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岔路口：和平还是战争？

1945年的7月17日，当和平的曙光刚刚铺上欧洲大地之时，位于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已经戒备森严。英、美、苏三大国的首脑丘吉尔、杜鲁门和斯大林即将在此召开一次意义深远的国际大会。

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走向尾声，漫布全球的战争阴云正在缓缓消散。意大利和德国已相继投降，只有已遭到重创的日本法西斯仍在负隅顽抗。英、美、苏三国为了解决德国、欧洲及其他问题，相约在7月17日这一天在波茨坦举行会议。

由于此次会议涉及到战后的利益分配，英美两国与苏联之间争得面红耳赤，面对着刚刚和即将摆脱法西斯控制的广阔地区，谁都不愿在这块肥肉上少咬一口。会议因双方的斤斤计较与讨价还价一直拖到8月2日才缓缓落下帷幕，成了二战期间召开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也是三国间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期间，各国不仅为战后处理欧洲问题而签署了《柏林会议议定书》，还特别讨论了对日作战的问题，并通过了一项《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将其霸占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归还中国。

会后，刚刚于当年4月取代罗斯福而成为美国新总统的杜鲁门，下令美军继续加强太平洋攻势和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并先后于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

在第一次原子弹袭击日本两天后，即8月8日，苏联也正式对日宣战。随后，苏联派出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1和第2方面军，分别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麦列茨科夫元帅和普尔卡耶夫大将率领，兵分三路，从西、东、北三个方向向中国东北纵深实施了向心突击。

8月9日凌晨，正当中国东北边境线上的日本关东军仍在酣睡之时，在牡丹江地区的绥芬河、东宁一线，苏军的重炮惊天动地地怒吼了。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密集的炮弹倾泻到日军阵地上，东北大地颤抖起来，苏军的坦克集群隆隆轰鸣着向日军阵地猛扑而来。同时，天空中的苏军远程轰炸机也如黑云一般，呼啸云集。

半个小时后，苏军的轰炸机群已经长驱直入，到达伪“满洲国”首都和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上空。爆炸声、防空警报声、难民的哭喊声掺杂在一起，整个长春陷入混乱之中。

关东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留守在长春总部的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惊慌失措，狂吼着要求所有人员立即撤往长春郊外的南岭地下指挥所。

这个时候，天空正在飘着沥沥的细雨。这场雨已持续了数日却丝毫没有停止之意。慌乱的日军人员你拥我挤，混乱不堪地冒雨冲过满路的难民人群，逃往郊外。

但南岭地下指挥所却已根本无法使用了，这个由防空洞构成的地下建筑此时已积水过膝，看来老天也不想再让这些日本侵略者有立足之地了。无奈，秦彦三郎只得又返回了原来的总部。

下午13时，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风风火火地从大连乘飞机赶了回来。一到长春总部，他就下令：立即将关东军总部迁往通化，满洲国的首都也要迁到临江去。随后，他自己就乘飞机逃到南方去了。

关东军总部人员和他们控制的傀儡们别无选择，只得在长春市民的哭号和唾骂声中仓皇登上火车，向南方逃窜。

而此时的苏联军队，犹如猛虎下山，一路急推猛进，这些曾在欧洲久经征战的精锐部队来到远东后，排山倒海般的攻势已令日军失去了还手之力。由于8月10日，日本政府已在裕仁天皇的授意下，向苏、美、英、中四国发出了乞降照会，留守在中国东北的日军虽然也有些许抵抗，但面对着大势已去的现实，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8月15日，裕仁天皇亲自向全世界宣读了停战诏书。关东军总部得知这一消息后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协调总部的意见。几天后，秦彦三郎总参谋长代表关东军前往晋见苏军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宣告投降。

中国人民八年的苦难，终于结束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像春风一样迅速地吹遍中国的大地。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灯笼火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欢呼跳跃，奔跑狂叫。

而此时此刻，在同样处于狂喜之中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主席正观望着欢呼的人群，他那挂满了喜悦的面容上却隐隐地透着一丝忧虑。

中国人民迎来了胜利！这胜利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赢得的，更是中国人民经过八年多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和无数的鲜血与牺牲换来的。

但如今，蒋介石却要独自霸占胜利的果实！

早在8月10日的下午，就在日本乞降的消息刚刚传来之时，蒋介石立即发出三道电令。第一号，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二号，令沦陷区的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第三号，令第18集团军，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应原地驻防待命”。

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的这一命令，一巴掌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华北、华中、山东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流着热血打出来的。如今胜利就要来到了，你蒋介石却不让我军去受降，这是什么道理？

随后接连传来的消息更让毛泽东气愤，国民党已在悄悄采取消灭共产党的行动了。8月11日，绥远的傅作义部强行侵入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来的包头，并继续沿着平绥路向聂荣臻部东犯。8月12日，蒋介石任命一直替日本人卖命的伪军将领孙良诚为先遣军总司令，这些无耻的卖国贼如今却以中央军的名义大举蚕食解放区。

面对蒋介石的这副丑恶嘴脸，毛泽东于8月12日起，委托周恩来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一到第六号命令，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日伪军加紧进攻，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敌军送出通牒，限定其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队拒绝投降缴械，应该立即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随后，又命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贺龙、聂荣臻等部队分别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军。

你蒋介石磨刀，我们也要磨刀！毛泽东义愤填膺。

8月13日，毛泽东又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发出了公开电，以示抗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此时，蒋介石已是手忙脚乱，心绪颇为复杂。日本军队尚有170万在中国境内，苏联红军100多万攻入东北，共产党军队近百万人四面出击，哪一方都必须认真应付，稍不留神，即会全盘皆输。他先通过已经建立了八九个月的秘密电台告诉冈村宁次：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如果中共军队来受降，可用武力对之。8月14日，蒋介石又命令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火速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本来，这个条约国民党已经同苏联谈判了一个多月。由于苏联要价太高，蒋介石一直未敢答应。然而现在苏联军队已经进来了，如果再不签字，将来恐怕要价更高。于是，国民党匆匆于14日与苏联签订了这个条约。

这样，不仅美国和英国将扶持的手撑在了蒋介石的背上，连苏联也必须直面而视这个“正统的中国政府”领导人。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目前都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四川等大后方，要想用西南地区现有的破烂交通工具将如此之多的政府官员、军队运送到东部沿海和平原的各个城市，没有半年十个月是办不到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却紧挨着敌占区，很容易控制那些地方。

怎么办呢？蒋介石沉思着，必须想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拖住共产党的军队，为自己赢得充分的时间。

几经思虑，蒋介石突生一计。于是，他于8月14日在重庆直接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亲临重庆共商“国家大计”。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立即就看穿了蒋介石的小算盘：现在蒋介石无非是想凭借眼下的政治优势向共产党施压，同时拖延时间，以便调动军队。

但是，如果共产党不接受邀请，蒋介石必将会把破坏和平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头上；如果接受了，那么蒋介石绝不会答应共产党的合理要求，只能是白白地耗费时间，最终必然中了蒋介石的诡计。

浮云飘到了延安的上空，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出现一条分岔的林中小径，下一步该怎么走？

三天之后，毛泽东以朱德的名义起草了一封回电。电文中就国共双方联合受降、避免内战、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中共方面的要求。毛泽东估计蒋介石绝不会接受中共的任何条件，所以对驻在延安的国民政府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纶说：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周、罗转告重庆。

得知毛泽东不肯赴邀，蒋介石暗暗高兴，接着趁热打铁又在8月20日给毛泽东发出了第二份电报：对毛泽东“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至于“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处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而鼓舞之，未可磋砣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戳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

蒋介石俨然以最高统帅下达命令的口吻，将不许共产党受降的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声称这是盟军的规定，同时又利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帽子向毛泽东施压。蒋介石这一老谋深算的计策的确在渴望和平的国人心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舆论各界也跟着摇旗助威，纷纷表示拥护蒋介石的主张，力促毛泽东赴邀。

“好计！蒋介石的这一计策确实是滴水不露，无懈可击啊。”毛泽东一边吸着烟一边不由得“佩服”起自己的这个老对手。他明明知道，蒋介石的立场已经明确，不允许共产党受降；双方根本就没有商谈的余地，可面对民众的压力，自己又无法拒绝。

“我看我们还是派出一员大将，先捅捅蒋介石的窗户纸，也让民众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毛泽东将烟头按在了烟灰缸里。

8月22日，毛泽东经与众人商议后，决定派周恩来前往重庆。

但蒋介石的目的就在于为难毛泽东，得知共产党将派周恩来出行的消息后，他立即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三份邀请电：虽然得知毛泽东“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但“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蒋介石步步紧逼，剑锋仍指着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出马并不应战。

“这个蒋介石……”毛泽东满脸的气愤，话没说完，转身又道：“把这个情况告诉莫斯科，看看苏联有什么看法。”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确是非常希望苏联方面能给予中国共产党有力的支持。但斯大林连续发回的两封电报，立场都是站在蒋介石方面：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尽管蒋介石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如若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难以理解了。

原来，斯大林刚刚与蒋介石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答应将苏联的一切援助都给予国民政府，重申尊重中国在东北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完整。作为回报，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苏合营东满、南满铁路30年，大连为自由港30年，旅顺为中苏共管海军基地30年。在国民政府向东北派驻行政机构后，苏军将在3个月内撤军。

所以，斯大林当然要站在国民党一边。如今，没有外部力量可以帮助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中国共产党凭借自己有限的军队，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到底要何去何从？

延安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毛泽东走上黄土坡，迎着携带黄沙的劲风，衣衫猎猎，高大而孤独的身影在黄土坡上立了很久。

重庆的两双眼睛都在盯着东北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坐在主席位置上，一脸的刚毅：“在这个紧迫关头，苏联人帮不了我们，我们也不能依靠苏联人的帮助。中国自己的事情还要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认为，在当前的局面下，蒋介石还不会发动大规模内战，但共产党要得到本应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胜利果实，没有斗争是难以取得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双方很可能会“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蒋介石才能逼他让步”。所以，“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这是具有何等魄力的决定！

“蒋介石在重庆摆下了鸿门宴，我倒要去看看他都上了什么菜。”毛泽东说，“至于去的时机还是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吧。可以先让恩来同志去安排一下，然后我再去。等我出去后，暂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保证五个人在位”。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覆。”

毛泽东应邀赴渝令蒋介石手足无措，仓促展开谈判布置。美国大使赫尔利则对毛泽东刮目相看：共产党的领导人果然有胆量、有气魄。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王若飞闻知后火速赶回延安，汇报重庆的情况。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看来目前重庆方面的形势是人心思定，蒋介石虽然想吃掉共产党，但目前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大打。争取一段时期的和平，对我们根据地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让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去重庆。

但前提是一定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防止蒋介石从中做手脚。蒋介石的流氓手段是人所共知的，不是搞途中暗杀，就是暗地扣留。周恩来等人经过多番讨论，最后认定重要的保护环节应该在途中。因为毛泽东此去重庆已是轰动中外，蒋介石断不敢私自扣押，而途中乘坐的飞机则是国民党最有可能做手脚的工具。

如何保证毛泽东在飞机上的安全？周恩来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

那得看蒋介石最不敢得罪谁。美国人，对，就是美国人。

想到此，周恩来暗自一喜，就让美国人来陪送毛泽东一程！

8月25日，延安电告一直就急欲参与调解国共矛盾的美国官员：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安面叙。随后毛泽东及周恩来将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以应蒋委员长之约，共商一切大计。

赫尔利接到电报后喜形于色，说不定自己就会成了促进中国两党合作的历史功臣。他手持电报跑到蒋介石那里要求派机前往。蒋介石看着这个执著的美国特使，面藏苦笑，只好同意赫尔利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去了延安。

2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正式向全国通报了即将去重庆谈判的决定。

临行前，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东北问题：“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

8月28日上午11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在张治中将军、赫尔利大使的陪同下登上了重庆派来的专程飞机。

这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而且是在历史的岔路口，一次前所未有的虎穴之行！

一阵隆隆的吼叫声后，飞机升入云天，直奔重庆九龙坡。

下午15时37分，飞机降落了。九龙坡飞机场上没有口号，没有鲜花，也没有仪仗队，但数百名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投来了热情的目光，善于抢先的美国记者像打仗一样，一马当先冲到飞机前，不停地按动照相机快门。当周恩来第一个走下飞机后，毛泽东出现了。

时年52岁的毛泽东身着灰蓝色中山装，大踏步走下了扶梯。

“看报，看报，毛泽东亲临山城！”报童的呼叫声吸引了无数苦苦期待着和平的人们。他们天真地以为，国共两党展开谈判，中国的和平就会指日可待，可他们此时还没有看清蒋介石的真正面孔。只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存在，中国就绝不会和平！

重庆谈判在蒋介石的手忙脚乱中开始了，这场马拉松式的对话立即陷入了无边的争执中。毛泽东的预测被证实了，在这个历史的岔路口，重庆根本就不需要和平，蒋介石摆开这个花架子，一面给外界的人士看他那副力争和平的假面孔，另一面却正在为自己争取调动兵力的时间。在美国军舰的全力支援下，大批国民党军队重返中原，直指东北。

毛泽东当然也不能让自己无端地丧失了这个关键时机，他白天参加会议、接待来客、拜访国民党元老和民主人士。晚上却不知疲劳地守在电台旁，或者听取延安方面的最新报告，或者下达进一步的行动指令。就在国共双方在重庆的谈判桌上较量之时，八路军、新四军的各路人马已经展开了向东北进军的行动。

抗战结束后的重庆，浓雾正弥漫全城，两个主导中国历史的人物戏剧般地相聚在一起，虽然他们在谈判桌上较量着口舌，但他们的双眼却不约而同地盯住了数千里之外的那片土地——东北。

当时的东北，在整个中国的形势发展中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日军侵华，首先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苏军出兵，第一脚便踏上了东北的土地；蒋介石更是不惜出卖一部分中国的主权也要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这些事例绝非巧合，它们无一不是在说明东北的重要性。

毛泽东看得更清楚：东北不仅是个大粮仓，同时也是战略咽喉。

那里拥有l3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800余万人口，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当时东北煤产量占全国的49％，生铁产量占全国的87％，而钢材产量则占全国的90％以上。分布在东北的铁路有1.4万余公里，公路10万公里，分别占全国铁路、公路总长度的一半多。而且东北沃野千里，可耕面积达3,200多万公顷，其中已耕面积达55％，粮谷年产量达2,000多万吨。

在地理位置上，东北北靠苏联，东南与朝鲜相邻，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接连，隔海与山东解放区互望。由于这里远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非常有利于共产党率先控制。共产党如能控制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并将更便于与苏联往来。而一旦东北落入国民党手中，不仅丰富的物产将拱手让与蒋介石，更严重的后果是，南北两处的国民党军队将对地处中原的共产党形成夹击之势，战略上极为不利。

所以，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预想在日本战败后，将八路军及新四军集中到东北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在中共七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说到：今后的问题，要想得到有利条件，就得准备20～30个旅，15～20万人，脱离军区，开到东北去。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在远赴重庆之前，毛泽东委派周恩来起草的六道命令中，第二号命令即提到：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原东北军吕正操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思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8月28日，毛泽东在奔赴重庆的当天，特地找来朱德，说：“总司令啊，向来是朱毛不分家，可今天又要分开了。这可是个关键时期，东北万万不能落在蒋介石的手中啊。”

朱德郑重地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主席，你就放心吧。”

当天，预定第一批开赴东北的延安干部们齐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中。朱德面色凝重地说道：“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作。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他停了停，然后挥了一下手，说：“现在我们要派五万部队插进去，以后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这是一条很长远、很巩固的路。”朱德望着眼前这些担负着我党重任的干部们，那目光仿佛正洞穿历史的长廊，望着已熠熠闪动的曙光。

第二天，中央的正式行动指示乘着电波飞速传到了晋察冀、山东分局：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和义勇军等名义。只要苏联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方地方政权和地方部队，大大地放手发展。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亦须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对苏联红军可进行非正式的接洽，将情报通知他们。但不要勉强与他们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给予帮助。只要苏联红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但他们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苏联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

军令如山！行动指示刚刚下达，晋察冀和山东分局整装待发的部队或由陆路，或由海路分头行动，大规模进军东北的行动迅速地展开了。

而在此时，最早行动的冀热辽军分区先遣部队已然越过了山海关，踏上了东北的黑土地！

沈阳突然冒出了中国军队

最早动身进入东北的人民军队是驻在河北一带的冀热辽军分区。

当时，担任冀热辽军分区的司令员兼政委是李运昌。他生于河北乐亭县，早年深受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影响，并由李大钊介绍，于1925年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说来，李运昌和林彪还是同批的同学呢，只是学的专业不同，相互间没有什么来往。同一年，李运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曾参加过秋收起义，并在刘少奇领导下的满洲省委搞过地下工作，对东北十分熟悉。

8月12日，即延安总部发布第二号命令后，李运昌立即在河北省丰润县大王庄举行紧急会议，成立了“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

8月中旬起，在“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先后有8个团、1个营、2个支队，共计13,000多官兵和2,500名地方干部，兵分三路、悄无声息地开往了热河和东北。

西路由第14军分区司令员舒行、政治委员李子光率领第13团、第16团一部和北进支队共约2,000人，于8月中旬从冀东平谷出发，经兴隆向热河、承德、围场进军。中路由第15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政治委员宋诚率领第11团及青（龙）平（泉）支队共2,800余人于8月17日经喜峰口向热河、平泉、凌源、赤峰、朝阳进军。东路由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12团、18团和一支朝鲜支队共约2,500人，于8月20日从抚宁地区出发，经石门寨、绥中，向锦州、沈阳方向开进。李运昌的前方指挥所及军区第二梯队3个团、1个营共约3,000人，随东路部队之后跟进。

当时正是盛夏雨季，道路泥泞，河水高涨。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留守在东北沿途的日军和伪军仍蹲在据点里，等待国民党军队接收。三路北上部队目标明确，直奔指定地点，沿途也顺便攻打不肯让路之小股日伪部队，以便为以后的行动打通道路。

在这三路分队之中，西、中两路都顺利抵达指定地点，而前进最为艰辛、做出贡献最大的当数东路的16军分区所属部队了。

当日，曾克林、唐凯带领2,500余人一路北上，昼夜兼程，连续拿下海阳镇、双旺镇、台头营、张各庄、柳江、石门寨等小据点。8月28日晚，一道高高的城墙挡住了去路，曾克林乘着夜色举目而望，但见“天下第一关”五个雄浑的大字。

原来已到了山海关。现在，他们与东北只有一墙之隔了。然而，山海关却并不好过。日伪军的旗帜仍然垂头丧气地插在城头。

“此处自古就是险要之地，易守难攻。”曾克林对身边人说道，“我们还是另找出口吧。”一行人只好绕往九门口一带，乘着夜色跨出万里长城，踏上了东北的黑土地。

此时，一轮明月斜挂半空，路旁的树叶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唐凯忽然对曾克林说道：“既然山海关易守难攻，我们更应想办法夺下来。”

“可是我们装备不行，人员又少，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到沈阳一带站住脚跟。”曾克林摇了摇头说。一行队伍在夜色中继续行进。

行至8月30日，大约上午9时许，忽见得山海关通往沈阳的公路上烟尘滚滚，两辆吉普车和三辆卡车带着三门大炮迎面而来。

曾克林心中一惊，在此关头，遇到敌兵可不是好事情！正犹豫间，对方已走到数百米之内，再一看，车上的士兵身材高大，个个手握钢枪，头戴五角星，原来是苏联红军。曾克林这才转惊为喜，忙走上前去，带头鼓掌，以示欢迎。不想那些苏军车辆嘎然停住，哗啦啦一阵响，苏联红军战士个个架起机关枪，近70名苏军人员对着曾克林的队伍怒目相视，如临大敌。

曾克林不敢马虎，忙喊话打手势解释，可苏军人员却毫不理睬。原来，这些人不懂汉语！

好在不一会儿，跟在后面的一名翻译走近了，得知对面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遂于两军间几番奔跑解释，苏军人员立即收起武器，跳下车来，满面笑容地与曾克林等人相拥在一起，欢呼声响成一片。中苏两国的马列主义军队就这样富有戏剧性地在长城脚下首次会师了。

欢聚之中，曾克林看着苏联红军的火炮，眼睛突然一亮：何不借助苏联的力量拿下山海关呢？苏军少校营长伊万诺夫得知曾克林的想法稍作犹豫就答应了。

8月30日下午17时，苏军炮火对着仅有2,000日伪军驻守却拒不投降的山海关一通轰炸，曾克林带着16军分区的官兵们冒着纷飞的弹雨，于晚上21时终于拿下了这个号称“天下第一关”的战略要地。

曾克林满怀喜悦，在山海关由卫戍部队接管防务后，长驱北上，于9月4日抵达锦州，随后改乘火车，直奔沈阳。

就在曾克林跨过山海关前后，另外还有两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已开始了在东北的活动。

一支是周保中、李兆麟领导的抗联队伍。他们早在东北沦陷之初就已在那片黑土地上独立坚持着抗日斗争，曾涌现过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英雄人物，后因在实力上与日军相距甚远，含恨退入中苏边境地区。苏联对日宣战后，他们又乘势而起，一部分人帮助苏军侦察敌情、担当向导，另一部分人则进入牡丹江、佳木斯、黑河等地协同苏军参战。

还有一支则来自山东军区。8月26日，山东军区胶东区党委派出陈云涛等人先赴大连侦察形势，随后又派出吕其中、邹大鹏率一个营的兵力，从烟台渡海进入辽东半岛，并于30日攻占了庄河县城。

在东北活动的中共小分队经实地侦察，及时向中央报告了东北的形势：苏军只占领了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我军完全可以进入东北农村立足和发展。苏军对中共部队在乡村开展的活动并不干涉。

中共中央此时也在谨慎地考虑进入东北的部队如何行动的问题。几经研讨，中央决定不为苏联红军增加负担，尽量不去破坏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各项条款。8月29日，中央向各地下发了一份急电：“由于苏联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北。我军进入东北后，苏军必不肯和我们正式接洽，给我们以帮助。”所以，各个进入东北的分队应采用东北地方军或义勇军的名义，不要对外声张，要少说话多做工作，放手去控制广大农村和苏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尽量走小路，不要坐火车，也不要勉强与苏军正式接洽或请求帮助。只要苏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们的行动就好。

但由于当时的通讯设备落后，曾克林却没有接到这份电报。他带着队伍光明正大地坐在火车上，打着红旗，敲着锣鼓，车厢上还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

9月5日，这列火车载着第一支进入东北的中国军队抵达沈阳。

车刚停稳，驻在沈阳的苏军守卫部队一阵慌乱，马上进入戒备状态，随后他们带着紧张的表情将这列火车四周包围起来。苏联人不知道这一火车的中国军人是从哪来的，是来干什么的。所以，他们把住站台，死活不许曾克林的部队下车。

曾克林只好带着几名随从人员前往会见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耐着性子解释说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前来接收东北。但卡夫通一脸冷漠，断然拒绝了曾克林，因为苏军已接到命令，必须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

带着一路风尘赶到这里的曾克林，心中顿生凄凉之感，继而又愤怒起来：苏联的共产党为什么不帮助中国的共产党，却要帮着国民党？

带着怒气，曾克林第二次又去了苏军司令部，但苏军表示没有回旋余地，又把他们赶回了火车上。

唐凯见曾克林屡屡碰壁，也不禁动了怒。他一把拉起曾克林：“走，这次我跟你去！我就不信，苏联人为什么一点都不讲道理？”

两人进了苏军司令部就与卡夫通将军争执起来，双方各执一词，互不让步。激动之时，唐凯猛地卷起袖子，冲到卡夫通面前，指着自己在刚参加革命时刺在胳膊上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标记，大声喊道：“你睁大眼睛看看，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咱们都是共产党！”

看到唐凯胳膊上的图案，卡夫通深陷的蓝眼窝里闪出了晶莹的光，在两种不同语言的交锋中，经过翻译后传达的意思已大打折扣，而这个图案，在卡夫通这位自1919年就入了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心中，是如此的亲切和神圣！他的语气随着眼光一起变得温和起来了。最终同意曾克林率领这支队伍走下火车，但暂时只能驻扎在距沈阳市中心30公里以外的苏家屯地区。

尽管曾克林对苏联红军的安排并不满意，但毕竟还是得到了一个立足之地。他回到火车上立即命令全体人员下车，结队开往苏家屯。一路高唱着革命歌曲，声传十里之外。

当时正值傍晚时分，市民们得知八路军已来到了沈阳，不禁奔走相告，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走上街头，欢声雷动，万人空巷。

卡夫通得知此情，异常感慨：这才真正是共产党的军队呀。他突然感到自己刚才的安排似乎有些不当，于是急派两名上校军官追上曾克林，让他们不必出城了，直接驻扎到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去。

就在此时，莫斯科得知正有大批美军士兵已于9月5日在青岛、天津、秦皇岛等地登陆，目标直指东北。斯大林也不禁心中恼怒，蒋介石这是明目张胆想让美国人来抢占苏联在东北的“胜利果实”。于是，他暗示驻沈苏军，可以对八路军进入东北持有更为宽松的态度。

9月7日，驻沈苏军邀请曾唐二人到苏军司令部去商谈工作。双方会谈融洽，苏军对八路军到东北来协同作战表示愿意合作，但由于已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建议八路军最好不要公开身份。

曾克林经向尚未到来的李运昌请示，将八路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随后以半公开半合法的地位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解除了市内的伪军、宪兵以及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武装。

接下来，又兵分五路，向辽宁各地辐射，以同样方法对其他市县实行接管。

9月14日，李运昌带领的5,000多人的大队伍也抵达了沈阳，受到了曾克林部队和苏军部队的欢迎，但曾克林并没有前来。李运昌一问才知道，曾克林已陪同苏军代表去延安了。

原来，曾克林的队伍驻扎沈阳后，就热火朝天地在辽宁地区展开了动作，他们打开日本关东军的军火仓库，四处招兵买马，部队迅速地壮大。跟随苏军重返东北的抗联部队也很快在周保中的带领下与曾克林取得了联系。而他们的这些行动很快就给苏联红军引来了外交困难，美英各国纷纷指责苏联人不守信用，国民党也极其不满。

苏联红军面对困境，在东北抗联人员的建议下，驻在长春的苏军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决定派飞机送两名苏军代表与曾克林一起去延安与中共中央商谈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飞机于9月14日起飞，中途在多伦加油休整后，于15日抵达延安。下飞机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带着伍修权正站在机场上招手致意。

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苏方代表贝鲁罗索夫向朱德总司令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四点声明：第一，按照红军统帅部指示，蒋军与八路军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第二，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第三，因八路军单独部队已到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红军统帅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红军占领之地区；第四，未得红军允许进入满洲之国民党部队，已被红军缴械。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人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宣读完正式文件，贝鲁罗索夫突然松开了紧绷的表情，面含笑意地对朱德说：“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特意让我转达一条口信，元帅本人不论对总司令个人、还是对八路军都抱有深厚的同情之心。”

朱德连连点头：“谢谢元帅的关照，愿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友谊永在！”

这个时候，独闯沈阳的曾克林正在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上作报告。他见到刘少奇、任弼时、彭真、陈云、康生、高岗、李富春、博古、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聚精会神地关注着自己，不禁热血沸腾。

临时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等人立即做出了决定：第一，马上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陈、伍三人即刻动身随苏军飞机去沈阳。“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第二，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在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绝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并且一旦进入满洲境内，即须使用满洲本地番号，销毁八路军原有的证件。”只有用东北地方部队的名义和非共产党的面目，才有可能得到红军的帮助。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和煦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王家坪。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亲自前去会见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朱总司令交给他一封信，请他转给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主要内容是：第一，贵使贝鲁罗索夫中校来此，得悉国民党军及八路军均须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在红军撤退后方得进入满洲；第二，现按照贝意，命令进入沈阳、长春、大连、平泉及满洲其他各点之八路军各部队，迅速退出红军占领地区；第三，在热河、辽宁之各一部，自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之八路军仍留原地。

随后，刘少奇对贝鲁罗索夫说：中共中央准备派几名同志前往沈阳与苏军联络，希望能搭苏军的飞机一起走。贝鲁罗索夫很痛快地答应了。

9月17日，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及报务、译电员各一人，肩负着重任，与曾克林、贝鲁罗索夫乘苏军飞机从延安起飞，向沈阳飞去。

当飞机抵临山海关机场时，飞行员通知大家：请小心坐好，飞机准备在这里降落加油。

大家不禁一阵兴奋，或许在这里还可以远眺一眼山海关的雄姿。正说笑间，突然飞机一阵剧烈的抖动，大家纷纷被甩出座位，陈云顺势向窗外一看，忙喊：“不好，飞机怎么开进稻田地里了？”话还没喊出来，自己已被飞机的惯性推进了驾驶室里，见到飞行员正在紧张地挽救着。

终于，飞机嘎然止住了，所有人又向前冲了一下。此时，机舱中已乱成一团，大家被摔得晕头转向。由于飞行员的操作失误，飞机在跑道中段落地时，冲出了跑道。

飞机一停稳，驻守山海关的士兵迅速赶来救助了。经检查，伍修权和报务、译电员以及曾克林都受了轻伤，彭真轻度脑震荡，叶季壮因为被翻滚的油桶压在下面，伤势较重一些，只有陈云最幸运，一点伤也没受着。

经过简单的处理后，大家于次日改乘火车前往沈阳。

当日，火车如期抵达。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住进了原张作霖的“大帅府”。

这一天正是9月18日。当年日本人在这一天发动事变强占了东北，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东北的核心机关又在这一天驻进了沈阳。

历史经常会在无意之中，制造出令人回味无穷的巧合。

东北局在沈阳站住了脚跟，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下令全国各地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地方干部共计11万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速往东北。一支日后叱咤神州的英勇部队——第四野战军的前身东北人民自治军由此破壳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