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为何离开北京大学

尽管习惯于用所谓“必然性”和“历史规律”来解释一切的人不承认历史过程中偶然和巧合的作用，但偶然和巧合仍往往令人怀疑真有一个上帝或一个魔鬼在冥冥中操纵着一切。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等人离沪北上，28日到京，入住前门外的中西旅馆。其时，陈独秀把《新青年》在上海办得很红火，并与汪孟邹等酝酿办一个“大书店”，此番便是为此事招股而来。

而恰在此时，北洋政府正酝酿着让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1916年12月26日，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达，当天上午，蔡元培即亲赴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据说，陈独秀一开始是推辞的，但蔡元培连续几天登门，并答应可将《新青年》移至北京，陈独秀才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

也正在此时，后来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正在陈独秀和远居美国的胡适之间酝酿着。陈胡之间书信往还，交换着变革中国文学的看法并已达成基本共识，后来成为“经典”的一些观点，此时也已成熟。1916年11月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胡适，写出了《文学改良刍议》，他将文章复写几份，一份在自己主编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一份寄给了《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

在接受蔡元培聘请的同时，陈独秀向蔡元培热情推荐了胡适，蔡元培也欣然应允。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1月13日，经教育部批准，陈独秀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在紧接着的第2卷第6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1917年9月10日，留美归来的胡适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自第3卷起在北京出版，在1918年4月15日问世的《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胡适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始蓬勃开展起来。

蔡元培是应教育部之召从法国回国就任北大校长的，陈独秀是应蔡元培之邀从上海来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的，胡适是应陈独秀之请从美国回来就任北大教授的。蔡、陈、胡三人从天南地北聚集北大，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如火如荼。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蛰居四川江津且贫病交加的陈独秀闻讯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最后一段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即使可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必然的产物”，但由什么人来领导和从事这运动，当时的情形和对后来的影响都会大异。蔡、陈、胡的聚首北大，对塑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貌，意义十分重大。而这三人中，某种意义上最关键的是陈独秀。蔡、胡都是谦谦君子，言行较为温和中正，陈独秀则刚毅勇猛、锐气逼人。由于上有蔡元培、中有陈独秀、下有胡适、周作人等一批教授和傅斯年、罗家伦等一批学生，北大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而这个大本营的核心，则是《新青年》。如果说《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那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则是新文化运动的“现场总指挥”。就连胡适后来也一直认为，陈独秀当年的激烈强劲，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是十分必要的。所以，陈独秀的携《新青年》而进入北大，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而陈独秀之所以能被蔡元培如期请到北大，与蔡元培接受校长任命时陈独秀正好在北京“出差”、从而蔡可以“三顾茅庐”大有关系。倘陈在上海，蔡元培就只能驰函相邀而无由当面劝请，而本来就对来京心有踌躇的陈独秀，或许就辞谢不就了。那样，北大文科学长就只能委诸他人。陈独秀不来，胡适也就难来。就算“五四”新文化运动“必然”会发生吧，但没有陈独秀和胡适之的新文化运动会是什么模样，实在无从想像。历史的偶然岂可小视哉？从陈独秀对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踌躇，也可看出，他来北大之初，是并没有想到会有那样一番大作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那时的蓬勃兴起，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是各种因素，包括偶然和巧合，因缘际会的结果。

蔡元培为何一接受校长任命就决定请陈独秀来做文科学长呢？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蔡元培有这样的交待：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蔡元培与陈独秀本是旧知，且蔡对陈有着很好的印象，这无疑是蔡决意聘请陈的重要原因。但若没有汤尔和的大力推荐，蔡元培也许想不到陈独秀。在这种意义上，汤的推荐，可说起了关键作用。汤尔和，1875年生，浙籍人，留日学生，时在北京任医专校长，在北京教育界颇有影响，又系蔡元培好友。蔡向汤询问北大情形，固非偶然；汤向蔡推荐陈独秀也算人“巨”言“重”了。

但对陈独秀的进北大，时任北大预科教授的沈尹默又有一种说法。在《我和北大》一文中，沈强调是他向蔡元培举荐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说是有一天他从琉璃厂经过，欣遇旧友陈独秀，便问了陈的住址，并要陈暂勿返沪。回北大后，他便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并告知了陈的住址，后来遇到汤尔和，他又请汤出面向蔡元培推荐。正因为有了他的穿针引线，才有了蔡元培对陈独秀的登门拜访和陈独秀的进入北大。尽管从日期上看，沈的说法颇有疑点，但沈当时并不反对甚至热烈欢迎陈独秀来任文科学长，应该是真的。另外，时任北大文科本科专任教授的马叙伦（夷初）也说陈独秀的来北大，是由于他的推荐（《我在六十岁之前》）。推荐一事是否有过，姑且不论，马叙伦当时也对陈独秀的来北大持积极态度，则是可以肯定的。沈尹默和马叙伦二人，应该稍有介绍。沈生于1882年，留日学生，浙籍人。马生于1884年，浙籍人。让我们就此记住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这几个被认为或自称为对陈独秀进北大出过力的人吧，因为陈独秀后来离开北大，他们也出过大力。

陈独秀和胡适们的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这种反攻在1919年2、3月间达到高潮。在文化界，守旧势力的代表是林纾。在1919年2月17日的上海《新申报》上，林纾发表了仿聊斋体的文言小说《荆生》；在1919年3月19日至23日的《新申报》上，林纾又发表了文言小说《妖梦》。小说以影射的手法，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做了实际上是指名道姓的谩骂、攻击，且有明显的吁请军阀用暴力剿灭新文化运动之意。小说不但用语恶毒，用心也极为险恶，发表后颇有“收效”，令新文化人士心有怵惕，也令社会上谣诼四起。如果说这几篇小说还是以“小说者言”对新文化运动做并不严肃的反攻，那林纾于1919年3月18日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的《致蔡鹤卿（元培）书》则是以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理论性的责难了。在同一天的《公言报》上，还发表了题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况》的长篇纪事，也对陈独秀等新文化人士极尽攻击之能事。

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所受的攻击也最惨酷。守旧派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狎妓、“打场”（即与人同争一妓而生纠纷）一事上大做文章。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说到，那时“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对指向陈独秀的此种攻击，蔡元培本也是尽力回护的。在回复林纾的公开信中，蔡元培说：“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按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这里，“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指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指刘师培，二者都是北大校园内守旧派的代表性人物，蔡元培举出此二人来抵挡林纾等人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是很巧妙的。

在攻击新文化人物的阵营中，有一个叫张厚载的北大学生值得一提。此人时为北大法科学生，又在北京的《神州日报》担任记者，积极参与了对蔡、陈、胡等北大新文化人士的造谣诬蔑。1919年2、3月间，张某数度在《神州日报》上撰文，说陈、胡已受当局整饬，陈已转为消沉并已离京，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之说，并无否认之表示。”此等谣言，陷蔡、陈、胡等人于极不利之境地，陈、胡都立即公开发表辟谣文章。

蔡元培虽大有“肩住黑暗的闸门”的气慨，但无奈守旧派的炮火太猛烈，尤其面对针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身为北京大学进德会会长的蔡元培虽尽力回护，也终不免有所惮忌。于是，在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在汤寓集会，商讨北京大学眼前的处境和怎样应付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这次决定着陈独秀命运、某种意义上，也是决定着中国此后命运的小小集会，个中情形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录的胡适与汤尔和就此问题的通信中有所透露。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时，可见意见一开始并不一致，而争论的焦点则是如何处理陈独秀问题。蔡元培起初是仍主张保护陈独秀，不向以陈独秀私德为要挟的守旧派屈服，但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则附和汤。最后决定以体制改革为名，罢免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让陈独秀“体面”地下台。亦即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任命马寅初为首任教务长，这样，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一职也就自然解除。也许是对陈独秀的去职心有不平，几天后的3月31日，蔡元培主持会议做出决定，开除四年级学生张厚载的学籍，“虽然北大是向来不主张开除学生，特别是在毕业的直前”（《知堂回想录》）。可以认为，在解除陈独秀文科学长一事上，汤尔和起了主要作用，蔡元培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石原皋在《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中谈及此事时说道：“沈（尹默）与汤尔和的关系很好，汤是当时操纵北京教育界的主要人物，蔡先生又被他们包围了，以致演出了北大放逐陈独秀事件。胡适在十六年后（一九三六年），对于这事还是愤愤不平，对于沈尹默诸人还是毫不谅解，我才恍然大悟沈尹默与胡适互相攻击的原因。”香港学人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一书中，说到当时北京教育界情形时，也指出：“由蛛丝马迹，在北京似有以汤尔和为中心的浙江人士在教育界有左右势力的存在。蔡、陈之进北大，都经由他们策划的。”如此说来，汤尔和在其时的北京教育界确实是颇有份量的人物，由他来向蔡元培施压，蔡元培也只得有所屈服了。多年以后，汤尔和在致胡适信中这样忆及1919年的“3、26会议”：“发何议论，全不省记。惟当时所以反对某君（按指陈独秀）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1935年12月28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全不省记”、“完全忘却”云云，当有自我辩解的成份。但这里也透露出，汤某等人当时是主张陈独秀根本就不能“作大学师表”的，亦即主张把陈独秀彻底清除出北大的。但最后的决定，是仍保留陈独秀北大教授的职位，这应该看成是蔡元培力争的结果。确如石原皋先生所言，胡适对罢免陈独秀文科学长的“3、26会议”，终身恨恨不已，甚至提起来就颇有些咬牙切齿。1935年12月28日，胡适在致汤尔和信中说：“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按指当时的北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胡适来往书信选》）数日后的1936年1月2日，胡适致汤尔和信中，又说：“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一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Public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胡适来往书信选》）时隔如此多年，胡适提及“3、26会议”，愤慨之情仍溢于言表。值得一提的是，日寇占领华北后，汤尔和即当了汉奸，并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这才真是“历史的幽默”。几年后汤病死，这一伪职由周作人接任。

北大虽保留了陈独秀的教授职位，但以陈独秀的狂傲，岂肯再留。“3、26会议”的次日，陈独秀即得知了自己文科学长被罢免，当即便离开了北大。几个月后的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公开场合散发自撰并出资自印的反政府的传单而被捕。陈被捕后，胡适、李大钊、等社会各界人士和诸多团体都竭力营救。湖南的毛泽东也在1919年7月14日出版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其中称陈独秀在传单中提出的“人民有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权”等宣言为“乃人民对于政府最低之要求”。陈独秀此番在狱中一共关了83天，后被朋友们保释出狱。按警方规定，陈独秀只能在北京活动，不得离京。但据《胡适口述自传》中说，1919年底到翌年初，陈独秀未经警方许可即到武汉做学术讲演，回京后警察找上门来。陈独秀为免再被捕去，先是躲到胡适家，后又躲到李大钊家，再后来，李偕陈逃出北京，在河北乐亭县李的老家躲了几天后，两人乘车南下到上海。在口述自传中，胡适以遗憾的口气说：“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他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这次的被捕、逃亡和失业，对陈独秀思想和情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他不久后的急剧左倾准备了条件。按胡适的说法，在逃回上海之前，陈独秀其实并无明显的左倾倾向：“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1918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是一位后进。”（《胡适口述自传》）而逃回上海后“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自第7期以后，那个以鼓吹‘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自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胡适口述自传》）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魏金斯基（伍廷康）等来到北京，与李大钊接上了头，经李介绍，魏金斯基等人到上海找到了陈独秀，并向陈独秀建议组建共产党。陈欣然接受了此项建议，立即着手进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胡适终身都相信，倘若陈独秀一直留在北大、生活在那批信奉自由主义的“老朋友”中间，是不会思想严重左倾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如不离开北大，后面的事情便都不会发生。倘仍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应当不会去独自散发传单；即使去散发传单，以北大文科学长的身份，恐怕也不会轻易被捕；即使被捕了，出狱后仍可回到北大。因此，离开北大是陈独秀个人人生道路的大转折，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转折。而这一切，都起因于1919年3月26日夜在汤尔和寓所召开的会议。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胡适便对这夜的会议永不原谅。在1935年12月23日致汤尔和信中，谈到“3、26会议”时，胡适愤愤地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

陈独秀晚年蛰居四川江津，与一切党派断绝来往，独自反省自己的政治道路和一些基本的社会政治问题，思想又发生了一次巨变，并写下了一系列表达自己“最后的政治意见”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陈独秀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无产阶级民主“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等等。陈独秀去世后，这些文章以及他的一些书信由友人编印成册。1949年2月23日，胡适在上海读到了陈独秀晚年的这些文字。胡适是为了逃离大陆而来到上海的。在这样的时刻，读到老友陈独秀这样的文字，胡适一定感慨万千。1949年4月6日，胡适在上海登上了前往美国的海轮，告别了再也没有能回来的大陆。在船上，胡适为陈独秀的晚年文字写了《〈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胡明先生在所著的颇为精彩的《胡适传论》中这样评说陈独秀晚年思想与胡适之间的关系：“（这些）‘最后见解’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了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已经与胡适完全并轨了。（陈独秀）在如何建设近代中国文化政治的问题上与胡适分了手，二十年间绕了一个大圈子后又重新回到胡适的‘框框’里，即回到‘五四’时期民主科学的口号上，回到胡适设计思考的‘蓝图’里。”

2001年10月16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