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王一明来开会，中午请我们吃饭。我给雪儿打电话说中午有集体活动。她说：“我正想给大家安排一次集体活动，有好消息告诉姐们儿。”

我问什么好消息，她说要等大家在一起才能说。我猜想一定是园林局的地方说好了。如果是别的事她就没必要等聚齐了才说。

我的猜测果然不错，地方已经说定了，签了合同就属于我们了。王一明在巴顿酒店请我们。他是第一次见雪儿，男人没有不被女人容貌吸引的，他与雪儿说的话比和我们三个人说得都要多，又是给她端酒又是和她碰杯的。本来我们都要求喝红酒，王一明说好长时间没在一起坐了，红酒不足以表示他的心情，非要喝白酒，我们只好同意，但限制一瓶。一瓶五粮液下去，都有点晕晕乎乎了。借着酒兴，花儿对王一明说：“你下次再来，我们在自己的酒店里招待你，到时候你要多来捧场。”

这事我还没有机会和他说过，花儿这么一说，王一明就问：“你要开酒店？”

花儿骄傲又神秘地问：“桃儿没跟你说？”

没等王一明反应，她又转向我问：“桃儿，地方都找好了，你怎么还没给弟兄们说呢？”

我只好说：“还没找到说的机会呢。”

花儿又对王一明说：“不是我开酒店，是我们四姐妹共同开酒店，我们的房子在两河交汇的河弯处，环境非常幽雅。指望我们这些女流之辈哈事也弄不成，许多事都得指望弟兄们帮忙捧场。”

王一明一脸赞赏地看着我们，略显遗憾地说：“我离得远恐怕帮不了什么忙，我以后来市里的一切活动都安排在咱自己的酒店里。”

花儿说：“关键是马上就需要你帮忙。”

我怕她说出要他帮我投资的话，当着我们姐妹的面使他为难，更怕他一口拒绝让我没面子，使眼色制止她说下去。花儿心领神会，笑着找话给自己打了圆场。但她的这番话已经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我们似乎已经形成了规矩，不论是谁的男朋友请我们吃饭，也不管她与这位朋友的关系深浅，大家总要给他们创造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今天依然如此，一瓶酒喝完，饭局接近尾声，她们不声不响地溜走了。

他又问起开酒店的事，我轻描淡写地说：“别听她们说，还不一定弄成呢。”

他像是受骗了一样说：“地方都找好了，你还说这话，是不是怕我去白吃呀？”

话说到这儿，我只好说：“你这样说，我就只有和你说实话，我们是想合伙经营个酒店，地方也找好了，租金还比较便宜，但是我们都是外面光，谁都拿不出钱，所以，我们都在急着酬钱，如果大家都酬不来就干不成，她们都比我有办法，都有朋友支持，到时候我拿不出这笔钱，就只好看着人家干，当然，我也无所谓，参与也不过是想尝试一下另一种生活，也没想过发财。”

他问：“大概一个人投资多少？”

我说：“还没准确算，大致十来万吧。你想想，我们都是靠工薪，也没有腐败的机会，谁一下子能拿出十来万啊。算了，不说这了，还是说点别的吧。”

直到她们又一个个溜进来，我们没有再提起这事。说心里话，我虽然没有明说让他帮忙筹资，但那种希望之情也只有到这份上了，他竟然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打心眼里烦，恨不得当面指责他不够朋友不够义气。

因为知道园林局那边已经说定，租金又便宜，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跃跃欲试的喜悦，心里都澎湃着无往不胜无所不能的激情。吃过饭，都急不可耐地想离开这里，去看将要属于我们的那个地方。

车一进去，王一明就说：“你们能看上这地方真不愧是女中豪杰。”

花儿说：“这地方就是女人经营的地方。”

雪儿大声嚷嚷：“花儿的话真到位，这地方只有让女人经营才会有特色。”

下了车，我们又一次里里外外地看了遍那些花草树木和油漆斑驳的木屋。她们指指点点，说这里怎么搞那里怎么弄，我因为王一明的没有明确表态，心里边有些灰灰的，跟着转了一会儿，便借故头晕到车里去了。不一会儿，王一明也上了车。他拿着我的手一个一个手指地拽，说这样能治头晕。拽了之后，还煞有介事地问我好点没有，要不要到

医院去看看。我只得给他陪着笑脸说好多了。

他像是安慰我说：“这地方要弄好真可以。只是我觉得你们都不是干这事的人。”

我忙问：“为啥？”

他顾虑地说：“我也说不清楚。你要真想参与，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这时候他才有所表示，对他的帮助我既不想拒绝又不想表示出太在意，轻描淡写地说：“谢谢，再说吧。”

王一明走后说起对他的不满，姐妹们都怪我不该这样。想想她们说得有道理，十来万块钱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不是小数目，人家总得有个考虑的余地，再说我又没有明白向他借。这样想着就又快乐起来。

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和姊妹们合伙开酒店的资金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给杨华送信是三月二十九日，一个星期了，没有一点回音。接近领导真难。可能秀芳说的对，别指望一封信就能打动那些养尊处优惯了的人，只有契而不舍的努力才有可能达到目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