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八千美金使自己成为黑民，却始终不愿意离去。人就是这么虚伪，明明自己伤痕累累，却偏要做出精神百倍，意气风发的样子。

诊所一天天走上正轨，为了尽一步提高医术，我让家人帮我在国内买了许多医学杂志和书籍。每天工作之余，我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去阅读，常常到很晚。所以，睡觉的时间少得可怜，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倒在床上，可以说，头一沾枕头马上就着，我的确太需要睡眠了。

这天我睡得正香，一阵电话铃声把我惊醒，我打开床头灯，看了看表，是深夜两点半。谁会在这么晚打来电话呢？真讨厌，我心里骂骂咧咧很不耐烦地拿起听筒：

“哈罗？”的声音冰冷并带着睡意。

“茜茜，我是陈涛，现在在巴西。”听到他的声音，我顿时醒了一半。陈涛是我过去在北京的朋友，自从我来巴西后，他时常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一再表示很想来巴西，并希望我能帮助他。我再三向他解释巴西近一两年停止给大陆的中国人办理非移民签证，因为抓到许多偷渡客。这是官方可靠消息，所以，我无法猜测他是通过什么途径跑到巴西来的。

“你现在在巴西的什么地方？来多久了？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的？”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一切。

“我是从乌拉圭偷渡来的。我们一共有八个人。到了有三天了，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蛇头把我们带到了这里的一家中餐馆，让我们在这里无偿打工三个月，然后才可以离开，这是当时办时讲好的。再说，就算是他现在打开门让我们走的话，我也寸步难行。因为我一句话都听不懂。”他叹了一口气。声音变得更加凄惨：“这里的条件很差，我们八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面，睡在地上，屋里很潮湿也很脏，墙上直往下流水，地上还爬着许多小虫子。”

我实在不忍再听下去，眼前好像已经出现了那肮脏潮湿的小屋，甚至闻到了一股发霉的恶臭。

“离开那里！”我坚决、果断地对着电话听筒叫着。“蛇头没有权利限制你的自由。”我显然是不懂那些“黑道”里的规矩，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做。

“可我哪儿也去不了，因为我现在是个‘黑人’，没有身份，警察如果抓到我的话，也会把我遣送出境的。”他的声音里带着胆怯和惊慌，完全不是我在北京时认识的那个精明能干的陈涛。我也感到很为难，不知该如何去帮助他。忽然我眼前一亮：

“去圣保罗，那里中国人多，他们可以帮助你在东方区找一份不用讲葡语的工作。这是你唯一的出路，否则，你会烂死在那个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鬼地方。”

他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声音略显激动，颤颤巍巍地说：

“可我该怎么去圣保罗呢？”

“坐公共汽车，很便宜。你手头儿有钱吗？没有的话我可以支援你一些。”说到这儿，我才想起，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把钱交到他的手里。

“钱我有，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实车票和上车。”听得出来，他此刻的情绪稳定了许多。

“你住的地方一定还有其它的中餐馆，去问问那里的其它中国人，他们是一定会帮助你的。不过，一定切记，千万不能说你是偷渡来的，就说你来巴西探亲。想去圣保罗玩。”我一字一句说得慢而清晰，生怕他错过任何一个字。

“好，好，我明天就去。”他终于看到了希望。

“你出门一定把钱放好，尤其是圣保罗的治安很差，自己更应该多加小心。巴西的黑民有的是，警察一般是不会在街上查看身份证的。只要你不去惹麻烦，警察也不会主动来找你的麻烦。有什么问题可随时给我来电话。”相信这个电话能够让陈涛稍稍感到安心了一点。可我却再也睡不着了。

我和陈涛是在工作中相识的，他是一个十分出色的调琴师，我们在工作中一直配合得很默契，他那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让我非常敬佩，久而久之，我们就成了朋友。

据他自己在电话里对我说，来巴西是为了逃避临近于死亡边缘而始终被他太太死抓住不放的婚姻。

“我太太不给我任何自由，甚至干涉我的工作，有时因工作回家晚一点，等待我的就将是一场可怕的吵闹。她甚至跑到单位和我朋友、亲戚那里又哭又闹，败坏我的名声和尊严。并一次次地用自杀来威胁我。我实在忍无可忍，被逼无奈，才不得不走这一步。”他很委屈地说。

“可逃避并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你为什么不试着同她交谈，把道理同她讲明。”我说。

“一切办法我都试过了，根本行不通。我是被逼上梁山，否则，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过这样一种连狗都不如的生活。”他的嗓音变得沙哑。

一种悲哀让我觉得心口阵阵绞痛。想起自己当年出国时，也是被情所困，以为远走他乡就可以走出那悲伤的情结，并自认为那个陌生世界将会带来一个灿烂、光明、充满希望的新生活。但是，现实太残酷了，周围世界是冰凉的、自私的。回国的时候，朋友们都喜欢问：“你觉得出国值得吗？你后悔吗？”我当时不假思索地说：“不后悔，非常值得！”可说真的，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心里还真有点发虚。我无法详细让他们知道我的得与失，更不可能让他们理解我心中曾几度有过的挫折感和那些伤心、失望、悲哀和失落。人就是这么虚伪。明明自己伤痕累累，却偏要做出精神百倍、意气风发的样子。我觉得好累，真想停靠在一个没有风浪的港湾，卸掉全身的盔甲和面具，彻彻底底、痛痛快快地松驰一次。

大约有一段时间我没有陈涛的音讯，我心里还时常惦念着他，并希望得到一些他的消息。终于，在两个月后的某一天，我接到了他从圣保罗打来的电话，这次，他的声音同上一次完全不同，响亮并充满了喜悦。

“我现在住在圣保罗，并有了一份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我也被他的喜悦所感染。

“帮一家台湾人的公司去银行存钱。”

存钱。我的心揪住了，脑子里出现了那些在圣保罗非法洗黑钱的中国人，我不希望他做的是这份工作。我甚至不想继续问下去。

“这份工作很轻松，每天没有什么更多的事情做，只是下午去一趟银行，收人也不错。”他始终热情高涨地说着。这次我确信自己的判断没错，我打心眼里为他担心，怕他不知不觉卷人华人的黑社会。到时想逃都逃不脱。作为朋友我应该提醒他，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这里面的利害。

“这份工作很危险，圣保罗的治安那么差。你可一定要小心。”我尽量不想提到“黑社会”这三个字。只是希望用治安差来引起他的重视。圣保罗是一个令人兴奋充满刺激的城市，可我从不愿意在那里多停留，每次都是办完事马上离开。我不喜欢那些没有安全感的地方。白天走在圣保罗的大街上都会令我提心吊胆。根本不敢戴任何手饰上街；甚至连一块像样的手表都要摘掉，神经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生怕遇到打劫。巴西人打劫都是用枪，你如果哪一个反应或动作稍稍让打劫者认为有攻击性，还不容你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颗子弹就穿透你的大脑或心脏，你将神速地去见“马克思”。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巴西家家户户养狗，更有甚者，一些有钱人居然在家里养起了老虎，一是为了乐趣，他们把老虎当成宠物养在家里，寻找刺激，更主要是为了安全。我曾去过我的一个有钱的巴西朋友家，她家里的巨大的庭院后面居然有一个小型的动物园，各种不同大小、凶猛或温顺的动物有十几种，当然也有老虎，听她告诉我，自从家里养了老虎以后，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打劫。所以，她认为饲养这类动物也是一种乐趣。后来，她每一次邀请我去她家时，我眼前总是出现一只只饥饿的、眼里冒着凶光的老虎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地寻找着猎物的景象。我浑身打着寒颤，四肢发软，心惊胆颤地婉言回绝她的邀请。

陈涛似乎对我的话并不放在心上，他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

“我的老板在东方区很有势力，他们都是些有来头的人，没有人敢轻意惹他，所以，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我拿着电话的手在发抖，五脏六腑好像也都跟着一起颤抖。我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害怕、恐惧、担心、厌恶。我很难说得清楚，我哑口无言，脑子里惟一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真后悔让他去圣保罗。

这以后，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来往。半年后的一天，我去圣保罗为小店进货，待我做完一切工作之后，我想我该给陈涛去个电话看看他的近况如何。

他还象以往那样热情，打过电话后不出半小时，他就出现在我住的旅馆。

几年不见，他瘦了，显得更加憔悴，皮肤也被巴西毒辣的太阳晒得黑而粗糙，没有一丝光泽，尤其是那双布满血丝带着倦意、无光无神的眼睛以及两个松驰厚厚的眼袋，让我看到了一个没有朝气、颓废、毫无生机的中年男人。

见面后一阵寒暄之后，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因为是下午工作时间，所以咖啡馆里的人很少。我们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每人叫了一杯咖啡，他两眼呆滞地望着桌上的咖啡，又将目光慢慢地移向我，他的脸上挂起了笑容，可那笑容却是那么伤感、无奈、机械和被动。我低下头端起咖啡杯，在嘴唇上轻轻碰了一下，因为，我实在不忍看他那装出的微笑，我倒情愿他不去笑。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爷爷，眼里露出一种玩世不恭和以往我从未在他眼里看到过的冷漠。这目光拉开了我与他之间的距离，让我感到他是那么陌生，难以接近。

“我现在除了以前那份工作之外，又找了一份帮人家搬运货物的工作。很辛苦，但收入还可以。”他又长叹了一口气说：“没办法，走前向朋友借了许多钱，这样拼命干还不是为了早点把债务还清。”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来巴西一共花了多少钱？”

“八千美元。”

“八千？”我差一点从椅子上跳起来，手里的咖啡也险些倒在桌上。这对我来说真好像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桑塔那在外交部的缘故，我对办理签证事宜较熟悉，每一个蛇头办理一个人的全套手续所花费的开销不超出500美元。他们一般一次办理十人左右，这种暴利是可想而知的。难怪在巴西的这几年，我经常接到一些我不认识的中国人从里约热内卢、圣保罗打来的电话。他们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希望我能利用桑塔那的这层关系帮他们办理签证的事宜，每办理一个人，我将得到最少一千美金的酬劳。说心里话，办理这些事，只要有桑塔那的帮助，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可我从来就讨厌这样的挣钱方式，并不是说我这个人不为金钱所动，我也并没有那么高尚。可我总是觉得这样的钱挣得心里不踏实，它会让我有一种罪恶感。看到眼前的陈涛，更让我庆幸自己不曾被这些金钱的诱惑所动摇。

“你可真是个十足的大傻瓜。”我虽然同情他，但一股恼怒让我真恨不得对他一阵拳打脚踢才解恨。

“你心甘情愿被人家骗走八千美金，还是做一个没有身份的“黑民”，并且冒着随时被驱除出境的危险。我真不明白你到底是图什么？我看你真是有钱没处花了，如果你真的是有闲钱的话，干嘛不去援助一下非洲的灾民，你也算做了件善事。可你倒好，扔出这笔钱使自己变成了难民，真是高风格，佩服，佩服！”我气得满脸通红，开始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他的脸一阵黄，一阵白，难看得要命。我感到自己有些失言，说得太重了，赶忙态度缓和了一些，开始安慰他：

“算了，别想了，既来之，则安之，想想以后该怎么办。”

他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眼睛惨淡无光，布满了痛楚，声音干巴巴的：

“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他们帮我拿到乌拉圭的旅游签证，派一个人在乌拉圭接应我们，给我们每个人一张假的巴西身份证，就这样，从乌拉圭边境乘大巴士，来到巴西。到巴西后，这张假身份证就不能再用了，我们一行八人就完全掌握在“蛇头”的手心里。”

“难道过巴西边境时，他们没有查出你们用的是假身份证吗？”我始终觉得很蹊跷。

“不，一般不会，边境每天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他们一般不每一个人都检查，有时会抽查，当然，就要看你的运气如何了。”

“不可思议。”我一边说着，一边摇着头。

“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一种结局的话，别说是花八千，就是谁送我八千美金我也不会来这鬼地方。”他眼睛里流露出愤怒。

“那你今后准备怎么办？”我关心地问道。

“我不知道。”他慢慢地摇着头。“现在我只想多挣钱，先把欠的债务还清，以后的事再说，我顾不了那么多。”

那次同陈涛的见面让我感到压抑得要命，心中的那种沉重感压得我几天都透不过气来。

繁忙的工作使我渐渐忘却了这次谈话所留给我的伤感，我自己也常常必须无奈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烦恼、痛苦。我无力去帮助别人，也是国外的这种现实生活迫使自己更加独立和自助。出国前常听人家说，在国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冷漠，根本没有感情可言，只有利益。我倒不这样认为。我始终认为：人心都是相通的，只要真心付出，就会得到回报。只是东西方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在这里，我并不真正感到冷漠，而更深的感受是生活的现实，现实得让你不得不考虑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一分一厘。

这天我正在诊所里上班，陈涛又打来了电话，那是在我们见面的半年后。他的嗓音洪亮，充满底气，完全不是半年前的那个垂头丧气的陈涛。

“我要结婚了！”这是他的第一句话。

“恭喜你！谁将是那位幸运的新娘？”我也很开心，打心眼儿里为他高兴。

“一位巴西姑娘，长得很漂亮，又年轻，棕色皮肤性感得要命。”他的声音快陶醉了。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我问。

“越快越好。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我想知道办理结婚所需的手续和文件。”

“护照、单身或离婚证明。”

“这我已经办好。”他很自豪，理直气壮地说。

“那就没什么了，去登记就好了。”

他好像兴奋得难以自制，声音都有些发颤。

“这下我就可以从‘黑民’变成一个巴西合法公民了。”

我脑子里闪过一道黑影子，好像乌云遮盖住晴朗的天空。

“你不会是因为想留在巴西才结婚吧？”

“PoQuenao（为什么不）”，他不以为然地说，“结婚对我来说有万利而无一害。当然，这不是唯一的理由，我爱巴西女人，爱死她们了。她们那么性感、令我神魂颠倒，心旷神怡。”他越说越激动，有点一发不可收拾。“你猜猜什么样的女人最性感？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而是那些有棕色皮肤的女人，尤其是在床上，疯狂得让人窒息。”

我有点听不下去了，在他停顿下来的那一刹那赶忙打断他的话。

“长途电话费很贵，我们以后见面再细聊吧。”

“没关系，我这是用银行的电话，所以可以随便聊。”

“你现在在银行？”

“对，我每天下午来银行为公司存钱，这里柜台上有一部电话，我经常用这部话机给中国打电话，因为我讲中文，没有人听得懂，更不会想到我打的是国际长途。”他为他的聪明才智而得意忘形。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我声音提高了一个八度，好像吃了一个死苍蝇那样令我倒胃口。

“这有什么？”他更加厚颜无耻，“又没有人知道。”

“没人知道并不等于这么做是对的，你不能骗自己呀。”我还在大叫着。

“你别小题大作假正经了，生活就是这么现实，在我没钱四处碰壁的时候，有谁来帮助过我吗？那时你在哪里，在你那个温暖的家享受着上等人的生活，而我呢？和一堆男人挤在那个四壁流水，满地爬虫臭气熏天的小黑屋里，那时有没有谁良心发现对我发发善心，没有，从来没有过。”

他的一席话让我哑口无言，我理解他的苦衷，也曾体会过他所说的那种无助的滋味，可我比他幸运得多，我没有权力去指责他。

从那以后，我们没有再来往，他也很知趣地在我生活中消失，直到我即将离开巴西途经圣保罗时，我觉得应该给他一个电话以此告别。

听到我的声音，他没有丝毫的惊讶和兴奋，只是平淡地说了声：“我去看看你。”

陈涛已经瘦得脱了相，一件宽大的T恤衫套在他那单薄的骨架上，衣服上一块块的污垢散发着刺鼻的汗臭。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惊讶地问道。

他露出一丝苦笑，“生活所迫。”

“你不是结婚了吗？”

“结婚？我看我还是发昏了吧。”他不屑一顾地看了看四周。“结婚把我害惨了。”

“出什么事了？”

“那个巴西自女人骗走了我全部的钱，还没等到登记结婚就跑掉了，跑得无影无踪。”他咬牙切齿，太阳穴上的那两根青筋不停的跳动着。

“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女人的？”我继续追问。

“在酒吧，她是个吧女，专门陪客人喝酒和取乐。”

“你怎么这么糊涂，这种地方的女人怎么能相信？她们只爱钱，不会和你谈什么真感情的。”

“是啊，我后来终于明白了这一点。”他用手理了理他那蓬乱的头发，接着又说：“以后，我如果再遇到哪个巴西女人，我要先把她的肚子弄大，让她怀了孕以后再谈结婚的事。”他眼里带着冷漠的愤怒，玩世不恭，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这一次，他也许是真的永远从我生活中消失，可事隔多少年之后，我始终会经常想起他，他让我心里感到空荡荡、酸溜溜、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