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深浅-刀子和刀子

我们家住在东郊工业区的跃进坊。你以为坊就是作坊的坊吧,酱油作坊,豆芽作坊,或者是鞭炮作坊,哦,不是的不是的,这个坊不是那个坊。我们的坊是大跃进传下来的古老称呼了,一坊就是一处宿舍区。听说我们东郊共有三十六坊,或者是一百零八坊,谁弄得清楚呢。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干巴巴的红砖楼就像废弃的火车厢,乱七八糟地撂在荒地里。这儿是真的安静啊,安静得连红砖墙都长出了成片的蘑菇和青苔。从前,我妈妈说,从前这儿是热气腾腾的地方,成千上万穿蓝装的工人川流不息,厂房连着厂房,就像田坝连着田坝。我到今天也不晓得,为什么工厂的名字都跟密码一样如同天书,123信箱,456信箱,789信箱,隔着嵌花的栅栏,厂区的林荫大道长长地延伸,延伸到一个烟灰色的终点,多么气派和神秘。当然,那是从前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你到了东郊,还以为是到了月球呢,要多么荒凉就多么荒凉。先是烟囱不冒烟了,后来厂门上都吊了一把大铁锁。航车停了,电灯不亮了,机床生了锈,很多人下了岗,人气就散了。就算不是月球吧,东郊也荒凉得像蝗虫篦过的镇子,瓦檐口被雨水和风咬出了蜂窝,楼群见出了出土文物一样的破旧,就差没有人在上边钉个铜牌,标明这曾是哪位名人可怜的故居。名人和屋子都同样的可怜了,不过,屋前屋后还有银杏、梧桐、黄桷、皂荚、桑椹……还有没心没肺的芭蕉,依旧在春夏天里茂盛如旧,亭亭如盖,绿得让人心慌。坊里心野的家伙早就跑出去野了,上新疆淘金子,下海南炒地皮,留下那些趿着拖鞋、抱着茶碗的老头、妇女,在黄桷树下不分昼夜地搓着小麻将。

小麻将不是什么军事术语,小麻将就是输赢只有几毛钱、几分钱的小麻将。输赢小,是因为挣得少。妈妈就说过,哪个不想打大麻将呢,一掷千金,多豪迈啊!可是你和他都下岗了,一个月就只有百把元,你就是把他的骨头熬干了,也就是百把元啊。你说这个麻将如何不小呢?!

我们的家住在一楼,我的床头正好临窗,那些麻将桌就像摆在我的枕头上。好在搓麻将的人是很少说话的。麻将桌上所有的话都是废话,人人都是凭着肚子在盘算。麻将在桌布上转动的声音,就像陆战靴走在塑料跑道上,屁响屁响的,有时候他们和我心意相同,搓的人心头发紧,听的人就心烦得要吐。

妈妈又跑边贸去了。她恐怕已经赚了几个小钱了吧。她临走时总要给我留下一大堆方便面,是那种120的康师傅面霸。她做过厂里的会计,计算什么事情都不糊涂,我也就能够根据方便面的数量,知道她要出门多少天。当然了,她还给我留下一摞钱。钱的多少,取决于她心情的好坏。她自己快乐,对女儿的负疚就多,给的钱也多;反过来,她难过,觉得别人都有负于她,她给我的钱就少。屋子里黑洞洞的,从窗外射进来的灯光,把屋子照得更黑了。我懒得开灯,就摸索着给方便面泡上开水。方便面发出一股很干脆、很温暖的香味,很接近把一把干葱烧糊的味道。我喜欢这种味道。喜欢那些在电影电视里大吃方便面的男人,吃得呼噜噜响,满头大汗,鼻子通红,就露出一股霸气来。我又想到了陶陶,陶陶是有霸气的,没有想到他的霸气碰上包京生,一下子就瘪了,跑气了,不见了。

我是进高中时才认识陶陶的。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吃了一惊,我心里就是那么格登了一下,真的,我听到了胸膛里格登地一响,就像断了一根骨头一样。我对自己说,哇,怎么会是他呢?

你问他是谁吗?其实我也不认识,我不晓得他是谁。天晓得他是谁?初三毕业后的暑假漫长得无边无际,在我的记忆里,天天都有雨水落下来,落在芭蕉肥大的叶子上,就像古代计时的水漏落在盘子里,无聊得让人揪心又揪肺。我翻出爸爸的望远镜,透过窗户朝外看。望远镜是爸爸买的处理军需品,只有一个镜头还管用,即便做一个玩具,我也嫌它丢我的面子。但是在那个百事无心的时候,望远镜还是给我带来了一点儿的惊喜。越过一片滴水的芭蕉叶,一条坑洼泥泞的水泥路,我看见路口黄色的公用电话亭。在灰蒙蒙的雨幕里,在干巴巴的红砖中,黄色就像油菜花那么惹眼又好看。当然,让我不厌其烦看出去的,并不是小小的电话亭,而是在正午之前匆匆走过望远镜里的一个男人,而电话亭就是他最好的背景。雨不过午,雨水在正午之前总是要歇上一会儿的,他把雨伞夹在腋下,两手抄在裤兜里,背微微地驼着,是那种有意做出来的驼,漫不经心,又从容不迫。他显得总是有心事,但这心事又显得恰到好处,增加了他的分量,却不能够把他压得垮下去。我从没有见过他,在产业工人大本营的东郊生活着这么一个人,也真的算奇迹。事实上,他只是生活在我的镜头里,我一旦把望远镜拿开,他立刻就消失了。我曾经想在正午前跑到电话亭去等他,就近看看他,可是我不敢。为什么不敢?怕自己脸红,也怕他让我失望……谁晓得呢?

后来我撑着雨伞去查了电话亭的号码,这件事情,我现在唯一记得清楚的就是这个号码了,86744501,并不好记,可是我始终没有忘记。每天当他一点点走近电话亭的时候,我就往86744501拨电话。我听不见铃声,但是他能够听见,我希望有一天他会把话筒摘下来,我就说,喂,你好……然后,我不晓得该怎么说了……当然,并没有出现然后,因为他一直都是自顾自走自己的路。有一回他停下来,打量着话筒,犹豫不决,他甚至把手从裤兜里拿出来,朝着话筒伸过去。我在大约百米之外,一手举着独眼龙的望远镜,一手攥着话筒,我觉得自己心都要蹦出来了。就在那个片刻,铃声断了,我愣了一小会,赶紧重拨,8-6-7-4-4-5-0-1-!但是我抬起望远镜时,他已经不见了。雨水的季节过去了,我再也没有从镜头里见过他。因为有一天我把望远镜摔到了地上,也许是有意也许是无意,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男人了。

我把这件事情给朱朱讲过,我说我很傻,是不是?朱朱婉尔一笑,她说,哪个女孩子没有做过傻事啊?知道吗,那个人是你的幻觉,根本没有他。

我当时觉得朱朱是对的。是啊,一定是幻觉,要不然,我怎么就根本想不起他长的什么模样呢?

当我第一眼看见陶陶的时候,心里忽然一下子雪亮了:他多像在雨天的正午前,从我的镜头里走过的家伙啊。我当然晓得他不是他,他是男人,而他还是男孩呢,可有什么关系呢,男人都是男孩长大的对不对?陶陶是男孩子中间最高的,头发左边染了金黄色的一小撮,抄了双手在裤兜里放着,站在男孩堆里,满脸都是满不在乎。后来,他说他看见我头发那么短,短得就像板寸,嘴巴闭得那么紧,紧得就像老虎钳子,就是一点都不像个女孩子。我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喜欢我?他说,我其实没有喜欢你,我只觉得心烦,怎么会钻出这样子一个女孩呢!是啊,陶陶说,我只是想咬你一口,好比一条狗要咬另一条狗。

我说,狗屁!

头一回的班际篮球赛,我们班的女生都为陶陶吼哑了嗓子。其实他的动作并不优美,也说不上矫健,常常用胳膊肘撞人,还抱着球乱跑,但女孩子是多么贱啊,横竖都要扯起了嗓子为他惊声尖叫。我也是瞪大了眼睛追着他看,可我的喉咙堵得慌,发不出声音来。我老在想,这个人真就是那个人啊?哦,太奇怪了,这个人就是那个人做男孩的时候吧?我其实对那个人一无所知,但是我盯着陶陶,确实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就像电影里常常出现的情节,兵荒马乱、人潮汹涌,在拉得慢而又慢的镜头里,一个人向着另一个人挥手跑去。跑啊跑,总是跑不到一块儿……。

比赛结束后,一声破锣响,高二·一班输惨了,我永远记得那个比分,14:62,跟邮戳一样印在我们的胸膛上。我们班的运动员都垂了头,做了贼似地心虚。只有陶陶抱了球望着天空,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但是他的满不在乎里充满了委屈,更让女孩子想为他哭泣。嗯,是真的,好多女生都哭了,你抱我我抱你,哇哇地乱哭,都是要挖空心思哭给陶陶看。我忽然觉得很心烦,我不是烦那些假眉假眼的小女子,而是烦自己也变得有些假眉假眼了。噢,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也会掉泪,为了那个输得精光的家伙噗噗噗地滴下一串什么水……我撇下大家,一个人朝教室跑去了。

但是在教学楼第三层的拐角处,陶陶突然追了上来。他说,妈的×,就是输在你身上!拉拉队闹得那么凶,就你像个丧门神。

我转过身,冷冷地看着他,我说,你要是专心打球,咋个会晓得我是丧门神?男人没出息,只会拿他妈的女人来出气。

陶陶胀红了脸,举着手来,做出要扇我的样子。那时候我还不相信,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会对女人下重手。我仰起头,迎着他的手。我的样子是在说,你扇吧你扇吧,你就是这样扇一个女孩子的?!事后想起来,我的脸一阵阵发烧,我的样子是不是像在撒娇?我对自己说天哪,你居然也会给男孩子撒娇!

陶陶的手举得更高了,举起来却是轻轻地落下去。陶陶似乎看见了我眼里的泪花,那些泪花让他犹豫了一小会。他这一小会的犹豫我印象深刻,他总是一个在关键时候要犹豫的人吧?陶陶的手落下来,落在我的脸颊上。他抚摸了我的脸颊一小会,忽然狠狠拧了一大把。他跑掉了,而直到放学的时候,我的脸还在撕裂一样地痛。

陶陶请我上了他的捷安特。

我们在一条小街上吃的水饺、刀削面和酸辣粉,我付的钱。吃了饭,我们就在街上晃。在一棵梧桐树的影子下,陶陶吻了我。我十六岁,陶陶也是十六岁,第一次有男孩子用嘴唇碰了我的嘴唇。但我后来告诉朱朱,我知道陶陶不是第一次,他做得实在很老练,满嘴的醋味、蒜味,还有烟臭味,全是男人的味。我蜷在他怀里,一身都软了。可我是什么也没有说。可怜的陶陶也是什么也没有说。真的,我们一点都不像那些狗屁小说里写的那样,说不完的肉麻话。

朱朱曾对我说陶陶靠不住,她说男人都靠不住,女人都是天生的情种和傻瓜。朱朱从没有和哪个男孩子单独约会过,谁都不知道朱朱的心里藏着哪个男孩子。她要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就一定是在嫉妒我。至少那时我觉得她是嫉妒我的,不是吗,我把全班最棒的男孩牵走了。

但是,那天在烧烤摊为了阿利,我与包京生冲突之后,朱朱再一次提醒我,陶陶的力量不是为你准备的。

朱朱的理由是,当我遭受包京生的威胁时,陶陶根本没有打算要出手。她说,就是包京生把耳光扇到你的脸上,他也不会出手的。包京生要试他的深浅,他也要试包京生的深浅。这一点谁都看出来了,就瞒了你一个,因为你是情种加傻瓜。

我怎么会是傻瓜呢?我只是不说罢了。因为我只能装傻,无话可说啊。有一回麦麦德的对手给他一把弯刀,说这是一根香蕉。麦麦德就把弯刀接过来,嚼碎了吞进肚里去。他的主保佑他,他还活着。麦麦德说,装傻的人是有福的。不知道这话是否也适用我?我其实不想装傻,只是被自己钳上了嘴巴。

我说朱朱,你别责怪陶陶了,既然是朋友,那你为什么也不帮我呢?

朱朱婉尔一笑。她本来是个典型的小女孩,笑起来就成了一个小女人了。她说,我就是想让你看看男人是什么心肝啊。

我不喜欢朱朱的这个样子。

我从没有向谁隐瞒过我和陶陶的关系。我还想过,就是父母问我,我也会坦然承认的。但我的父母并没有问过我,他们甚至叫不出我任何一个同学的名字。朱朱是第一个询问我的人,我上了陶陶自行车的第二天,朱朱就问我,陶陶算你的什么人呢,风子?

我笑着说,男朋友。我伸手拢拢她的刘海,我说,就像你是我最好的女朋友一样。

朱朱摆摆脑袋,把我的手摆开。这个回答,并不让朱朱高兴。朱朱是我们高二·一班最漂亮的女孩子,她也是因为漂亮才当上班长的。朱朱属于那种小小巧巧的美人,甚至粗粗一看,会把她和宋小豆混淆起来,而实际上她们是完全不同的,宋小豆没有朱朱漂亮,但朱朱一点没有宋小豆的骄傲。朱朱的的漂亮不是张牙舞爪的那种漂亮,是怯生生的,招人怜的。她还是“小青蛙广播站”的播音员,她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听,是那种南方普通话的怯生生的好。选班长的时候,全体男生和七成的女生都投了她的票。

宋小豆对选举的结果是不满意的,她说,应该选个镇得住堂子的人当班长。可谁镇得住堂子呢,只有陶陶。上课乱哄哄的,陶陶吼一声,妈的×,吃饱了撑的啊!教室里立刻就会安静下来了。宋小豆就是专门用陶陶来镇堂子的,而她又用别的法子镇住了陶陶。后来,宋小豆就成了全校最镇得学生的班主任。她背着手在操场上走,长辫子在右边屁股上一颠一颠地颤,后边就有别班的男生指指点点,说,看,宋小豆,连陶陶都怕她呢。

不过,陶陶还是当不了班长的。他的主课成绩总在60分上下,而且抽烟,打架,老挨宋小豆的骂。宋小豆提了班长的标准,却提不出人选,还是就让朱朱当上了。朱朱激动得满面通红,就职演说语无伦次。她一会儿感谢老师同学,一会儿又感谢父母、校长……。宋小豆皱皱眉头,用英语咕哝了一句什么,一挥手,就把朱朱赶了下去。宋小豆说,当班长又不是领奥斯卡,做什么秀?

朱朱哭了,抽抽搭搭一直到下课。朱朱哭起来最好看,娇媚得很。我一边劝朱朱,一边叫陶陶,还不来献献殷勤啊?陶陶穿着陆战靴,橐橐橐地走过来,在朱朱的脑袋上拍了拍,他那么高大,朱朱那么娇小,他拍她的时候显得很自然,自然得让我没有一点儿妒意。我只是想,这家伙要是拍的是宋小豆呢?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笑,陶陶敢去拍宋小豆!

但是朱朱把头使劲一摆,说,少拍我!

陶陶倒不尴尬,紧跟着再拍两下,说,拍了又怎么样?

朱朱很不情愿地笑起来,她说,风子,你有苦头要吃的。大家都笑了。那时候的陶陶,是真有一股憨气和豪气的。我说,要是宋小豆也骂了我呢?陶陶四下看看,很壮烈地说,我就呸她一口!我知道他是没有这个胆量的,可还是有说不出的欢喜来。因为我就像朱朱说的,是天生的蠢蛋。

我倒是真的不相信陶陶会怕包京生。包京生算什么东西。

我亲眼见过陶陶和体育老师打架。体育老师是从昆明军区体工队退役的举重队员,矮得跟铁塔似的,小眼睛里全是焦躁和狠辣。同学们不守纪律,他就惩罚大家围着操场跑上二十、三十圈,或者做两百个仰卧起坐。终于有一回陶陶带头起哄,老师劈脸扇了他一耳光,大骂:老子早就晓得你有这一天!

陶陶也不答话,一拳就把老师打得趴在了地上。地上有一凼污水,老师倒在污水中,就像一头死猪栽在粪坑里。那一拳也是打在脸上,老师真是措手不及。为了这一拳,陶陶苦练了整整一个月。陶陶对我说,看见了吧,谁比谁狠?妈的×。

在学校对陶陶作出处理之前,陶陶已经同体育老师达成了和解:他在三天内付给老师两千元作为赔偿,而老师则改了口,向蒋副校长说明是自己一不留神滑倒的。我问陶陶,那两千元从哪里来呢?陶陶说,我爸爸会给我的。陶陶的爸爸是南河坝辖区工商所的副所长,没有多少钱,但从来都不缺钱。他爸爸有一句名言,经常在饭桌上说给老婆和儿子听,“要善于把别人的钱当作自己的钱。”说说而已,并没有教育陶陶的意思,但陶陶记住了,还经常讲给我听。他说,受益匪浅,真他妈的受益匪浅啊。

受益匪浅这个词是我教给陶陶的,不然他怎么会说呢。麦麦德在漫长的,也可能是永远的旅行中,常常和别人比武过招,他赢了,就说你给了我面子;输了呢,就说受益匪浅。陶陶用它来比喻他爸爸给他的教诲,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一回他想试试自筹资金,就开口向阿利借。阿利有些发傻,说回去问问爸爸。谁都没有想到,第二天,阿利就把钱带来了,装在一个很正规的红包里,外边印着烫金的“恭喜发财”。数目不是两千,而是两千加五百。阿利还给了陶陶一个手机号码,说爸爸要和他谈几句话。陶陶当着我的面,就用学校的IC电话拨了过去。电话通了,他只说了句“叔叔您好,我是陶陶”,就没有再吭声。他一直都在听,我、阿利都没有说话,其实只有一分钟,在我的记忆里,就像过了长长的几小时。陶陶挂了机,对他们笑了笑,笑得很勉强。过了一会儿,说起中午去吃烧烤的事,他脸上的表情才自然起来了。

我问阿利,你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阿利说,生意人。阿利想了想,又补充一句,温文而雅的生意人。

我现在给你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们那时对阿利多么无知啊,他只是一个有钱人的儿子,一个人人都想咬一口的肥肉。对我来说,他也仅仅是一个需要照料的小家伙。可怜的他到底是谁呢?谁这样去想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