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台旅社二楼二五号房的窗户，正遥遥向着圆环那边的夜市。人语笑声，一阵阵浪头似卷了上来，间或有一下悠长的小喇叭猛然奋起，又破又哑，夜市里有人在兜卖海狗丸。对面晚香玉、小蓬莱那些霓虹灯招牌，红红绿绿便闪进了窗里来。房中燠热异常，床头那架旧风扇轧轧的来回摇着头。风，吹过来，也是燥热的。
在黑暗中，我们赤裸的躺在一起，肩靠着肩。在黑暗中，我，也感得到他那双闪灼灼，碧荧荧的眼睛，如同两团火球，在我身上滚来滚去，迫切的在搜索，在觅求。他仰卧在我的身旁，一身嶙峋的瘦骨，当他翻动身子，他那尖棱棱的手肘不意撞中我的侧面，我感到一阵痛楚，喔的叫了一声。
“碰痛你了，小弟？”他问道。
“没关系。‘我含糊应道。
“你看，我忘了，”他把那双又长又瘦的手臂伸到空中，十指张开，好象两把钉耙一般，“这双手臂只剩下两根硬骨头了，有时戳着自己也发疼；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从前我的膀子也跟你的那么粗呢，称信不信；小弟？”
“我信。”
“你几岁了？”
“十八。”
“就是了，从前我象你那样的年纪，也跟你差不多。可是一个夏天，也不过三个月的光景，一个人的一身肉，会骤然间耗得精光，只剩下一层皮，一把骨头。一个夏天，只要一个夏天——”
他的声音，从黑暗里传来，悠远，飘忽，好象是从一个深邃的地穴里，幽幽的冒了出来似的。
常常在午夜，在幽瞑中，在一间隐蔽的旅栈阁楼，一铺破旧的床上，我们赤裸着身子，两个互相隐瞒着姓名的陌生人，肩并肩躺卧在一起，陡然间，一阵告悔的冲动，我们会把心底最隐秘最不可告人的事情，互相吐露出来。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目，不知道对方的采历，我们会暂时忘却了羞耻顾忌，将我们那颗赤裸裸的心，挖出来，捧在手上互相观看片刻。第一次跟我到瑶台旅社来的，是一个中学体育老师，北方人，两块腹肌练得铁板一样硬，那晚他喝了许多高梁，嘟嘟哝哝，讲了一夜的醉话。他说他那个北平太太是个好女人，对他很体贴，他却偏偏不能爱她。他心中暗恋的，是他们学校高中篮球校队的队长。那个校队队长，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跟了他三年，情同父子。可是他却无法对那个孩子表露他的心意。那种暗恋，使他发狂。他替他提球鞋飞拿运动衫，用毛巾给他揩汗。但是他就不敢接近那个孩子。一直等到毕业，他们学校跟外校最后一次球赛，那天比赛激烈，大家情绪紧张。那个队长却偏偏因故跟他起了冲突。他一阵暴怒，一巴掌把那个孩子打得坐到地上去。那些年来，他就渴望着抚摸，想拥抱那个孩子一下。然而，他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失去控制，将那个孩子脸上打出五道红指印。那五道指印，象烙痕般，一直深深刻在他的心上，时时隐隐作痛。那个体育老师，说着说着，一个北方彪形大汉，竟呜呜哭泣起来，哭得人心惊胆跳。那晚下着大雨，雨水在窗玻璃上蜿蜒的流着。对面晚香玉的霓虹灯影，给混得红绿模糊一片。
“五天前，我的父亲下葬了。”
“嗯？”我没有听懂他的话。
“五天以前，我父亲下葬在六张犁极乐公墓，”他在抽一根烟，烟头在黑暗中亮起红红的一团火，“据说葬礼很隆重，我看见签名簿上，有好多政府要人的名字，可是我却不知道六张犁在哪儿，我从来没有去过。你知道么，小弟？”
“我从信义路一直走下去，就到了，极乐公墓在六张犁山上。”
“信义路四段下去么？台北的街道改得好厉害，通通不认识了，我有十年没有回来——”他吸了一下烟，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前天夜里，我才从美国回来的，走到南京东路一百二十二巷我们从前那栋老房子，前后左右全是些高楼大厦，我连自己的家都认不出来了。从前我们家后面是一片稻田。你猜猜，田里有些什么东西？”
“稻子。”
“当然，当然，”他摇着一杆瘦骨棱棱的手臂笑了起来，“我是说白鹭鸶，小弟。从前台北路边的稻田里都是鹭鸶，人走过，白纷纷的便飞了起来。在美国这么些年，我却从来没看见一只白鹭鸳，那儿有各种各样的老鹰、海鸥、野鸭子，就是没有白鹭鸶。小弟，有一首台湾童谣，就叫《白鹭鸶》，你会唱么？”
“我听过，不会唱。”
白鹭鸶车粪箕车到溪仔坑——他突然用台湾话轻轻的哼了起来，《白鹭鸶》是一支天真而又哀伤的曲子，他的声音也变得幼稚温柔起来。
“你怎么还记得？”我忍不住笑了。
“我早忘了，一回到台北不知怎的又记起来了。这是我从前一个朋友教我的，他是一个台湾孩子。我们两人常跑到我们家后面松江路那头那一片稻田里去，那里有成百的鹭鸶。远远看去好象田里开了一片野百合。那个台湾孩子就不停的唱那首童谣，我也听会了。可是这次回来，台北的白鹭鸶都不见了。”
“你是美国留学生么？”我问道。
“我不是去留学，我是去逃亡的——”他的声音倏地又变得沉重起来，“十年前，我父亲从香港替我买到一张英国护照多把我送到高雄，搭上了一只日本邮轮，那只船叫白鹤丸，我还记得，在船上，吃了一个月的酱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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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猛吸了两口烟，沉默了半晌，才严肃的说道，“我父亲临走时，对我说：”你这一去，我在世一天，你不许回来！‘所以，我等到我父亲，过世后，才回到台湾，我在美国，一等等了十年——“
“小弟，你知道么？我的护照上有一个怪名字，StePhenNg.广东人把‘吴’念成‘嗯’，所以那些美国人都从鼻子眼里叫我‘嗯，嗯，嗯，’——”
说着他自己先笑了起来，我听着很滑稽，也笑了。
“其实我姓王，”他舒了一口气，“王夔龙才是我的真名字。那个‘夔’字真难写，小时候我总写错。据说夔龙就是古代一种孽龙，一出现便引发天灾洪水。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会给我取这样一个不吉祥的名字。你的名字呢，小弟？”
我犹豫起来，对陌生客，我们从来不肯吐露自己的真姓名的。
“别害怕，小弟，”他拍了一拍我的肩膀，“我跟你，我们都是同路人。从前在美国，我也从来不肯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姓名。可是现在不要紧了，现在回到台北，我又变成王夔龙了。StePhenNg”那是一个多么可笑的名字呢？StePhenNg死了，王夔龙又活了过来！“
“我姓李，”我终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他们都叫我阿青。”
“那么，我也叫你阿青吧。”
“你是在美国旧金山么？”我试探着问道，我们公园里有一个五福楼的二厨，应聘出国，到旧金山唐人街一家饭馆当起大厨师来。他写信回来说，旧金山满街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旧金山？我不在旧金山，”他猛吸了一口烟，坐起来，把烟头扔到床前的痰盂里，然后双手枕到脑后，仰卧到床上。
“纽约，我是在纽约上岸的，”他的声音，又飘忽起来，让那扇电风扇吹得四处回荡，“纽约全是一些几十层的摩天大楼，躲在下面，不见天日，谁也找不着你。我就在些摩天大楼的阴影下面，躲藏了十年，常常我藏身在纽约最黑暗的地方——中央公园，你听说过么？”
“纽约也有公园么？”我问道。
“怎么没有？那儿的中央公园要比咱们的新公园大几十倍，黑几十倍，就在城中心，黑得象一潭无底深渊。公园里有好多黑树林，一丛又一丛，走了进去，就象迷宫一般，半天也转不出来。天一暗，纽约的人，连公园的大门也不敢进去。里面发生过好多次谋杀案，有一个人的头给砍掉了，身体却挂在一棵树上。还有一个人，一个年轻孩子，身上给戳了三十几刀——”他说着却叹了一口气道：“美国到处都是疯子。”
“中央公园里，也有我们同路人么？”我悄声问道。
“唉，太多了，我上了岸，第三天晚上，便闯进中央公园里去。就在那个音乐台后面一片树林里，一群人把我拖了进去，我数不清听，大概总有七八个吧。有几个黑人，我摸到他们的头，头发好似一饼纠缠不清的铁丝一般。他们的声音在黑暗里咻咻的喘着，好象一群毛耸耸的饿狼，在啃噬着一块肉骨头似的。在黑暗中，我也看得到他们那森森的白牙。一直到天亮，一直到太阳从树顶穿了下来，他们才突然警觉，一个个夹着尾巴溜走了，只剩下一个又老又丑的黑人，跪在地上，兀自抖瑟瑟的伸出手来，抓我的裤角。我走出林子外，早晨的太阳照得我的眼睛都张不开了——”他把那一双瘦棱棱象钉耙似的长手臂伸到空中，抓了两下，“一夜工夫，我觉得我手臂上的肉，都给他们啃掉了似的，红红紫紫，一块块的伤斑。那个夏天，我跟那些美国人一样，也疯了起来，疯得厉害。我看着自己身上的肉，象头皮屑，一块块纷纷掉落，就象那些麻疯病人一般，然而我一点知觉也没有。有一天，我坐在大街上，拿着一把刀片，在割自己的小腿，一刀刀割得鲜血直流”。
“噢，为什么呢？”我问道，他讲得那样舒坦，好象是在割鸡割鸭似的。
“我要试试，我还有没有感觉”
“不痛么？”
“一点也不痛，我只闻到血腥味。”
“嗳，”我暖昧的叫了起来，我觉得风扇吹到身上，毛毛的。
“有几个女人看见，吓得大叫。警察跑过来，把我送到了疯人院里去。你去过疯人院么，阿青？”
“没有。”
“疯人院里也有意思呢。”
“怎么会？”
“疯人院里有好多漂亮的男护士。”
“是么？”我笑道，好奇起来。
“我进的那家疯人院在赫逊河边，河上有许多白帆船，我天天就坐在窗口数帆船。我顶记得，有一个叫大伟的男护士，美得惊人，一头闪亮的金发，一双绿得象海水的眼睛。他起码有六尺五，疯人院里的男护士都是大个子。他拿着两颗镇静剂，笑眯眯的哄我吞下去，我猛一把抓住他的手，按到我的胸房上，叫道，‘我的心，我的心呢？我的心不见了！’他误会我向他施暴，用擒拿法一把将我揿到地上去。你猜为什么？我讲的是中文，他听不懂！”
说着我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他们放我出去，夏天早巳过了，中央公园里，树上的叶子都掉得精光。我买了一包面包干，在公园里喂了一天的鸽子——”
他突然沉默起来，我侧过头去看他，在黑暗中，他那双眼睛，碧荧荧的浮在那里。床头那架风扇轧轧的扇过来一阵阵热风，我背上湿漉漉的浸在汗水里。窗外圆环夜市那边，人语车声，又沸沸扬扬的涌了过采。兜卖海狗丸的破喇叭，吹得分外起劲，可是不知怎的，那样暗哑的一只喇叭，却偏不停的在奏那首《六月茉莉》，一支极温馨的台湾小调，小时候，我常常听到的，现在让这些破喇叭吹得呜呜咽咽，听着又滑稽，又有股说不出的酸楚。
“那些莲花呢，阿青？”
“什么？”我吃了一惊，沉寂了半天，他的声音突然冒了起来。
“我是说公园里那些莲花，都到哪里去了？”
“噢，那些莲花么？听说市政府派人去拔光了。”
“唉，可惜了。”
“他们都说那些莲花很好看呢。”
“新公园是全世界最丑的公园，”他笑道，“只有那些莲花是美的。”
“据说是红睡莲，对么？”
“对了，鲜红鲜红的。从前莲花开了，我便去数。最多的时候，有九十九朵。有一次，我搞了一朵，放在一个人的掌心上，他捧着那朵红莲，好象捧着一团火似的。那时候，他就是你这样的年纪，十八岁——”我感到他那钉耙似的手，尖硬的手指，伸到我头发里，轻轻的在耙桅着，他那双野火般跳跃的眼睛，又开始身上滚动起来，那样急切，那样强烈的乞求着，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惧畏起来。
“王先生，我得走了。”我坐起身来。
“不能在这里过夜么？”他看见我在穿衣裤，失望的问道。
“我得回去。”
“明天可以见你么，阿青？”
“对不起，王先生，明天我有约。”
我低下身去系鞋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撒这个谎。我并没有约会，可是明天，至少明天，我不能见他。我害怕看到他那双眼睛，他那双眼睛，好象一径在向我要什么东西似的，要得那么凶猛，那么痛苦。
“那么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呢？”
“我们在公园里，反正总会再碰面的，王先生。”
我走到房门口时，回头说道。一口气，我跑下瑶台旅社那道熏漆漆，咯吱咯吱发响的木楼梯，跑出那条湿叽叽臭薰薰的窄巷，投身到圆环那片喧嚣拥挤，到处挂满了鱿鱼、乌贼，以及油腻猪头肉的夜市中。我站到一家叫醉仙的小食店门口，望着那一排倒钩着油淋淋焦黄金亮的麻油鸭，突然间，我感到一阵猛烈的饥饿。我向老板娘要了半只又肥又大的麻油鸭，又点了一盅热气腾腾的当归鸡汤，咕嘟咕嘟，一下子我先把那盅带了药味滚烫的鸡汤，直灌了下去，烫得舌头都麻了，额上的汗水，簌簌的泻下来，我也不去揩拭，两只手，一只扯了一夹肥腿，一只一根翅膀，左右开弓的撕啃起来，一阵工夫，半只肥鸭，只剩下一堆骨头，连鸭脑子也吸光了。我的肚子鼓得胀胀的，可是我的胃仍旧象个无底大洞一般，总也填不满似的。我又向老板娘要了一碟炒米粉，哆哆嗦嗦，风扫残叶一般，也卷得一根不剩。结账下来，一共一百八十七。我掏出胸前口袋里那卷钞票，五张一百元的，从来没有人给过我那么多钱。刚才他把皮夹里所有的钞票都翻出来给我了，还抱歉的说：刚回来，没有换很多台币。
离开圆环，我漫步荡回锦州街的住所去。中山北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紫白色的荧光灯，一路静荡荡的亮下去。我一个人，独自跨步在行人道上；我脚上打了铁钉的皮靴，击得人行道的水门汀嗑、嗑、嗑发着空寂的回响。我把裤带松开，将身上湿透了的衬衫扯到裤子外面，打开了扣子。路上总算起了一阵凌晨的凉风。把我的湿衬衫吹得扬了起来。我全身的汗毛微微一张，我感到一阵沉滞的满足，以及过度满足后的一片麻木。
弟娃我猛然惊坐起来，听见自己叫减道。满地扎眼的阳光，已是中午时分，房中热气沸腾，背上的汗水一条条流下来，好象许多根毛虫声上面爬动，痒痒麻麻。床上的草席印着一大块阴黑—的汗迹，又是一个火烈的大热天。我跟小玉合租的这间房间，是三夹板隔出来的，只有五个榻榻米大，除了一张床，两只竹篾笼手，什么都放不下了。因为朝西，一到下午，太阳凶狠的射进来，房里就象蒸笼熟得人惴惴不安。
我坐在床上，头感到一阵刚睡醒的昏疲，喉头却干得在冒火。窗外传采一阵女人的尖笑，大概锦州街那些吧女都热得跑到巷子里去乘凉调笑去了。巷子里的酒吧还没有上市，收音却却开得大大的，喷出一流狂燥的爵士乐来。渐渐的，我仿佛记了起来，刚才朦胧间，我看见了弟娃。他就站在我的床头，穿着他的童军制服，有肩带的那一套。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他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他笑嘻嘻的伸出手来，对我说道：“阿青，我的口琴呢？”
去年弟娃生日，十五岁，我送了一管口琴给他，是在功学社买的蝴蝶牌，两百七十块，花了我半个月的送报钱。弟娃爱得不忍释手，上学他把口琴插在裤子后面袋里，晚上他便放在枕头底下。睡到床上，还要拿出来吹两下，开始弟娃只会—吹单音，后来我教他和声，他一学便会，而且吹得比我还要有板有眼。那时候学校里正在教《踏雪寻梅》，弟娃天天回家便吹奏这首轻快得象流水似的曲子。有时我们上了床，熄了灯，弟娃还要把口琴掏出来，把被窝蒙起头来吹，口琴声从被窝里透出来，闷得呜呜的响。有一次，把父亲吵醒了，他气冲冲跑进来，一把将弟娃被窝掀开，弟娃怕挨揍，赶紧双手抱住头，缩成一团。父亲看着，竟笑了。那是唯一的一次，我看见父亲那张苍纹满布严峻的脸上，绽开那样一抹慈蔼的笑容。我跳下床，从床底拖出我那只竹篾笼子，从里面掣出了我送给弟娃的那管蝴蝶牌口琴来。几个月没有擦拭，口琴的白铜皮有点发黄了。我放到口边随便吹了两下声音还是十分清越的，只是有点霉味。我从家里跑出来的那天，这管口琴正好插在裤袋里。是我从家里唯一带出来的东西。
三个多月了，这是第一次，我想起弟娃来。这三个多月，是一连串没有记忆的日子。白天，我们到处潜伏着，象冬眠的毒蛇，一个个分别蜷缩在自己的洞穴里。真到黑夜来临，我们才苏醒过来，在黑暗的保护下，如同一群蝙蝠，开始在台北的夜空中急乱的飞跃。在公园里，我们好象一队受了禁制的魂魄，在莲花池的台阶上，绕着圈圈，在跳着祭舞似的，疯狂的互相追逐，追到深夜，追到凌晨。我们窜逃到南阳街，一窝蜂钻进新南阳里，在那散着尿臊的冷气中，我们伸出八爪鱼似的手爪，在电影院的后排去捕捉那些面目模糊的人体。我们躲过西门町霓虹灯网的射杀，溜进中华商场上中下各层那些闷臭的公厕中。我们用眼神，用手势，用脚步，发出各种神秘的暗号，来联络我们的同路人。我们在万华，我们在圆环，我们在三水街，我们在中山北路——我们鬼祟的穿进一条条潮湿的死巷，闪入一间间黝暗腐朽日据时代残留下来的客栈里。直到夜深，直到夜真的深了，路上的行人绝了迹，我们才一个个从各个角落里，爬回到大街上来，这时，这些冷落的，不设防的街道，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我们手里捏着一叠沁着汗水的新台币，在黎明前的一刻，拖着我们流干精液的身体，放肆而又虚脱，漫步蹭回各自的洞穴里去。
这三个多月来，我的脑袋里，一直是空空的，好象有人将我的头盖揭开，把我的大脑一下子挖掉了一般，一点思念，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弟娃，我最爱的弟娃，我竟没有去想过他。可是刚才那一刻，他却明明站在我的床前，离得我那样近，伸手出来，笑嘻嘻的向我说道：阿青，我的口琴呢？我记得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的手是冰凉的。就象那晚一样，父亲先去睡了，我一个人坐在弟娃身边守住他，我去捏他的手，他的手冰冷，冷得叫我打了一个寒噤。我们在他身体—下面垫了许多块砖头大的干冰。那些干冰一直在冒冷烟，弟娃如同睡在雾中一般。在市立殡仪馆，他们把他装进了一副小棺材里。他的小棺材，薄薄的，象只木箱，我趁他们不备，溜进了停尸间去，掀开了弟娃的棺材盖。弟娃十分局促的仰卧在里头，他们替他化了装，在他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上，涂上了淡淡的胭脂。他们把他的双手合拢在胸前，他的肩膀都给挤的拱缩了起来。弟娃看来好象在装睡的模样，满面调皮滑稽，好象随时都忍不住要笑出来似的。我们把弟娃运到碧潭公墓去，两个抬棺的脚夫，粗手粗脚，棺材从车上抬下来，东碰西撞，棺材头撞在车门上砰砰晌。我一阵暴怒，走过去，猛推了脚夫一把，喝道：“轻些，知道么？”
“还不起来？日头晒屁股了！”
丽月探头进来笑道，她只穿了奶罩三角裤，披着一件粉红绸子的短袖睡衣，一头发卷还没有有拆去。
“小玉回来过么？”我问道。
“你问呀，那个小玻璃，昨晚又野到哪里去了，”丽月乜斜着眼睛瞅着我我，噗哧一声笑了出来，“阿青，你老实招来吧，昨晚你钓到大鱼没有？是条青花还是条老泥鳅？”
“还有饭么？”我不理会丽月。
“你上个月欠我的伙食还没还清，还想吃饭么？”
“先还一百，这总可以了吧？”我从裤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来，丽月一把抢了过去，笑道：“快去吧，早上做的稀饭都发馊啦。”
我跟着丽月，走到她隔壁房去。她的房间，只跟我们的隔了一层薄薄的三夹板。从前丽月那个美国大兵情人强尼和她同居的时候，她把我们这间房布置成一间小客厅。强尼抛下她回美国后，她便分租给小玉，只收他四百块一个月，还让他搭中饭。小玉认识老周后，常常不回来住，他便叫我搬了进来，分担他一半租钱。
丽月是小玉的表姐，她很疼小玉，常常揪住小玉的腮叫他小玻璃。丽月体格很棒，而且风骚，在纽约吧里大红特红，那些美国兵都叫她丽丽。丽月用手捧起她那两团大奶子，面一扬，很不屑的说道：“怕什么？老娘有的是本钱！”有时候她白天去上班，家中阿巴桑忙着做事，便把她那个三岁大和强尼生的那个杂种仔小强尼赶到我们房间来，要我们看顾。那个杂种是个小可爱，一身洁白的娃娃肉，绿莹莹的眼珠子，却是一头乌黑微鬈的头发。丽月本来把她的杂种仔丢给了孤儿院，后来舍不得，又去把他接了回来。丽月说，小杂种的老爸，是个很标致的美国郎。她案上有一张他穿了一身白色海军制服的照片，咧着嘴，一双眼睛花花的，风风流流的模样。丽月跟他同居，倒贴了他一年，还替他生了一个小杂种，他拍拍屁股，便溜回国去了。一共只来过三封信，寄了二十块美金给小强尼买圣诞礼物。丽月无可奈何的叹道：“美国鸟，是很有良心的么？”然而她说她并不恨他，她原谅他，他来了她还要跟他睡觉。
“啊唷，有鱿鱼吃！”
我看丽月房中饭桌上摆着一碟酸菜炒鱿鱼，一碗白稀饭。
“丽月姐，你真是一个好人！”我摸了一下丽月扎实润凉的膀子。
“去你的，少拍老娘马屁，”丽月坐到我对面笑道，“我问你，玉仔昨晚到底又到哪里去打野食去了？”
“小玉么？找到一位华侨干爹啦，是从东京来的。”
“伊娘咧！”丽月咯咯骚笑了起来，“那个小玻璃专爱吃‘沙西米’！去年有一个大阪来的华侨，开中华料理的。玉仔为了他失魂落魄，做了好几个月的樱花梦。昨天半夜老周还来找他，我替他撒谎，说他回三重镇去了。老周只是不信，抓住我诉苦，一口呢呢侬侬的上海话，我也听不大懂。我看那个胖阿公对玉仔还有几分真心。”
“老周上星期才给小玉买了一只精工表，一千五，自动的，还有日历呢。”
“我看到啦，玉仔戴在手上亮来亮去，”丽月笑叹道，“谁教那个胖阿公偏偏迷上这个没心肝的玻璃货，算他倒霉！”
“阿母——”
阿巴桑带着小强尼走了进来，那个小杂种一看到他母亲，便摇摇晃晃，笑嘻嘻的一头撞进他母亲怀里叫道。丽月一把将小强尼抱了起来，剥开他的开裆裤，在他那混圆的小屁股上咬了一口，恨道：“你这个小野仔，小杂种，你要了你阿母的命啦！”
阿巴桑是个大胖子，性情异常急躁，爬上楼半天还喘不过气来，脸上的汗水滴滴嗒嗒的。她把手里一对红蜡烛，两炷香，四五串锡箔元宝，还有一大叠纸钱往桌上一搁，便一五一十跟丽月算起账来，我猛然才想起，今天竟是七月十五，中元节了。
“你给谁挠冥钱，丽月姐，”我问道。
“给我那个死鬼阿爸呀！”丽月叹息道，她提起一串元宝来，蟋蟋簌簌的抖响着，“他在的时候，天天向我讨钱。死了，梦里头还要向我讨。不烧给他，我害怕，怕他到阎王面前去告状。”
“丽月姐，你分一半元宝给我，我给钱给你，”我掏出了二十块钱来递给丽月。
“你又烧给谁啦？”丽月诧异道。
“我烧给我阿弟。”
“他也向你要钱么？”
“他向我要口琴，”我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十六岁了。”
“口琴？”丽月哈哈大笑，“那个地方大概也有口琴卖的吧？人家说，阴间跟我们这里一样，什么都有。一定也有许多酒吧，我死翘翘了就到下面去当吧女去！要不然，越战打死那么多美国兵，怎么办？”
丽月笑得乱晃起来，两个大奶子战弹弹的，她指着我叫道，“玻璃鬼！玻璃鬼！你和玉仔两人死了，一定也变成玻璃鬼。你活着是什么货，死了也是什么货，想改也改不了！”
我把两串元宝拿回房中，搁在床上，然后到澡房去冲了一个冷水澡，把头发也洗干净了。我换上了一套新买的衣服，一条深蓝达克龙的西装裤，一件套头蓝白条子的紧身衫。我把一头又长又硬桀骜不驯的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还抿上了一些小玉的发蜡。临走时，我将那管蝴蝶牌的口琴，插到后面裤袋里。我经过丽月房门口，丽月吹了一声口哨，叫道：“这一身打扮，又去找郎客了！”
我头也没回，跑下楼去，闯进了外面的世界里。中山北路上上下下，好象都落满了白色冒烟的溶液一般，空气热得在闪闪颤动。我赶忙掏了我那副宽边深黑的墨镜来戴上，这副太阳眼镜，是一个客人遗留在旅馆里五斗柜上的，我收了起来，据为已有。白天在人群里，我便戴上这副宽边墨镜，把脸遮去一半。这样，即使碰见熟人，也可以装着没有看见，回避过去。
我在中山北路乘上公共汽车，坐到车子的最后一排角落里去，汽车里很燥热，刚洗完澡，一坐下来，一身又湿了。我要乘到西门町，然后转到南机场去。母亲就住在南机场那边。有五年多，没有见到母亲了。我得到关于她最后的消息，是她在南机场跟一个开地下茶室的男人同了居。那还是弟娃告诉我的，他曾经到南机场去看过母亲两三回。母亲带他到西门町一条龙去吃蒸饺，两人吃了三笼。可是母亲后来却吩咐弟娃：以后没有事，不要再去找她了。这次弟娃去世，母亲并不知道。好几次我都想去告诉她，不知怎的，总没有去成。因为许多年没有跟母亲见过面，怕见了大家尴尬，没有话说。
想到母亲，想到弟娃，我又不禁想起我们那个七零八落，破败不堪的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