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阳光明媚,我戴着墨镜,穿着黑白相间T恤,牛仔裤,在深圳机场里等候我的最爱,也曾经最爱我的男人。
二十分钟后,他出现了。漫长又焦急的等待终于迎来了曙光,我如孩童般一下子扑向他,二十多天的分别对我来说犹如二十年那样漫长,他看到我后愣住了,站在原地,举起的手停顿了几秒钟后才轻轻搭上我的肩,我以为他会紧紧地抱住我,谁知他只是轻轻地拍拍我的肩,接着在他身后闪出他的老板千金──曾宁那张不自然的脸,我与他,瞬间之间,恍如隔世。
一周后,我戴着墨镜站在住宅小区的院子里,阳光依旧很热烈,我却双手环抱着自己,浑身发抖,剧烈的疼痛已经让我接近崩溃,我看着小区里来来往往的人流,身体越来越冷,冷到我的一颗心也渐渐地僵硬起来。
小区里的桂花树开花了,我恨不得把那棵最大的桂花树搬进我的房间,它散发着的浓郁香气叫我妒忌,我妒忌它在阳光下可以那么无忧无虑,自如流畅地开放。
夜里,我不记得有多少个这样的黑夜难以入眠,我喜欢光着脚,披散着头发,穿着纯白的睡袍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目光呆滞地像个鬼一样。也许真的有个鬼出现也会被我吓到吧,鬼没了三魂还有七魄,没了七情还有六欲,而现在的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总是固执地认为有人在耳边喊我,然后在房间里到处寻找声音的来源,最终把目光停留在桌子上的手机上。手机一直保持着安静,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拿出来看,把机盖揭开,下意识地把手机放在耳边,然后我不停地说话,说不到一会儿就有眼泪流下来。
哭得累了,我就爬上床,在他身边躺下,我喜欢他此时的安静,更想永远安安静静地呆在他的身边。翌日,他睡过的地方必会被我的眼泪所包围,伸出手指,冰冷的触摸让我知道,他走了,再也不会回来。
我叫乔奇,江西九江人。大学刚一毕业,我便削尖了脑袋要往深圳钻,通过网络、报纸搜索信息,再疯狂地投递资料。金融业、IT业、文化公司,职员,秘书,只要有职位招聘,工作地点在深圳,我的简历就义无反顾地直扑过去,就为能在那个城市谋求一份可以生存下来的职位,这一切动力的起源只因我在深圳的男友──党羽。
党羽大我一岁零三个月,三年前我们在学校举办的七月朗诵节相识。那一年我做主持,他是评委。
两年前,党羽大学毕业去深圳发展。虽然分别两地,我们却是情深依旧,鸿雁频传,爱情并未因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而变得疏远。于是我也把深圳设定为自己以后的发展目标,因为我深信,为了一个人,会爱上一座城。
党羽在深圳颇有名气的曾氏集团做市场部职员,由于他工作努力,熟于人际疏通,二○○二年七月,当他荣升为市场部副经理时,我也毕业离校,揣着一纸北京××大学金融系的毕业文凭直奔深圳,我很快顺利地应聘到一家外贸公司成为文员,生活、工作,在短时间内有了着落。
我和党羽在深圳福田市区租到一个高层小户型,三十六平方米的空间虽然不大,但我们用两个人仅有的积蓄把这个家布置得很温馨,在小小的空间里,每个角落都弥漫着我和党羽的爱情甜蜜和欢笑声。
时间流逝得再快,也快不过爱情的转换。二○○三年一月,在我还没有任何准备去面对的时候,党羽结婚了,同一直流行的那句话一样:爱人结婚了,新娘不是我。
党羽的新娘是他们公司老总的女儿,二十一岁,一个如洋娃娃般的富家小姐。
两个月前,曾宁到我们家吃饭,当曾宁穿着那双锃亮的AMANI女鞋踩在我家地板上发出刺耳的声响时,我感觉到了曾宁的不可一世的骄傲。饭后曾宁让党羽陪她到免税店去买兰蔻身体乳,党羽无奈地把我拉到洗手间,征求我的意见,我笑笑,反安慰党羽说:“去吧,你以后还要在人家的公司打工,这层关系处理不好怎么行?别担心我,我正想回公司取些资料。”
我就这样把党羽拱手让给了曾宁。还记得那天是周末,烫着一头波浪卷发的曾宁穿一件耀眼的丝光蓝色长裙,玲珑的身材很是惹火。后来,我知道情人节时,广州最贵的一朵玫瑰可以卖到四百八十块一枝,它的名字叫“蓝色妖姬”。
那天,党羽回来得很晚,他递给我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我打开一看,一瓶橙黄色的兰蔻身体乳。
“谁买的?”凭我对党羽的了解,他不会买这么昂贵的化妆品,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我的全身。
“曾宁。”党羽的声音细小如蚊蝇,他低下头不敢再看我。第一次,我在金钱面前感觉到了自己的无助和渺小。
两个月后,新婚的党羽就要送曾宁到新加坡攻读硕士学位。深圳的天气一下子变得寒冷起来,没有爱人的城市对我来说如同一座空城,那一刻,我想回家了。
我来深圳的时间很短,除了爸妈赞助的那笔就业资金外,没有个人积蓄,和党羽预付半年的房租成为我最后的财产,我想把房子退租,房东客气得很,他说如果现在退房,押金和租金都是没的退的。我没理他,先将行李寄回家,再到公司辞职,谢绝了同事们的再三挽留,正当我准备离去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却使我不得不留下来。
可恶的小偷趁我搭乘公共汽车的闭目瞬间将我的皮包拎走,甚至连一张回程的车票钱都没有留下。
我在深南大道不停地行走,用牛仔裤口袋仅存的几枚硬币到一间还没打烊的小铺子里换回一杯糖水,我并不口渴,是妈妈说过糖水可以压惊。
那晚,不知走了多久才走回家中,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和党羽租下的那间小屋内发呆,工作辞了,党羽走了,钱也没有了,莫非天要绝我?
深圳惟一留给我的只有一部深藏在牛仔裤口袋里的手机,我拿出手机,一眼就看到贴在手机背后的那张大头帖,那是我来到深圳第二个月时,党羽硬拉着我去拍的,如今党羽已经再也不会接听我的电话了,陪着我的只有这张早已逝去爱情的合影。
手指颤抖地按下家里的电话。我妈还在收拾厨房,爸接电话时很自然地问起我过得好不好,什么时候跟党羽结婚,我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
“爸,他不要我了。”
“怎么回事?乔奇你别哭,让你妈和你说。”爸马上慌了,大声喊着妈的名字让她来接电话,电话里我听到厨房的锅碗瓢盆响成一片,接着是妈妈跑过来的声音。
“妈,党羽走了,他娶了别人要去新加坡了,他不要我了。”我握着手机大哭,听到妈妈的声音时整个人竟再也坚持不住,所有的坚强都只是表面的。
妈听完我断断续续的讲述,声音马上就哽咽起来,她不停地安慰我,让我回家,马上回来,她养我,说到最后,我听到妈哭出声来。
我一个劲儿地点头,心里更加酸楚,差一点,只差一点就把自己被偷事件说出来,最终还是忍住了,我知道家里很快就会汇钱过来,可是知道我被抢事件后二老的心里负担一定会加重,儿行千里母担忧,这话我懂,也不忍再让他们有更多的担心,我告诉妈,公司这段时间工作很多,一忙完手头的事我就回家。
终于熬到天亮时分,我回到以前那间公司,找到一个相处还好的同事支吾了半天后才说明来意,我想问他借点回家的路费。一向和颜悦色的同事竟然犹豫半晌,再问我:是不是真的被偷了?
我被那种不信任的眼神刺伤到,扭头便走,他追上来,塞给我二百块,还笑嘻嘻地借此机会握了一下我的手,我奋力地甩开他,握紧那两百块钱,拼命地跑出门去,虽然他肯借钱给我,却不想谢他,因为他充满怀疑的目光伤害得我仅剩下那一点可怜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