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与失败的距离其实也就在这看似不甚起眼的毫厘之间。因而试图超越思维的局限也正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一般，可能费尽心思，却终因后劲不足而无法超越和突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用这句话来形容商场的变幻莫测恐怕是再合适不过了。上亿的营业收入并未让永怡的日子一劳永逸，“好景不常在”，不久即遭遇到了突如其来并且前所未有的暴风骤雨。在经历了一年的高潮之后，尤其是2001年，成为了永怡成长史中最为痛苦的一年。正当江南春因为钱赚得容易，钱不知道该往哪处放的时候，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客户一下子销声匿迹。

互联网和IT业本是永怡传播的两根支柱，结果一根支柱瞬间倒塌。为了让IT能够继续支撑公司的发展，为了让公司业绩继续支持自己的“虚荣心”，江南春不得不重新杀回传统市场，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去攻克，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江南春开始思索自己所走过的路。

“2001年苦苦地过了一年，我觉得身心俱疲。我们原来不是处在产业优势的位置，是处在产业最脆弱的位置，那个时候，我终于明白，原来我做的产业是错误的，我做的产业是价值链当中最脆弱的环节。公司虽然大了，但还是有很多的公司和我们竞争，他们都有很好的职业团队，我感觉压力特别大，所以，我决定转型，我觉得生意不能这么做下去。”

其实，“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多元化的战略即使实施地并非完美，但也使得互联网的冬天并没有完全成为埋葬永怡传播的坟墓。2001年，互联网客户全线消失，IT市场大受影响，而永怡传播的总体营业额并没有大幅跌落，仍然成功地维持在了1.5亿元左右。但是这个时候，永怡的利润率急剧降低，到了只有３％的水平。江南春开始觉得“做全案代理是个很累的行业”，他不再坚持以往欲与国际４Ａ公司一较短长的梦想，开始隐约觉得应该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落脚点。这场并非完全噩梦的噩梦却令江南春顿时警醒。

那段时间，心情郁闷的江南春频频出现在老上海法租界的绍兴路27号悠然而清雅的“汉源书屋”里。翻书喝茶、闭门思“过”成了江南春情感宣泄的最重要的方式。在这里，他写下一系列关于公司发展的文字，并成为分发到各地员工手中的“CEO话题”。书屋中的痛苦徜徉也成为日后江南春事业更加飞黄腾达的分水岭。

经过书屋中的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江南春凭借着自己在商场打拼多年的经验积累，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失败的原因所在。正如起初他曾以股东的身份投资过一家小规模的网络游戏公司，很快投入的资金便打了水漂的失败教训一样。“对产业理解不深刻，自己又不能亲自参与管理”是江南春从这段仍心有余悸的历史回忆中找到的致命要害。

同时，江南春也对广告产业的发展和获利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详细的阶段划分：1980年－1989年间是中国广告业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凡是投入广告都会获得成功，因为谁只要发出了声音也就成功了”；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到1998年，“这个阶段凡事有足够的钱投入到广告中也都能成功，因为很多人做广告，这个时候你能花更多的钱就行”；1998年至今为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即使你有足够的钱也不一定能够成功，因为中国广告已经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分众性很差”。

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三阶段论”奠定了他在社会学领域的地位，江南春的“广告三阶段”的划分坚定了其日后创业模式的信心。

不因为暂时的成功而烧疯了头脑，不因为暂时的失败而失去冷静的思考，理性地对待“得与失”和“成与败”，让“虚荣心”成为自己的“原动力”而不是“绊脚石”，冷静地找出冰山下边的东西，这是江南春的过人之处。而江南春在“汉源书屋”里的彻夜徘徊和痛定思痛，则是一种另类的标志。从那以后，永怡开始了向专业媒体代理公司的转变策略，此时江南春的工作重心和热情也彻底向他所期望的“新传媒”倾斜。

但什么才才算是“新传媒”呢？而江南春的“新传媒”又在哪呢？这时，一个江南春命中注定的人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