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朱问>>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
第十二章蓬山此去无多路
1949年11月29日，重庆近郊的白市驿机场，陷入了一片离乱纷忙。不远处的巴县海棠溪一带已是炮声隆隆，刘、邓二野大军兵临城下。国民党上下正纷纷逃离这座曾被他们寄予了无限厚望的陪都。
上午，浓雾刚刚散去大半，只见几辆小轿车在荷枪实弹的军警簇拥下，有些慌不择路地驶入了停机坪。不待轿车停稳，一个身着中山装的胖胖的中年人便弹出车门，直朝那架硕大的运输机奔去。
这是毛人凤在城破之际，意欲奔逃成都。
“局座，”架着眼镜、几近泪眼迷离的周养浩忙紧跑上前，紧扶着舷梯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上司兼同乡。
毛人凤闻得呼唤，这才注意到身后送行的人。他从舱口猫出眼，稳稳惊魄未定的神情，朝远处的周养浩和苦着脸、心事重重的徐远举招了招手。
两人忙趋步上前。毛人凤脸上又浮满了笑，他用手朝空中舞了舞，“你们回去善后一下，然后赶下午的飞机来成都，我安排你们去昆明，先找到沈醉，再从那里转道去台湾。记住，名单上那些人就剩昆明那几个了，不要迟疑，一定要制裁他们。具体实施办法，沈醉会协同你们的。”
“局座，您呢？”周养浩不死心，还想追问出什么。
毛人凤这一刻像个大悲大喜的演员，他凛然作态道：“我陪总裁先去成都，一定要和共产党搞好川西决战。”
说罢，他朝徐远举、周养浩摆摆手，便缩进了身子。机舱门旋即飞速地关上，舷梯撤走，飞机立时响起了巨大的轰鸣声。
沉默无语的徐远举拉拉呆立在那里的周养浩，转身离去了。很快，毛人凤乘坐的那架运输机猛然引入蓝天。徐远举仰望着已小成了一只大鸟的飞机，喃喃自语：“总裁说得对，对共产党人多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多一分残酷。不然，何以会造成今天整个失败的局面。”
周养浩苍白的脸上全无血色，他望望空空的停机坪，不放心地问道：“徐处长，我们下午去成都，还有飞机吗？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如果落到共产党手中……”
“走不脱，脱了走。”徐远举望望他一向瞧不上眼的周养浩，立即打断他的话，“要是落在共产党手中，我们还有活命吗？”
“以你我的所作所为，即便不落到共产党手中，那些民主人士也不会放过我们，眼下当务之急是赶快去台湾。但愿不要生出什么变故，只要去了台湾，你和我的身家性命才有保障。”
“去台湾没问题。”徐远举拍拍周养浩的肩，半是安慰半是提醒道，“沈醉在昆明早给我们准备好了，只是别忘了毛局长刚才提到的名单上那几个人，他们都在云南。一不做，二不休，不能再仁慈，再白白放掉机会。当然，保存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你回去收拾一下，我到二处再看看，午饭就不吃了，我们直接在机场会面，成都那边还有最后一趟飞机来接。”
徐远举说完，飞快地跳上车，绝尘而去。
两天前，面对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的枪炮声，绝望之中蒋介石密令毛人凤处理掉关押在著名的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徐远举与周养浩在西南行辕二处的办公室里，亲自向恶名昭著的特务雷天元、龙学渊、熊祥下达了屠杀渣滓洞、白公馆“政治犯”的计划。
他们立即行动，首先杀害了暗杀名单上赫然在列的前东北军高级将领黄显声将军。11月27日下午，特务雷天元、龙学渊召集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长陆景清、杨进兴和特务谢旭东、李磊、徐贵林等具体商定了屠杀办法。他们商量以“转移”、“谈话”等方式分批提人到松林坡、步云桥等地，采用枪杀、刺杀的方式，分批将白公馆、渣滓洞的“政治犯”集体屠杀。
下午4时，特务们分批次从监狱中提出“政治犯”，匆匆行动，共计杀害了321名革命志士，这便是惨绝人寰的1949年重庆“11?*27”大屠杀。
青山不朽，日月不老。松林坡的青松永远是革命烈士慷慨高歌从容就义的见证。
徐远举用沾满了革命志士鲜血的双手去向毛人凤邀功领赏，毛人凤赞道：“徐处长，总裁都表扬你，为党国忠心耿耿而且为人正派，不徇私情。”徐远举却佯作谦虚地答道：“我们很多工作没做好，让总裁和局座分了心，尤其是名单上的许多人都溜掉了。”
毛人凤大度地一挥手，“杨虎城的制裁，总裁就很满意。至于浙江省主席陈仪，总裁已经明示，要交付军法会审。至于转移到台湾的张学良，不久也将干掉。你注意再清理一下，不要让一个共产党漏了网。”
11月29日，重庆已城破在即，毛人凤转道飞去成都，准备协助蒋介石拉拢川康军阀和胡宗南一道搞所谓的川西会战，企图作最后的生死挣扎。
徐远举在机场送走毛人凤，回到二处，他什么也没清理，却立即命特务们将关押在“新世界监狱”的32名“政治犯”，解往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下秘密杀害。
中午时分，这位军统魔头“血手染红岩”后，连午饭都顾不上吃，按照事先约定，与周养浩一起，赶往白市驿机场，搭乘一架飞机，逃亡成都。
12月9日中午，在成都惶惶若惊弓之鸟的徐远举与周养浩终于得到了毛人凤的许可，搭乘专程前往昆明做卢汉稳定工作的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的专机，飞去了昆明。他们像遇到特赦的犯人一般，喜不自禁地飞向了自以为是自由天地的彩云之南。
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不敢怠慢，他亲自驾车赶往昆明巫家坝机场将徐远举等人接到了家中。
沈醉此时方寸已乱，心中去留彷徨。马上离开昆明吧，将来到台湾必受处分，不走吧，昆明眼看就要解放，尤其是卢汉，种种迹象表明，他会走起义这条路。何去何从，沈醉心如汤浇，始终举棋不定。
因为毛人凤两次给他们发来了绝密电，一再提到临别所谈任务，必须充分准备妥当，电令一到立即执行。这几个月来，他倒是准备好了，可就是不见毛人凤的执行电报到。话又说回来，名单上那么多人，可真正被制裁了几个？
徐远举劝慰沈醉，这些人动不动，还得总裁视情而定，大家都不能轻举妄动。至于在云南还要辛苦一下，他以为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担心卢某人吗？虽说四川已不保，但西昌、云南还在我们手中，现今张长官到了昆明，至少这几天之内不会出问题。以他和卢汉的交情，完全可以说服卢汉，局势可稳定下来。实在不行，沈醉还可以随张群一起走。
末了，徐远举几乎是以斩钉截铁的口吻，一锤定音，他认为：即便云南不保，那卢汉也会和我们一起去台湾的，或者去国外做个寓公，肯定不会投共。
但沈醉似却不这么认为。其实，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张群的到来，才有促成卢汉提前起义的可能。
事实上，在此之前，他在昆明为暗杀名单上的那几个人，作了积极制裁的准备。10月初，毛人凤在昆明进行了一个月的活动，这是他任军统头目以来，在一个地方停留最久的一次，然而，由于卢汉的敷衍和抵制，他一直想在昆明对革命志士进行大屠杀，却终未遂心。临别时，他命沈醉不要忘了那张暗杀名单，随时掌握情况，严密监视卢汉、安恩溥等人，确保云南万无一失。至于制裁这些人，要随时做好准备，专等来电，即可动手。
沈醉领命后，还真下了不少功夫。他首先利用卢汉身边那些中高层军政人员既拥护卢汉又害怕共产党的心理，时常进行挑拨离间，让这些人纷纷把家眷送往香港。沈醉装出古道热肠的样子，除了随时提供机票外，还为这些人在香港找房子。
同时，沈醉还千方百计利用各种关系，随时掌握卢汉的动态与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并制定了趁乱解决名单上云南4人的制裁计划。
但沈醉对于卢汉已经准备起义的迹象有了充分的判断。
吃罢午饭，沈醉将与徐远举一同来的军统另外两个处长成希超和郭旭安排去了市内较豪华的皇后酒店，徐远举则留在了沈醉的官邸。一直心神不定的周养浩则拎过行李，固执地住到了朋友家中，专等明天的飞机去台湾。
沈醉知他一向与徐远举不睦，彼此瞧不上眼，不住在一起，也算减少了摩擦。客套了一番后，他送走了周养浩。当他返身回家时，徐远举狰狞着一张扭曲的脸，仰躺在沙发上，已酣然入睡。
他正欲走上前，安排徐远举进房间休息。突然，传令兵送来一张手令。沈醉展开一看，是刚到昆明的西南军政长张群送来的通知，拟邀请他去五华山卢汉家中开会，共商昆明的防务大计。已知箭在弦上的沈醉看罢手令，心中却顿生狐疑。以眼下情形，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因为卢汉一直在对自己采取躲避、推脱、敷衍的办法，从不邀请自己开什么会，再说，张群办事不急不躁，怎么一到昆明休都不休息，当夜就要急迫地开会呢？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了心头，沈醉捧着通知，怔在了那里。
稍有响动便有警觉的徐远举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他见沈醉这等表情，心中早明白了八九分，他霍地从沙发上翻滚下来，走上前，猛地一把从沈醉手中抢过通知，仔细查看了起来。
“徐处长，”沈醉紧皱着眉，问道，“这里会不会有什么诈？你长期在张长官身边，这是他写的吗？”
徐远举的一双鹰眼像是欲将通知盯穿似的，他仔细看着手令上那枚鲜红的图章，肯定地点着头，“与张长官打交道也就那几个月功夫，但他的图章就是烧成灰我也能认得清。这手令上的图章就是他平常所用，不会有什么问题。”
“你肯定？”沈醉不放心地追问一句。
徐远举将通知递给沈醉手中，不屑中却是满目得意，“你我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吃这碗饭，没点手段怎么混？告诉你吧，沈老弟，对金石字画的鉴定，我徐某人也是行家。张长官的图章印信我看过一回，就明白了特征。这一枚没有假，你尽可放心。”
当晚，沈醉给毛人凤发了封电报，简略报告了昆明的情况，然后他煞有介事地召集了手下的大小特务开了个短会，令他们作好预防于万一的准备。并称，如当夜11点没有电话回来，便把档案名册等资料一并销毁，然后全副武装冲到附近的国民党余程万指挥的第二十六军部队中去。
布置完后，沈醉又将他一直潜藏在手、从不离身的手枪、日记本、密电码交与其副处长。那位副处长惊疑地问道：“处座，这些东西你带上方便些。”
沈醉故作轻松地答道：“去了那里，这些还用得着吗？你们不要担心什么，我很快就会回来。”
但他这一次却注定回不来了。
硬着头皮的沈醉驾一辆越野车穿过夜幕，直朝五华山驶去。结果，省府的人告诉他，开会地点在卢汉青云路官邸。沈醉一拍脑门，这才猛然想起，自己居然连通知上的地址都搞错了。他立即掉转车头，驶往青云路卢汉家中。
奇怪！当沈醉好不容易将他硕大的越野车塞进卢公馆后院时，刚探出头，却蓦地发现四周如临大敌，全是荷枪实弹、游弋不定的军警，他认得出来，这些人俱是卢汉的卫士营。
沈醉心里“格登”一下，一颗心悬在了嗓子眼。多年刀口舔血的魔窟生涯令他顿感不妙，下午的设想就要成了现实。于是，他缩回头，欲将车倒出去，溜之大吉。
这时，一名排长持着卡宾枪，快步上前，行了个标准的军礼，然后礼貌地告知他，外面还有车进入，不便倒车，可将车停在这里，卢长官、张长官等正在楼上会客室等他。
说着，不待沈醉反应，那名排长便越过他，将车门打开，礼貌而又不容置辩地将他搀扶了下来。随后，又有四五名卫士拥上来，恭敬却又不容他有丝毫挣扎地将他簇拥着，带到了二楼的会客室。
沈醉被拥进了会客室。浓浓的烟雾令他双眼迷离，他不停地用手挥散着烟雾，定睛一看，屋中已坐满了七人。这些人服饰整齐，胸前挂满勋标，他们一言不发，猛抽着烟，面面相觑。
这些人俱是在云南手握兵权的国民党中央军高级将领。内中计有：国民党第八军军长兼云南编练司令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二十六师长石补天，宪兵副司令兼宪兵西南区指挥李楚藩，其参谋长童自莲，空军第五区副司令沈延世。
沈醉眼巴巴地望着这几位平时熟悉得无法再熟悉的高级将领。此刻，他们全都阴沉着脸，不发一言。失望之下，他猛地瞥见了正独坐一隅的张长官张群，他穿一件银灰色的西装，打了一条鲜亮突兀的红领带，嘴上含着一根硕大的雪茄，乜斜着眼，似笑非笑。
沈醉逡巡的目光捕捉住他时，张群取下烟，把双肩一耸，吐了吐舌头，双手往外夸张地一摊，便苦笑开了。
这些迹象再也明白不过，他们被扣留了。沈醉如同掉进了冰窖，全身顿感凉透了肌骨。他的老友、正拼命吸烟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这时狠狠将一支烟头掐灭在烟缸中，然后嘲弄似地叹道：“这里又送上来一个受骗上当的人。”
沈醉往外一看，猛然看见了门边的电话机。他顾不了其他，一个箭步冲上去，准备给军统云南站挂个电话。岂料，刚刚握住话筒，两名卫士便礼貌地走上前，劝道：“沈处长，请坐下来，上峰有令，一律不许会客见客，更不许通电话。请上坐，别让弟兄们为难。”
沈醉只得悻悻地寻了李弥身旁的一处空位，坐了下去。突然，不远处的空军第五区副司令沈延世恍然大悟般地弹射起来。大家“刷”地一下，将惊疑的目光一齐投向了他。
沈延世地从军装内的贴身口袋中摸出了一张机密电，他略为迟疑一下，便递给了李弥等人。
究竟是什么宝物？沈醉心中暗忖，他偏过头，好奇地和李弥、余程万三人迫不及待地看了下去。不看犹可，一看令他大惊，原来是蒋介石上午从成都发来的紧急密电。
这天下午，蒋介石得知昆明巫家坝机场被禁航后，立即由空军电台转拍急电通知李弥和余程万，务必不要逗留昆明，返回宣威、曲靖，然后率部向昆明进发，对卢汉形成武力压迫之势。
李弥看完后，脸色顿时气得铁青。他一把将电报往地上一摔，当即责问道：“为哪样这时候才通知？早干什么去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沈延世赦颜一笑，低眉顺首答道：“我当时找不到你们。又想到今晚上开会，在这里可以碰头……我就……”
“你搞个卵!日脓包。”李弥听他这一争辩,愈加愤怒,他站起身几乎是指着沈延世的鼻子骂道，“党国大业就是毁在了你们这帮饭桶手里。”
“你说清楚，谁是饭桶？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那样，还能是国家栋梁？当年徐蚌会战，哪个不知你李弥是败军之将，这时候来鸡脚神戴眼镜，假充正神。”沈延世也不甘示弱，索性将李弥当年从淮海大战的阵前侥幸逃生的老底都端了出来。
李弥更加愤怒，跺着脚跳起来，恨不能立刻将沈延世打倒在地。余程万忙起身，往两人中间一横，做了个息事宁人的手势，劝道：“都到这个时候了，争来争去有什么用，你们不怕别人笑话，我还怕呢！”
沈延世与李弥经这一劝，这才气呼呼坐了下来。
一会儿，卢汉的警卫营营长带着十多名卫士齐刷刷冲了进来，他们人人手持双枪，胸前还挂着一把卡宾枪。那营长端庄地行过礼后，便宣布道：“请各位长官别动，我们奉命检查。”
说完，他一挥手，便以两人为一组，开始对他们搜身。
沈醉首当其冲被带到大厅中间，当着他的面，他们首先将他挂在外面的大衣提溜进来，仔细搜查了一遍，然后，那营长端着枪，张开机头，对准沈醉。两名卫士上前将他全身搜了搜，结果除几两黄金外，并无其他。
营长用枪拨拨帽沿，不解地问道：“你天天挂在身边的手枪在哪里？”
沈醉故作轻松地笑道：“我早放在家里了。你我都是靠手中的这二斤半吃饭，遇到这种情况，带上它又有什么用？”
警卫营长点点头，便朝座位努了努嘴，沈醉识趣地坐了回去。
事后，沈醉回想起这一幕，至死都觉后怕。如果当时他有什么丁点举动，那些卫士会立刻将他打成马蜂窝。据起义后的卢汉回忆，因沈醉善使双枪，又会武术，国民党上下颇负盛名，对他的防范搜查与拘捕，事先都由卢汉自己给那警卫营长反复交待了多次。沈醉个人值得万幸的是，在那一刻，他识了时务，表现出了少有的合作与温顺。
夜半2时左右，恹恹欲睡的几个人拥在沙发中度日如年。卢汉派来自己的副官，不露声色地将军阶、资历最望的李弥与余程万请下了楼。须臾，一阵尖利的马达声响过后，沈醉往窗前一望，见这二人被拥上车拉了出去。
“政变都这样。李将军、余将军肯定被他们送去上路了（枪杀）。”沈醉不由得闭上眼，喃喃自语。
这时，副官又带着卫士走入室内，将沈醉和李楚藩二人带了出去。沈醉整整衣冠，脑中惧死的概念已过了临界点。走到走廊，他暗自思忖，过去冷血杀人，从不手软，如今落到自己，真个是应验了那句话“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看来是躲不过这一关了。要死索性死个痛快，可不能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两头受罪。于是，他从口袋中掏出那几两黄金，趁其余人不注意，立即塞进解他的那名卫士手中，求道：
“兄弟，枪打准一点，拜托了。”
那卫士瞅瞅黄金，又瞅瞅一脸怪异的沈醉，最后伸手将黄金挡了回去，然后将他向前推了推。
沈醉只得尴尬地揣好黄金，跟下了楼。
上了车，随着五华山卢汉官邸的临近，沈醉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明白，这是将他们几人趁着夜幕转移到此，不会有性命之虞。果然，到了五华山卢汉官邸，他们被安置到了卢汉的办公室，而且，早到的李弥、余程万已盘腿坐在了行军床崭新的褥子上。
次日上午10时，一名叫杨文清的省府委员将一份事先拟好的起义通电摆在了沈醉面前，希望他能认清形势，顺应潮流，交出军统在昆明的人员、电台、图册，拥护卢汉起义。
对此，沈醉在事后有这样的记述：
“他们代我拟好的通电，有一些语气与过去军统习惯的行文法有点出入。我考虑了片刻，心想如果照他们代拟的这份文件公布出去特务们一看就知道不是我写的东西，不会按照文件上的要求去自首报到、交出武器和电台。老实说，我这时并没有真正想投靠共产党而死心踏地的随同卢先生起义，只是由于失去了自由，万一不能把自己摆的烂摊子收拢来，到头来自己脱不了责任。为了个人利害打算，我便向杨、宋两人说明这一情况，并表示愿意按照军统的习惯行文法，把一些不同的语句改一下，同时还愿意亲自抄写一份公布出去并在电台进行广播。他们很称赞我这一作法，并劝我拿出全部“本钱”来。我就把徐远举（徐鹏飞）、周养浩（沈养斋）、郭旭、成希超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二十多部电台和外省迁往云南的十多部电台、武器和所有重要特务、潜伏电台等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杨文清看到我当时的表现，很出他的意外，原来以为我是最顽固、最不好对付的人，结果我能自动拿出那些“本钱”，使他很高兴。
在把一切手续办完之后，杨文清便问我，是要走，还是留下来和他们一道工作？他还说，要走的话，还有飞机去香港。我当即表示愿意留下。因为我很清楚：我如去台湾，他们会认为我既没有能设法保住云南阻止住卢汉的起义，又不能为他们“成仁”，还服服帖帖地交出这些人和组织，去了非杀我不可。而我已按照解放军在昆明散发的文件所规定的都做了，至少不会处我死刑。我的家眷都在香港，还没有去台湾，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将来还可以接回来，所以我愿意留下。”
根据沈醉从功德林监狱特赦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时撰写的回忆录，关于其去留详情，此为一说。然而，实际上，以他的军统背景，又是敏感人物，卢汉既然已宣布起义，难道会放走他吗？况两人并无深交，卢汉又一直厌恶军统安插在身边的这些钉子。
张群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他和卢汉私交甚厚，又多次在蒋介石面前为卢汉作保。此番再来昆明，一下成了阶下囚，其随从质问卢汉的幕僚，“我们张长官多次在总裁面前为卢长官作保，他才安然到了今天，这样做对得起人吗？”无奈之下，张群托人转告卢汉，以他和蒋介石多年的情谊，不便参加起义，请卢汉务必理解。
最后，张群表示，今后不再涉足政治，愿去香港和国外做寓公，对于卢汉的起义他能理解，但共产党也不是好惹的，请卢汉多保重。
卢汉踌躇之下，出于私谊，第三天便放走了张群，中共闻知后，立即向卢汉提出强烈的抗议，指他违背了起义信条，周恩来更是遗憾地说，我们本来可以用张群来交换张学良的。
被逼无奈之下参加起义的沈醉，解放后辗转囚于重庆、北京，其起义将领身份的确认则是在1978年以后，此时，他已垂垂老矣。
至于徐远举、周养浩的落网，那是注定的插翅难逃。
常言道：“狡兔三窟”。当夜徐远举待沈醉一出门，便一骨碌爬起来，又将下午卢汉的副官处长朱子英送来的几张汽车“特别通行证”抓过一张，将沈醉桌上放着的云南保安司令部的证章往口袋里一装，住到了其朋友——与军统一向交厚的朱子英家中。
这时，徐远举的如意算盘拨得哗哗响，他想先让沈醉将当晚的开会情况通报一声，约定第二天由沈醉将他和周养浩、总务处长成希超三人亲自送往机场，提前飞往台湾或海南岛。
很可能由于连日太疲乏，他到朱子英家中后，朱不在，朱家的佣人都认识他，便把他招待在客房中休息。他很快地睡了一夜，这一夜云南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完全不清楚。第二天一觉醒来，已经9点多钟，他一看朱子英还没有回来，便问朱的副官，朱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位副官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他知道大事不好，连脸都没有洗就跳上停在汽车间外面的一辆小吉普车，从口袋内摸出从沈醉那里拿去的“特别通行证”，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又把挂于胸前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证章摘下，换上云南保安司令部的证章，朱家的司机赶出来，他把手一挥：“我自己驾车去找朱处长，一会儿就回，你们帮我收拾一下行李吧！”
当他匆匆忙忙把车开出来，准备到二十六军军部去的时候，正遇上赶来逮捕他的人。他们看见徐远举自己坐在驾驶室内，便把汽车一横，拦住了他的去路，这个双手沾满了无数革命先烈们鲜血的大刽子手，到了这时，也只好把车停下，束手就擒。
周养浩当天上午一看情况不对，马上把军服脱下，穿上一件蓝色的丝棉长袍，混在一大堆等候飞机的人群中，还是被清查了出来。
人间正道是沧桑。几天前，这些魔头操纵着数百人的生杀予夺之权，耀武扬威，转瞬间，已经沦落为阶下囚，等待他们的将是历史的审判。
徐远举等一干人被捕后，关押于昆明陆军监狱。1950年，“镇反”运动开始，沈、徐、周均为“九九整肃”的主凶，人民愤愤不平，纷纷向政府提出处理要求。为有利于这些战犯的改造，1950年5月，西南公安部决定将这些人转往重庆四德村拘留所，后又被转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饶有兴味的是，徐远举、沈醉、周养浩、成希超四人号称军统“四大金刚”，他们同一天在昆明落网，关押在监狱后，彼此又见面了。徐远举挖苦沈醉说：“满以为你卖友求荣，必定荣华富贵，不想你也落到这步田地。”对于周养浩，他更是挖苦讽刺，“徒有少将的牌子，没有少将的风度”。
周养浩则称他“刻薄少人性，五大三粗，不学无术”。
三人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只能分隔开来。
1973年初，徐远举因突发脑溢血不治，在北京复兴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沈醉活到了八十年代末，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其生前撰述的有关军统的专著，引来洛阳纸贵，他本人更是成了一个“出土的”传奇人物。
暗杀名单上的国民党大佬陈仪，因弟子汤恩伯出卖了恩师，被绑架去了台湾，后被公开枪杀。白崇禧桂系本钱输光，彷徨海南，蒋介石诳骗他说，“我在军事上离不开健生老弟”，远在美国的李宗仁闻讯后，失望地说：“健生自投落网，结局堪忧。”
1949年12月9日夜，成都北较场中正楼。蒋介石围着炉火，望着墙上的耶稣受难像，目光呆痴。毛人凤手捧着电文，战战兢兢地拘立于一旁。良久，一个冰冷的声音如同冰窟里冒了出来：“讲，但讲无妨。”
“总裁，”毛人凤嗫嚅着道：“刚才接到电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四人已公开通电投共，川南的郭汝瑰也步其后尘，叛变投降了共产党。”
“娘希匹！”蒋介石一掌拍在炉案上，霍地立起：“卢汉、刘文辉这些人背叛我，现在连我的学生也背叛我。农夫和蛇的故事，那是哪个讲的？哦！是岳军。怪只怪我们太手慈心软，防患不严，尤其是对这些人不该抱有幻想。就说卢汉，明知他有投共叛国的迹象，我还对他心存幻想，不怪你们，怪我当断不断。”
毛人凤待蒋介石打住话，便试探着问道：“现在我们制裁他几个不稳的异己分子，可以震慑住那些人。”
“晚了。”蒋介石失望地叹了口气，“古人云，做事不可在人后。我们处处在人后，民盟那些捣蛋分子，个个都被共产党从香港、上海给弄走了，各地的封疆大吏降的降，跑的跑，就是上了那张制裁名单，又被制裁了几个？”
毛人凤顿时脸色惨白，惶恐地答道：“总裁，都怪卑职办事不力，有负总裁厚望、党国深恩。”
“不怪你们。”蒋介石依旧大度地一挥手，转过头反问道：“那个陈仪被处置得怎么样？”
“我们已将他转移到台湾，由军统严加看守，绝不会出任何差错。是不是把他立即制裁掉？”
“现在不用。”蒋介石陡地提高声音，双眼满含怒火，“这个陈仪也是我党国元老，关键时候贪生怕死，恋栈荣华富贵，居然策反党国高级将领公开投共。此人虽早上了那张名单，但我一直没让你们执行。为的就是交由军法审理，公开处置，以正告那些异己分子。”
陈仪何许人，怎令蒋介石如此仇视呢？这还得从汤恩伯与他的师生之谊说起。陈仪和杨杰一样，是国民党元老，跟随蒋介石征战多年，深得蒋的信任与器重，先后担任军界、政界重要职务。他官至陆军中将时，汤恩伯年少欲觅个人出路，正苦闷无助，得到父亲老友陈仪的指引和资助，从而得以赴日本进军校。汤恩伯回国后投身军旅，无所依靠。经陈仪的提拔与鼎力推荐，始得蒋介石的逐渐重用与信任。汤恩伯为此感激涕零，人前人后直呼陈为“干爸”。
解放战争后期，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不愿打内战。他决心利用自己与汤恩伯的私谊，策动他起义。于是，陈仪遂写密信给担任京沪卫戍总司令的汤恩伯，说大势已去，不必糜烂地方，倒不如开一缺口让共军渡江。汤恩伯为了效忠蒋介石，不惜出卖了自己的老师。他将陈仪的信当即交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愤怒无比，认为国民党的惨败都是这些不忠的官员造成的。蒋下令汤恩伯逮捕了陈仪。这时，“太子”蒋经国因为陈仪过去对他的不恭，又火上浇油地奏上了一本。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敛收民财之时，蒋经国奉命去上海监督兑换民间白银、黄金、美钞。蒋经国为此特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青年救国团”约数千人，分头逼迫百姓兑换，并借故查究商人贩卖奢侈品，拘人、查封店铺；不肖之徒，乘机勒索，使蒋经国的金融整顿行动受到了影响。不到三个月，金圆券的币值已不能维持，人心惶惶，举国鼎沸，舆论尤其有烦言。蒋介石见搜刮民财的目的已达到，为平民愤起见，乃下令撤销蒋经国的兑换机构，并令其率领“青年救国团”赴杭州候命。
不久，蒋介石即“引退”下野。适此时美国有一批剩余物资（军火）运抵上海。一批黄埔系军官闻讯大喜，群起要求参谋总长顾祝同予以分配。顾向蒋介石请示，蒋坚拒批发。原来蒋经国意欲用这批美械来装备他的“青年救国团”。蒋介石自然不便一下就发给蒋经国，只叫顾祝同将该批军械运往浙江衢州，暂交蒋经国保管。蒋经国遂令其副团长负责执行。谁知这副团长是潜伏的共产党员，后来解放军渡过长江向浙、赣路急进，这批美械竟原封不动地转到解放军手中去了。
“青年救国团”在杭州无所事事。这批青年原本是乌合之众，良莠不齐，在杭州一带横行霸道，居民不堪其扰，纷纷向浙江省政府告状。省主席陈仪收到的人民控诉书不下数百份，正不知如何处理。适蒋经国由上海到杭州来向陈仪讨给养，说请陈伯伯多多帮忙。本来省政府的经费就吃紧，何况这“青年救国团”是私自成立的，并未向政府登记，这突如其来的数千人的给养，一时实不易筹措。陈仪对蒋经国沉痛地说，“我们既救国乏术，也不应尽情蹂躏自己的桑梓，吾人实无面目见浙江的父老。”说完，从桌上拿起盈尺的控诉书递给蒋经国，叹道：“你看里面控告“青年救国团”的罪状，较诸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
蒋经国接过来略为翻阅了一下，一言不发，转头而去。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以失败收场，正苦闷伤神，无处发泄。今番不独有求不遂，反而碰了一个大钉子。原本就恶劣的心态愈加不能自持。他气冲冲地到溪口去向其父告御状，难免添油加醋，说陈伯伯抨击“青年救国团”类似一群土匪，如此说来，经国是土匪的小头目，而爸爸就是土匪的大头目了。
蒋介石闻言，不假思索，即大发雷霆，立刻打电话给陈仪，把陈仪骂得狗血淋头。未等陈仪答腔，便把电话挂了。次日，汤恩伯便奉召到溪口，随即赶到杭州将陈仪撤职拘押，浙江省主席一职由汤部第七十五军军长周磊接替。
事有凑巧，那时有个闲散军官是陈仪和汤恩伯的小同乡，到省政府求差事，陈因无法安排，就写了一张便条，介绍给汤恩伯酌予录用。汤即捏造事实，谓便条之外，陈仪并致意汤恩伯说，大势已去，不必糜烂地方，倒不如开一缺口让共军渡江。这名闲散军官被枪决以灭口。这段骇人新闻当时曾被上海的各大报纸披露。
汤恩伯拘押陈仪之事发生于1949年2月底，正是蒋介石1949年元月第三次下野之后。此事的发生令人目瞪口呆，李宗仁身为代总统，对近在咫尺的浙江省主席被撤换拘押，直等报纸刊出才知道。时任行政院长的孙科亦不知此事。
事后，蒋介石才打电话给孙科，要他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上提出追认。此事表面上虽为汤恩伯所执行，背后全由蒋介石指使。汤的地位不过是京沪卫戍总司令，居然做出拘捕和撤换省政府主席的事来，由此可见，蒋介石专制体制下个人专断的恶劣。
陈仪之死是带有一定悲剧色彩的。1950年6月18日晨，曾与陈仪在福建共同推行过“新生活运动”的老相识蒋鼎文出现在陈仪面前，这位号称蒋介石手下的“五虎上将”是接受陈仪死刑命令的招待官。他神色黯然地走向陈仪说：“陈主席，请一路走好。”
陈仪淡然一笑道：“死，何足惧哉！今有故人相送，老夫足矣。”蒋鼎文黯然，一时难以找到说词，良久，他沉沉地点头道：“好吧。”便嘱惟一的随身厨子为陈备水沐浴、更衣。
陈仪从容不迫，对镜整容，打好使用多年的领带。蒋鼎文命行刑军士送来一盘食物、一瓶美酒。陈仪拂袖而起：“用不着，走吧！”
两个士兵欲上前扶持，陈仪一摔两臂，昂首阔步走了出去，上了指定的吉普车。抵刑场后，陈仪稳步下车，扭头对行刑的人说：“向我的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口称：“人死，精神不死。”陈仪死时，年67岁。
另一个暗杀名单上的大佬白崇禧虽然在大陆逃过了蒋介石的暗杀，但他终于在台湾被军统制裁掉了。1949年7月到1950年初，自负的白崇禧手中数十万桂系大军被歼灭，他徨海南岛，蒋介石害怕他去了共产党这边，就诳骗他说：“我在军事上离不开健生老弟。”白崇禧信以为真，慨然赴台。远在美国的李宗仁闻讯后，失望地说：“健生虎落平阳，结局堪忧。”
果然，白崇禧去了台湾后，被解去了一切公职，不再受到任何重用，甚至连个“国策顾问”类的闲职也没当上。
1965年，李宗仁夫妇冲破阻难，抵达北京，受到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很高的礼遇。
李宗仁的回国，对于在台湾的白崇禧来说，却是致命的一击。李宗仁一回大陆，白崇禧牵制李宗仁的价值消失，白崇禧也就自身难保了。据说，白崇禧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曾很痛苦地对身旁的人说：“德邻投匪，我今后在台湾，更没有脸见人了。”
果真如此，李宗仁回大陆后，蒋介石迁怒于白崇禧，命令军统对白氏直接采取制裁行动。军统特务谷正文奉命后，就积极策划暗杀行动，并确定行动的最高原则是：绝不留下半点痕迹，以免外界怀疑是一起政治谋杀。
谷正文收买了白崇禧身边的一位姓杨的副官。不久，这位杨副官报告：“先生去花莲县寿丰半山打猎。”这样，谷正文决定在白崇禧出外打猎时，于山野外杀死他。
谷正文密令侦防组：暗杀不准用枪。要把一切制造意外死亡的条件搜集起来。经过勘查，侦防组发现狩猎区有小型山间铁轨，可使用人力轨道台车登山。白崇禧当时已年逾七十，不会徒步上山，而一定会乘轨道车。
这样，侦防组派人到现场实地勘查后，决定等白崇禧上山时，把握时间破坏途中一木制小桥，等他下山行经桥面时，便会连同轨道车一起坠入五十余米深的峡谷。经过实地演练，他们还找到了螺丝松脱法，能丝毫不留痕迹地使轨道台车“发生意外”。
事发当天，白崇禧等一行人兴致很高地去打猎。
10点37分，白崇禧一行人通过预定的谋杀地点后，侦防组的行动人员迅速爬到桥下，将支撑桥面木墩的螺丝钉一一松开，然后，躲入不远处的树丛里，静候白崇禧等人下山。
下午3时许，寂静的山中传来轨道台车的响声，两辆车从高山背面滑出，相距约30米。前面一辆车上坐着林意双乡长父子与一名助理；白崇禧与两名副官坐在后面一辆车上。当第一辆车滑到已经去掉了螺丝钉的桥中央时，突然连人带车一起坠入深谷中。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白崇禧的一名副官用力将白崇禧推出车外，自己则随车跌入深谷。
白崇禧从地上爬起，拍去尘土，他望着谷底下的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再望望四周的山野，似乎明白了什么。
事后，谷正文等前往蒋介石官邸汇报行动结果，蒋介石并未苛责，只是不无遗憾地对他们说：“再从长计议吧！”
白崇禧经历这次险情后，行动更加谨慎，这使谷正文的暗杀行动很难下手。
白崇禧晚年异常苦闷。在白夫人去世后，为解除烦闷，居然与身边的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侦防组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买通医生下重药，致白崇禧于死地。
一天，谷正文打电话给医生赖少魂询问白崇禧的情况，赖少魂报告说：“白将军不是病，他想补……”
“不管他是买什么，你要发挥自己的专长，蒋总统要你多‘照顾’将军，须以猛药起沉疴，重病得下猛药。”
谷正文暗示赖少魂在药的剂量上动手脚，使衰老的白崇禧不胜药力，一“补”不起。
赖少魂奉命后，立即给白崇禧开了一帖药力很强的药方。白崇禧照方到天生堂中药店买了两大包药回家泡酒。往后数月，白崇禧似乎从药酒中得力，与热恋的张小姐频繁往来。
俗话说，“房中之事能杀人”，尤其对白崇禧这样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来说，女色犹如伐性之斧，不多久，白崇禧即油尽灯枯。
1966年12月1日晚，张小姐与往常一样到白宅夜宿。就在这天晚上终于发生了“马上死”的悲剧。
第二天早晨，白崇禧的副官发现主人赤身裸体趴卧在床，而张小姐早已离去。
这位国民党一级上将，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小诸葛，却在失意中做了风流的花下鬼，不甚体面地被蒋介石从那张军统的最后暗杀名单上被最后制裁了。
故垒萧萧，芦荻秋瑟。毛人凤这位连国民党内部也嗤之以鼻的人物逃到台湾后，结局并不比那些在大陆落网的特务好到哪里去。
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自我加冕，恢复了所谓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毛人凤沐猴而冠，喜滋滋地重新当上了“保密局”局长。然后，采用“构陷”手段，以通匪罪名枪毙了李宗仁“代总统”时任命的原保密局长徐志道，除掉了心腹大患。一时间，毛人凤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他绞尽脑汁，拟定了一个详尽计划，呈报给蒋介石，准备改革军统。
不过，经历了大陆失败，蒋介石心情异常沉重，对毛人凤的计划首肯之余，心中却在另外盘算。经过一段时间的痛定思痛后，蒋介石开始在国民党内部和军队进行整肃，内中有一条重要“举措”，准备效仿共产党军队也来个“突出政治”。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蒋介石把党权交给长子蒋经国，让他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的官衔虽不高，权力却超越三军将领，并且，他还挖掘了两项重要权力：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对大陆游击派遣和指挥的活动。而这两项重权，正是毛人凤在击败众多对手后，一手把持的。
从此，蒋经国大权在握，开始把目标对准老一代军政要员，大力排斥异己。这给毛人凤造成了很大震动。自从蒋经国奉父命搞情报工作以来，他便预感到自己的工作有被取代的危险。果然，陈立夫远走美国后，蒋经国便公开提出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合为一家，严加整肃，统一运筹。得知这些情况后，“我不能交权力，不能交出军统。”毛人凤心中暗暗发誓。
但是，一贯信奉“忍、等、狠”信条的毛人凤这回却沉不住了。他一反常态，自恃有蒋介石做靠山，居然多次在公开场合甚至国民党的中常委会上，声称：“情报工作是很专业的东西，不能让外行来领导内行。”“戴老板生前就说过，军统是十万人的大家庭……不容易啊！”
这些话当然传到了蒋经国的耳中，已经从陈立夫手中夺过了中统，他正准备处心积虑挤走毛人凤，抓过军统，独揽情治系统的大权。碍于时机不成熟，一时无法动作。没想到，毛人凤倒先跳了起来。
不久，蒋经国的手下侦知军统有个情报人员因从事倒卖黄金被扣押了起来。于是，蒋经国上下活动，派人将这名情报人员处决了。但是，由于事发仓促，又把人抓错了，制造出一起冤案。毛人凤抓住把柄，一面指使冤死者的家属四处告状，一面指示手下煽风点火，居然鼓动一些民众和团体在台北游行示威。
蒋介石过问下来，毛人凤趁机整理出一份材料，矛头直指蒋经国，历数其工作失误，趁机老调重弹，要改革军统。蒋介石阅过报告后，恨铁不成钢，将儿子叫去狠狠臭骂了一顿。蒋经国在蒋介石那里毕恭毕敬，连连认错，但下来后对毛人凤更加切齿痛恨。
随后，同样工于心计的蒋经国不露声色，准备采取挖墙角的办法，来个斧底抽薪，将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拉拢过来，委以重任。这样，就能感召军统内的骨干，众叛亲离后，毛人凤就只剩个光杆局长。
但毛人凤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得知蒋经国的行动后，一不做二不休，借蒋介石以“整肃纪律”为名，将叶翔之收受贿赂170根金条的罪证搜齐后，准备亲自呈报给蒋介石。原来，一贯贪财好利的叶翔之在借办案之机，将一位出名的富商抓起来，以“通匪”罪严刑拷打，最后勒索得170根金条。由于分赃不均，叶翔之手下一名小特务愤愤之余，将叶欲转投蒋经国和勒索钱财的事全部密报给了毛人凤。
按照军统对违纪特工的传统处理，叶翔之既不会送交军队的军法处，也不会交由地方司法查处，而是按所谓的军统家规，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当作叛逆处死。
叶翔之慌了神，哭哭啼啼地找到蒋经国，哀求说：“蒋主任，你一定要救救兄弟，毛局长借‘整肃纪律’，要动家规（指保密局内部处理）。”
蒋经国一惊，忙安慰道：“叶处长不用担心，总统那里我去说。这样吧，你来我这里，担任大陆工作处处长。”
叶翔之顿时感激涕零，蒋经国的大陆工作处握有大笔资金，而且很有大权。当即，他抹干眼泪又将毛人凤欲与蒋经国争权的事从里到外说了个透。蒋经国心里清楚，毛人凤是借机整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旋即，他亲自赶往蒋介石处，称“保密局有个高级特工叶翔之，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收了一点礼，毛人凤便要严办他。我觉得此人是个人才，过去在大陆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又是初犯，且已经退了贿礼，能不能网开一面，让他戴罪立功？”
“哦。现在要整肃纪律，收礼是不应该的。不过如果确实人才难得，对党国忠心，还是可以留下来的嘛。这个叶翔之我清楚，制裁杨杰，他就干得很出色。”蒋介石当然不会回绝儿子并不过分的要求，更何况他对叶翔之留有一贯的好印象。
蒋介石本就一心栽培儿子，今见蒋经国亲与说项，更认定叶翔之可堪重用，当即便同意蒋经国的请求。
不曾料到，蒋经国手握尚方宝剑前脚刚走，毛人凤随后便把叶翔之的材料送来了，他想借“整肃纪律”之机干掉这个不忠的部下，对蒋经国也是个警告。
哪知道蒋介石一看材料，大为生气：“你们到底怎么搞的？叶翔之明明是一个好干部，为什么非要整他？”
毛人凤哪敢置辩，灰溜溜地走了。他再一次领教了蒋经国的厉害，终于明白他自己是斗不过蒋经国的。他有点绝望了。
叶翔之因祸得福，调到蒋经国手下成了心腹。毛人凤则更加苦恼，他明白自己不会再干多长时间了。
绝望中，他想到了宋美龄。于是，便厚着脸皮求上门去。这时，宋美龄与蒋经国因为权力之争，已渐生龃龉。
“夫人，你是了解我的为人的。”毛人凤可怜巴巴地哀求道：“多少年来，我一直追随总统。这次的事，主要还是由于叶翔之的贪污行为才引发的，假如当时我了解到他与蒋主任的关系，我会和蒋主任商量的。这实在是一场误会呀！”
“毛局长，我和总统都了解你，你是忠心耿耿为党国效力的。”宋美龄夸奖完毛人凤。然后，她略一沉吟：“好吧，这件事我替你们调解一下，你们都是做情报工作的，要同心协力才对。”
毛人凤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多谢夫人，多谢夫人。”
经过宋美龄的调解，蒋经国总算收回了要搞垮保密局的打算。然而，他和毛人凤却一直没有搞好关系。
毛人凤侥幸逃过了这场大祸，但他再也无力挽救军统的衰败之势了。
蒋经国与毛人凤表面上的相安无事并未给后者带来生机。
1955年春，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毛人凤得知后，像抓了根救命稻草似的立刻密报与蒋介石，然后酝酿出一个惊天大阴谋。准备利用周总理乘坐的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预先在香港启德机场停留之际，用定时炸弹进行暗杀。
蒋介石像打了支强心针似的立刻兴奋起来，命令毛人凤着手实施，准备给新生的人民政权一个沉重的打击。
毛人凤拍着胸膛说：“请总裁放心，学生保证完成任务，万无一失。”
然而，毛人凤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他派遣的特务赵斌丞虽以60万港币的巨资买通了香港启德机场的一位名叫周驹的清洁工，然后趁“克什米尔公主”号加油停留之际，安放上了定时炸弹，但是，由于周总理因工作安排有变，临时换乘了另一架飞机。结果，除著名作家郑振铎等十余人遇难外，阴谋刺杀周总理的计划却落空了。
蒋介石失望之余，大为震怒，“毛人凤，你立刻给我带人去印尼，一定要把周恩来除掉。”
毛人凤战战兢兢中，又派出杀手潜去雅加达。
这时，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中，向各国通报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真相，印度总理尼赫鲁措辞强硬公开谴责美蒋当局的恐怖行动。随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外交途径，指斥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成了众矢之的，一时之间狼狈不堪。
会议的第三天，中国代表团收到一封匿名信，署名是“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信中说，国民党当局已收买了28个流亡印尼的原国民党中下级军官，组成“敢死暗杀团”，要杀害周恩来。
中国代表团立刻加强了戒备，并把这一情况通知印尼政府和印尼共产党。印尼政府立刻派一名陆军上尉为随身安全官，专门负责保护周恩来。并派出护卫摩托7辆。同时，印尼共产党也派出大批骨干参与保卫工作。这样，在周恩来身边形成了一道钢墙铁壁，毛人凤再想搞暗杀，已经无从下手。
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安全返回。蒋介石闻讯后，把毛人凤找去大骂一顿。从此，毛人凤在蒋介石眼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再也得不到原来那种宠信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毛人凤在蒋介石那里失宠后，蒋经国在一旁隔岸玩火，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准备从毛人凤手中彻底夺过情治大权。
毛人凤忧心忡忡，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情急之中，他居然密谋绑架蒋经国，企图以军统惯用的流氓手段给对方施以颜色。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毛人凤的保密局有位名叫杜长城的高级特工，原是国防部二厅郑介民手下的爆破队长。1949年，在四平一役时，曾跟随过陈明仁组织了爆破，因当时林彪准备不甚充分，又不悉巷战，导致四平攻而不克，杜长城和陈明仁一样，很是得意了一阵。后来，蒋介石逃离大陆时，曾令毛人凤阴谋实施爆破成都的计划。杜长城由此和毛人凤牵上了线。
当时，杜长城从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带来十余名爆破队员、三百余吨炸药以及10万加仑汽油匆匆赶到成都，准备趁蒋介石撤离后，将整个成都付之一炬。
蒋介石那时作困兽之斗，声言“一草一木也不能留给共产党”。毛人凤积极禀承此意，命杜长城和军统一并实施。
最初，杜长城自恃不受军统约束，并不买毛人凤的账。毛人凤采取软硬兼施、封官许愿的办法积极拉拢杜长城，他对杜长城说：“你在二厅干了4年上校，要是到了我军统，早就是少将了。”
杜长城遂俯首贴耳，积极靠拢毛人凤。后来，由于我人民解放军从四面逼进成都，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极力保护，蒋介石带着毛人凤仓皇逃往台湾。杜长城等恨不得爹妈少生了两只脚，扔下爆破计划，花重金上下打点，总算逃到了台北。
蒋介石阴谋爆破成都的计划也就流产了。
逃去台湾后，毛人凤果然践诺前言，将杜长城收罗至军统，不但将他晋升为少将，还引为心腹。
杜长城原本是个利欲熏心之徒，他见毛人凤与蒋经国闹得水火不容，情急之下，又想讨好主子，便出了个主意，用军统的老手段——绑票——密谋将蒋经国绑架起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然后由毛人凤出面，再把蒋经国救出来，破一大案。一则可以教训蒋经国，二则可以在蒋介石那里邀功领赏，表明毛人凤和他军统的干练。
此时，毛人凤早已利令智昏，根本不计万一失败的后果。果不其然，杜长城在具体操作密谋时，事不机密，又涉嫌走私黄金，被蒋经国手下侦知。这一下像捅了马蜂窝，蒋经国恨恨之余，掩饰不住欣喜，将严刑拷打杜长城而套出的口供及具体绑架他的计划，写成报告，呈报给了蒋介石。
上阵还得父子兵，蒋介石已准备将儿子培养成蒋家班底的接班人，岂能容忍有人出如此下着之举，更何况是跟随了自己几十年的手下。
回想蒋经国染指情治系统之初，陈立夫本是国民党元老，CC系的掌门人，几十年与蒋介石如影相随，可谓位高权重。更重要一点，陈立夫的叔父陈其美是光复后的首任上海督军，在蒋介石未发迹前，赖陈其美大力提携、举荐，才得以钻入国民党内，成就日后的光景。蒋介石在陈其美被刺杀后，嚎啕痛哭，然后将其两个侄子陈立夫、陈果夫送往美国留学，后又收罗至身边，引为心腹。陈氏兄弟得以进入蒋氏权力中枢。
即便有如此历史背景和渊源，当陈立夫成为蒋经国在仕途上的绊脚石时，蒋介石毫不犹豫地站在儿子一边，逼得陈立夫丢官下野，亡命海外。
现在，毛人凤和军统一个特务竟然用这种非常手段对付儿子，蒋介石当然不会等闲视之。于是，他在报告上批下“整肃军统，着令即行将杜长城枪毙”。然后在盛怒之中，准备将毛人凤也拘押起来。
毛人凤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在蒋介石面前大呼“冤枉”，又走宋美龄的门子，诳称是杜长城所为，自己全然不知，一些国民党元老也出面替毛人凤打招呼，这桩事情只得了犹未了。
杜长城替毛人凤作了替死鬼，蒋介石经宋美龄说项，总算念及毛人凤替他作了一世“功狗”，不再深究，让毛人凤免去了牢狱之灾。不过，这时已晋升为中将的毛人凤被迫交出保密局的全部班底，由蒋经国执掌，改为国民党军情局。劣迹斑斑，声名狼藉的军统就此土崩瓦解。毛人凤本人仅仅挂了个陆军中将的空衔，不仅旧时风光不再，甚至过去一贯俯首贴耳的大小特务也不登门。
特别令毛人凤失望的是，原与之交厚的四川军阀，陆军上将杨森，居然对他敬而远之。抗战时，毛人凤在军统还仅仅是个中校主任秘书，但在戴笠庇荫下，炙手可热。杨森堂堂的陆军上将，居然不惜居尊下驾，主动将重庆的别墅“渝舍”借与他住，还和毛人凤结为儿女亲家。作为回报，毛人凤主动牵线搭桥，说合蒋介石的亲外甥竺培丰与杨森的四女儿郁文结为夫妻。
毛、杨二人双双随蒋败逃到台湾后，两人交往依旧。商人重利，美人重色，政治则重势，从不相信亲情与眼泪。自从毛人凤涉嫌阴谋绑架蒋经国，在蒋介石那里失势后，杨森变色龙似的变了一副嘴脸。毛人凤孤寂无聊中几次打电话或托人捎信，要去回访杨森，但都被对方婉拒。
1956年春，被蒋介石委了个“中华体育总会会长”的杨森，组织一批体育健儿攀登玉山，很多人前往捧场。毛人凤不甘寂寞，准备携夫人去凑个兴。岂料，在安排同公众见面时，毛人凤连座次也没有。更有甚者，杨森不阴不阳地对毛人凤说：“你过去工作特殊，尽量少抛头露面。”
毛人凤气急而归。枯坐家中，时常神经质地痛骂杨森“首鼠两端”。不久，一向胃口甚好的他，突然胃纳不佳，厌油呕吐，形容渐渐消瘦，两肋时常隐隐作痛。其夫人，另一军统名人向影心非常着急，数次劝他入院检查。可是毛人凤讳疾忌医，总以为自己身体强健，便以心绪不好身体并无大碍而作罢。这时，毛人凤夫妇二人终日向隅枯坐，不似过去翻云覆雨，颐指气使，内心非常寂寞。两人由此迷上了占卜、星相。
一次，向影心听说台南有位名叫“鬼谷子”的相士算命奇准，她便悄悄写了毛人凤的生辰八字，带上照片前去求算。说也奇怪，算命先生对向影心说：“这位先生风光半生，但福禄早败，天命不畅，寿缘不会过六十。”
向影心大惊，回到家中，立刻催促毛人凤去台湾三军总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摇头叹息：“抑郁致病，肝癌晚期，存活至多不过半年。”毛人凤夫妇顿时呆若木鸡，忙张罗着住进了医院。但歧黄无术，再高明的神医也无回天之力了，至多不过是拖拖时间而已。
毛人凤夫妇尤其可笑的是，不信医生信鬼神。听从一位江湖游医的胡诌，住了两个月院后，便回到了家中，准备服用江湖游医的草药。
病急乱投医。江湖医生是向影心的一位朋友向她推荐的。那江湖医生自称医好了许多癌症病人，尤其是肝癌。一张如簧之舌说得向影心大为振奋，遂以重金将江湖医生请至家中，炮制了几副草药。毛人凤自知气数将尽，本又厌烦医院，于是不顾医生劝阻，回到了家中，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那位江湖游医的身上。
1956年11月14日，毛人凤满怀希望地服下草药后，突然上吐下泻，从床上滚到地下，反复折腾，痛不欲生。那位江湖游医见状大惊，连药箱都顾不上拿，匆匆溜掉了。向影心则吓得六神无主，慌慌张张将毛人凤送往台湾三军总医院，但毛人凤已进入了弥留状态。医生检视肝、肺功能都已衰竭，主要是药物用置不当所致。当晚11时，这位恶名昭著的军统头子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时年56岁。
蒋介石得知后，起初反应甚为冷漠。后经向影心哭诉宋美龄，走上夫人外交，蒋介石总算追授他为“陆军二级上将”，并亲自送了一副挽联，算是给了一点颜面。
毛人凤之死的真正原因直到80年代末，才由台湾三军总医院公布出来，人们方才得知这位军统恶魔非正常死亡的内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