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妃一派为清政府事事干涉所苦，对袁世凯的不满早露端倪。他与大院君勾结，想剥夺闵妃实权的阴谋已是昭然若揭，使闵妃陷入深深的忧虑当中。为了保护自己，她只有以强化闵氏家族来建立自己的势力架构。所以，不论大小官职，闵妃一律任命给闵氏家族。
列举闵氏家族“泳”字辈的几个人来看，闵泳骏、闵泳达、闵泳焕、闵泳韶、闵泳国、闵泳植、闵泳祥、闵泳伟、闵泳哲、闵泳基、闵泳敦、闵泳州、闵泳宇、闵泳恕等，全都被
授以判书或是参判或是监司以上的职位。“泳”字辈的上一辈“镐”字辈与下一辈“植”字辈的闵氏家族，被任用者更是人数众多，其中闵泳骏、闵泳达、闵泳焕、闵泳韶等成为闵氏权势的“四大巨头”，当时百姓用“一骏二达三焕四韶”形容国家朝廷大臣。
生为闵氏家族的成员，大体说来他们都带着飞黄腾达的共同征兆。而这些人一旦被国家任用，每个人不仅靠卖官鬻爵疯狂敛财，还在全国各地设立典圆局，任意制造钱币，忙着中饱私囊。
朝鲜人民在外患交迫、内政腐败的状况下，长期地过看痛苦的生活，诸闵官员不顾国家利益，只忙于享受荣华富贵，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人民的敲诈压迫，愈来愈残暴。
值此混乱之际，在咸镜道地方发生了一件事，大大的刺激了日本人。咸镜监司赵秉植在自己所管辖的地方宣布了一种新的法令，叫作“防谷令”。
原来日本商人在朝鲜收购粮食，通常是在庄稼收获以前，给朝鲜农民附有条件的贷款。契约规定，在收获后，农民应以收获全部或一部卖给日本商人。日本商人利用这种收购方式，一方面进行高利贷剥削，一方面又保证了在荒年也能从朝鲜输出大宗粮食。这种野蛮的掠夺，驱使农民走向贫穷和饥饿的深渊。
1889年，由于朝鲜有许多郡连年发生灾荒歉收，农民们坚决反对日本商人自朝鲜输出粮食，迫使咸镜监司赵秉植下达所谓“防谷令”，不准卖任何农作物给日本人。
对于监司来说，担负着养活老百姓的责任，颁布这样的法令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于要从朝鲜输入米谷养活百姓的日本来说，“防谷令”是个噩耗。日本商人也受到了打击，便催促日本政府出面向朝解抗议并要求赔偿。
闵氏政府最后解除了“防谷令”但不允赔偿，这件事拖延3年没有解决，后来日本任命大石为办理公使，积极向朝鲜政府交涉而仍然毫无结果。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遂致电李鸿章要求协助，电文中语气强硬：目前索赔不允，请袁世凯规劝朝鲜政府对我国赔本免息，否则我国将和朝鲜撤使绝交。后经袁世凯从中调解，以朝鲜政府向日本赔款11万两了结。
事件虽然按照日本人的意愿结束了，但是禁粮案在日本议会中引起不满朝鲜的激烈言论，日本政坛酝酿着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的氛围。
受饥荒所苦的百姓们对政府不当的措制感到愤慨，民乱就像燎原之火般，在全国各地开始爆发。南起庆尚道昌宁，北至咸镜道德原，一发不可收拾。然而，其中，江原道铁原与锦城地方，良民甚至攻击官厅，掠夺国家的财产。在平安道地方的成川与江界等地，官民共同发起暴动，平安监司闵柄石甚至逃到京城去。
紧接着禁粮之后，又发生刺杀金玉均事件。
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在“甲申政变”失败后逃亡日本，仍一面与朝鲜国内同党互通消息，一面与日本阴谋团体、军国主义分子相勾结，继续进行对朝鲜的颠覆活动。朝鲜政府屡次要求日本引渡金玉均等人，都被日本政府拒绝了。
1892年5月，朝鲜政府密令李逸植到东京主持谋杀金玉均、朴泳孝的活动。李逸植假装与金、朴亲近，伺机刺杀，但一时难于下手。这时候日本政府对于金、朴等人，不敢给予显著的支持，以免使日本在外交上处于不利地位。金玉均等人颇为失意，李逸植便乘机说动金玉均，不如依赖清政府之力，重返朝鲜，另辟途径。
1894年，金玉均听从了李逸植的劝说，决定先赶赴上海。金玉均前脚刚走，李逸植便命令刺客洪钟宇随行。金玉均—行抵达上海公共租界的第二天，洪钟宇即将金玉均刺杀了。中国上海当局将刺客洪钟宇及金王均的尸首解归朝鲜。朝鲜政府传令将金玉均尸身肢解示众，同时准备重用洪钟宇。
刺杀金玉均事件立刻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一些政客乘机煽动战争。早就和金王均等勾结的玄洋社，派人谒见掌握日本军事大权的参谋次长川上，川上即指示他们再住朝鲜“放火”，制造较大的战争借口。玄洋社随即纠集军人策士等，组织成了所谓的“天佑侠”团，与原已潜入朝鲜的日本人联络，展开侵略朝鲜的活动。只在等待朝鲜境内的民乱扩大，就可决定出兵。
混乱不堪的朝鲜上空，已经战云密布，倏忽就会雷鸣暴雨。可是闵氏政府毫无察觉，袁世凯这时仍颇为自负，得意忘形，完全没有估计到朝解局势会发生什么急剧变化。
遍及朝鲜全境的民乱终于在1894年汇合为规模巨大的东学党起义。
东学党又称东学道、天道教，是朝鲜民间的秘密结社。创始人崔济愚，出生于朝鲜南部一个贫苦塾师的家庭。他曾游历四方，深知广大农民的疾苦和外国侵略者的先锋——天主教势力的扩张。1860年，他杂取儒家及释道学说教义，创立东学道，标榜“人乃天”的教义，与天主教所代表的“西学”相对抗。
崔济愚在贫苦的劳动人民中获得许多信徒，但是根据儒家学者的说法，东学道是妖言惑众的邪教，应该被世人所排斥。教祖崔济愚在高宗即位的1864年，在大邱监狱被判死刑。但是，族人崔时亨继承了他的事业，在官方搜捕迫害下，秘密进行宣传活动。
由于19世纪下半叶朝鲜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尖锐化，东学道信徒逐浙增多，遍及全国，而以朝鲜南部全罗、庆尚、忠清三道为中心。东学道组织扩大并不断强化，终于搭上抗
拒暴政的民乱便车，有组织的展开东学党运动，而发展成一股革命势力。
1894年春间，金罗道古阜郡农民因郡守赵秉甲贪污，迫害人民而群情愤激，派代表赴全州，向全罗造观察使控拆，农民代表反被逮捕入狱。四月间，古阜郡东学道首领率领愤怒的农民群众，实行武装起义。袭击郡衙，杀死郡吏，夺取武器，打开仓库，把粮食散发贫民。
最初起义军派出了数名首领，去找政府要员呈递请愿书。他们的目的只是单纯的请求赦免第一代教祖崔济愚的原罪，并承认天道教本身为正当的宗教团体。但是，闵氏政府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这种请求。随后，40余名的东学党成员大举前往京城，在王宫正门前展开连坐示威。这次在他们所列举的要点中，明白提出“济世安民”、“逐灭倭夷”、“尽灭权贵”的政治性要求。
起义者提出排除闵氏势力专断，换言之，东学党主张赶走闵妃与其党羽，以及应该拒绝所有外国侵略性的行为。他们的主张恰巧与大院君的主张不谋而合。
闵皇后看到东学党提出的要点与大院君的一致，大为慌张，将林圭镐、孙天民、孙柄熙等东学党首领全部逮捕，加以严罚。事态越发扩大，东学党人只有以武力对抗政府了。
于是东学党由全罗道古阜郡的东学道人全奉准为总司令，组织数千名东学军，每到一处便攻击当地官兵。当时，东学军向所有农民散发的檄文内容如下：
我们高举正义的大旗而起，只想解救百姓于涂炭之中，将国家置于磐石之上。对内，我们要严格惩罚被贪念所惑的贪官污吏；对外，我们要从这块土地上赶走被大清国、日本等外敌。不堪忍受贵族与富豪横行霸道之苦的农民们，遭受首领、方伯驱赶的下级官吏们，以及所有像我们一样怀着怨恨的人们，趁此机会，都一起加入斗争吧！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将永远无法脱离贫困、屈辱与苦难……
东学军在起义之初，只以东学道教徒两千人组成的军队，从古阜郡开始和官兵争夺地盘。所到之处，东学道徒与非道徒农民纷纷起义响应，参加者还有当时受尽压迫和凌辱的奴婢等贱民和城市贫民，甚至还有一部分对当时社会不满而又失势的没落两班、儒生、乡班和地方胥吏。起义军驱逐地方官吏，搜出地主豪绅的钱粮，散发给贫劳人民。朝鲜政府派官军前去镇压，反被起义军击溃。
从高宗31年（1894）5月开始起义的全奉准东学军，所到之处胜利不断，如入无人之境一般横扫古阜、泰仁、南原、扶安、兴德、高敞、茂长、灵光等地。终于在当月末，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全罗道的首府全州。一时朝鲜南部三道完全卷入农民起义的风暴中，朝鲜政府无力控制。东学军在这些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军队组织，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关——执纲所。
政府对此大为恐慌，重新组织东学军的讨伐军。招讨使洪启薰带领讨伐军，约一千名用美国新式武器武装起来，又经美国教官训练的京师，也为随抵达全州。他们在得到人员和武器的补充之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对全州城发起了多次进攻。数日间，两军展开了激烈的攻守战，全州城变成了一片火海。但是，东学军在城内百姓的大力支持下，顽强地守卫住了全州城，并且还多次冲出城外进行反击，每次都给京师以沉重的打击，致使讨伐军攻城的企图未能得逞。东学军方面也有很大的伤亡。
这时候，在麻浦别墅里过优闲日子的大院君，听到东学党席卷全罗道的消息，心中大为欢悦。因为东学党行动纲领中提出的“排除闵氏势力，驱逐倭寇洋夷”的口号，与自己平常的思想完全一致。大院君认为东学党起义是绝好的一次机会，立刻派心腹部下去全州，劝说全奉准带着东学军攻打京城。但是，这股来势汹汹的势力，在朝鲜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已超脱了大院君可以控制的范畴。东学军掀起的狂潮，将整个朝鲜卷入了动乱的游涡之中。
继官军在长城战斗中惨透失败的凶讯之后，又传来了在全州失利的消息，加之各道的农民起义象燎原之火燃遍全国，使闵氏政府大惊失色。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全国交通几乎完全断绝，而三南地区这个粮仓又陷入动乱之中，致使汉城的粮源被切断了。
为了挽救这危在旦夕的时局，镇压农民起义，闵氏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偷偷地请求大清国军阀出兵镇压农民起义军。为了赢得时间，一方面指使洪启熏同农民军暂时求得“媾和”，另一方面封李元会为两湖巡边使，率领一千余名的京师开赴公州，以阻止农民军北上，并派严世永为三南廉察使南下，用自欺欺人的国王敕谕对农民军进行劝诱。
从朝鲜民乱之初，中日两国就时刻注视着朝鲜局势，对朝鲜发生的任何事件都非常敏感，而且彼此都增惕地提防看对方的行动。当金玉均被刺案发生时，传闻日本有派兵入朝鲜的企图，李鸿章即电告袁世凯探查，袁回电认为日本没有积极行动的可能。他在东学党起义初期，即有意于自动的派兵助朝“剿乱”，欲借以促进中国的声威，同时为个人猎取功名权势。
李鸿章对于镇压东学党起义，维持受册封的李朝统治，是完全赞同的，这是清朝统治阶级的基本态度。但是李鸿章仍然有顾虑，怕中国出兵助剿会引起国际纠纷，特别害怕日本乘机出兵。因此他在东学党起义之初，并没有立即派兵的意思。但是东学党起义的声势大振，李鸿章改变了他的态度，同意出兵。此时，李鸿章收到了袁世凯的电报。袁世凯在电报中说，朝鲜政府已向他请求派兵援助，而且自己在和日使馆的翻译官郑永邦谈话时，郑永邦表示，日本希望中国速派兵剿乱，日本必无他意。
其实这是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派出去探询中方态度的探子。日本把东学党起义看成是侵略朝鲜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了挑起侵略朝鲜的战争，而竭力怂恿清政府派兵入朝镇压起义，以作为日本乘机出兵朝鲜的口实。
其后杉村浚还亲自去见袁世凯，进行了类似的探询，袁世凯竟然信以为真，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说：日本只关心他在朝鲜经商的国民，除此之外好像并无居心。袁世凯这个错误的判断，加强了李鸿章派兵的决心。
之后，李鸿章又亲自面晤了日本驻津领事荒木，荒木早和国内统一口径，李鸿章对日本“必无他意”信以为真，遂决定同意派兵入朝，帮助朝鲜政府镇压起义。
几天之后，李鸿章接到朝鲜政府正式请兵的电文，便奏派叶志超、聂士成率淮军共约2500名分批入朝鲜，又命令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一面又依照《天津条约》行文知照日本。李鸿章和袁世凯此时是相信日本不会派兵，纵使派了也易于对付，不会惹下太大的麻烦。足见他们不知道日本的阴谋。
中国派兵的照会送达日本外务省当日，日本政府即电令驻北京日使向中国递交日本派兵的照会。事实上，日本内阁早在几天前就决定出兵朝鲜，之前已借口护送在假期中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朝为名，派遣海、陆军到朝鲜。但是，日本装模作样，等待中国派兵照会到来时才正式照会中国，这正是日本外交的狡猾之处。
从中、日派兵开始时的若干迹象，显示情势非比寻常。
首先，中国出兵照会，以应朝鲜政府请求“保护属邦”为名，日本立即提出抗议，认为日本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属邦。中国要求日本为保护使馆商民不必多派军队，不可进入朝鲜内地。日本即蛮横地宣称：日本派遣军队数量及行动，帝国政府自行决定，不受他国掣肘。态度十分强硬。
再者，中国派兵仅2500人，驻扎在牙山，而日本派出5000余人，其后陆续增兵达万余人，部分日军直赴朝鲜的首都汉城，分踞要害。同时，日本军舰八艘驻泊仁川。显然，为保护使馆及商民，完全没有动员如此巨大军事力量的必要。
这时候闵氏政府见中日军队云集，颇存戒惧，希望双方撤兵。而袁世凯也看出日军来势汹汹，情势不妙，便极力催促朝鲜政府设法阻止日本来汉城，并拟请驻朝各国使领出面干涉，均无效果。袁世凯只有与日使大鸟圭介直接进行谈判，双方约定之后均不再添兵。大鸟同意不再添兵，是日本外交上的策略，作为缓兵之计，以便在军事上从容部署。但是袁世凯和李鸿章却深借不疑，生了停止派兵的意思。
朝鲜政府请求撤兵的公函送抵李鸿章处，李鸿章即电告叶志超，命令军队暂驻牙山，原定增强部队也接到命令停止出发。
李鸿章的这个措施，既是对敌情错误判断，又表明他胆怯地企图避免中日纠纷。其结果使日本从一开始就在军事上占得了优势。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策略与李鸿章恰恰相反，在军事上一切皆欲先发制人，而且每一步都先于中国。日本军事先占一看，是此后外交交涉和战争中日本制胜的一个关键。
这时，东学党起义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全州失守之后，招讨使洪启董奉闵氏政府之名，假惺惺地向农民军提出“媾和”。这一招本是怀柔之技，意图缓和局势，等待清兵帮助。
他劝诱道，假若两军继续交战，王朝发祥的历史圣地全州必将变成一片废墟。不但如此，趁我国内乱之机，清军已在牙山登陆，日军也将在仁川登陆。如此发展下去，外国军队势必要进行干涉，不仅东学军将遭受重大牺牲，而且国家也将陷入更大的危机。因此，东学军如果撤出全州，京师也要立即撤离全州附近，以免同室操戈；而政府则设法促使外国撤回军队，并根据东学军的要求，立即实行各项政治改革。
当时，全奉准等人在全州战斗结束后，原准备重新整顿农民军，同忠清道一带的农民军会合，直取汉城。但是，在忠清道一带对农民军深有影响的东学教领导人崔海月一派，却极力反对农民战争的扩大发展。他们甚至向各地发出通告，声称：全奉准为国家罪人，师门之逆贼。这就使全奉准领导的全罗道东学军不得不暂时放弃北上。
全奉准等人也认为，清日两国军队以朝鲜的动乱为口实，开进朝鲜蹂躏践踏国土，是决不能容忍的。再则，他们也不能不考虑到，农民军在全州战斗中伤亡较大，加之农忙季节来临，多数农民归乡心切。在这种形势下，全奉准等人只好暂时接受官方提出的“媾和”要求，以便政府在农民军撤迟后，迫使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朝鲜，并按照农民的要求改革弊政。
于是，全奉准等人被闵氏政府所欺骗，政府方面假惺惺的以农民军提出的27条要求为蓝本，达成了所谓的《全州和约》。《和约》全文12条，其内容是；
一、荡涤东学道人与政府间的宿嫌，协力庶政事；
二、查得贪官污吏之罪目，一一严惩事；
三、惩办残暴富豪辈事；
四、惩罚不良儒林两班事；
五、烧却奴婶文书事；
六、改善七班贱人待遇，脱去白丁头上的平壤笠事；
七、许可青春寡妇改嫁事；
八、无名杂税一并勿施事；
九、官吏采用打破地阀登用人材事；
十、严惩与倭奸通者事；
十一、已往公私债务一并勿施事；
十二、土地平均分作事。
协议既定，起义军便暂时撤离全州城，日后逐渐瓦解。等到6月底，东学党起义基本平息了。
如果从朝鲜政府请求清朝派兵帮助镇压东学党起义这一点来看，此次入朝清军的作战目的基本达到。但由于日本乘机大肆派兵入朝，使得援朝清军和入朝的日军处于严重的军事对峙状态。
朝鲜政府被日军突如其来的大举出兵吓得得魂飞魄散。朝鲜政府立即声称农民暴动业已平息，要求清日两军同时撤退。中国也认为乱事已平定，为使日军退去，即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要求中日两国同时撤兵。但是日本的政策是乘机排斥中国在朝鲜的势力，独霸朝鲜，自然不会同意。
高宗和朝鲜政府通过各国驻汉城的外交使节，特别是通过当时在朝鲜以“朋友”自居的美国公使，敦请美国等各国政府出面给予斡旋，促使日军立即撤退。然而，美国人却支持日本侵略者入侵朝鲜的行径。
日本以保护使馆及侨民的名义派兵，现在使馆和侨民的安全已不成问题，中国又愿撤兵，日本如坚持不撤兵，师出无名，势必会引起国际舆论的不满。日本政府为扭转这种不利局势，提出一项提案，电令日本驻津领事通知李鸿章。提案的内容为：农民暴动尚未平息，中日两国军队应共同镇压朝鲜乱民。平定后，为改革朝鲜内政起见，中日两国派常驻委员驻朝鲜，调查财政，淘汰官吏，并设置必要之警备兵，以保持国内的安宁。
很显然，日本是借这个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难住清朝。日本政府明知这个要求必定不为中国所接受，在提出提案的同时已经决定，不论与中国协商的结果如何，在朝鲜政府导致农民暴动的腐败内政得到“改革”之前，决不撤兵；如果中国政府不赞同这个提案，日本政府要独力担任朝鲜政事改革。
中国自然不会接受这个提案。此时朝鲜局势极为紧张，中、日、美、英、法、俄等国军舰十艘集结济物浦港口。从仁川到汉城，沿途日军把守要害，盘查行人。日本政府训令大鸟不得撤兵，并相机使日军继续开赴汉城。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中国方面，自中日朝鲜问题争端发生，李鸿章就把解决的希望寄托在国际调停上。他先是挽请俄国，继而挽请英国出面调停。幻想通过俄英的干涉来制止日本侵略。然而，英国在看到日本开战决心已定，并在得到了日本有关日军“不在长江下游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为战争运动”的保证后，决心支持日本，最终拒绝了李鸿章的要求。俄国看到日本背后有英国支持，也不愿卷入中日朝鲜问题的纷争，最后也拒绝了李鸿章的调停建议。
李鸿章重外交、轻军事的作法，引起大清国朝野上下的严重不安和舆论的不满。以光绪帝师翁同龢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僚力主增兵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翁同龢曾多次呼吁增兵朝鲜，占据要隘，以绝对优势兵力压倒日本，认为只有这样，日本方肯撤兵，紧张局势才可能有所缓和。
李鸿章在挽请俄英调停相继失败之后，迫于国内主战派压力，才匆匆忙忙作军事布署，第二次不情愿地对朝派遣了清军。少部分增援驻守牙山的清军，大部分则向平壤集结，以便同日军展开决战。
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毫不迟延地在朝鲜制造有利形势。就在李鸿章积极进行联俄之时，日本加紧向朝鲜向朝鲜增加兵力，并千方百计地制造挑起战争的借口。日本政府密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目前形势表明开战已不可避免。务须不择手段地制造开战之借口。”
当中国拒绝了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提案之后，日本人就单独地开始了非法行动。6月26日，日本公使单方面地要求高宗“改革内政”，7月4日，大鸟根据日本政府给他的机密训令，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内政的五大纲领26条目，详细规定了有关用人，行政，兵制，币制等项“改革”，甚至连兴办学校、铁路都包括在内。这个强加于朝鲜的“改革方案”，实质上是欲借此把朝鲜完全控制在日本手中。
而且，大鸟还逼迫朝鲜政府在三天内制订出实行“改革方案”的具体措施，十天内付诸实行。而当时这个所谓的“改革方案”，类似“敷设汉城至各通商口岸间的铁路，架设足以联系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可靠的通信网”等条款，均是无法在限期之内实现的。但是，正如日本侵略者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他们的目的在于“故意提出这些在限期内无法实行的改革条款，如被拒绝，或是在限期内未能付诸实现，就可以此反诬朝鲜政府没有改革内政的诚意，为日本人能以行使武力，颠覆朝鲜政府，由他们自己独力着手进行改革制造借口。”
当时朝鲜政府在日本强大军队屯集汉城，日使大鸟百般威胁下，不得不任命几位大臣为改革委员，高宗下了罪已诏，亲日分子乘机而起。袁世凯此时虽极力阻挡，但毫无用处。据说大鸟还想派兵把他押解出境，袁世凯惊慌起来，电请李鸿章准予下旗回国。曾经是朝鲜“太上皇”的袁世凯，现在也一筹莫展了。
闵氏政府惊慌失措，不知道用何种方法遏制住日本的势头，只有一味地期待美国调停。
高宗曾多次训令朝鲜驻美公使李承沫根据朝美条约的规定，要求美国政府给予“友好的援助”。而美国对此所采取的立场，却是，“我们只能以友好的方式去影响日本，决不和其他列强一道进行干涉。”
大清国李鸿章仍然期盼着外国的调停，企图促使各国出面调解，同时又幻想怂恿俄国派兵船与中国水师会办，压迫日本。正当李鸿章忙于京津的谈判之时，日本侵略朝鲜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都准备成熟了。日本终于在1894年7月23日凌晨，开始了强盗般的军事行动，以庞大的兵力进攻了朝鲜王宫。守卫王宫的朝鲜士兵英勇抵抗，但终因真不敌众，王宫在当天就为日军所占领，高宗、闵妃也遭日本侵略者所软禁。与此同时，另一支日本部队包围并占领了云岘官，在当天早上十时，日本人将大院君送入宫中，强将所有权力移转给大院君，大院君在日本人的压力下充当了其代理人。
大院君从那一天一早到被日本军拉进皇宫为止，期间的经历真是迂回曲折。
日本想要除掉闵妃，推举大院君，很早就派一个叫江本的人去亲近大院君。这个江本在23日当天破晓时分突然去找大院君，告知日本军占领王宫的消息后，恳请大院君：
“现在就是大监入宫，赶走闵氏一派，导正国政的机会。小人早向日本政府推荐大监，如果大监不听小人请求，小人就只有负起责任，切腹自杀了。请大监一定要接受小人的请求！”
大院君怎会以这样的方式重回朝廷，更不愿意充当日本人的傀儡，他不仅没有答应，脸上的表情还非常的坚定。
正好这个时候，日本士兵一涌而上，想要强拉大院君入宫。江本貌似严厉地斥责他们的无礼，不断恳请大院君自动入宫。
大院君陷入痛苦的沉默之中，许久之后，突然抬起头来质问江本：
“如果贵国这次的行为真的是为义理而行，阁下能否以日本天皇的名义承诺，在这次事件成功后，不抢夺我国一寸国土吗？”
江本见大院君中计，当场提笔写出如下的誓约书：
“日本政府此次行动是为义理而行，这次事件成功后，不取一寸朝鲜土地。特此盟誓。”
这种方式是日本人惯用的伎俩，为了达到目的而写下虚伪的誓约书，这对日本人来说并不是难事。但是大院君却相信他们了。大院君曾经发誓要赶走闵氏一派，导正国家，也坚信只要日后振作起来，便可以阻挡住日本的势力，所以，他仍然接受了日本军的护卫，进入皇宫。
大院君入宫之后，拜见高宗与闵妃。高宗被日本人的阵势吓得一直在发抖，闵妃则以憎恶的眼神瞪着面前的日本人和大院君。
日本公使大鸟对高宗说道：
“皇上陛下与皇后娘娘从今天开始，还按照以前的方式，将所有政务委由国太公处理。”
闵妃眼中喷火，紧咬牙关，但是面对日本人的枪剑，她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在日本人的胁迫下，高宗心不干情不愿的下达圣旨：
“从现在起，所有政务均由国太公裁决，陆海军的统帅权也归国太公掌管。”
就这样，一直以闵妃一派为核心的亲清政权，被日本公使和大院君所颠覆，大院君第三次掌握政权。但是，只有这一次，大院君仿佛一个摆设一般，没有任何实权，只不过是日本的傀儡。
在日本人的组织下，朝鲜组成了一个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政权，原来闵族集团人物被迫害或逐散。日本侵略者以朝鲜的主人自居，为所欲为。他们为了制造能以立即同清朝直接开战的借口，唆使在日本刀尖下的朝鲜傀儡改府，按照它的主子的意图，于7月25日正式宣布脱离中国独立自主，废除中、朝两国过去所订条约，并宣布把驱逐清军出朝鲜的一切权限“委托”结日本。
日本海军在尚未得到朝鲜正式公文之前，25日拂晓，即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开始袭击中国兵舰和运输船。中国军舰受重伤，在朝鲜海滩自行焚毁。另一艘雇佣来的英商船，高升号被击沉，船上中国军队一千人不愿投降而壮烈牺牲。这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开端，在甲午战史上是为丰岛海战。
28日，驻朝鲜牙山的叶志超及聂士成军队又被日军所攻，这时聂士成驻守牙山东北面的成欢驿，首先被日军包围，聂士成败退。而驻守牙山东南面公州的叶志超则闻风而逃。这两个贪生怕死的将领狼狈北走平壤，从此汉城以下不见中国军队踪影。
这次战役，在甲午战史上，是为成欢之役。清廷以日本业已开衅，即电驻日公使汪凤藻下旗回国。8月1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同时日皇也颁下宣战诏。多年来的中日纠纷，终于在朝鲜的土地上兵戎相见。
清政府对日宣战后，光绪帝和以翁同龢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入朝清军立即南进，将日军逐出朝鲜。但李鸿章主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反对南进，认为目前清军只能坚扎平壤，扼取形胜，若进攻汉城，必须添足3万人。强调兵力不足，而采取消极防御方针。李鸿章之所以对部署军事态度消极，是因为他心今总是盘算着惜外国之力求和，他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俄国可能的援助上。此时李鸿章与喀西尼仍保持联络，有意请俄派兵。
李鸿章的消极防御方针遭到光绪帝的驳斥，光绪帝指出，若迁延不进，坐失事机，办理更为棘手。著令李鸿章电饬各军统将，克期进发，直指汉城。尽管严旨屡加，但李鸿章总是不以为意，总以兵力不敷为借口，拒不受命。
当时，日军大队在赴朝途中，还未到达朝鲜，若李鸿章执行光绪帝迅速进兵的方针，令在朝的清军迅速挥师汉城，也许朝鲜战局完全是另一个局面。不幸的是，由于李鸿章消极避
战，战略保守，给了日军以厚集兵力的时间，致使清军在朝鲜丧失主动进攻的时机。在李鸿章的所谓“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消极避战方针的束缚下，进驻平壤的清军既不“分道争利”，又不“择险分屯”，“株守以待”，消极防彻，一切处于漫无布置的局面。
与李鸿章的消极避战方针正好相反，日本自宣战后，首先确定实施大本营“作战大方针”的方案：驱逐清军出朝鲜，进而占领控制全部朝鲜。为此，继续向朝鲜大举增兵。9月15日，明治天皇到达广岛，亲自指挥对清战争。
日军在朝鲜的攻势作战，目标首先是围攻平壤。自叶志超率部北上，日军在朝鲜南部已无后顾之忧，于是，集中全力北上，以平壤为进军目标。9月12日平壤大战拉开序幕。
日军16000余人兵临平壤城下，并从南、北、西北、东北方向对平壤形成了包围。这时，叶志超急忙颁布防御命令，布署战守。任务确定后，又要求各军，虽划地防守，但彼此仍需互相援应，各军各营倘有疏失，一经查出，立照军法从事。作为总统平壤清军的叶志超虽然严令各军防守，但他自己却无坚强的战斗决心，暗中伺机准备弃城逃跑。
9月14日，即日军向平壤发起总攻前夕，叶志超竟召集各将领会议，以兵单、弹药不全，地势不熟等理由，商讨弃城北撤之计，提议暂退暖州，以图后举。会上，遭到左宝贵等人的痛斥。事后，左宝贵为严防叶氏逃跑，派亲兵对叶加以严密监视。自此，叶氏威信扫地，号令不行。
15日，日军向平壤发起总攻。驻守平壤清军各营实际上是处于诸将各自行动的状态，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度的情况下进行防守作战的，尽管如此，各军备营仍进行了坚决抵抗。日军死伤甚多，因死伤惨重，被迫撤退。这一仗，清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守卫牡丹台的清兵，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之下，节节后退，在日军三面合击之中，牡丹台终于失守。当时左宝贵正在玄武门督战，见牡丹台失守，亲自登阵督战，点燃大炮，向日军轰击，先后3次被日军流弹击中，犹裹伤再战，直至牺牲。左宝贵的牺牲是日清战争中，清朝高级将领洒血疆场、为国捐躯第一人。
得到其他几处关卡失守，以及左宝贵战死的消息，叶志超惊恐万状，决定弃城逃跑。他强令坚守阵地的马玉昆和卫汝贵迅速撤军，又在城门上悬挂白旗，派人假平安道监司的名义，致书日军，要求停战。是时，天气骤变，雷鸣电闪，暴雨如注。日军接到清军要求停战文书后，估计清军可能利用雷雨，趁黑夜弃城逃走，于是命令军队埋伏在通往义州大道两侧，进行截击。
当天晚上，清军冒倾盆大雨，沿义州向北仓皇撤退。清军不知有伏，争先夺路奔逃，溃不成军。等溃逃至日军伏击圈之时，遭到日军狙击，死伤惨重。叶志超率众，一口气跑了五百多里，不敢在朝鲜境内逗留，渡鸭绿江返国。后统计，清军在溃退时被日军伏击和人马践踏而死者近2000人，被俘500余人，丢弃大炮35门，枪支950余杆，车156辆，马250多匹，粮食4600余石。至于子弹、金银及其他军用物资更是无法统计。
清军溃退后，9月16日，日军占领了平壤。
平壤战役是日清战争爆发后的首战，也是两国陆军第一次大规模作战。战斗以清军的溃退而告终，在朝清军全部退入本国境内。在这次战役中，日军仅死伤、失踪698人。在平壤战役结束以后两天，中日两国海军在黄海海面展开海战，这是一次中、日两国海军主力决斗，是为中日甲午海战。最终，日本联合舰队击败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指挥的北洋舰队，日军大获全胜。至此，中日战争的战场移向中国辽东半岛和中国近海，朝鲜完全落入日本的魔掌。
由朝鲜甲午东学党起义引发的中日大战，陆战决于朝鲜平壤，海战决于黄海，日本在此两次战役中，均大获全胜。
中日战火蔓延到中国境内之时，朝鲜的国土仍无片刻安宁。1894年7月23日，日本兵攻入朝鲜王宫之事在全国传开，立即激起朝鲜人民的强烈反抗。已经熄灭的人民起义再次复燃，这次东学党打出了“斥倭”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将日本侵略者赶出朝鲜。
此时，日本兵把持着朝鲜王宫，拒不撤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即使朝鲜政府大臣也要凭日本公使制作的门标，才能出入王宫。日军一扫汉城的朝鲜军队，市街之上无一韩兵出现，已经消除了朝鲜国的兵权和警密权，使朝鲜完全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
等到日本在日清战争中连战连捷，把清军完全驱逐出朝鲜，眼看胜利指日可待之际，就唆使他们所一手扶植的亲日政府，把矛头转向农民军。
当时，农民军对日本强盗的侵略行径和亲日政府的卖国勾当感到无比的愤慨。他们在清日战争爆发后，便蓬蓬勃勃地在更广泛的地区展开了斗争。农民军当时活动在全罗道和忠清道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庆尚道、京器道、江原道、黄海道的一些地区，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平安道和咸镜道。官军中不少士兵也陆续参加了农民军的行列，甚至连那些一度奉清朝封建军阀之命，为讨伐农民军而被迫来到朝鲜的清军士兵，也参加了农民军，为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朝鲜亲日政府而共同战斗。到了9月份，东学党农民起义军已经在汉城附近活动。
从9月份开始，日军与朝鲜官军勾结在一起，开始对东学党农民军主力部队发起进攻。各地的农民军获悉日军和官军开始大规模进攻的消息之后，就以汉城为攻击目标，开始集结大量兵力。全罗道各地的“执纲所”和农民军的领导者，在“驱兵入京，尽灭权责，逐灭夷烃，澄清圣道，济世安民”的口号下，组织起农民军的队伍。长期受崔海月影响的忠清道农民军也都奋起抗战。
于是，农民军又以全奉准为总大将，全部集结在忠清道一带，到9月末队伍扩大为近十万人。
卖国的亲日政府，与日军狼狈为奸，企图在公州一带阻止农民军北上攻打汉城。当时，日军和官军都是用美英提供的许多大炮和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而且还受到长期的训练。与此相反，农民军尽管人数众多，声势浩大，但装备和训练却很差。而且，农民军联合总指挥部内部，混有一些象东学教教主崔海月之流的投降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领导人，这就削弱了农民军队伍内部的统—和团结。
当时，崔海月一伙因慑于多数东学教徒和农民的声势，虽然不得已地从是年9月中旬表面上参加了农民军的行列，但他们自始至终搞分裂活动，执行着一条向朝鲜政府妥协的路线。然而，全奉准等人在绝大多数东学党徒和农民的支持下，粉碎了他们的妥协路线，展开了积极的进攻战。
但是，由于农民军武器陋劣和缺乏军事训练，在日军的诱引战术和猛烈的炮击下，最后惨造失败。从当年10月末起，农民军几乎处于瓦解状态，而分散为许多小部队。这些小部队，后来在忠清道、全罗道的许多地方继续同日军展开了顽强的战斗，但也被各个击破了。其他各道准备攻打汉城的农民军，在公州战役失败后，也由于日军和官军的残酷“讨伐”，逐渐被击败。到12月底，三南一带几乎成了日军和官军的天下。
1894年12月，当农民军的势力逐渐衰弱，大局基本已定的时候，日军和官军在各地惨绝人寰地镇压农民军。当时，全罗道、忠清道等三南一带，参加暴动的农民及其家属约二十万人惨遭杀害，城市和农村变成了一片废墟。
由于叛徒的告密，全奉准和他的战友一起被捕，并被立即押送至汉城。全奉准和他的战友，直到1895年3月17日被判处死刑，不仅没有为刽子手的严刑拷打所屈服，而且义正辞严地申明自己的斗争是正义的，明确地指出侵略者和统治阶级是人民大众的敌人。
遭到灭顶之灾的东学党农民军，仍旧有一小部分进山坚持游击战争，但是由于全奉准被逮捕，到了1895年2月，甲午东学党农民起义大体上宣告结束。
东学党农民起义，使朝鲜的社会矛盾越发尖锐化。闵氏政府随后请清兵来镇压，又给日本的军事入侵提供了借口，清日两国的军队在朝鲜国土上对峙，给朝鲜酿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在面临灭顶之灾的形势下，闵氏政权也不得不认真考虑应急对策。
在朝廷内部除了相当一部分官员坚持请兵镇压外，还出现了对农民起义军持同情立场的一派，他们建议政府对农民军施以怀柔政策。这两个派别虽然论条相对立，但是他们都感到内政改革势在必行。所以，改革弊政的呼声在闵氏政府内部日益成为主旋律。
早在5月间，金弘集就说，所谓更张，就是要大刀阔斧地改革政治上的弊病。高宗本人对国家混乱亦十分痛心，痛感改革弊端的必要，要求大臣们参照外国制度进行改革。
趁着朝鲜政府出现的这股改革风潮，《全州和约》之后，朝廷之中的革新派官吏更酝酿着自上而下的自主改革，这种改革和全奉准领导的改革运动大有相互结合的趋势。但是，日本对朝鲜改革的“劝告”与强行介入，将这种潜势扼杀在襁褓之中。
日本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要求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在遭到清政府拒绝之后，日本决定单独介入。6月26日，由日使大鸟向高宗提出了改革案。
日本政府无视在农民战争的压力下，朝鲜政府内出现的自上而下进行内政改革的倾向，和农民军执纲所在全罗道地区所进行的改革，强行对朝鲜政府提出“劝告”，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日本内阁批准的关于朝鲜的改革案，除最后一条是属日本利用开发交通通讯手段获得利益之外，完全是抽象的项日罗列。在朝鲜朝廷内部，从上至下都表示坚决拒绝日本的干涉，自主变革。两班官僚中要求改革弊政的上疏亦相继发生，当时，地位稳健的开化派资深官员金弘集已被任命为外务总理，俞吉浚等新进开化派人士己被任用为中央各署衙参议，初步呈现举国一致的前景。
东学党农民起义和中日在朝鲜的军事对峙，从根本上动摇了闵氏政权的统治。随着甲午年国内改革呼声的高昂，闵氏戚族政治的代表人物闵泳骏成了众矢之的，甚至有人主张“剥夺闵泳骏的官位俸禄，没收其全部财产并流放荒岛”。7月份，闵泳骏被迫辞去宣惠堂上职务，以此为标志，闵妃势力开始衰落。金嘉镇、俞吉浚、金弘集、朴定阳、赵义渊等有开化思想和亲日倾向的官吏先后开始受到重用。
与此相呼应，汉城南大门贴出要求驱逐闵氏派人物，重用开化派、实行国政“更革”的檄文。儒生甚至直接上疏高宗，要求广开言路，创设议院。在这种背景下，7月末，金炳始出任领议政，朝廷之中的开化派酝酿着排除诸闵、推行改革的一场“政变”。
然而一场大变革的开局被日军所打破，金炳始政府还未来得及运作，就被日本入侵者颠覆。
日本突然占领了王宫，首先迫使高宗将一切政务委任于大院君，将大院君变成其推行殖民政策的工具。大院君虽然处心积虑地也想推翻闵妃政权，但他顽强地抵制日本干涉朝鲜政府的人事安排。日本人见这个被抬上来的傀儡并不顺从，便唆使朝廷内的开化大臣另外组建
了“评议会”作为临时政府，以对付大院君。
7月27日，评议会更名为军国机务处，金弘集出任领议政兼机务总裁。日本人感觉金炳始太有反抗精神，遂将其排除出决策核心。
军机处负责一切国家机务改革的决策，议决后经国王裁可负责实施，其成员包括前稳健开化派、少壮开化派和政治上的中间派。这些程度不同地有着开化思想的官员们，自农民战争爆发以来，虽随时伺机夺取政权，但因力量单薄，一直无力行动。现在靠着日本侵略势力实现了推翻闵妃政权的夙愿，所以，他们具有明显的亲日倾向。
军国机务处建立之初，因中日战争爆发不久，战争尚在朝鲜境内进行，日本军政机构无暇过多地顾及朝鲜国内的政务，为军机处较自主地推行改革提供了可能。因此，1895年内发生在朝鲜大地上的“更张”，更确切的说，是一场改革。
军国机务处在1894年7～10月的短时期内，先后制定和发布了208件重要“内政改革”法令。法令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除土地与其他财产权未涉及外，几乎包括官制、行政司法、财政金融、产业贸易、军事、教育、身份制度和风俗习惯等一切领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先看一下政治范畴的改革。朝鲜采用了开国纪元的历法，于是证明它与清代中国传统的宗属——附属国关系已经终止。宫内府与议政府分离则是最重要的体制变革。为精简合并各种处理宫廷和王室事务机构，设立了宫内府。在总理大臣以下重建了议政府，由原来的六曹再加上外务相农商共8部组成。部下设局，每个局的权责及其在行政等级中的地位都作了仔细的划分规定。稍后，这种体制又进一步精简，产生了由7部组成的内阁。分别为外部、内部、度支部、法部、学部、农商工部和军部。部下设有局、课（处）。与这项改革同步进行的还有官吏品级制度的修订。月俸一律改实物为现金。传统的科举制度也予以废除，新的官吏任用法消除了两班与平民、文班与武班的差别。
地方官制也进行了重建，将原先的8道改为23府，以便地方行政管理更好地适应地方情况。府下设郡，这样简化了以前复杂的建制。不久23府又重组为13道直，但郡作为地方行政单位仍完整地保留下来。至此为止，地方官府所行使的司法权和军事权被剥夺了，地方官府对当地民众的权限也被剧弱了，从而反映地方行政观念更加近代化。
其次，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颁布了裁判所传成法，—切司法问题都由该机构管辖。地方裁判所包括特别设在开放港口的裁判所属于初级裁判所，受理上诉案件的为高级裁判所或巡回裁判所。对警察权也进行了类似的分级改革。汉城警务厅负责京都的公共治安，而在地方，各道观察使属下的警务官负责地方治安；后者独立于郡守行政管辖之外。
对财政管理也进行了—元化的改革。按照开化党于1884年设计的改革模式，一切财务如会计、出纳、租税、国债、货币、银行和其它业务，都在新成立的度支部的权限范围内。度支部下设9个管税司，监督全国220个税收署，实施税法，处理地方岁入事务。货币制也进行了改革。新货币章程规定国家实行银本位制，镍币、铜币、青铜币、黄铜币为辅助货币；旧货币暂时仍可使用，逐渐换成新货币。伴随货币改革，规定租税不得以实物而要用现金支付。同时还对至此为止标准不一的度量衡进行了修订和统一。
社会改革也是1894年实施的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就法律而言，已完全废除社会身份制。两班与平民之间的阶级差别不复存在，致使各级官职可能不按社会出身而向一切有才能的人开放。公私奴婢法被废止，人口买卖也被禁止，驿丁、广大、白丁，以及其它受歧视的人都免除了传统的卑贱身份。这些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改革，预示着两班体制下的身份制度的瓦解。
此外，还颁命革除社会陋习的法规。废止了对嫌疑犯的严刑拷打以及对罪犯家属实行株连的缘坐法。禁止早婚，规定男为20岁，女为16岁为最低婚龄要求。准许寡妇再嫁而不论其属于哪个社会阶层。正式批准政府官员乃至那些曾任最高职位的官员，只要不再担任现职都可以从事商业活动。修改了养子续统法，庶子有权继承父业。修改了节约法令，简化了用以区别官品高低和显示两班与平民差别的着装法，鼓励穿更实用的衣服。
总的来看，上述法令规定的改革内容，在不少方面是朝鲜社会发展进步所必需的，其中许多是甲申政变开化政府的纲领和甲午农民战争《全州和约》所体现的、朝鲜人民为之流血奋斗的内容。这些改革虽符合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进步政策的体现，但是，在当时朝鲜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是不可能兑现的，其实际意义不一定都是肯定的，有的还被用来扩大日本的经济权益。例如《新式货币发行章程》第7款明文规定“在新式货币多额铸造之前”，外国（日本）货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与新货币混同使用。据此，日本货币灾破了原来只准在约开通商口岸使用的界限，流通于朝鲜全国。
日本贷币在朝鲜半岛疏通，主些服务于日本的战地需要，方便日军在朝鲜国内征用粮食和人夫。随着中日战争的扩大，军用物资与人力的征用急增，对朝鲜货币的需求量增加了，从而出现汇率对日本不利的趋势。因此，日本外务大臣陆奥指示大鸟“发行朝鲜货币代用券”。朝鲜政府发行“代用券”会给本国带来经费和财政上的损失，而改为承认日币与新币“混合使用”。结果，尽管货币改革对朝鲜十分必要，然而屈服于日本压力，作了上述规定，便利了日本的经济与军事侵略。
不过，总的说来，在大鸟任公使期间，日本对朝鲜内政改革的干涉还不能随心所欲，改革的方向也不是按照日本所期望的目标前进。不仅大院君势力的反抗还相当强大，而且具有亲日倾向的改革派亦并非唯日本之命是从。
此时，朝鲜出现了特别令日本感到不安的事情，全奉准领导的农民军再次集结，举起反日的大旗。同时，儒生再次掀起反日上疏运动。他们攻击开化为“卖国谋”，称金弘集、金嘉镇等改革官吏为“八奸”。
在政府内部，军机处的改革方案遭到了大院君的强烈反对。由于此时高宗热心于改革，大院君开始阴谋发动兵变，将高宗撵下台，而拥其孙子李峻熔为王。为实现这个计划，首先必需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军。为此，大院君任其爱孙李峻熔为壮卫营大将，掌握兵权，表面上对日本大鸟公使表示恭敬诚恳，而暗中与与驻扎在平壤的清军指挥使联系，而且与仍在同日本人交战的东学农民军进行联络，希望能够“表里相援”，将日军驱逐出朝鲜。
最终阴谋败露没有成功，但大院君的举动引起了日本人的严重关注。日本担心在汉城的代表大鸟圭介控制不了局势，于是将他召回，另派声望卓著的高级政治家井上馨出任驻韩特命全权公使。
10月25日，井上馨到达汉城，27日在遏见高宗时，指责朝鲜军国机务处推行内政改革不力。井上甚至认为由开化派官吏占主导地位的军机处是导致国政紊乱的根本。自此以后，军机处已难以正常活动，朝鲜自主改革的过程宣告结束。
井上馨赴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排除拒不与日本人合作的大院君。他利用日本军队占据平壤城时搞到的大院君与清军秘密联络的文件，大做文章，迫使大院君退出了政治舞台。这次，大院君从被日本人启用，到结束执政，前后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除掉大院君这块绊脚石之后，井上馨说服高宗，将亡命日本后来蜕变为其工具的朴泳孝安插到朝鲜内阁，任命为内务大巨，并通过所谓官制改革法令，撤销军国机务处，使中枢院取代前者的职能。这样，日本人实际上扶植了一个以金洪集和朴泳孝为首的联合政府。
井上馨在排除大院君的同时，向高宗和大臣们提出了所谓《内政改革纲领20条》，其核心内容与以前所颁布的改革方案没有多大区别，所不向的是：
1．撤除军机处，取消赋予大院君的权限，实行国王亲裁，达到“政权源流归一”；
2．议政府与各部衙门招聘外国顾问。
《内政改革纲领20条》的要害是剥夺朝鲜的自主权，企图以所谓国王“亲政”、“政权归—”控制国王，并以派驻日本顾问达到控制朝鲜统治权的目的。因此，可以说，井上馨的《内政改革纲领20条》是全面破坏甲午改革的宣言书。
金弘集与朴泳孝为首的联合政府对日本政府完全屈服，于是内阁根据井上的《20条》，起草了《洪范14条》。1895年1月初，高宗带领王子、大院君和百官大臣参拜宗庙，宣布了包括《洪范14条》在内的誓文。至此，甲午改革完全失败。
甲午更张不失为朝鲜近代历史上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件。
作为中日战争战场的朝鲜半岛，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十分险恶，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军国机务处竟能以每天发布2至3项法令的速度进行改革，真是超乎自然，不可思议。所以，这些法案、条文不论多么重要，都很难说是严肃的。事实上，这些法案基本上都未执行，是纸上谈兵。而且，当时李朝政府实际控制的领土也有限，所以，由政府所进行的改革波及的范围很小。
但是，其所颁布的208件重要法案、文件，多是出于少壮开化派之手，反映了近代朝鲜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与向往新生活的愿望和热情，其中所体现的某些原则，是朝鲜人民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