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自己这一步走的是对还是错，也不知到底为什么流泪，脑子里唯一想到的是：此时此刻，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手提着简单的行李，站在北京首都机场的海关入口处，向前来送行的朋友们告别。那里面没有我的父母，因为我这是不辞而别，这是我第一次迈出国门，告别生活了二十年的土地，飞向一个遥远、神秘而又陌生的国家——巴西。

机场里人群熙熙攘攘，杂乱无章，每个人都提着行李匆匆从我身旁擦肩而过。我的两条腿好像被什么东西拖住，每迈出一步都好像万般地艰难和沉重。我被人从身旁猛地推撞了一下，还没有闹清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强壮的男人已经走到了我的前面，他没有表示丝毫的歉意，而是那么自然地留给我一个宽大的背影。看着乱哄哄的人群，我感到更加烦躁不安。

离起飞还有一段时间，我在候机厅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我茫然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眼睛停留在服务台上放着的一部鲜红色的电话机和四个醒目的大字“公用电话”上。我真想冲过去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妈妈不要再等我回去吃午饭了，我并没有去游泳，而是在飞机场，马上就要登上去巴西的飞机。我的手在口袋里已经摸到了几枚硬币，并牢牢地将它们捏紧，生怕会丢失。

我把头转向另一方，尽量不去看那部红得耀眼的电话机，盼望着早一点登机，好让自己尽早从这种痛苦的挣扎中解脱出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我的意志也越来越脆弱。远处那红红的颜色好像不停地在我眼前跳跃，我想起了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和我养的那只叫咪咪的小猫。尤其是在我离开家时妈妈说的那句话：“早点回来，等你吃午饭。”这句话在我耳边一遍遍重复着。好像一把鞭子抽打着我的身体，那声音一下比一下响亮。眼泪在我眼眶中打转，我感到了阵阵的疼痛，那痛楚是来自心里。“不，我一定要打电话！”我猛地从座位上站起，径直向那诱人的红色走去。就在我即将抓到电话听筒的一刹那，“哗”的一声，飞机入口的门打开了，开始登机了，我也突然呆滞在电话机前。

“同志，您要打电话吗？”一位小伙子好奇地望着发呆的我，他大概是想用电话。

“不，不，我不打电话。”我这才大梦初醒，头也不回匆忙地向机舱走去。

飞机在跑道上慢慢地滑行，发动机“嗡嗡”的声音震耳欲聋。我像一具僵尸被安全带牢牢地绑在椅座上，大脑里一片空白。飞机已飞离了跑道，我从窗口向外望去，北京已渐渐地变小。变远，直到慢慢地消失，消失在一片灰蒙蒙的云雾里。机身在上下左右地颤抖着，把我从没有知觉的茫然中颤醒，我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我不知道自己这一步走的是对还是错，也不知到底为什么流泪，脑子里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此时此刻，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就算是后悔也太迟了。我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放在身边的小包，那里面装着我全部的家当：一本护照，一张单程机票和走前在中国银行及朋友处换的100美元。

巴西这两个字在我脑子里即亲切又陌生。我做梦也勾划不出巴西到底是什么样子。闭上眼睛所能看到的就是足球、咖啡和一个个棕色皮肤、深色头发的人和他们满口让我一句也听不懂的葡萄牙语。一想到这里，我的勇气、自信一下子烟消云散。虽然飞机上空调开得很凉爽，可我感到手心开始冒汗，我沮丧地将头靠在椅背上，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囚犯，被安全带牢牢地捆绑着，万般无奈的任凭飞机把我带到任何一个地方。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那么的脆弱、胆小、无助和绝望。

我心中唯一的希望就是：但愿桑塔那——我在巴西唯一的熟人，能遵守诺言到机场接我。他是我目前唯一的救命稻草。如果他不去机场怎么办？想到这里，我出了一身的冷汗，不敢再继续想下去。

桑塔那曾是巴西驻华使馆的一名外交官，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相识，也就是这种偶然，使我终于决定登上了这架飞往巴西的飞机。

记得那是1983年的一个下着雪的冬日，我和儿时的同窗好友古丽一起去逛王府井外文书店。古丽当时在上海交大读英文，回北京过寒假，她在书架上翻看着各类英文书，而我只是漫无目的地东摸西看。突然，耳边听到了一个低沉，带着古怪口音的声音：“请问，这本是不是很好的学中文书？”我顺着声音找过去，一个年龄大约在三十岁出头的外国男人站在我的身边。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深棕色的头发剪得整齐、得体，一双深得令人望不到底的眼睛很友善地望着我们。他高高的鼻梁好像古希腊雕塑里的人物，古铜色的皮肤使我想起了西班牙斗牛士。他穿着一身藏蓝色的西装，配着一条暗红色的领带，一只手提着一个很考究的黑色公文包，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本书，书名是《外国人学中文》。

古丽礼貌地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并为他做起了导购小姐。我警惕地在古丽耳边悄声说：“少理他，外国男人不是好东西！”但古丽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她们交谈反而从中文改用了英文，这下我可是什么都听不懂了，像个傻子一样站在旁边无所事事。终于，谈话结束了，他很礼貌地转向我这边，又改用汉语说：“我叫桑塔那，在巴西大使馆工作，谢谢你们的帮助，很高兴认识你们。”

我也想说一句客套话，可一张嘴，只冒出了很痛快的两个字“再见！”这可能是我第一次从书本之外听到“巴西”这个国家。

那段日子，为了增加生活收入，白天我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钢琴演奏员，晚上便在各大酒店弹钢琴。三个月后的一天，我在京伦饭店弹琴。一曲结束后，身旁响起了掌声。我面带微笑向掌声致谢。突然，我看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他叫什么来着？好像和一种汽车有关系。“桑那塔，”我脱口而出。他笑咪咪地摇了摇头，纠正说：“不，不是桑那塔，而是桑塔那。”我有些不好意思，听说国外把别人的名字叫错是最不礼貌的行为。我十分抱歉地向走过来的他微笑了一下。

“想不到，你还是一名出色的钢琴家！”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你的音乐很感人，verybeautiful（很美）。”他不容我插嘴，不断地说。“我的几个巴西朋友正在到处为他们的小孩找钢琴老师，你愿意去教吗？”

“当然愿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正是我个人“创汇”的好机会呀。

我同他约好了几大后去见孩子们的父母。一切进展顺利，好像都是一拍即合。就这样。我当上了高薪的钢琴家庭教师。我和桑塔那也就成了好朋友。

给老外当家庭教师的日子倒是很愉快的。我东家走，西家转，知道了许多我过去不知道的事物。听说了巴西的足球、狂欢节，还品尝了巴西咖啡以及许多当时认为古古怪怪的巴西音乐。

转眼半年过去了，桑塔那即将离任了。在他临行前，他的几个好友为他搞了一个送行晚餐，我也应邀参加了。晚餐的气氛很热烈，每个人都有说有笑，又唱歌又跳舞，使我感到很新鲜。

临别前，我握着桑塔那的手，带着几分无法赶走的伤感说：

“地球是圆的，今天你转到了我这边，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转到你那边。”

“Whynot！”（为什么不）他语气肯定地说，眼中流露出一种特殊的神色。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这个巴西的桑塔那也从我的生活中走开了，消失了。

没想到3个月之后，我接到了他自遥远巴西打来的电话。

“哈罗！我是桑塔那，今天打电话给你是想问你，是不是想来巴西看看？”

“去巴西？”我半信半疑，不知该如何回答。

“你不是说有一天你也会转到我这边吗？”他原来记住了我这句话。“你的签证已办好，在巴西驻华使馆”这句话更让我吃惊，“如果你有护照的话，今天就可以去拿签证。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最后十分礼貌地说。

这个电话之后，我的脑子里已经不能不去想巴西了。我开始搜集有关巴西的资料，甚至买了一本世界地图。

接下来就是一段繁忙的日子：办护照、公证、签证、体检。但这一切我都没有告诉母亲，我害怕，也知道她一定会阻拦。办理过程越是接近尾声，我心里的压力越是一天天的加重，终于有一天母亲从我朋友那里听说了此事。她很恼火，说我自做主张，胆大包天，并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巴西是绝对不能去的，因为那是一个野蛮人居住的国家。你是一个国家级剧院优秀的钢琴演奏员。野蛮人是根本不懂得欣赏高雅艺术的。你会为此决定断送你的前程。”她严肃地对我说。

“可我想去看看世界，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我仍在为自己辩解着。当然我没敢告诉母亲我的另一个原因是自己刚刚失恋，想走得远一点，尽快忘却这痛苦，以平抚心灵的创伤。

“荒唐！”母亲更加气愤，“看世界也该去看看发达国家，而不是这个你连一句话都听不懂的第三世界穷国。”

我终于意识到，任何解释都将是徒劳的。我只能对母亲小施缓兵之计，并决定离家出走。

飞机还在继续飞行着，我不知道已经过了多长时间，好像渡过了一个漫长的世纪。我看了看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中年男人，他正聚精会神的读着一本书。我将头凑近了点儿，看到这是一本中文书，我心里一阵喜悦，想不到刚刚离开北京几个小时，我就这么迫不及待地寻找自己同胞。

“先生，您这是去哪里？”

“洛杉矶，你呢？”

“巴西。”我脱口而出。

他眼睛里闪出一种光芒，无限感慨地说：

“我去过巴西，这个国家太美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就是满街的美女如云，她们热情，性感。”接着他又压低了声音神秘的说：“对我们男人来说，生活在巴西就好像皇帝一样。”

我怎么也无法理解他所说的做皇帝的乐趣何在。听他的口音和穿着，我猜想他不是国内人。还没等我发问，他就自我介绍道：

“我是台湾人，家住在美国，因为做生意，所以经常世界各地到处跑。朋友们都叫我空中飞人。”

我用无限羡慕的目光望着眼前的这位“空中飞人”，心也开始飘荡。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穿着漂亮的洋服，手提精美的公文包，迈着优雅的步子走进飞机的头等舱，坐在宽大的靠椅上，品着各种洋酒，空中小姐们带着迷人的微笑，殷勤地为我这个高贵的“空中飞人”服务……

“第一次去巴西吗？”他那响亮的声音把我从“头等舱”又拉回到拥挤的“经济舱”。

“是的。”我很不情愿的搭着胶。恨他不该把我重新拉回到活生生的现实中。

“你还将飞很长时间。”

“不会的，到了美国就差不多快到了。”我轻松地说。

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这位小姐真会开玩笑，从美国飞巴西还要十多个小时，你怎么会认为很近呢！”

我的脑袋里“嗡”的一下，险些栽倒在地上。离开北京前的那段时间，自己只是一股热情地只想去巴西，可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想过巴西到底有多远。再加上自己从小就不喜欢地理，脑子里的地理知识简直就是一锅粥。此时此刻，我真想哭，真想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对她说：“妈，我后悔了。”

一种恐惧感充斥着我的全身，我又想起了妈妈说的“野蛮人”，眼前好像出现了一个生吃活人的原始部落。许多用树叶这体的野人围坐在树林里的黄火旁，手持钢刀露出一张张狰狞、饥饿的面孔，我将是令他们垂涎三尺任意宰割的盘中肉……我打了个冷颤，好像掉入了万丈深渊。

前面的银幕上正放着一部什么电影，可我根本没有心思去看，心也随着飞机的上下起伏，飘乎不定，一会儿在云雾中，一会儿在深谷中，就这样七上八下的，我渐渐地睡着了。

洛杉矶到了，我身边又换了一个年轻，开朗的美国姑娘。她一直试图和我交谈，可遗憾的是，我们只能用手和眼神来交流。

经过近四十个小时的飞行，我们终于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机场降落。我那略微放松的心清又紧张起来。我急切地想冲出去看个究竟，桑塔那是否来接我，好让我悬了三十多个小时的心放下，可出关前的那一套繁琐的手续好像在故意和我作对。海关的几个工作人员坐在那里懒洋洋。无精打彩地检查着护照。我排在一条条像长虫一样的小队里面，心急如火。终于轮到我了，我将护照递过去，一双冷冰冰的充满敌意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他向身后招了招手，并对走过来的那个肥胖的男人说了些什么，接着我就被那个胖男人带走了，带到了一个大房间，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我没能顺利过关。

走进空荡荡的房间里，看到屋子里摆放着几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桌子上零乱地放着许多纸张，烟灰缸里堆满了抽剩下的烟头，我似乎已经闻到了一股焦油的恶臭味。房间的正中间放着一个很破旧古老的电风扇，在那里摇头摆尾，艰难地转动着。三个巴西男人围坐在角落里的一张长桌旁喝着咖啡，并好像正在谈论着什么有趣的事情，一阵阵粗野的笑声从那边传过来。我微微皱皱眉头，另一个高个子肩厚得像门板一样的男人在房间里慢慢地踱着步子，手里拿着的香烟已经快烧到了尽头，他狠狠地猛吸了几口，将烟头掐灭在桌上的烟灰缸里。这才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着我。他好像看出我心神不定，忐忑不安，他对我说了些什么，虽然听不懂，但从他的声音和表情里面，我感到一种冷漠。虽然室内的气温很闷热，可我的手脚都是冰凉的，一直凉到心里。看着他那两片厚厚的微微张开的大嘴唇和一颗露出的大金牙，实在令我厌恶。我赶忙把脸转向另一个方向，希望自己的视线不要再同那颗大金牙相遇。他无奈地耸了耸他那块厚厚的“门板”，加入到那一伙男人中间去了。

我坐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心里仿佛着了火似的，猜想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

“嗓塔那可能没有来接我。”

“他也许来了，等了很久，不见我出来，又走了。”

“如果他不在的话，我该怎么办？我不会讲话，口袋里只有100美元，又是一张单程机票。难道真的会像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些中国人在国外流落街头，身无分文，最后不得不向中国大使馆求救由国家出钱，将他们送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我的额头上开始淌着大滴的汗珠，胸口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透不过气来。

“我真是太天真，愚蠢，固执，冲动，否则也不会把自己推到这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我开始自责起来。

时间过得真慢，每一分，每一秒对我来说都好像是那么地漫长，我不住地看着手表，尽管时针仍旧显示着是北京时间。那表针“嘀哒，嘀哒”的声音以及那台破旧的电风扇发出的“嗡嗡声”让我心乱加麻。

终于，门开了，走进来一个面孔严肃的中年亚洲女人，她操着一口南腔北调的中国话对我说：

“小姐，你的体检表里没有透视片子，我们必须扣留你的护照。”

“可我不能没有护照。”我急切的正想向她做解释，她不耐烦地摇了摇头。

“等你拿到新的X光片后再来取你的护照。很抱歉，我无能为力。”她面无表情，像背台词一样把话讲完，就打开门下逐客令了。

我茫然地走到取行李处，传送带已停止转动。上面的行李都已被人取走。大厅里也空空如也，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东张西望。忽然，我发现自己的行李在很远的一个角落里孤零零地站立着，像我一样，无人过问。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被这个世界遗忘了，那么孤立无助。

我拖着这个看上去和我一样疲惫不堪的旅行包，心急如焚地向出口处奔去。我加快步伐，希望尽快看到桑塔那那双期待的眼睛。可心里又害怕走出那扇门。担心看到的是一个空荡荡的大厅，没有期盼，无人等待……

我越是接近那扇门，我的心跳就越发加速。我的两腿也走得越是缓慢，当我的手触摸到那扇门时，我的心已经悬到了嗓子眼儿，我停留了片刻，努力使自己镇定，猛的一下推开了那扇门。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大束芬芳艳丽的鲜花和桑塔那那兴奋的目光。我心口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桑塔那兴冲冲地向我跑来，把那束花送到我的手里，用双臂紧紧地把我搂住，开心地说道：“欢迎你来巴西。”

我兴奋得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庆幸自己终于从三十多个小时的痛苦煎熬里走出来了，这三十多小时好像三十年那样漫长。

桑塔那一边帮我提行李，一面向我介绍着他身旁站着的一个高大、魁梧的黑人小伙子。

“这是我的朋友曼尼奥，他陪我一起开车来里约热内卢接你。”

曼尼奥露出洁白的牙齿对我微微笑了笑，他看上去像是一个话不多的男人。

走出里约热内卢机场，一股热浪夹杂着海腥味儿迎面扑来。强烈的阳光照射在我的身上，好像要把我的皮肤烤焦，机场行车道两旁排列着整齐的棕榈树。我这才清醒意识到：我已经来到了巴西——这个遥远、神秘的热带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