，终归是有限的。然而让钟书同郁闷的是，谈话谈到后来，有时四兄弟中的某人问出一个问题，他无法回答，那发问之人，却反过来说出了自己的推测，偏偏这推测又十分合理，有了答案再行反推，一切都顺理成章。当这样的次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四兄弟和钟书同的谈话次数却越来越少。钟书同隐约觉得，这四人已经开始对自己失望，言语间虽然还算礼貌，但已没有了一开始的尊敬。
这样的转变，对于钟书同这样一个自负甚高的年轻学者而言，可说是极大的侮辱，偏偏钟书同又无力反击，因为他的确是无法回答那些具细入微的问题，而孙家四兄弟告诉他的许多事，在他事后的考证中，却越来越显其正确。
是以在此后的岁月中，钟书同想尽了一切方法去钻研那段历史，用传统的研究方法走到死胡同，他就创造新的研究方法，以求取得新的突破。可以说他今日声望之隆，有大半得益于当年孙氏四人对他的刺激。只不过当他恢复了自信之后，孙氏四兄弟却早已不在了。
等到八一三事变之前，孙氏四兄弟已经十天半月都不往钟书同房里跑一次，但都住在一幢楼里，所以时常还是可以见到。他们暗中所进行的计划，仿佛已经接近成功，因为四人脸上的神情，一天比一天兴奋，也一天比一天急切。
只是在这样的时候，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轰炸也随之来临。
那日，尖厉的防空警报响起来的时候，钟书同就在屋子里，他听见屋外走道里孙辉祖的声音，孙辉祖就是孙家的老三。
“见鬼，只差一点儿了，怎么日寇飞机现在来？”孙辉祖的嗓门本就极为洪亮，情急之下，这声音在防空警报的呼啸声中，仍是穿过钟书同关着的房门，钻进他的耳朵里。
钟书同这时心里自然十分慌乱，人在恐慌的时候，就会希望多一些人聚在一起，虽然于事无补，但心里会有些依托，所以听见孙辉祖的声音，忙跑去开门。
开门的前一刻，他听见另一人说：“嘿，没办法，再把那旗子拿出来试试，看看能不能赶走日寇。”
钟书同打开门，见到过道里站着孙家老大孙耀祖，而楼梯处冬冬冬的声音急促远去，孙辉祖已经奔下楼去。
在那之前，钟书同并没有见过这面旗，可这四周的居民虽然全都已经搬走，但圈子外见过旗子的居民还是大有人在。这样一面旗子，早已经传得神乎其神，钟书同有时去买些日常用品，常常听人说起。
钟书同原本自然是不信，可在这样的时候，日军飞机炸弹威胁之下，猛地听孙家兄弟提起这面旗，顿时想起了传言中这旗的种种可怖之处，此时却仿佛变成了能救命的一线希望。
“那旗，那旗有用吗？”钟书同问。
“试试吧。”孙耀祖沉着脸道。看来他心里当时也并无把握。
说话间，楼梯上已经脚步声大作，孙辉祖当先大步冲了上来，后面孙家老二孙怀祖，老四孙念祖也跟着跑了上来，后面是张轻和钱六，而圆通却不见身影。钟书同早已听说这圆通尽管年轻，但于佛法上却有极深的修持，在这样的危难关头，仍能稳坐在屋内念经，不像旁人这样忙乱。
孙辉祖的手里捧着一个长方形的大木匣，而钱六则拖了根长长的竹竿上来。
孙辉祖并不停留，直接跑上了通向天台的窄梯，几步跨了上去，一拳就把盖着出口的方形厚木移门击飞，率先钻了上去，接着诸人也跟在他后面钻到了天台上。
钟书同站到天台上的时候，远方空中，日军的机群已经黑沉沉地逼来。
孙辉祖飞快地打开木匣，接过钱六递上来的竹竿，把旗固定好，不远处烟火四起，轰雷般的炸响不断冲击着耳膜，日寇的炸弹已经落下来了。
孙辉祖高举着大旗，一挥，再挥。
这是钟书同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见这面旗。
刹那间，钟书同的慌乱消失了，日军飞机依然在头顶发出刺耳的呼啸，炸弹也不断地落在这座城市里，可钟书同的心里却热血沸腾，充满着战斗的信念，如果此时有日军的步兵进攻，只怕他会第一个跳出去同他们肉搏，因为他知道，那面旗会保护他。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内心感受，那面旗似乎在一瞬间把大量的勇气注入到他的心中。钟书同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周围的百姓在向他说起这面旗时，人人都是满脸的惊恐。
钟书同向天上望去，日军飞机飞得很低，他甚至能看见机身上的日本国旗图案。最前面的三架飞机，已经快飞到“三层楼”的上空。
孙辉祖手里的旗舞得更急了，大旗迎风展开，猎猎作响。
相信日本飞行员在这个高度，可以清楚地瞧见这个在楼顶上挥着大旗的魁梧巨汉。
几乎是同时，三架日军轰炸机机身抖动了一下，跌跌撞撞开始向下，险些就要坠毁，千钧一发之际才一一拉起机身。这一落一起之间，已掠过“三层楼”的上空。
而后面的日军飞机，也纷纷避了开去，这在钟书同眼中能给予信念和勇气的大旗，在那些飞行员的眼中，竟似乎是一头要择人而噬的凶兽！
我只听得目瞪口呆，尽管心里早已有所猜测，但听钟书同这当事人细细讲来，还是有令人震惊的效果。
“三层楼”得以保全，竟然真的只是因为那面幽灵旗。
而钟书同看到幽灵旗时的内心感受，几乎和杨铁那次靠近幽灵旗后的感觉如出一辙。其间显然有所关联。或许这旗对人心理上的影响，和距离有关，离得远了，就会产生恐惧，而离得近了则产生勇气。那些日军飞行员离幽灵旗的距离，当然是不够近了。
只是那旗究竟为何会具有如此的力量？
那日过后，旗子又被收起来。淞沪抗战已经打响，上海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钟书同基本上就在“三层楼”里活动，很少外出。九月初的一个半夜里，钟书同被一阵声响惊醒，那些日子他都睡不好，常常被枪炮声吵醒，入睡都极浅，但那一次却不是枪炮声，而是急促的上楼声，然后是砰的一声关房门的巨响。
接下来三天，张轻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个人都不见，钟书同猜测那天晚上的声音就是张轻发出来的。到第四天张轻从屋子里出来的时候，一张脸惨白得吓人，原本炯炯有神的小眼睛也黯淡了许多。
而孙氏四兄弟因为一直行踪不定，所以又过了几天，钟书同才发现，已经好多天没见着这四个人了，在那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孙家四人。
烟灰缸里已经挤满了烟蒂，我的烟盒也空了。
“好了，我所能记起来的，已经都告诉你了。当年我几乎没能给孙家四兄弟什么帮助，相信张轻和圆通也是他们请来有所图的，对他们所秘密进行的计划，这两个人要比我介入得多，如果你能从他们口中问出些什么，会对当年的事有更多的了解。”
“呃，还有一件事……”我犹豫了一下，提了个不情之请出来。
“哈哈，随你吧，反正我是不会说什么的。”大学者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