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11月，闵妃一派以“国王亲政”为借口，把大院君赶下台，让闵氏家族和支持他们的两班权贵独揽了中央和地方的一切要职，朝鲜李朝又开始了外戚闵氏的势道政治。闵氏一派力图使人们相信他们所推行的政策与大院君的政策迥然不同，因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对锁国政策作了变更，同日本恢复了所谓的“邦交”。朝鲜采取这种较为开放的对日外交的同时，日本国内“征韩”声浪越呼越高，以至“征韩党”经常作乱，明治政府遂决定施展“攘外以安内”的策略，先对中国台湾发动侵略战争，之后提前“征韩”。
1874年5月，日本外务省出仕森山茂亲赴釜山刺探朝鲜“国情”；是年9月，闵妃为亲生子顺利通过清政府世子册封，致书森山茂示好；1875年4月，森山茂向国内发出信报，建议乘朝鲜炸弹事件招致内讧，大院君还未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派遣军舰“声援”他在使馆的外交讹诈，以武力打开朝鲜大门。
根据森山茂提供的报告，日本政府决定向朝鲜近海派遣日本军舰。5月下旬，日舰“云扬”、“春日”和“第二丁卯”号，以及“孟春”、“高雄”号等舰只先后侵入朝鲜海域，以所谓舰队“航海演习”为名，在朝鲜东南沿海一带非法进行武装侦察，同时，还在釜山港口肆无忌惮地组织舰队战斗演习，进行种种挑衅，以求一逞。
7月16日，森山茂再次致书外务卿，顿促政府放弃和颜悦色，尽快制造事端，求得口实，兴风作浪之后，强迫朝鲜与其签订协议。其侵略者的嘴脸昭然若揭。
日舰的种种武装示威，目的在于威胁和恫吓朝鲜人民，并为发动武装进攻制造借口。但是，日本人这种非法的挑衅行为，不仅没有吓倒朝鲜人民，反而更加激起了朝鲜人民的愤慨。八道国民纷纷要求闵氏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行动采取坚决的防御措施。
腐败无能的闵氏政府探感事态的严重，举行了现任与前任大臣联席会议，讨论对策。但是，会议拿不出有效措施，只能以“说服”和“谈判”方式应付局面，最终对日本只是停留在“严重抗议”上，并未采取积极的抗战措施，也很少关心国防。朝鲜政治的软弱、退让，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森山茂拒绝响应朝鲜的和解呼吁，拒不会见朝鲜政府派出的役官，一场预谋武装入侵已不可避免。
1875年9月，日舰“云扬”号再次奉命驶入朝鲜水域，在朝鲜西南沿海一带为所欲为地进行测量和武装示威。“云扬”号舰长井上馨海军少佐所得到的命令是：在完成对马海湾测量后，研究由朝鲜东南海岸至清国牛庄（营口）近处的航路。当然，这是表面文章，而实际使命是向朝鲜进行武装挑衅，以制造侵朝借口，毒化日本国内舆论。
“云扬”号在进入朝鲜东南海岸水域后，并未驶向牛庄方向，未通知朝方，它突然出没在朝鲜的月尾岛，并于20日在永宗岛附近抛锚。为了进行火力侦察，舰长井上馨率20名水兵，以寻找淡水为名，乘舢舨向江华岛草芝镇炮台逼进。这一地带是京江的入口、国都的门户，任何外国船只不经允许不得接近炮台。守卫在该地的朝鲜军队，虽然数量甚少，又末得到政府命令，但已忍无可忍，理所当然地发炮警告。升上良馨见炮台呜炮，立刻向母舰“云扬”号发射信号弹。“云扬”号随即升起一面面日章旗和信号旗，并待舢舨撤回后，向草芝镇炮台发动猛列的炮击。“云扬”号之所以匆忙升旗，是为了制造所谓污辱日本国旗的借口。这一事件，正如日本人自己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成了日本侵略者求之不得的口实。
21日，“云杨”号向不设防的顶山岛和防御薄弱的永宗岛发动进攻。在守卫者给予入侵者以惩罚后，因有奸细策应，永宗镇于22日失守。日军陆战队入城后大肆烧杀掠夺，胡作非为，以致民家、公廨十室九空，永宗镇瞬间失城。22日晚，井上馨以掠来之猪鸡牛羊设宴祝贺大捷，然后，“云扬”号满载岛上贵重财富、山珍海味以及大小炮38门和城内所有兵器军需品，于28日返回长崎向东京政府发电“报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云扬”号事件。
“云扬”号事件是日本明治政府蓄谋策划的重要事件，因此“云扬”号舰长的电报一到东京，日本军国主义者欣喜若狂，认为“惩罚”朝鲜的机会已经到来，狂呼发泄八年来“隐忍”的绝好口实由天而降。但是，由于事件来之急促，日本御前会议除决定向朝鲜派道军舰“保护侨民”外，对韩交涉的基本方针并未形成定案，日本最高决策者尚需进一步做出抉择。
日本参议木户孝允在日本统治圈内被共认为是朝鲜问题权威，明治天皇于亲派宫内少辅专程赴木户邸舍征询意见，木户上书天皇诡称，“朝鲜暴击我舰，分明与我为敌。”他建议首先要设法使清政府放弃和朝鲜的“交际相亲、患难相关”的“藩属”关系；然后，以武力、问罪态势派遣大使，与朝鲜政府谈判。
在对外关系方面既无知又无能的闵妃政权，在“云扬”号事件后都未能拿出相应的对策，1875年年末，住在倭馆的58名日本人，骑马持枪舞刀剑在豆毛浦、开云浦等处行恶，杀伤朝鲜军民12人。这一流血惨案与日本政府遣使活动遥相呼应，是对朝鲜的公然挑衅。
1876年1月，日本政府一面把陆军主力集结在下关一带，做好出征朝鲜的准备，一面委派军阀黑田清隆为“全权代表”，命他率领使团一行30人率混成旅团助800余名，乘军舰5艘由品川出发，其先遣舰只已在釜山近海抛锚。事先派出新任驻华公使森有礼赴北京，试探大清国的态度，并设法避免中国的干涉。
森有礼于1876年1月抵北京，随即到总理衙门会见恭亲王奕欣等人。森有礼狡猾地说明了日本现在派大臣到朝鲜诘问炮击日舰事件，目的是“为两国得保亲好于永远”，但朝鲜若拒绝日本要求，将有“不测之祸”。森有礼完全不涉及中朝的宗藩关系，而只谈日本和中国是邻邦，为了表示推诚无隐，才把这件事通知中国。总署大臣完全不了解日本此时已决定以武力胁迫朝鲜，攫取不平等条约的阴谋，还向日本宫使作了一番劝告，希望日本遵守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约，不要侵犯朝鲜。森有礼则坚决表示，中日修好条约不能适用于朝鲜事务
。因此，引起了双方对藩属问题的大辩论。
藩属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自清太宗皇太极祟德二年（1637）朝王李徖归附起至清世祖福临顺治元年（1644）十月朝王李徖派遣其子奉表进香，贡方物，朝鲜完成了由明属国到清属国的归附过程。象前朝一样，清王朝与属国的关系继续保持着册封、纳贡等礼制上的联系。皇太极在朝王归附时下敕令规定，朝鲜对清朝的礼贡遵循以前有清一代的历朝旧例，构成了宗主国与属国关系的基本格局。显然，封建时代中国与属国的宗藩关系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与殖民他的关系完全不同。宗主国完全按儒学的礼制作为规范，对藩属国进行管理，并不直接干预和控制属国的内政外交，也不直接介入属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
但是森有礼为避免中国的干预，坚决否认中朝的宗藩关系，他照会总署说：“朝解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因此凡事起于朝解日本间者，于清国与日本国条约（指修好条规）上无所关系。”总署大臣当即复照声辩：“朝鲜实中国所属之邦之一，无人不知。……合照修好条规所属邦土不相侵越之意，彼此同守。”森有礼看到这样辩论下去是永无休止的，于是改变了辩论方式，单刀直入地向总署提出中国对朝解交涉事务是否负责的问题。
森有礼的这个照会可触到了问题的核心。因为根据西方国际法学中对殖民地宗藩观念的规定，朝鲜若为中国属国，中国就要承担朝鲜炮击日舰事件的责任。森有礼看透了清朝官场畏葸怕事的心理，直接提出中国是否“自任其责”问题，这一着确实把清朝总署大臣们难住了。他们在给日使的复照中，除了重复声明朝鲜为中国属邦，并非空名而外，对是否“自任其责”的问题，合糊其辞的回避。森有礼见清政府态度软弱，于是紧逼一步，追问清朝认朝鲜为属国，究竟有何实质内容。
和日使辩论到这种地步，东方式的传统宗藩关系碰到了新的难题，清国总署知道已不能用空泛的名义来做说词了。经过缜密研究，再复照日使，具体的申述律中朝宗藩关系的实质内容。但是，森有礼以西方国际法的宗藩观念为护符，一口咬定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是徒有空名，根本不理会大清国官方对的解释。
在这场论争中，体现了中日两国对朝鲜政策的根本冲突。日本的政策是积极的，侵略的，其第一个步骤是否认中朝宗藩关系，阻止中国干预日朝谈判；而中国的政策是消极的，保守的，但绝不放弃“宗藩关系”，以维持对朝鲜的统治。
森有礼在北京与大清国总署交涉了一段时间，已知道了中国除了作表面的劝告外，不会采取积极干涉的行动。摸清楚了中国的底牌，森有礼遂片面宣称朝鲜非中国属邦，中国不得以此为借口，干涉日本与朝鲜的交涉。同时，他又拜访了在北京外国使团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英国驻华公使威德，获得了威德对日本行动的谅解和支持。日本外务省也把日本与朝鲜交涉订约的事通知英、美等国驻日公使。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各国都赞成日本行动，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能够借助日本之力打开朝鲜大门，列强已经期盼律很久。
日本的这些外交活动，有力的支持了对朝鲜进行的交涉。黑田清隆一行于2月抵达江华府，无视朝鲜政府的抗议，非法侵入江华岛一带，进行武力威胁，并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倭馆代理馆长奉命通知朝鲜：“日本国全权大臣将前往江华岛与贵国秉权大巨会议。如若大臣不出迎，将直近京城”。蛮横地要求朝方立即派出全权代表，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缔结条约的谈判。日本武力示威使闵氏政府惊恐不已。
闵氏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行动，起初只作消极反抗，随后分成主战与主和两派，争论不休。这时清政府又劝告说：与日本作战对朝鲜不利。结果，闵氏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不顾人民要求抗倭的强烈呼声，终于采取了对日妥协的态度，派御营大将和礼曹判书尹滋承为全权代表，去江峪府同日本人开始谈判。
朝日会谈在江华府内练武堂开始举行。实质性谈判一开始，黑田清隆便采取蛮横的强压态度。当朝鲜代表对日本所拟“修好”通商条约草案表示反对时，黑田当场威胁说：如果不按日方要求，两国立即断交。2月30日，黑田为胁迫朝鲜迅速承认和签署日方所拟条款，再次威胁说：朝鲜若不答应，在江华海峡待机的日军将在汉江下游的仁川、富平登陆并加以占领。
朝鲜国内各阶层对这次会谈也施加了影响。隐退的大院君致书政府要员，竭力反对向日本妥协；受流刑而后又被赦免的巨儒崔益铉亦大声疾呼反对签约。被日本武力要挟激怒的爱国军民无比愤慨，强烈要求政府立即拒绝日本的要求，并将其击退。许多地方的人民代表和儒生，几乎每日都进京向国王上疏，要求击退矮贼。一部分士兵和人民群众，还想自发地组织起义兵队和敢死队，抗击日本信略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强大的“击退倭贼”的集结和斗争。
在内外压力不断加强的形势下，在连日举行的御前重臣会议和原任大臣会议上，各派政治力量出现严重分歧，多日得不出正确结论。朝廷大臣金炳学、洪淳穆等持斥和论，仪朴珪寿与吴庆锡等认为开国是大势所趋，持稳和论；李最应与诸闵要员闵奎镐等实权派人物从派阀的立场出发，虽趋同开国论，但也是在屈服于日本压力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作为权宜之计而主张与日本签订商约。
显然，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对朝鲜最后的抉择起了重大影响。清朝的统治阶级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很害怕和外国发生纠纷。当时，清政府正面临着沙俄对中国西北边疆的觊觎，中俄双方为伊犁问题进行着紧张的外交谈判，对于朝鲜问题不愿多予过问。左右清廷外交的李鸿章此时也希望朝鲜保持“和局”、作“息事宁人”之计，对朝日交往采取悉听自主的态度。李鸿章“息事宁人”的态度正是清朝统治阶级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态度，于是清廷同意了李鸿章的建议，遂由礼部向朝鲜表态，而听其自行处理。
从宗藩关系的体制上说，清王朝主张“云扬”号事件可由朝日自了，自有其根据，不能说错。但清政府知日本有觊觎朝鲜之心，却“息事宁人的理由劝说朝鲜与日本订约，这不但自动放弃了宗主国有权保护属国免受他国侵害的道义责任，而且也反映出，处于边疆危机时期的清王朝，不借以牺牲属国利益换取海疆安定的自利主义意向。
朝鲜见中国做息事宁人状，显然不会在谈判中给朝鲜以积极的支援，慑于日本采取军事冒险，诸闵的开国论便占了上风，朝鲜代表终于原封不动地承认了日方提出的条约草案。1876年2月26日，朝鲜与日本在江华岛练武堂正式签署了《朝日修好条约》，即《江华岛条约》。
《江华岛条约》全文12条，其中主要有：
1、规定“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宜先将从前交情阻塞之患、诸例规一切革陈，务开扩宽裕弘通之法”（第一款）。
2、陈“釜山草粱项有日本公馆……凭准新立条款，措办贸易事务”外，朝鲜国政府须在20个月内，在本条约规定的沿海五道，“再开两口，准听日本国人民往来通商，就该地赁借地基，造营家屋，或侨离所在人民屋宅，各随其使”（第四、五款）。
3、“朝鲜沿海岛屿岩礁……准听日本国航海者随时测量……编制图志”（第七款）。
4、日得在朝鲜指定的港口派驻领事，日本人在朝鲜犯罪，“皆归日本官审”（第八、十款）。
《江华岛条约》是个极其不平等的条约，在国际条约中是少有的。在这些诸多条款中，第一条最重要；该条款的要害是，在自主、平等的幌子下，否定中国与朝鲜间的传统关系，确立日本在政治上对朝鲜的独占权。此外，《条约》规定朝鲜单方面向日本开放通商口岸，准许日本在约开口岸建立带有租界性质的居留地，而日本方面不承担任何义务；日本人可以任意在朝鲜沿海测量的规定，赋予了日本自由进入朝鲜海港、要塞的特权，朝鲜从此完全丧失了领海权，使整个朝鲜半岛置于日本海军的威胁之下；日本单方面在朝鲜指定口岸有权派驻领事和享有领事裁判权，是日本在朝鲜拥有治外法权的特权，这是朝鲜丧失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因此，以《江华岛条约》为起点，朝鲜开始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并最终被其兼并。
对于《江华条约》最值得注意的第一条，当时清朝统治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个中含意，当英使威德将条款送知中国政府，而日本也将《江华岛条约》抄送大清总署时，总署未向日本抗议，礼部亦未能诘问朝鲜。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只要朝鲜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重要的。并且这时候，朝鲜依旧向清廷礼部呈报朝日本交涉开港的事宜，不曾因《江华岛条约》而有所改变。但是，按照西方国际法的解释，两国间的宗藩关系属于内政问题，国际的承认与否并不直接影响其宗藩关系；如果与第三国引起外交交涉，第三国的承认便属必要。日本已承认朝鲜自主，那么将来日朝间发生纠纷，日本利用该国际法的解释，便有反对中国干涉的“权利”。在日本外交家处心积虑的计划下，以后的朝日交涉都是直接谈判的，中国果然无法国参与其中。
日本侵略朝鲜的急进行动，必然迫使中国采取新的对朝政策。但是，腐败愚昧的清政府既不能及时的考虑这个问题，改弦易辙，后来竟采取了更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错误政策。
清政府对朝鲜的基本政策，一向是维持传统的宗藩关系，既不愿意朝鲜独立，也没有余力来设法加强“宗主权”。换句话说，就是一切保持原状。但时势迫使中国必须改变传统的对朝政策。
对朝的政策问题，直接联系到对日外交。在中日交涉之中实际主持事物的李鸿章，自从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约》之后，对日本一直采取一种联络羁縻的政策，希望借“中日修好”条规之力，约束日本的行动，并抱着“联东方形势”的幻想。这显然是对日本的侵略政策毫无所知导致的。其实，在签订修好条规时，日本就要求“相同西例”，也就是要分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攫取的权益。其后，日本于1872年派使至中国要求修改条约，尤其着重取消《修好条约》第二条有关两国友谊相助的规定。这些迹象表明日本来者不善，而洋务派官僚还被蒙在鼓里，继续做着“联东方形势”的白日梦。直到后来中日间发生种种不愉快事件，日本侵略的野心暴露，李鸿章才开始转变态度，逐渐地从联日变为防日。
1876年7月，日本再次派遣舰队抵达朝鲜，为迫使朝鲜政府立即开放釜山港和保证日本人在朝鲜扩大贸易，强行逼迫朝鲜政府签订条约。大清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授意其幕友，起草了一份致朝鲜执政李裕元的书信，信中说：“西洋英美诸国专务通商，地球以内几无不到，兹日本既导先路，诸国或思步其后尘。”希望李裕元注意“操纵机括”。
于是朝日缔结了所谓《朝日修好条规附录》和《朝日贸易规则》。由于朝鲜代表昧于国
际法，他们所关心的仅是诸如日本公使久驻汉城、日使进京路线与开放口岸、日本侨民活动范围等政治问题，而对通商贸易问题很少注意，甚至对关税、金融货币等重要经济条款，从未认真进行过讨论。
根据这两个条约的规定，日本商人在朝鲜通商口岸除交纳为数不多的船税外，一切商品可以免纳关税（输出输入税），日币可以在通商口岸自由流通，朝币可以由日本人随意带回日本。这就意味着，从此，日本商人可以把资本主义商品无限制地输入到朝鲜，可以用日币随意掠夺朝鲜的财富。另外，日本人还把低值的朝鲜货币大量带回国内，用作日本货币的原料，从而使朝鲜经济陷入混乱和破产的境地。
关税自主是近代国家独立的重要保证，在近代历史上，国家间缔结通商协定不规定关税者是朝鲜仅有的事例。无关税贸易不久就成为朝日两围争执的焦点之一。朝鲜政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并采取补救措施。1878年8月，朝鲜政府决定在釜山以北的豆毛镇设关，对进入内地的日本商品征税，并拟定《定税册子》。
这引起与日本的正面冲突。同年11月和次年3月，日本政府派代理公使花房义质两度率军舰抵釜山示威，强行要求中止征锐和赔偿“损失”。日本驻釜山管理官与日舰“凤翔”号舰长凶相毕露，公然持剑刺伤朝鲜东莱府使尹致和与办察官昔运。
日本代理公使花房义质带领军舰，继续对朝鲜海岸进行详细测量和侦察，自行选定通商口岸。朝鲜政府曾暂定咸镜道的北青和全罗道的珍岛为通商口岸，但遭到日本拒绝。日本人选定的是，永兴湾的元山和作为首都门户的济物浦（仁川）。这两个港口不单在经济上，而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十分有利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因此，他们硬要朝鲜政府开放这两个港口。
对此，朝鲜人民坚决表示反对，并进行了斗争。这—时期，接连不断地发生了群众向日本驻朝公使和公使馆投掷石头的事件。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封建政府一度也想拒绝日本的要求，但结果还是屈服了。1879年5月闵氏政府首先开放了东海岸的元山港，1880年，仁川亦被开放。
这样，以江华条约为转折点，在日本资本主义的逼迫下，闭关自守的朝鲜终于开放了门户，封建统治阶级想把封建朝鲜与世隔绝的迷梦，也化为泡影了。从此，朝鲜使由封建社会一步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客观地讲，闵氏政府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既是主观上向外部寻求支持，在内部抑制政敌的需要，又是客观上屈服于日本侵略势力和宗主国清王朝外交压力的结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种做法在策略上并无不可，在历史上也多先例。但当时的朝鲜李朝，无论在军力、经济力还是在统治集团的对外认识上，都不具备主体开放的条件。结果，闵妃一派无异于开门揖盗，使日本获得了包括开埠通商、建立居留地（租界）、领事裁判、商品免税、测绘朝鲜沿海等一系列特权，并为尔后日本侵略势力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方便。
如果说大院君的锁国政策是消极愚昧的保守主义，那么闵氏政权的非主体性的开国政策则是屈服于侵略者压力的妥协主义。保守主义造成国民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强化了妄自尊大的文化心态，妥协主义则拱手送出了国家主权和挫伤了民族尊严，两者都不利于朝鲜社会的正常进步与发展。
随着《江华岛条约》的签订，朝鲜半岛日益成为西方与东亚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场所。在西方列强中，美国成了最早进入朝鲜半岛，迫使这个东方古老王国向西方世界敞开大门的国家。
19世纪70一80年代，美国的远东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坚定地退出与欧洲列强的联合，转向和日本合作和支持日本。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美国当政者认为日本握有开启东方的钥匙。《江华岛条约》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对朝鲜的欲望和野心，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对《江华岛条约》的缔结表示祝贺，之后立刻作出反应，希望以日本为媒介，接近朝鲜。而日本则以其在朝鲜取得的特权为筹码，要求美国修改它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
1878年美国政府任命海军提督R．w薛斐尔到远东执行“特别商务使命”，同年12月，薛斐尔率舰离开美国。薛斐尔当时是有海军准将军衔的美国著名将领，和狂热的对外扩张主义者，幻想着成为“隐土王国”朝鲜的叩关者，而被载入史册。他认为海军实际上是商业的开拓者，美国商人需要经常得在旗舰和枪抱的保护下，对付“野蛮种族”。正是由于他强烈地鼓吹，利用海军推进美国同世界上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国和朝鲜的贸易，才被选中执行这一特殊使命。同时，因为朝鲜的战略位置，谁侵入她的领土，谁就对中华帝国拥有一个开放的门户，也是对列强们巨大的诱惑。
薛斐尔抵达日本长崎后，由于当时日本代理公使花房义质，正与朝鲜政府谈判元山、仁川开港问题，日本政府以直接出面斡旋，对正进行的谈判多有障碍为理，拒绝充任美国进入朝鲜的向导，但是答应让日本驻釜山领事为薛斐尔周旋。当薛斐尔到达釜山后，釜山府使拒绝接受美国书函，薛斐尔无奈重返日本。通过其他渠道仍无所得之后，薛斐尔开始怀疑是否过高地估计了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并对日本的真诚发生了怀疑。
薛斐尔随即走访了中国驻长崎领事馆，要求清政府协助。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打破日美勾结共谋朝鲜的态势，牵制日本在朝鲜的扩张，遂致函邀薛斐尔访问天津。
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曾经一直梦想着“联东方形势”。但是1874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事件，1876年《江华岛条约》事件，1879年日本将中国藩属琉球改为冲绳县事件，使李鸿章看到了日本的野心，认为来自东方的侵略远较西方的侵略更为可怖。因为西方国家这时的兴趣与野心，并不象日本那样集中于领土的侵略。此时，清王朝的对朝方略，在自利主义支配下，由“息事宁人”演变为“以夷制夷”，即劝说朝鲜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以欧美列强牵制日本，达到既不使日本独吞，又把朝鲜问题国际化，使朝鲜作为保护清王朝的战略缓冲区。自1879年起，李鸿章就不断密函朝鲜统治层中的有势力人物，劝说他们接受“以夷制夷”之策。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鸿与薛斐尔在天津会见。最后，李鸿章答应派信使带一封相当起作用的信，帮薛斐尔进入朝鲜。但是由于当时美国政府仍坚持通过日本与朝鲜定约，薛斐尔不得不返回美国，准备说服政府改换渠道。
就在薛斐尔离开远东返回美国前后，李朝政府的外交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到了1880年10月初的时候，已经决定与美国订约。
迫使朝鲜转变对西方国家政策的基本动力，是日本对朝鲜压力的加强，大清国李鸿章的劝说，以及朝鲜逐渐沦为日本独占势力范围，所引起的对朝鲜社会生活的巨大震动。
从江华条约缔结到l882年，朝鲜的对外贸易一直把持在日本手中，由日本商人输入到朝鲜的商品急剧增加。他们利用无关税贸易、日本国货币在朝鲜开放港内自由流通等特权，迅速地控制了朝鲜的金融，1878年，日本第一银行在釜山设立了分行，在元山、仁川、汉城、木浦、南浦和群山设立了支行与办事处；1881年，日本第十八银行在釜山和元山设立了支行。
通商口岸开放前，在1875年度的朝日贸易额中，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73450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45271元，进出口总额为118721元。在通商口岸开放后，1881年度的朝日贸易领急剧增长，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806000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1148000元，进出口总额为1954000元。这就是说，贸易总额约增长了约26倍，尤其是朝鲜进口商品总额增长了约26倍。虽然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还主要处于转卖欧美商品的阶段，但是，无论是欧美商品或是日本商品，这种资本主义商品一经流入朝鲜，都起到了破坏朝鲜封建经济的重炮作用，从而使一直依附于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朝鲜人民的生活日趋贫困。
同时，日本还很快地垄断了朝鲜的对外出口。日本以不等价的交换方式，从朝鲜大量进口农产品和矿产品，明显地带有资源掠夺的性质。
综上所述，至80年代初期，朝鲜不仅成为日本和西方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而业成为日本的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产地。
同时，朝鲜开国及其经济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客观上刺激了朝鲜民族工商的发展。开港后，朝鲜的商业发展迅速，商业资本的积累增加很快。于是，朝鲜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巨商，朝鲜社会中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不断扩大，传统的封建社会近一步解体。
朝鲜经济与国际市场相联系，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信息量，促进了沉睡的人们逐渐觉醒，朝鲜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朝鲜政府开始争取修改不平等朝日条约的免税贸易条款，以维护朝鲜的关税自主权。
同时，日本政治上对朝鲜的影响在步步加强。例如日本通过开展邀请朝鲜绅士访问团和招待修信使外交，在朝鲜社会上层培植亲日势力，派遣日本军人训练朝鲜新式军队——别技军，以控制朝鲜的军队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在于增加朝鲜政府各权力机构的亲日倾向。但实际上，日本以奴役朝鲜为目的的政治外交与经济扩张，只能促进朝鲜社会的民族精神，助长朝野中有识之土努力寻找排除日本威胁、争取民族独立的途径。
作为高宗十七年日本开展朝鲜修信使招待外交对象之一的金弘集，则扮演了引导朝鲜国王走向了“以夷制夷”的外交道路，给朝鲜政治外交史以很大影响。
1880年，为解决日韩间仁川开港、禁输米谷与改正海关税则等悬而未决的问题，礼曹参议金弘集率领朝鲜使团离开汉城，抵达东京对日交涉。交涉失败之后，曾多次访问中国驻日公使馆，与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璋、公使参赞官黄遵宪就国际大势、朝鲜的外交政策诸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之后，何如璋命黄遭宪撰写了《朝鲜策略》一书送给金弘集。《朝鲜策略》是清政府内李鸿章、丁日昌与张之洞见解的综合，主旨为，利用欧美诸国对朝鲜的利益均沾政策，抵制俄日两国的侵朝企图。清朝出于一己之私，在《朝助策略》中提出了“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的路线主张。
但时金弘集对黄遵宪的见解产生了强烈共鸣，认为朝鲜的锁国制度既然已被打破，就不能回避与欧美列强开始国交；而且列强的利害也未必—致，痛感朝鲜为本国的和平和利益计，必须确立适当的外交政策。
金弘集回国之后，立即将《朝鲜策略》和自己撰写的《修信使记录》上呈高宗，建议联合列强对抗俄国。高宗为此事召见了重臣，以领议政李最应、左议政金炳国为首的内阁重臣
们全无异议，一致认为依目前国际情势判断，朝鲜孤立已不可能，决定以通交、柔远的方针对付列强。
朝鲜政府派密使东渡日本，请清驻日公使何如璋出面斡旋，与美国通交。何如璋遂访问了美国公使平安，并向美国公使“出示了将由朝鲜提交美国的条约草案”。但是，由于平安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授权，末接受何如障的提议。到了1880年末和1881年初，朝鲜国内爆发了大规模反对仁川开港和指责《朝鲜策略》的儒生与保守派官吏的上疏运动；他们弹劫金弘集，攻击“主和护邪”重臣，直至国王高宗。在这种情况下，1881年初，朝鲜政府以派员来华学习武备为名，携领议政李最应书函向李鸿章转达欲与欧美立约之意。
朝鲜政府碍于国内局势，一直欲藉中国之力，请中国代为主持朝美签约事宜。从1881年3月至《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字前夕，李鸿章坚持要朝鲜派全权代表直接与美使谈判，但是，高宗和执政大臣顾忌国内政局变故，始终不肯派出全权代表，李鸿章遂代为拟订朝美约稿十款，作为与薛斐尔会谈的基础。
会谈在天津举行，由于戴着“援助者”、“保护者”假面具的美国代表，顽固策划要把最大限度能满足自己侵略目的可能性，规定在条约之内，会谈旷日持久。
在谈判过程中，争论最多、立场对立最尖锐的问题是有关清廷与朝鲜李氏政府的关系的条款。清廷担心以传统的封建宗藩关系为表现形式的中朝紧密联系被打破，会损及两目的根本利益，想把当时仍在维系着的中朝关系现状的明文列入朝美条约第一条。因此中朝方提案第一条有“中国属邦、政治仍得自主”的字样。这种作法的目的是，想通过这种“不粘不脱”的传统关系，建立一种反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联盟。因此，这种关系既不完全与传统的、封建的宗藩关系相似，更与西方列强强加于殖民地保护国的宗届关系的强性质不同。当时，美国驻华代理公使已敏锐地发现这后一种差异的性质。因此，薛斐尔故意不在条约中加入此类文字。
薛斐尔在谈判中态度蛮横，坚持要把一系列不平等条款加于朝鲜，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威胁。在一封信中他写道：对中国和李鸿章来说，唯一受到重视的呼吁和辩论就是武力，因此我们的政策应该专以美国利益为准绳，并以他们所懂得的论证——武力、压力，而不是劝解，来予以推行。在薛斐尔的压力下，李鸿章终于放弃了第一条的争论部分，条件是“于立约后设法声明”朝鲜政府与清廷的传统关系。薛斐尔未加反对，但也不正面回答。
整个谈判过程中，李鸿章与其助手始终与朝鲜使者金允植保持着紧密的接触和协商，在中美代表会谈期间，中朝双方先后进行过六次会谈。同时，李鸿章继续要求朝鲜政府，另派大员与薛使商办，但朝鲜专使行动迟缓，当他们尚在去天津途中时，天津预备会谈已经结束。
高宗19年（1882年）5月20日，朝鲜全权大臣申宪与美国全权代表薛斐尔在清朝官员马建忠、丁汝昌的参加下，正式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最后签署的文本，除增补禁止仁川港出口米谷一条外，其余基本上维持了天津协议的条约稿本。
《条约》全文14款，其中第一款规定：“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色，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这一条是朝鲜方面最感兴趣与美国政府最爱炫耀的部分，而实际上，是美国推行扩张政策的掩饰。美国不仅在朝鲜处于危难时不履行条约义务，给予援队，而且把朝鲜作为日本侵略主义者的牺牲物，反给日本以积极的援助。
此外，条约还规定：“嗣后，大朝鲜国君主有何惠政、恩典、利益及施他国或其商民，无论关涉海面、行船、通商、贸易、交往等事，为该国并其南氏从来未霑，抑为此条约所无者，亦准美官民一体均霑”；美国人享有在朝鲜居住和领事裁判权；朝鲜要为美国来往船舶提供停泊、救护、饮食和保护美国公民的义务；美国在朝鲜享有“最惠国待遇”，进口货物“有关民生日用品者，照估价值百抽税不得过十”之低率关税。
关于朝鲜和中国的关系问题，最终定为：“乃议由朝鲜国王另备照会，于未经立约之前，先行声明”。《条约》第一款的内容是援引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有关条款，目的在于弥补上述办法的不足。李鸿章一伙洋务派官员以为经过这一番设计，即可确保清政府与朝鲜的传统关系，又可牵制日本在朝鲜的行动。而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于朝鲜国土的照会，根本不予重视，形同废纸。
大清国李鸿章与朝鲜官员的悲剧在于不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性质，不了解美日勾结正在形成。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公使扬约翰所供认的，“我们在朝鲜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最终服务于日本，并为了她的利益帮助那个宛如画中的迷人的国家”。
《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是朝鲜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为西方列强奴役朝鲜奠定了基础。而清朝的决策既有违于宗主国不直接干预属国内政外交的传统，又违背了朝鲜人民自“辛末洋扰”以来对美国侵略者憎恶的正义感情。其结果，不但进一步破坏了中朝之间的传统关系，极大地损害了宗主国的形象，加速了闵氏政权开放的步伐；提出的“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朝鲜策略，也激化了朝鲜内部开放与反开化势力的矛盾，而且使朝鲜问题日益复杂化，导致了日美及西方列强借口朝鲜为“独立国”，肆无忌惮地向
朝鲜渗透其侵略势力，把朝鲜深深地卷入列强在远东争夺的旋涡。
继《美朝修好通商条约》成立后，西方其他列强纷纷效尤，英、德、俄、法、奥匈、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先后与朝鲜签订了类似的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