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开出版的韦君宜《思痛录》（1）之十《当代人的悲剧》，是韦君宜为丈夫杨述写的悼文，其中说道：“他（杨述）是做青年工作出身的，对中国的青年运动颇有点看法，认为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产业工人的力量一开始很薄弱，革命主力部队由农民中产生，因此知识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比西欧国家大得多，应当充分估计，不能照抄西欧党的看法。他认为历来写的党史中对阶级力量的分析都对此估计不够。但是就这一点看法，应该说是学术见解吧，因为不符合党一贯发布的宣传方针，他就只是零星透露，从没有系统发表过，也不写一篇像样的文章。直到临死前半年，才在脑子已经不好使的情况下，在共青团举办的青运史研究会上作了一次远远没有说透的发言。”在中共1949年以前的“革命史”上，知识分子其实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投身于中共领导的“革命”，这场“革命”要取得最终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但由于毋庸多言的原因，在1949后的中共“革命史”叙述中，是没有多少知识分子的地位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杨述虽认为这是一种“不公正”，但却不敢大胆地说出历史的真实和自己的想法。这其实也不难理解。作为中共宣传部门高级干部的杨述，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不能不与“正统”的理论保持一致。

如果知识分子在中共“革命史”上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说法能够成立，那就能逻辑地引申出这样的结论：那一代代投身于中共“革命”的知识分子，对这场“革命”负有重要的责任。

这场“革命”，其道路是十分曲折的。而投身于这场“革命”的知识分子，命运也大多坎坷乖蹇。于是，就有了投身“革命”后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而这种对自身人生道路的反思，又必然或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对当初的政治理想的反思，成为对这场“革命”本身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弥足珍贵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共历史上最早做出有价值的反思者是瞿秋白，他那篇《多余的话》实在是有深度的反思“革命”之作。瞿秋白之后，特别值得注意的反思，是陈独秀做出的。陈独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表达的那些“最后的政治意见”，是对自己以往政治观念的清算，更是对包括苏联“革命”在内的已有“共产革命”的冷峻反思。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第一代中共党人，且分别是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领袖。他们的反思如果能及时地为“革命者”所聆听、所领悟，那此后的中国将会少许多腥风血雨，此后的历史将会避免许多曲折和灾难。万分遗憾的是，这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领袖对“革命”的反思，却长期被遮蔽、被误解、被批判，同时代和后来的“革命者”，非但不能在他们的反思上磨砺眼光，从他们的反思中获取智慧和教训，相反，却把他们的反思视作他们的“罪证”，却让他们的反思成为他们人生中的“大污点”。

由于性情气质和做出反思时生活处境的不同，瞿、陈二人的反思也表现为不尽相同的方式。瞿秋白的反思主要是基于自身投身“革命”后的感受，并且始终不离这种感受，未对“革命”本身的方式、目的进行纯理论性的追问，这可姑称之为“感受型反思”。陈独秀则主要是对“革命”本身做一种理论性的思考，是对原有的“革命”理念进行究诘，这不妨称之为“理念型反思”。

在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投身了中共“革命”的知识分子，要对“革命”本身进行反思，是异常艰难的。瞿秋白和陈独秀，都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除却了一切利害与荣辱的考虑之后，才迈入这种反思之境的。正因为这种反思的艰难，正因为这种反思需要有非凡的胆识和勇气，所以，尽管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为数众多，但深刻的反思者却并没有大量出现。不过，瞿秋白和陈独秀这两个第一代中共党人的反思，也并没有成为绝唱。在他们的下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中，也有继承了他们的反思精神和反思路向者，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韦君宜和顾准。韦君宜1936年加入中共，顾准1935年加入中共，在中共的代际上，可算第二代人。韦君宜的反思也更多地是萌生于自身的“革命经历”，是叙写自身对“革命”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可说韦君宜接通了瞿秋白的反思方式。顾准则是对“革命”进行一种十分具有学理性和思辨性的反思了，在这个意义上，则可说顾准延续了陈独秀的反思路向。本文先论说从瞿秋白到韦君宜的“感受型反思”，从陈独秀到顾准的“理念型反思”将另文论说。

二

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促使瞿秋白和韦君宜这类知识分子对“革命”进行反思的直接原因。怀着满腔热忱和忠贞投身“革命”，却被怀疑、被歧视、被残酷地凌辱和无情地打击，最终使他们不由得生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悔恨。

1935年2月23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队逮捕，1935年6月18日被杀害。5月17日，知道自己死期将至的瞿秋白，开始写《多余的话》，5月22日完成。“文革”期间，瞿秋白因为这篇《多余的话》而被认定为“叛徒”，自己的墓和常州母亲的墓都被砸。“文革”后，中共中央为瞿秋白恢复了“名誉”，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视作“叛徒的自白书”者，似乎已没有了，但对《多余的话》到底想表达什么，却仍难有一致的看法。林勃的《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2），对“文革”后关于《多余的话》的不同看法做了评介。从林文中可知，对《多余的话》大体有以下几种理解。

一、从勇于自我解剖的角度，基本肯定《多余的话》。这类论者认为《多余的话》是一个共产党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自己做出的严酷的反省和批判，因而也表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勇气。这种观点也将《多余的话》视作反思之作，但反思的对象是作者自身。最早表达这种理解的是陈铁健发表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上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陈文指出：“《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陈文是首先对《多余的话》做出基本肯定者。该文发表后，引起了茅盾、丁玲等人的共鸣。丁玲在完稿于1980年1月2日的长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说：“最近，我又重读了《多余的话》，并且读了《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陈铁健同志写的重评《多余的话》的文章。这篇文章对秋白一生的功绩、对他的矛盾都作了仔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比较全面，也比较公正。”又说：“他（瞿秋白）这样把自己的弱点、缺点、教训，放在显微镜下，坦然地、尽心地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后代，这不也是一个大勇者吗？！我们看见过去有的人在生前尽量为自己树碑立传，文过饰非，打击别人，歪曲历史，很少有像秋白这样坦然无私、光明磊落、求全责备自己的。”

二、从“正统”的“革命立场”出发，基本否定《多余的话》。这类论者虽不再明确地认定《多余的话》为“叛徒的自白书”，但却强调《多余的话》是过于消沉灰暗的、是并不值得肯定的，作为“革命者”的瞿秋白，以这样的文字总结自己的一生，是很不应该的。这种观点最初是在反驳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一文时出现。例如，王亚朴发表于《上海师院学报》1979年第二期的《怎样看待〈多余的话〉》指出：“《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同志在特殊情况下给自己勾划了这样一幅政治形象，过去的历史：‘一场误会，一场噩梦’；现在的状况：‘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将来的打算：‘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这既不是自我解剖画像，也没有‘令人夺目的光辉’，假若硬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说这是自我解剖，那真是‘罕见’的了。”再如，刘炼发表于《历史教学》1980年第一期的《瞿秋白评述》一文，也认为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作了“许多过火的不实事求是的‘自我批判’，把自己革命一生全部否定了。”“在敌人狱中作这样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应该的。”林勃在《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中指出，对陈铁健文章最鲜明完整的反对意见，是王维礼、杜文君两位论者发表的。他们针对陈文“光辉是主要的”、“自我解剖”等观点，先后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吉林日报》（1979年11月17日）等报刊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多余的话》的主要倾向是错误的，是瞿秋白历史上一大污点，是不足为训的。”虽“不是投降变节的自白书”，但却是“革命同志所犯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错误”，“《多余的话》集中地反映出瞿秋白同志思想上的动摇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反映出瞿秋白同志在对待革命，对待自己，对待生与死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有严重错误。”因为时势的不同，这类论者虽不再明确认定《多余的话》意味着瞿秋白对“革命”的“背叛”，但从他们的某些论断中，却不难逻辑地得出瞿秋白最终“背叛”了“革命”的结论。

三、从政治反思的角度，高度肯定和称颂《多余的话》。这类论者认为，《多余的话》其实有着显性和隐性两个文本。显性文本表现出的是瞿秋白严厉的自我清算、自我谴责、自我批判，而隐性文本则表现的是对王明路线的憎恶、反思和声讨。换言之，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那口口声声对自己的责骂，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实际上他要责骂的是王明一伙的罪恶，是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的作者林勃，便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道：“------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林勃在《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中，引述了瞿秋白的这些话后，指出：“这里，‘十足的市侩’、‘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等严厉谴责都出现了；而内容则更显蹊跷、重大。十分清楚，‘厌倦政治’的秋白同志正是在谈王明路线，正是在谈当时党内最大的政治：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正是米夫——王明篡权上台的时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正是王明中央；‘政治思想’、‘政治问题’、‘理论政策’、‘不同政见’——统而言之，正是王明的政治路线！”而瞿秋白的这些关于自己的话“固然是自我谴责，但是，谁也不难看出：谴责自己未坚持与王明中央的‘不同政见’，自然更是反对王明中央的政见；痛斥自己对王明路线的屈从，当然更痛斥王明路线本身；否定对自己的否定，实际就是对自己重新肯定，这自然同样意味着反对王明路线和王明中央------”“所以，揭露王明路线这一点就集中了这所有自我谴责的主要含义。”林勃的结论是：“揭露王明路线——这是瞿秋白写作《多余的话》的主要目的和中心主旨。”“《多余的话》实质是瞿秋白同志在敌人狱中采用曲折形式和暗示手法，写给自己同志和我们后人的总结当时革命经验教训、揭露王明路线的最后遗言，是他的最后斗争。”

我读到的最新的一篇关于瞿秋白的文章，是吴小龙发表于《随笔》2002年第四期上的《悲情·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这篇长文表达了与林勃所代表的观点相近的看法，并把问题思考得更深入，对瞿秋白写作《多余的话》时的心态把握得更准确精细。吴文认为：“瞿秋白在这篇文字中，表达了他的人生悲情，坚持了他的人格操守，更思考着他所献身的那个事业的历史教训——这是这一篇文字的价值所在。”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自称“叛徒”。吴文指出，瞿秋白在如此自称的时候，“是带着一种真的以这个称呼来侮辱他的那些人们永远不可能理解的一种悲怆”。如果“叛徒”意味着向敌人告密求饶，意味着出卖组织和“同志”，那瞿秋白决不是这样的“叛徒”。然而，“他又确实在内心里与作为国民党杀他的理由的那个‘事业’拉开了距离，他所经历的这个运动中的许多事，确实使他感到了某种真诚的失落，感到了自己对这种‘政治’的情感上的疏远和背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瞿秋白早已是他所献身的那个“事业”的思想和情感上的“叛徒”。吴文也强调，不能从字面上理解瞿秋白对自己的那些“苛评”，也不能简单地理解瞿秋白表达的那种对政治的倦怠和冷漠：“现在，我们可以不必讳言，造成了瞿秋白这种倦怠和心灰意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思想家的生命有赖于他所认定的价值原则，和体现、实现这种价值原则的事业这两者的支撑，而在瞿秋白，这两种支撑都已大半失落：‘同一营垒’里的人对他的所作所为玷污了他与他们共同认定的社会理想和价值理想，以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真诚，他无法接受这一切，因此，才有那些疲惫，厌倦等深深透着失望的情绪产生；事业上，由于非他所能为力的原因，他现在被‘解除了武装，拉出了队伍’，成为一个失败者——这两者，就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表现出那种无奈、痛苦、低沉的情绪的根本原因。”至于瞿秋白为何要以一种曲折、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林勃、吴小龙等都指出，是因为瞿秋白身处敌人狱中，不便于明白直接地谈论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的黑幕和表达自己的反思。

上述三种对《多余的话》的理解，第一种和第三种虽在评价上相同，即都对《多余的话》表示肯定，但肯定的理由却大相径庭。第二种和第三种虽在评价上颇对立，但在对瞿秋白真意的体察上却更接近。其实，只要对瞿秋白投身“革命”后的人生遭遇有所了解，只要对瞿秋白所身历的中共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形略为熟悉，就不难看出第一种理解是过于皮相的。就我来说，越是细细品味《多余的话》中的那一行行文字，越感到它是一首悲怆的诗。它把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表达得既朦胧又深刻，把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临终之际对自身人生错位的痛悔表达得既隐晦又显豁。

三

瞿秋白1921年在彼得堡加入俄共，1922年正式加入中共。但从1928年开始，便饱尝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滋味。1928年至1930年，瞿秋白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苏联度过的，而正是在这期间身历的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和荒谬绝伦，使瞿秋白萌发了对“政治”的极度厌倦，也使瞿秋白开始了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据陆立之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它——王明对瞿秋白的打击迫害》（3）中回忆，在苏联时期，攀上了米夫做后台的王明，就开始对瞿秋白百般陷害，甚至必欲置瞿秋白于死地而后快。王明等人先是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内捏造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说这是一个“反党的秘密团体”，而背后的“大头头”就是瞿秋白。于是，来了一场气势汹汹的清查运动，向忠发在大会上宣布：“在共产党内搞同乡会活动的人，都要枪毙！”陆立之回忆说，运动“升级”后，“有人被捕，有人失踪，还有人上吊自杀了。列宁学院有几个中国同学在休假日自己烹调中国菜小酌，热闹了一阵。因为他们的方言别人听不大懂，王明的耳目就做了汇报，于是，就说他们在开会，以图制造‘江浙同乡会’的口实。”在运动中，瞿秋白的胞弟瞿景白被王明诬为“疯子”，最后“失踪致死”，而“这顶疯帽本想扣在秋白头上但没有得逞，就让瞿景白做了替身。”“江浙同乡会”的棍子未能直接打倒瞿秋白，米夫、王明们便干脆“向秋白直接诬陷”，“米夫硬说秋白和黄平都有神经病，强制送精神病院检查。”再后来，米夫和王明又编写了一份《共产国际对中共代表团的谴责决议》，把一顶“分裂主义”的帽子扣到瞿秋白头上，理由是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学潮中犯了“分裂主义”的错误，“助长了托派小组织和其他反党活动。”“最后，米夫又甩出王牌，必欲将瞿秋白置于死地，也就是把拎在手里的另一顶‘托派’帽子硬扣瞿秋白，大家可以想象：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这是一道催命符，米夫甩出这件法宝，喜形于色，料定瞿秋白逃不出他的魔掌。”只是因为斯大林最终并不认可米夫的构陷，瞿秋白才免于一死。然而，瞿秋白身虽未死，心却在开始死去。陆立之文章中说，其时的瞿秋白“对所谓《谴责决议》和‘分裂主义’的新帽子等打击逆来顺受，有时候他还嘲讽自己，轻轻地哼着越剧‘是我错’的曲调。但实际上他内心里是极度苦恼的。杨之华说：由于景白失踪又被说成是‘疯子’，他告诫（另一胞弟）云白必须言行谨慎，忧虑许多可能发生的事，他好几天连续失眠。以前那种说笑欢快的家庭气氛也消失了，夫妻俩都忧心忡忡，不知将会突发什么事故。但大白天，秋白仍是泰然自若的样子。”在这社会主义的苏联，瞿秋白其实生活在一种“红色恐怖”之中，人生安全毫无保障。他的“逆来顺受”，他哼着“是我错”的自嘲，都表明他已无意于去与那些“党内同志”争是非、论短长，表明他政治热情的冷却。不难想象，在那些连续失眠的夜里，瞿秋白一定对自己的政治道路有一遍遍的反思。数年后的《多余的话》中，有一句自成一部分的话：“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不妨说，在这种“红色恐怖”中，在这些连续失眠的苏联之夜里，瞿秋白的“政治生命”正在死去。《多余的话》最后一章《告别》，是以这样一句话开头：“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这句话也自成一部分。我想，在苏联的那些不眠之夜里，当瞿秋白一遍又一遍地反思着自己的人生选择时，一定已有强烈的滑稽感一遍又一遍地袭上心头。

1930年8月，瞿秋白回国。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这次由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操纵的会上，瞿秋白又成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靶子。尽管瞿秋白在会上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此前的三中全会和政治局所犯的“错误”，但王明等仍毫不留情地将瞿秋白逐出了政治局。据邵玉健《试析王明一伙残酷打击瞿秋白的部分原因》（4）一文中说，王明等人在会上宣称，向忠发“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邵玉健文章说：“之后，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连续两次强迫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写声明书，公开承认强加给的莫须有罪名。------瞿秋白于1月17日和1月28日两次违心写了声明书。虽然他态度十分诚恳，但王明等仍不依不饶，欲彻底批倒批臭，最后在2月20日，由中央政治局专门作出了《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硬给瞿秋白戴上‘调和态度’、‘两面派态度’、‘右倾政治意见’等帽子。在生活上，王明中央每月仅发16.7元生活费给瞿秋白，远低于上海工人的一般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更何谈治病，实际上是欲置秋白于死地。”被逐出中共领导层的瞿秋白，可谓贫病交加。但即便这样，“党内同志”仍不肯放过他。1933年9月22日，已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瞿秋白进行了毁灭性的政治打击。“决定”指责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是“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并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这个“决定”传达到上海，上海的党组织立即召开了对瞿秋白的批判会。瞿独伊在《怀念父亲》中说：“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样歪曲和污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象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5）在遭受这样的打击迫害后，瞿秋白于1933年9月28日写了《“儿时”》一文。细味此文，可知瞿秋白其时的心境，也能明白瞿秋白并非是在成了国民党的俘虏后才开始写《多余的话》的。《“儿时”》不长，才数百字，其中说道：

生命没有寄托的人，青年时代和“儿时”对他格外宝贵。这种浪漫谛克的回忆其实并不是发见了“儿时”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觉到“中年”以后的衰退。------衰老和无能的悲哀，象铅一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青春是多么的短啊！

“儿时”的可爱是无知。那时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学家大哲学家，每天都在发见什么新的现象，新的真理。现在呢？“什么”都已经知道了，熟悉了，每一个人的脸都已经看厌了。宇宙和社会是那么陈旧，无味，虽则它们其实比“儿时”新鲜得多了。我于是想念“儿时”，祷告“儿时”。

完全可以将《“儿时”》视作是《多余的话》之一部分的先期写出和发表。本来早已信仰了共产主义并立誓为“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而奋斗终身的瞿秋白，现在却感到自己是一个“生命没有寄托的人”。在感到生命失去了寄托的同时，瞿秋白如此深情又如此惆怅地怀念起“儿时”来。他怀念得之所以如此深情，无非是因为“儿时”的人，有着种种寄托生命的可能性，他可以选择做科学家，也可以选择做哲学家，还可以选择做其他各种正当有益而又干净有趣的事业，是因为“儿时”的生命是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画各种各样美好的图画。而他之所以如此惆怅，是因为“中年”的他虽感到原有的生命寄托已经失去，但却无由重新选择生命寄托；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生命虽像一张画满了错误图案的纸，但却不能把这些图案抹去重来。在瞿秋白如此深情又如此惆怅地怀念和祷告着“儿时”时，是多么渴望能从“中年”回到“儿时”，让生命重新开始；是多么渴望此生的一切原不过是一场恶梦，一觉醒来，仍然躺在母亲的怀里。

在《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下达之后，瞿秋白马上写了这篇《“儿时”》，但却并没有马上拿出去发表。想来，其时的瞿秋白对于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还有着顾忌。临近年底，中共中央派人向瞿秋白宣布了要他去中央“苏区”的决定。要瞿秋白离开上海赴“苏区”，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在政治上瞿秋白已被打翻在地，当然谈不上“苏区”有什么工作非他去担当不可，而以瞿秋白的身体状况，无疑留在上海更适宜。但信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同志”，却偏是既不让他好好“工作”，又不容他好好“养病”。当时，有人劝瞿秋白以身体需要调养为由争取不去，瞿秋白“有些怅然”，“沉吟了片刻”，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6）早把命运交给了“革命”的瞿秋白自然只能服从“革命”的安排。瞿秋白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即允许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但却被莫明其妙地拒绝。对此，有论者这样评说：“在全党一派无情斗争声中要瞿秋白去中央苏区，是好意吗？他的心情能舒畅吗？于是不准这个重病号要求生死与共的夫人同行，也就可以明白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的‘决定’了。就是人身迫害！当时有同志实在看不惯，要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马上制止，不准同志为他而去作无畏（谓）的牺牲。这个时候的瞿秋白，如果要讲一句俗话，简直是太窝囊了。然而如若不窝囊一点而表示半点不满，就更没法活了。”（7）对于瞿秋白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投身了“革命”，实际上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即便在思想上、情感上已与“革命”的极大地疏离，在行动上也只得与“革命”保持一致。他已经没有为自己重新选择道路的“权利”，只能老老实实地被“革命”牵着走，哪怕明知前面是“党内同志”布下的陷阱，也无由后退。这时，对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儿时”的怀念一定又袭上心头，于是，在离开上海不久前的1933年12月15日，瞿秋白从抽屉里拿出放了两个多月的《“儿时”》，交《申报·自由谈》发表。

四

1934年1月7日的上海之夜，雨雪交加。就在这雨雪交加中，瞿秋白永别了妻子杨之华，踏上了去“苏区”的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连同各路人马开始了“长征”。瞿秋白当然要求随中央机关“长征”。然而，这要求却被断然拒绝。就像当初想留在上海不走却不得不走一样，这回是想跟着走却不准走。当事人之一的伍修权对有关“长征”和人员去留问题，曾有这样的回忆：“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象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8）让瞿秋白这样的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打游击”，真可谓滑稽之至。当然，“打游击”是假，“甩包袱”是真，“借刀杀人”是真。从苏联时期起，“党内同志”就一次次地想置瞿秋白于死地，待到1935年2月瞿秋白以“共党首领”的身份被国民党军队抓获，他们也就如愿以偿了。对这一切，瞿秋白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明白了瞿秋白投身“革命”后在“革命阵营”内的遭遇，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以最后的生命时光来写《多余的话》了。实际上，瞿秋白早有满腔悲哀、屈辱、悔恨渴欲一吐为快。而在此之前，也在按捺不住时有过零星的吐露。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说：“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他这种矛盾的心情，自然比这篇文章要轻微得多，也婉转得多。------尽管是迂回婉转，还是说了不少的过头话”。如果说写给丁玲这些信已经预告着《多余的话》的怀胎；而离开上海前公开发表《“儿时”》，则表明《多余的话》已经孕育成熟。

明白了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也就能明白他为何在《多余的话》中写下这样的话：“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候，对于政治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明白了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也就能明白他为何在《多余的话》中写下这样的话：“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Ο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半个多世纪以后，接续着瞿秋白的这种“感受型反思”的，是韦君宜。韦君宜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积极投身“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1949年后，也可算是中共高级干部。1994年，韦君宜出版了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对于延安时期“抢救运动”的残酷无情和荒谬绝伦有深刻的揭示，对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有十分耐人寻味的表现。1998年，韦君宜出版了回忆录性质的著作《思痛录》，对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和1949后的“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革命运动”有冷峻的反思。之所以说韦君宜的反思是瞿秋白式的，是因为韦君宜同瞿秋白相似，反思中的思维活动始终不离自己的经历、感受，很少进入抽象的理论思辨。关于韦君宜的反思，已有许多人作过评说，尤其《思痛录》出版后，在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2001年，大众文艺出版社了《回应韦君宜》一书，其中收录了数十篇对韦君宜的反思进行论说和阐发的文章。因此，我在这里就不对韦君宜的反思多作赘语，只将韦君宜的反思与瞿秋白作些比较。

首先要说明的是，瞿、韦二人的反思虽然立足于自身的经历、遭遇，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之所以反思，仅仅是因为个人在投身“革命”后饱受苦难。驱使他们对“革命”进行反思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在《多余的话》正文之前，瞿秋白借古人语作卷头引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正是对“革命”的“心忧”，促使瞿秋白不顾身后的荣辱，提笔写下了《多余的话》。《多余的话》刚开始，瞿秋白写道：“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在《多余的话》快结束时，又写道：“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为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不应该的。所以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这是在说明为何要写《多余的话》。瞿秋白非常清楚，以他的政治身份写出《多余的话》这样的东西，一定会举世哗然，也会令人百思不解。例如，丁玲这位知心好友，就至死不能理解瞿秋白为何要在临死前留下这样的东西。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丁玲在肯定《多余的话》的同时，也说：“何必写这些《多余的话》呢？我认为其中有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笑柄，发生误解或曲解。”连丁玲这样的知心好友都不知“我”实因“心忧”而“谓我何求”，那我的“心忧”要在短时间内广被理解，实不可能。这一点，瞿秋白是充分意识到了的。甚至死后的戮棺鞭尸，瞿秋白都应该想到了。但他还是要说出这些“多余的话”。这固然可以理解为是瞿秋白超乎寻常的真诚使然。“革命家”、“革命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等等，诸如此类的头衔，本不过是舞台上的戏装，瞿秋白内心对之厌恶已久，如果在临死之前不将这些戏装扯下，那就要在尸体上罩上“革命烈士”这样一件新的戏装，而这是瞿秋白决不愿意的，于是，他以这些“多余的话”撕扯下套在身上多年的旧戏装，也以这种方式预先表示了对“革命烈士”这件新戏装的拒绝。扯下和拒绝这些戏装，不仅仅是要以真面目面对历史，更在于让真实的自己成为“以后的青年”的一面镜子，让“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韦君宜在《思痛录》的“缘起”中，则这样解释自己为何以余生进行反思：“要想一想这些，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去的需要。”在《思痛录》之四“我所见的反右风涛”中，韦君宜说到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人们为了自保，往往不惜相互陷害、吮血卖友时，有这样一番慨叹：“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之食？我不会听众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监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真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据韦君宜爱女杨团说，在“文革”后期，韦君宜就开始在极为隐秘的情况下写《思痛录》：“而‘四人帮’粉碎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向我公开了她的秘密。她要写一部长篇回忆录，从抢救运动开始，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她讲，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她十八岁参加共产党，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9）瞿秋白也好，韦君宜好，他们之所以反思，实在不是为了倾诉个人苦难、发泄一己委屈。《多余的话》、《露沙的路》、《思痛录》等，是他们的“心忧书”和“心伤书”，但他们为之心忧和为之心伤的，与其说是“革命”给他们带来的苦痛，毋宁说是“革命”本身。

五

瞿秋白和韦君宜的反思，也能够相互发明、相互阐释。读《多余的话》能更好地理解《露沙的路》和《思痛录》，读《思痛录》也能更好地把握《多余的话》。就以上面所引韦君宜的话为例吧。在这段话里，韦君宜说，参加“革命”之后，她时时面临的选择是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真的人”。也即意味着，“正直”与“生存”之间，时时构成一种紧张的冲突。要选择继续“做一个正直的人”，“生存”就要受到威胁，就意味着受苦受难，甚至家破人亡；而要免于生存陷入困境，让自己以及家人能安安稳稳地话下去，就必须抛弃人格尊严，出卖和陷害他人。在面临这样的选择时，像韦君宜这样的知识分子内心是极为痛苦的。明白了韦君宜的这样一种痛苦，也就能更好地懂得瞿秋白为何在《多余的话》里称自己为“脆弱的二元人物”了；就能更好地理解瞿秋白为何强调“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与“仁慈礼让，避免斗争”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意识在我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也就能更好地领会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写下的这样一些话了：“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的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末，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都是在“责备”自己的天性始终不能适应“革命”，“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狱中的瞿秋白不能像韦君宜那样直接表达对“革命”的伤心，只能以“自责”的方式间接地表达对“革命”的“心忧”。韦君宜是在瞿秋白被杀的那一年投身“革命活动”的。但她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一次次感受到的那种选择的痛苦，瞿秋白早就一次次地感受过了。在那些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在那些接连不断的批判中，瞿秋白一定“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并为这种选择痛苦不堪。“天性”最终使得他没法不继续“做一个正直的人”，于是他只好喟叹自己“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革命”阵营内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求人对人像狼一样，而瞿秋白、韦君宜这样的知识分子，却始终不能让自己完全变成狼。“正直”与“生存”之间的选择虽然痛苦，但更痛苦的却是当初的“革命理想”与如今的“革命现实”的反差。瞿秋白、韦君宜这类知识分子是怀抱着崇高圣洁的理想投身“革命”的。在《思痛录》的“缘起”中，韦君宜谈到当初为何参加“革命”时说：“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怀抱着这样的信念投身“革命”，而“革命”的现实却是“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怎能不令他们心伤和心忧呢？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屡屡说到自己虽置身政治漩涡但却对政治麻木、冷漠、厌倦，以致于对于加诸自己的罪名，也照单收下，连争辩和洗刷的兴趣都没有。“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么简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我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为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这种丧失“原则”、泯灭“是非”、得过且过的心态，韦君宜在反思时也不只次地说起过。《露沙的路》中叙述过露沙的这种心态，《思痛录》里也说到过自己的这种心态。例如，在《思痛录》之一“‘抢救失足者’”里，韦君宜写到丈夫杨述在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中被怀疑为“特务”而“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这正是北国的12月）。”宣传部长也“天天来找我，叫我劝杨述赶快‘坦白’”，“我”起初还不肯，但“又过了一阵，简直所有的外来干部都沾上特务的边了。”宣传部长李华生还和我谈话，说“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溃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于是，我答应了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劝说’杨述。”当瞿秋白、韦君宜们意识到自己其实是陷身于一种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荒谬之中时，就难免产生“信念崩溃的感觉”，而紧接着产生的便必然是麻木、冷漠、厌倦和得过且过，是不再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坚持政治上的“原则”和争辩政治上的“是非”。“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说我是特务就是特务好了”，任何坚持、抗争，都是多余的和滑稽的。正如有的论者所言，这种心态“在后来习惯于在一次次党内斗争和运动中作‘检讨’的人听来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共鸣”。（10）

在《多余的话》中，多次出现这样的带着引号的字句：“回到自己那里去”、“自己的家”、“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自己的生活”。这些，是作为所投身的“革命（活动）”的对立面出现的。由于“历史的误会”，瞿秋白投身了“革命”，并且还在不短的时间内充当着“领袖”的角色，但其实他早就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房间：“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空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吗？”“再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O年到一九三O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类似的悔恨，韦君宜在反思时也多有流露。在《思痛录》之一中，韦君宜写道：

到1982年，有一个去美留过学的中年人告诉我：他在美国见到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华人科学家，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其中一个科学家告诉他：“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我间接地听到了这位远隔重洋的老同学的心里话。他说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四十多年前韦君宜们与那些“不革命”的同学分道扬镳，前者选择了延安，后者选择了美国。四十多年中，前者把自己造就成了“地位极高”甚至“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对人类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而后者却“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而前者当初在资质、才华上本是远不如后者的。作为当年清华高才生的韦君宜，在这样的结局面前，一定感慨良多。在《思痛录》之四中，韦君宜还写到，在“反右派”运动中，她曾对黄秋耘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反右派”的时候，韦君宜还不知当初那些“不革命”的同学在美国的情况，如果知道，“何必当初”的心绪当更强烈吧。

写《多余的话》时的瞿秋白，想来没有预见到后来韦君宜们的遭遇，如果预见到了，他一定会更少顾忌，也一定会把话说得更明白些。让我用杨团的一番话，结束这篇已很冗长但并未尽意的文章吧：“母亲后来曾告诉我：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在眼泪全都干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穷尽一生的努力，一生的奋斗，换来的究竟是什么？当她重温自己那时的理想，当她不能不承认后来牺牲一切所追随的，都与自己那时的理想相悖，仿佛绕地球一圈又回到了原地，怎能不追悔平生，痛彻骨髓呢？”（11）这番话，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瞿秋白。

2002年10月16日

注释：

（1）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瞿秋白研究》第四辑。

（3）（4）《瞿秋白研究》第五辑。

（5）瞿独伊《怀念父亲》，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二期。

（6）见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0页。

（7）同（6）第604页。

（8）见《伍修权同志回忆录》，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

（9）（11）《回应韦君宜·代序》。

（10）吴小龙《悲情·人格·思考》，载《随笔》2002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