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学员来自工农兵
张铁生交“白卷”，瞬间成“英雄”；扔一块玉米面发糕，引来一场
革命大批判；忆昔思甜，老贫农挥泪上讲台，痛说革命家史。
那天下午，当我答完最后一张文化考核试卷走出考场时，我自信如果文化考核起作用，走进工农兵大学生行列应该是板上钉钉了。我暗自庆幸，半年多的拼命苦学并没有白熬心血。到目前为止，在上大学的征途上我已经连续闯过了四道关口，个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地方党委批准——文化考试。剩下的就是招生学校择优录取了。
我望着七月那水洗一般洁净蔚蓝耀眼的天空，在辉煌灿烂倾泻不尽的炽烈的阳光下面，我满怀信心地抿紧了嘴唇，下意识地把两手举过了头顶，做了一个极其夸张的动作，然后背上装着牙具和参考书复习资料的背包徒步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剩下的日子就是希冀和焦灼并存的等待。
出人意料的是在关键时刻，“白卷先生”张铁生那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在报上发表了，文化考试马上成为一种过场，我那一腔膨胀起来的热情，一夜间沉入谷底。仅仅依靠推荐选拔，像我这样的没有任何背景的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心里是太没有底数了。
八月初，大学录取仍没有消息，直到八月中旬，我们公社才陆陆续续寄来几份大学录取通知书，但始终没有我。
我的心像狂风掠过的湖面，再也平静不下来。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我的嘴唇和口角上并排起了火泡，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来了。夜晚躺在炕上一遍遍地数窗外夜空中的星星，可就是睡不着。我企盼明天能有一个好消息。
然而，一个个明天都在失望中度过去了。
我实在沉不住气了，就一个人跑到县教育局打探消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告诉我，全国大多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到了，只剩下少数没有录取消息，还告诉我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不要着急，今年不成，明年再报。
我只好苦笑，说声“谢谢”。
浸泡在胆汁里的八月，我一天天地挨过去了。我已经没有了勇气再询问邮递员有我的信件没有。对于上大学，我基本上是不抱任何幻想了。我去找公社党委书记张有，告诉他，上大学可能是没有希望了，并告诉他，是我自己不争气，辜负了他全力以赴的鼎力推荐。张有书记安慰我说，不要泄气，再等等，就是今年不成，明年再报。话不在多少，就这一句话，就足以感动得我热泪盈眶了。我真没想到，张有书记到我们小队蹲点包队，在我家只住一个星期，知道我喜欢读书后，就对我这么负责任，并不遗余力推荐我上大学。即使我没有被大学录取，但张有书记的那一份心情到了，我打心眼里感激他。
九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山上砍柴，邻居狗剩子跑来告诉我，妈妈让我马上回家去。我突然间想到了是不是来了录取通知呢？但仔细一想，都九月初了，不可能再来通知书了，要来早到了……
我拎着柴刀回到家里，接过妈妈给我的信封。我拆开一看，手捧着那一张盖着红印章的写着我的姓名，又印了几行铅字的厚纸片，激动得泪水瞬间涌出了眼眶，我被Ｓ大学中文系录取了！
后来，我才问清楚录取通知书迟到的原因。原来是寄给我的通知书，邮局在分捡时误投到另一个跟我们公社名字有点相似的公社去了。这样，在路上多耽搁了十多天……
要上学了，乐坏了母亲，也愁煞了母亲，家里的钱凑足了也只有十八元两角钱。仅有的这一点钱如果给我拿着，做被褥就没有钱了；如果用这一点钱买布、买棉花做被褥，就没有给我拿的钱了。母亲长吁短叹，因为左邻右舍都没有钱，上谁家借去？事逼无奈，母亲只好把一床；日被褥拆洗之后，又修修补补做上了。
自我感觉，我的穿戴、我的行李够寒碜、够朴素的了，可是到了Ｓ大学一看，有的学员比我更朴素，更寒碜，不仅衣服上补丁摞补丁，被褥都是旧的。工农兵学员刚入学，从服装上差不多就能看出上学前的职业：从工厂来的学员一般都穿深蓝或浅蓝色劳动布做的工作服，从解放军大学校来的学员都穿草绿色军装，从农村来的学员多数都穿蓝华达呢做的制服，从行政机关来的学员穿戴比较复杂。但无论男女，衣服大都不超过青、黄、蓝三种颜色。
Ｓ大学似乎有一条不成文件的规定，每个新学年扩学的新生，都要在校园里挖上半个月的地道，那时候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
挖地道的意义虽然深远而且伟大，但使用的工具却原始得很，跟我们几千年前老祖宗打洞挖穴时用的工具几乎没什么革新，铁锹、镐头，外加绳子和土篮子。干这活我很内行，很有点像挖菜窖。再说是刚刚入学，心里面很有着一股当上了工农兵学员的自豪劲儿，同时，也想表现表现，给老师、同学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所以，我就干得非常卖力。
地道是敞开口挖的，所以挖得必须够一定深度，才能砌砖、抹水泥，然后黄土盖顶。这样，挖到一定深度时，一般力气小的学员从下面再也甭想把黄黏土直接甩到上面去，但我能。我每往上面甩一锹黄黏土，我就感到力量的骄傲。尤其是女学员投来羡慕的目光时，我的双臂就像充了电似的越干越来劲儿。一个小胖子跟我较量，但一上午就败下阵去了。
下午休息时，负责新生工作的老师聂少平便教我们唱《工农兵学员之歌》。
聂老师的嗓音不算太好，稍稍有点沙哑，但他在教唱时相当认真卖力，学员们也都认真学唱。后来，不知这首歌唱了多少遍，所以，至今仍能一句不落地记住全部歌词：
迎着灿烂的阳光，
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我们工农兵学员，
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带着工人阶级的委托，
带着贫下中农的期望，
带着革命部队的传统，
走向教育革命的战场。
壮志凌云，红心朝阳，
永远和工农相结合，
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迎着灿烂的阳光，
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
我们工农兵学员，
青春似火，意志如钢。
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
要为无产阶级争光，
牢记毛主席的教导，
面向三大革命的课堂。
又红又专，茁壮成长，
永远和工农相结合，
前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聂老师在工地上还立了一块黑板报，板报上除了表扬学员们在挖地道奋战中的好人好事外，还发表决心书和诗歌，给板报投稿最多的是欧阳明，其次是杜雨峰。当时我虽然还不认识这两个人，但名字却记在心里了。
为了抢进度，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披星戴月挖地道。
想不到的是，在一天挑灯夜战的时候，也就是在我机械地从下往上抛黄黏土的时候，锹头离开了锹把，而且锹头正好落在了一位正在壕沿上行走的女同学的脚面子上。
“哎哟”一声，那个女同学蹲下了，我顿时吓得目瞪口呆。
当我心惊胆战地爬出沟底，方知那一锹下去惹下了塌天大祸，那位女同学的右脚已经被血染得模糊一片了。
工地上乱成一团。聂老师马上组织了几个人把受伤的女学员送进校医院进行治疗。于是，我便怀着愧疚的心情抽空去看她。为了表示我的真诚的忏悔，我给她买了一些水果罐头之类吃的东西。
这时我才注意到了她出众的漂亮，那一双妩媚活泼的大眼睛，明亮而又生动，还有那两弯俊俏的蛾眉，那一张白净净的鸭蛋脸儿，那两小片雨后花蕾一样湿润的红唇和那高高隆起的胸脯，很有女性的魅力。我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娇美俏丽的女孩儿。
我也就在这个时候才知道了她叫梅洁。
一天，病房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在时，我检讨说：“梅洁，太对不起了，让你遭了这么多罪。”
她似乎是没一点儿怨恨我的意思，笑笑说：“我还得感谢你呢，没有你帮忙，我还得天天跟着挖地道，我现在歇在病床上，怎么也比挖地道舒服。”
真想不到，她还挺幽默地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我知道她这是在抚慰我愧疚的心灵。
半个月后，挖地道的工程告一段落，梅洁的伤脚也痊愈了，人出院了。
系里开始给一百八十余名新生分班。出乎我的意料，我跟梅洁不仅分在了一个班，而且还在一个学习小组。
梅洁很活跃，尤其是在文体活动方面从来都是积极分子。打乒乓球、篮球，玩排球，玩高低杠，跳木马，样样都玩得精彩漂亮；歌也唱得好，嗓音圆润、清亮、甜美。她还会弹琵琶，拉小提琴、手风琴，还会给歌词谱曲。星期天，不知她从哪儿弄来一架照相机，给一些男女同学照相。
她的多才多艺，像她的天生丽质一样震服了全年级的同学，同时也把我震服了，我是从心里佩服她，崇敬她。我常常想，她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一身本事？瞧她那一天像晨鸟一样快活的样子，心里很是妒嫉。相比之下，我又感到了自卑。我不会唱歌，不会乐器，连乒乓球都不会玩，别人玩时让我给数拍裁判，我从来不敢上前，因为我不知谁输谁赢。而梅洁，一玩起乒乓球，总是左右开弓，对方总不是她的对手。然而，一些男同学尽管总输给她，但还是经常找她玩。也有的买来胶卷，让她给照相，还有的找她学唱流行歌曲，而她从来都是有求必应。
很快，梅洁便跟班里的同学混熟了，几个月的时间，不仅系里的同学都认识了她，就是在学校里，也有不少人知道了她的芳名，而且不管她走到哪儿，都有男学员向她献殷勤。上课的时候，有的男学员千方百计坐在她身边；她上阅览室看书，也有男学员坐在她的对面。每逢课间休息，总有人拿出羽毛球拍或乒乓球拍，邀她去玩上一阵子。
逐渐地，班里的女学员就说起她的闲话来，有人说她轻挑、风流，有人说她爱出风头。我想，这可能出于女性的天性，女性向来容不得比自己太强的同性在自己身边表现突出。
梅洁在女同学中比较孤立，但她似乎满不在乎，仍然一如既往跟男同学交往。
不久，我又听不少人传说她生活腐化堕落。说她每天早晨从来不去学生食堂吃饭，总是自己冲奶粉或麦乳精吃，还有人反映在她的衣兜里总揣着巧克力、奶糖、皮豆什么的，经常吃零食。
据我所知，同学们反映的是实情。可是，吃零食的并非梅洁一个人啊！再说，学校食堂伙食太差是有目共睹的：一般每天只吃一顿馒头，大米饭是很少见的。其余两顿都是粗粮，而且多半是玉米面做的发糕；副食就更差，不是白菜条子萝卜汤，就是土豆，想吃豆腐都难，肉是很少吃到一回，单调乏味的饭菜谁吃了都会倒胃口。
一天中午，食堂又是吃剩下的发糕。事也凑巧，赶到梅洁买的那二两发糕，头一口就吃出了有怪味儿，她只喝了几口玉米面糊糊，然后把发糕丢进洗碗用的水池子里，拿起饭盆就走了。
赶巧的是这事让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何立敏发现了。
这个何立敏是返乡知识青年，据说是她办的“家庭小课堂”，在全县都很出名。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她不仅带头把家里养的鸡、鸭、猪全上缴了生产队，还把房前屋后的海棠树、大梨树全锯掉了，还刨去根儿，说是不让再发资本主义的芽儿。她爹抱着锯倒的果树哭天喊地，她在一旁帮助他爹提高思想认识，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一天她在自家仓房里发现了一副绳套和一副犁杖，这是她爹入社时留下的一点儿“后手”，也被她折腾出来，展览在光天化日之下，批判她爹革命不彻底，而且上纲上线，说她爹有复辟资本主义的潜在思想。于是，她就利用家庭小课堂，时刻帮助她爹斗私批修，直到她爹也跟着她一起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才罢休。后来，她讲用讲出了名堂，由小队的妇女队长升为大队的妇女主任。到学校后，为保持贫下中农本色，她一直穿一身破旧的补丁摞补丁的蓝制服，两只胳膊上还戴着两只草黄色士林布做的套袖。她脸上从来不抹雪花膏之类的东西。她还组织了四名学员成立了一个业余学习小组。学校规定的是周三、周五下午政治学习，他们的学习小组就周一、周六晚上学习，雷打不动，而且每个人都学有笔记，有时是几个小时的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大讨论。这样做的结果是，她被系里，乃至学校树为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样板，不仅被安排做班团支部书记，还当上了系团总支副书记，校团委委员。
当何立敏把梅洁咬了一口的玉米面发糕从水池子里捡出来，放在一个盘子里端走后，一些聪明的学员就猜测到了梅洁要倒霉了。
果然，当天下午，班辅导员聂少平找梅洁谈话，而且还惊动了系领导、工宣队长胡文奎。
胡文奎有四十七八岁，中等个子，微黑的方脸上颧骨突出，鼻子有点扁平，上嘴唇稍稍有点短，上下嘴唇永远也抿不到一起，所以，两只犬牙永远地露出那么一点点。据说他只读过四年私塾，但现在读报纸写信还不成问题。他原来在市薄板厂做车间主任，听说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至今腿上还有美国鬼子留下的伤疤呢。
胡文奎对梅洁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传统教育，梅洁回来时，脸色像纸一样苍白，我知道她是气坏了。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晚上，何立敏以团支部的名义，召集全班在第一教室开会，帮助梅洁转变思想。
为了造声势，何立敏不仅请来了工宣队长胡文奎，还请来了校团委书记马明涛，校“上、管、改”领导委员会副主任军宣队左大明。同时，还请来了外语系、地理系、政治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的工农兵学员代表参加。
有这么多大大小小的人物参加会议，会场的气氛顿时凝重起来。
会议由何立敏主持。
何立敏清了清喉咙，还下意识地扬起戴套袖的胳膊，用手抿了抿额前的“刘海”，神情异常严肃而又沉重地说：
“在座的校领导，尊敬的工人师傅、解放军同志以及工农兵学员战友们，我们今天来这里开这样的一个会议，原因是在我们工农兵学员中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不少同学已经知道了，就是在今天中午，我们在食堂的洗碗水池子里发现了一块被咬了一口就丢掉的发糕，发糕我带来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是的，一块发糕，它的价值并不大，然而，在我们工农兵学员中，现在已经有人讨厌它，不想再吃它，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这说明，我们的大学里也不是避风港，如果我们不注意思想改造，时刻都有变质变修的可能，时刻都有脱离工农忘记工农本色的可能。据我所知，我们这位丢掉发糕的梅洁同学，平时就不注意思想改造，更不注意政治学习，讲吃讲穿，衣兜里不离巧克力、瓜籽儿，事实说明，梅洁的扔发糕不是偶然的，是她上大学后一贯不注重思想改造的必然结果。一个人讲吃讲穿，势必导致追求贪图享受，可是只有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才讲享受，我们无产阶级就是要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今天，贫下中农把我们送到大学读书来了，我们吃得饱，穿得暖，住的是楼房，比起旧社会劳苦大众牛马般的生活，比起世界上三分之二还没有被解放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的生活，我们就是生活在天堂里，我们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好了疮疤忘了疼，别说我们的生活不苦，就是苦点，又有什么了不起？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梅洁同学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不能等闲视之，我们要对她进行帮助，这就是说，我们工农兵学员不仅仅是要上大学，还要管理大学，改造大学！下面，我们让梅洁同学自己先谈谈她的活思想。”
梅洁看了何立敏一眼，不卑不亢地说：“何立敏手中拿着的发糕是我扔的，这是事实，我承认。但我觉得在扔发糕的那一霎那，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我吃了一口，觉得那块发糕变味变质了，我这才丢进了水池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简单，我不想再做过多的解释。至于何立敏刚才讲的那些，我持保留意见，我的话完了。”
会场一片嗡嗡声。
“肃静，大家请肃静！”何立敏又站了起来，“同学们刚才都听到了，梅洁说这块发糕变味变质了，我觉得她这是找理由，实际上这块发糕并没有变质变味，不信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吃给大家看看。”说着，何立敏拿起发糕真的往自己的口里送了进去，然后很香甜地咀嚼起来，紧接着又咬第二口……顿时间，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大家只能听到何立敏咀嚼玉米面发糕发出的声音，“吧卿……吧卿……”会场里的空气一时间也凝固了。千百只眼睛一齐聚焦在何立敏手上的发糕和她蠕动的腮帮子上。
我发现坐在我旁边的梅洁脸上先是潮红，然后便白得没有了一点血色，她的嘴唇和手指都在微微颤抖。
何立敏这招可是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梅洁有口难辩，只好坐下来老实地接受一些同学的批评帮助了。
事后，何立敏又从乡下请来了一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给全班学员进行忆苦思甜。那位脸上沟壑纵横瘪腮豁嘴的老贫农口才相当好，看样子他那苦难的家史讲述已有上百遍了。否则，讲演时绝不会那样流畅生动而且又声泪俱下地感人至深。
老贫农讲他小时候在寒冬腊月，大雪泡天的日子里他赤着脚，穿着一条灯笼裤，在大山里给地主放牛，脚冻裂了，寒风刺骨，就挨着牛的肚子取暖，脚插在刚厨的牛粪里悟脚。晚上回去，狠心的地主只给他吃一碗主人吃剩下的残汤剩饭。夜里，他饿得实在受不了，偷吃了马槽里的几小块豆饼，被地主发现后，把他的牙都打掉了三颗，嘴唇都给打豁了。老贫农讲到这时，就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豁嘴。老贫农接着说，世界上没有比地主更坏的了，那心比锅底还黑，比蝎子尾巴还毒，他姐姐十三岁就被地主拉去顶了债，十五岁那年被地主强奸后就上吊自杀了。老贫农还讲了他妈妈为了养活他们几个孩子，四处乞讨，但仍然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老贫农还讲他妈妈想姐姐，眼睛都哭瞎了，后来，活活给饿死了。
老贫农泣不成声。
何立敏第一个带头哭了，而且拳头挥得高高地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何立敏带头喊，大家就跟着喊，口号声一浪高似一浪。
老贫农讲完忆苦思甜课，何立敏又联系食堂，当天晚上就组织全班学员吃了一顿忆苦饭。那饭是米糠和白菜叶子加少许的玉米面搅的糊糊，每人一碗。
何立敏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一连气吞吃了三碗，而梅洁咬着牙喝了小半碗，剩下的多半碗她没敢再扔掉，我见她实在犯难，就让她偷偷地拨在了我的碗里。
她感激得差点对我作揖。
发糕事件，大家都知道是何立敏的小题大做，但把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所以，大家就没敢多说什么，好在何立敏没有纠缠不休，开过讨论会，事情也就过去了。不过，梅洁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梅洁曾跟我说过，每逢她看见何立敏，心里就像塞了一团脏布似的，既堵得慌又恶心。但一个班的同学，又一个寝室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躲都躲不开。后来，梅洁找系学生会的生活部长和年级辅导员聂少平要求调换寝室，但做了几次工作，没有结果，也只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