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本地人会告诉你说佛罗里达有四季，他们承认说，尽管这四个季节不太鲜明，但是仍然存在着微妙的季节变化。不要相信他们说的。实际上，这儿只有两个季节——温暖、干燥的季节与炎热、湿润的季节。前天夜里，我们迎来了热带那闷热的天气，这时候我们才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小狗已经不再是一只小狗了。随着冬天迅速地更替为了夏天，马利也似乎迅速地变换成了一只身材瘦长的成年狗。在五个月大的时候，他那过大的黄色毛发覆盖下的身体，已经长成了松垂、起皱的模样。他那巨大的爪子作为身体的一部分，看上去也不再是那般滑稽可笑了。他那如针形状的幼齿也已经变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尖牙，在一阵迅速地咬牙切齿之后，能够咬坏一个飞盘，或者一只崭新的皮鞋。而他的犬吠则深化为了一种令人闻之丧胆的隆隆巨吼。当他用后腿站立，摇摇晃晃地转着圈的时候——这是他经常性的动作，就像是一只正在跳舞的俄罗斯马戏团里的狗熊——能够将他的前爪搭在我们的肩膀上，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
兽医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发出了一声轻柔的口哨，然后说道：“你们手中抱着的已经是一个大男孩了。”
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他已经长成了一只英俊的、可以作为范本的拉布拉多犬，而我不得不向存有疑心的詹妮女士指出，我为他起的正式名字，实在是非常适纤�壳暗淖刺�Ｈ绻��芄煌Ｖ棺�湃ψ分鹱约旱奈舶偷幕埃�敲矗�幼≡谇窦��返慕苈薷实淖鸸蟮穆砝�で窦����崾恰白鸸蟆币淮实淖罴咽鸵濉Ｓ惺焙颍�彼�镁×颂迥诘淖詈笠凰烤�χ沼诓辉俦寂苤�螅��崽稍谖允业牟ㄋ沟靥荷希�逶∽拍峭腹�傲鄙菇�堇锏难艄狻Ｋ�耐肺⑽⒀锲穑�亲由辽练⒐猓�ψ咏徊嬖谏硖迩懊妫��恼飧蹦Ｑ��钗颐窍肫鹆税＜暗乃狗铱怂臼ㄉ砣嗣嫦瘛?/p>
我们并不是唯一注意到这一变化的人。我们能够从那些与他保持着安全距离的陌生人以及当他跳跃起来的时候他们会本能地往后退缩中看出，他们也不再将他看作是一只不会造成他人伤害的小狗了。对于他们来说，他已经长成了一个会让人感到害怕的东西了。
我们的前门上有一扇高及眼睛的小小的长方形窗户，宽四寸、长八寸。马利仿佛是为迎接访客而活的，无论何时，只要有人按响门铃，他便会飞跑着穿过房子，当他接近大厅的时候，他便会来一个紧急刹车，然后滑行着穿过木地板，直到“砰”地一声撞在了门上，他才停了下来。然后，他便用后腿单脚跳起，野蛮地犬吠着，将自己那硕大的脑袋凑在那扇小小的窗户上，直视着窗户另一边的某张脸。对于将自己视为了一辆常驻的迎宾车的马利来说，这是一个欢快的前奏。尽管对于那些挨户访问的推销员、邮递员以及任何并不认识他的人来说，他就仿佛是从斯蒂芬·金的小说中里面跳出来的怪物，而挡在他们之间的唯一物体，便是我们家的那扇木门。不止一位陌生人，在按响了门铃并且看到马利那张咆哮着的脸正直直地盯着自己看之后，吓得倒退到了车道中间，然后，惊魂未定的他们便只敢站在车道上等待着我或者詹妮前来应门了。
我们发现，这也不一定就是一件坏事。
我们的房子是一栋被那些城市的规划者们称之为不断变化着的近邻的建筑。这栋修建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房子，最初的居住者是那些“雪鸟“以及退休者们，当原来的房主相继逝世之后，这栋房子便开始被一些更为混杂的租贷人以及工人阶层的家庭接手了。到了我们搬进去入住的时候，邻近地区又再一次处于转变之中，这一次是属于中产阶级造成的城市所有权的变化，同性恋者、艺术家以及年轻的职业人，搬到了靠近码头以及它那奇特的、具有装饰风格的建筑物的地区。
我们的街区扮演了在美国南部高速公路以及码头沿岸那些时髦的住宅之间的缓冲地带。南部各州的高速公路，最初是沿着佛罗里达东海岸修建的，在州际公路出现以前，这些高速公路便成了通往迈阿密的主干道。它有五条单向行车道，一条有日晒的人行道，每个方向都带有一个共享的左转车道，公路两旁遍布着稍微有点儿破烂的、不太体面的借贷商店、加油站、水果摊、货运公司、餐车饭店以及似乎来自于过去时代的夫妻旅馆。
在南部高速公路以及邱吉尔路的四个角落，分别是一家酒铺、一个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一家窗户上横着厚重栅栏的出售贵重物品的商店，以及一个露天的投币洗衣店。而我们的房子则位于街区的中段。
我们原本以为这一带可能比较安全，可是，接连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迹象。放在院子里的工具不见了，在某个非常寒冷的一天，有人偷走了我堆放在房子两边的所有木柴棒。星期天，我们在我们最喜欢的餐车饭店里吃着早饭，坐在窗前我们经常坐的那张桌子旁，詹妮指着我们头顶上的厚玻璃板上的一个弹孔，然后语气平淡地说道：“上一次我们来这儿的时候，这个弹孔还没有呢。”
一天早上，当我驾车驶出街区前去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躺在排水沟里，他的双手和脸都是血淋淋的。我泊好车，向他跑去，认为他可能是被一辆车给撞了。但是，当我蹲在他身旁的时候，一股混杂着酒精和尿液的恶臭都快要将我给熏晕过去了，而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便可以确定原来他只是喝醉了。我打电话给急救中心，让他们派一辆救护车来，然后便陪着这个男人一起等待着，可是，当工作人员到达的时候，他却拒绝救治。护理人员和我只好站在一旁注视着这位烂醉如泥的家伙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朝着酒铺的方向走去。
某天晚上，一个浑身散发出绝望气息的男人来到了我的门前，告诉我说他要拜访位于下一个街区的一栋房子，而他的汽车没有汽油了，问我是否可以借给他五美元，他明天一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来还钱给我。“你确定吗，朋友？”我心里想道。当我提出帮他打电话给警察的时候，他咕哝着找了一个完全没有说服力的理由，然后便逃之夭夭了。
但是，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消息，则是发生在对面街上一所房子里面的事情。我们听说，就在我们搬到这儿来的几个月前，那儿发生了一起谋杀案。而且不是一桩普通的谋杀案，而是一起极为恐怖的可憎的谋杀案——一位患有残疾的寡妇惨遭电锯的肢解。因为媒体对这件案子的报道可谓是铺天盖地，所以，在我们搬来之前，我们就已经对该案件的各种细节了如指掌了——每一个细节，除了案件的发生地点。现在，我们就居住在离案发现场仅仅相隔一条街的房子里。
受害者是一位名叫鲁思·安·内德密尔的学校退休教师，她发现自己的看护偷了她的支票簿，而她的银行帐户也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费用支取。罪行败露之后，惊慌失措的看护便用大头棒将这位可怜的妇人给打死了，然后叫来自己的男友，他带来了一个电锯，两人一起将放在浴缸里的尸体给肢解了。然后，他们将一块块的尸体装进了一个大箱子里面，并用水冲刷掉了妇人落在排水沟里的鲜血，然后便驾车逃跑了。
我们的邻居后来告诉我们，一连好几天，内德密尔夫人的消失都没有被人察觉到。直到一个男人打电话给警察，报告说从他的车库里散发出了阵阵可怕的恶臭，这个秘密才终于暴露了。警察发现了大箱子以及它里面那可怖的东西。当他们询问屋主箱子为何出现在那儿的时候，他告诉了他们实情：他的女儿问他是否可以把箱子存放在那儿。
尽管内德密尔夫人的这桩恐怖的谋杀案是我们街区历史上被人谈论得最多的事件，可是，当我们准备买下这栋房子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向我们提及过这起案件，哪怕是只言片语。房产代理人没有，屋主没有，地方巡警没有，测量员没有。在我们乔迁新居的第一周，邻居们带着饼干和焙盘前来拜访我们，他们将这个怀消息委婉地告诉了我们。当我们夜里躺在床上的时候，很难不去想就在这个离我们卧室的窗户仅仅一百步之遥的地方，一位毫无防备的寡妇曾经被锯成了碎片。我们告诉自己说，这是一件内贼作案，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然而，当我们路过案发的那栋房子，或者仅仅是从我们的前窗望出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抑制自己不去想在那儿曾经发生过的可怖场景。
还好，现在有马利陪伴在我们身旁，当我们察觉到那些陌生人以充满些许畏惧的眼神看着他的时侯，我们感到了一种久违的平静。它是一只大个头的爱流口水的狗，所以，他对于入侵者的防御策略便是疯狂地舔着对方直至他招架不住。可是，外面的那些小偷以及掠夺者们不需要知道他的这个特点，对于他们来说，马利个头很大，孔武有力，而且他经常会难以预料地陷入到疯狂的状态之中。这也便是我们为何如此喜欢他的原因了。
怀孕让詹妮的生活习惯变得非常地健康。黎明时分她便会起床，开始锻炼身体，并且带着马利出去散会儿步。她还准备了卫生的有益健康的饮食，搭配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她戒掉了咖啡因以及食用苏打，当然，还包括酒精，她甚至都不允许我放一汤匙烧酒到瓦罐里面。
我们发誓不对外宣布怀孕一事，直到我们确信胎儿很安全以及不存在流产的危险。但是，我们两个都没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实在是太过兴奋了，所以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一位又一位的知己，并要求他们发誓保守秘密，直到我们的秘密完全不再是一个秘密为止。一开始，我们告诉了双方的父母，接下来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然后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再然后是我们的办公室同事，最后是我们的邻居们。在第十周的时候，詹妮的腹部已经开始微微隆起了。怀孕这件事情开始看上去有些真实了。为什么我们不将自己的快乐与全世界分享呢？到了詹妮应去接受检查和超声波扫描的那一天，我们几乎都想将这件事情涂写在户外的公告板上了：约翰和詹妮正期待着小孩子的诞生。
到了和医生预约好的那一天，我特意请了假，并且按照医生的指示，带了一卷空白录像带，这样我们便可以捕捉到我们的小宝宝的第一张粒面图像了。约会的内容，一部分是身体检查，另一部分是信息面谈。我们将被安排与一位助产士见面，她会解答我们所提出的所有疑问，测量詹妮的腹部，听胎儿的心跳，当然，还会让我们看看母体内胎儿的样子。
我们在上午九点钟到达了诊所，心中充满了期待。助产士是一位说话带有英国口音的温和可亲的中年女性，她把我们领进了一个面积很小的检查室里，然后立即问道：“你们想听听孩子的心跳吗？”“怎么会不想呢？”我们告诉她说。当她将一个吊挂着扬声器的扩音器放到詹妮的腹部上时，我们便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聆听着。我们沉默地坐在那儿，笑容凝固在脸上，费力地试图去听那微弱的心跳声，可是，从扬声器里传来的只有随机的噪音。
护士表示这并没有什么不寻常。“能否听得见心跳声，得取决于胎儿躺着的姿势。有时你无法听到任何声音。现在就听心跳或许有些早了。”她让我们直接去做超声波。“让我们来看一看你们的小宝宝。”她轻松地说道。
“这可是我们第一次看小宝宝啊！”詹妮深深地凝视着我说道。助产士将我们带进了超声波室，并且让詹妮仰面躺在一张后面带有监视屏的桌子上。
“我带了一卷带子来。”我说道，将录像带在她面前挥动了两下。
助产士将詹妮的衬衣拉高，开始将一个大小和形状类似于曲棍球的仪器放在了她的腹部上，然后说道：“现在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动。”我们盯着计算机的屏幕，却发现上面只是一团没有清晰度的灰色。“嗯，这一台似乎没有识别出什么，”她以一种完全不带感情色彩的声音说道，“我们试一下阴道超声波，那样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得更为详细一些。”
她离开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她带着另一名护士进来了。这是一位高个、肤色白皙、金发碧眼的女人，她的手指甲上还绘有字母图案。她的名字叫埃西。她让詹妮脱掉内裤，然后，将一个覆盖着乳胶的探测器插入了她的阴道里。护士是正确的：这种方法的确要比其他的超声波高级许多。她将摄像机移到了看上去就像是灰色海洋中的一个小小的液囊上，随着鼠标的滴答声，把它放大，然后再一次放大。可是，尽管获得了更多的细节，但这个液囊在我们看来就如同是一只空空的不成形状的短袜。有关怀孕的书籍上所说的到了第十周的时候那些应该稍微成形的小胳膊、小腿在哪儿呢？胎儿的小脑袋在哪儿呢？起伏跳动的心脏在哪儿呢？正将脖子伸到一边看着屏幕的詹妮仍然充满着期待，并且带有一丝紧张地笑着问护士：“那儿有什么吗？”
我抬起头看着埃西的脸，我知道答案并不是我们希望听到的那一种。突然，我意识到了为什么当她点击鼠标放大图像的时侯她会一言不发了。她用一种有所克制的声音对詹妮说：“在十周大的时候，你们不能期待着会看到什么。”我把手搭在詹妮的膝盖上。我们俩继续凝视着屏幕上的块状物，就仿佛我们愿意一辈子就保持着这样一个姿势。
“詹妮，我认为现在我们可能遇到点问题了，”埃西说道，“我去把谢尔曼医生叫来。”
当我们就这样沉默地等待着的时候，我终于体会到了当人们描绘在他们昏厥之前遭到成群的蝗虫的突击究竟是什么意思了。我感到周身的血液都冲到了头顶，阵阵的嗡嗡声在耳边回响着。“如果我现在不坐下来的话，”我心想，“那么我一定会倒下的。”要真是那样的话，该会有多么尴尬啊！我坚强的妻子忍受着噩耗，而她的丈夫则失去知觉倒在地板上，护士们则试图用鼻盐让他恢复意识。我坐在检查长椅的边缘上，一只手紧握着詹妮的手，另一只手搂着她的脖子。她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但是她并没有哭出声来。
谢尔曼医生是一位个子修长、长相特别的男人，声音虽然有些嘶哑，但态度十分和蔼。他确证胎儿已经死亡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心跳，毫无疑问已经死了。”他说道。他温和地告诉了我们一些我们从阅读过的书上已经知道的知识。胎儿在怀孕第六周的时侯便已经死亡了。这是那些虚弱无力、发展迟缓、没有成形的胎儿自然会发生的状况。他显然记起了詹妮对于跳蚤喷雾的担忧，所以告诉我们说，胎儿的死亡与我们那次跳蚤清除并没有关系。他将手放在詹妮的脸颊上，倾斜着身体，仿佛是要亲吻她一样。“我很抱歉，”他说道，“你们可以在几个月之后再尝试着怀孕。”
我们坐在那儿，沉默不语。那卷搁在我们身旁的长椅上的空白录像带，突然看上去也像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尴尬，尖锐地提醒着我们那盲目的、天真的乐观。我想将它扔掉，我想将它藏起来。我向医生问道：“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呢？”
“我们必须将胎盘移除，”他回答说，“几年前，你们不会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流产，不然的话，你就不会等到开始出血的时候才能意识到了。”
他说我们可以等到周末过后下周一再来这儿做手术，过程和流产一样，是将胎儿和胎盘从子宫里面吸出来。可是詹妮不希望拖延，我也一样。“越快越好，”她说道。
“那么好吧，我待会再来。”谢尔曼医生说完便离开了房间。我们可以听到大厅外他的脚步迈进了另一间检查室，以及他用善意的逗笑同另一位准妈妈打着招呼的喧闹声。
现在，房间里面只剩下我和詹妮两个人了，我们沉重地倒在彼此的怀中，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姿势，直到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这一次进来的是一位我们之前从未见过的更为年长的女人，她带来了一份认可子宫吸盘手术之风险的弃权书。“我感到很难过，甜心，”她对詹妮说道，“我真的感到十分难过。”然后，她便向詹妮指出应该在哪里签上名字。
当谢尔曼医生回到这间检查室的时候，他已经一切就绪了。他先给詹妮注射了安定，然后是德美罗（止痛药），如果不进行止痛的的话，那么过程会很快。在药力失效之前他便完成了手术。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詹妮几乎毫无知觉地躺在那儿，仿佛镇静剂和止痛药仍然发挥着作用。“务必保证她没有停止呼吸。”医生说道，然后他便走出了房间。这真让我无法相信。难道他的工作不是去确保她没有停止呼吸吗？她所签的那份弃权书上可从来没写：“由于服用了过量的巴比妥酸盐，病人随时都有可能停止呼吸。”我按照所告诉的那样做了——大声地对她说话，摩擦她的胳膊，轻轻地拍打她的脸颊，说着诸如“嗨，詹妮！我叫什么啊？”这样的话。可是，她却仿佛已对世界失去了感知能力。
几分钟之后，埃西将头探进来看了看我们。她瞥见了詹妮那毫无血色的脸孔，然后便飞快似地离开了房间，不久之后她便再次回到这儿，带来了一条湿毛巾和鼻盐，她将鼻盐放在詹妮的鼻子下方。过了许久，詹妮的身体才开始有了些许动弹。我继续大声地同她说着话，告诉她进行深呼吸。她的皮肤灰白。我发觉她的脉搏是每分钟六十下。我紧张地将湿毛巾覆盖在她的额头上、脸颊上、脖子上，并且轻轻拍打着。终于，她苏醒过来了，尽管她仍然处于头昏眼花的状态。“你真让我担心死了！”我说道。她只是茫然地看着我，仿佛试图在弄明白我为何要如此担心。然后，她又再次地昏迷过去了。
一个半小时之后，护士帮助她穿好了衣服，然后我便搀扶着她走出了诊所，并且牢记着医生的嘱咐：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不能洗澡，不能游泳，不能使用卫生棉条，不能有性生活。
在车里，詹妮始终保持着沉默，身体斜倚着乘客座位旁的车门，凝视着窗外。她双眼通红，可是她并没有哭泣。我试图讲一些安慰人心的话，但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字眼。真的，能够说些什么呢？我们刚刚失去了我们的孩子。是的，我可以告诉她说我们能够再次尝试着怀孕，我可以告诉她说许多夫妇都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可是，她并不希望听到这些话，而且我也并不想说这些话。某一天我们将能够冷静正确地看待这件事情。但并不是在今天。
我选择了景色优美的路线驶回家，绕着弗莱格雷快车道行驶。这条快车道从城镇的北端环抱着西棕榈海滩的码头区，医生的诊所便位于城镇的北端，而我们则居住在城镇的南端。水面上波光粼粼，棕榈树在万里无云的蔚蓝的天空下面优美地摇曳着。这应当是快乐的一天，但却不属于我们。我们驾车驶回了家，一路无语。
当我们到达住所的时候，我搀扶着詹妮进了屋，并让她躺在沙发上，然后我走进了车库，马利像往常一样气喘吁吁、充满期待地在那儿等着我们回来。他一看到我，便朝着他那根硕大的牛骨头扑了过来，然后得意地在房间里将其游行炫耀一番。他的身体摇摆着，尾巴则犹如一根正在敲打着一面鼓的槌棒一般重重地击打在洗衣机上。
“今天不行，朋友。”我说道，然后让他从后门去到院子里。他对着一株枇杷树撒了一泡长长的尿，然后便飞快地返回到了车库里面，将头探进他那盛有水的碗中，咕噜噜地喝了起来，水溅泼得满处都是。然后他便歪歪斜斜地去客厅里找詹妮去了。我迅速地将后门锁好，擦抹干净被他溅出来的水，然后跟着他进到卧室里面。
当我拐弯的时候，我突然停住了。我可以用一周的薪水来打赌，不可能发生的景象正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那只狂乱的、兴奋过度的狗，此刻正蹲在詹妮的膝盖之间，他那颗硕大的、短而结实的脑袋则安静地搁在她的膝盖上。他的尾巴平直地垂在他的腿之间，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他第一次触碰我或詹妮时没有摇摆身体。他的眼睛直视着她，并且柔声地呜咽着。詹妮抚摸着他的头，然后突然将脸埋进了他脖子处那厚厚的毛发里，开始抽泣起来，艰难地、无法抑制地、肝肠寸断地抽泣着。
他们就那样待了很久。马利如雕像一般静止不动，詹妮紧紧地抓着他，就仿佛是在抱着一个体型过大的洋娃娃。我远远地站在一旁，感觉自己像是他们两个这一亲密独处的时刻的偷窥者，简直不知拿自己如何是好。詹妮抬起一只手臂朝向我，而她的脸仍旧埋在马利的毛发里面，并没有抬起来，于是我便也坐在了沙发上，用手臂环搂住她。我们三个就那样待着，互相拥抱着，分担着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