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除了在中国政府部门大有用武之地外，海归们参政议政，参加到人大政协里面来也是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从历史上看，海归们对中国近代的民主和政治都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在中国真正在世界崛起的今天，更没有理由不让海归中的优秀人才积极踊跃地参加到中国当前的政治和民主生活中来。可以说，海归参政议政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助推器。由于海归人才特殊的国际化背景、先进的处世理念、丰富的现代管理经验、较强的法律意识，并能熟练运用国际规则和语言的能力无疑成为一笔无形的宝贵精神财富。现在应该到了海归人才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领域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了，他们应该而且能够在中国民主和政治生活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不过，从现阶段来看，海归参政议政的比例还是太少。除了一批很少数早期的科技界海归人才参加到人大政协中外，海归优秀人才参加到中国各级人大和政协机构的还是少得可怜。特别是在人大政协的常务机构中，现阶段还是以退休的领导干部安排为主。当然他们很有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过程中，也需要吸收一批新鲜血液，也需要一批掌握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和发达文化，具有新思想和新观念，具有国际化的新视野，勇于开拓的优秀海归人才参加到中国民主和政治的改革中来。

2003年人大政协换届，据有关报道，人大政协中增加了跨国公司企业的代表，但好像海归增加的代表还是为数不多。海归在目前也不是一个届别，向人大和政协选举和输送人才的渠道还不是很通畅。虽然中国目前最大的海归团体欧美同学会有90多年的历史，甚至比有的民主党派还长，但目前还没有享受其他民主党派可以向人大政协推荐代表和委员的权利。

海归参政议政渠道少

我在欧美同学会商会曾组织过一次海归人才回国如何发挥更大作用的座谈会，邀请了国内20多位优秀的海归参与座谈，大家都十分踊跃。参加会议的有统战部和欧美同学会的领导。座谈中，有不少的海归都谈到了留学人员参政议政的问题，我想在这里引用几位留学人员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曾强（实华开信息科技公司总裁）：我觉得在“十六大”上确立的“三个代表”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政治上的机遇，就是说共产党是否先进不再以贫富作为划分的界线，那么另外一种含义，留学生不管是初创者还是已经成功者都有可能进入先进的资格，从政治上等于给了一个地位，因此在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在宏观上为中国留学生在社会地位上争取自己的名分。从社会上讲，没有名分，没有组织，这是个宏观问题。所以留学生要对中国社会进步做出更大贡献，我觉得首先从宏观上要有名分。当然如果有具体的问题就得放在一个海归都能参与的平台上，海归就能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

徐小平（新东方学校董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孙志刚事件”。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几位青年学者，包括海归在内，对有关城市收容的法规提出了质疑，联名向全国人大上书，推动政府下决心废除了过时的相关法律。中国过时的法规太多，遍地都是，留学生在这方面有着世界意识，如果允许，可以能够为立法工作带来巨大的推动。孙志刚事件后，我在加拿大看到《纽约时报》有个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在体制内参与建设。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小的进步，《纽约时报》也表示肯定。我的结论就是留学生在很多方面能做的事情特别多，关键是能够通过某个途径与政府接轨，参政议政，把这些重要的财富收集起来，让许多思想精华能成为政府决策的内容，这样才能真正最大限度地发挥广大留学生的作用。

赵民（新华信管理咨询董事长）：我是做管理咨询的，我们刚创业时3个人，到现在有360人，当我们事业达到一定的规模想对社会做点贡献时，却发现基本上是报国无门。有人问我是什么党派的，我说我大一就入了党，出国后就失去身份了，没人和我联系了，就没了身份。我认为当前政府机构对留学生的开放程度不够，某种程度上海归是处在边缘化状态，并不被看作“三个代表”先进力量的主流，所以我觉得要有关部门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要把爱国的海外归国学人的力量汇集起来，否则，中国经济的国际化、中国科技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希望随着企业的壮大，自己能够成为社会的推动者。

汪潮涌（信中利投资公司董事长）：目前，海归在参与中国经济决策方面能发挥的作用还比较微弱，与前几代留学生相比，我们这一代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因为各种原因，当前很多留学精英回国后并没回到体制内，经常看到立法机构中比较国际化的新型立法工作是由一些非专家的人去做。像我国的《投资基金法》四五年都出不来，这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人大中立法的人很多就没这方面的工作经历和知识结构，要他们从头学起根本就很困难。要5年才能读完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你怎么能期望他们一年半载能搞出一部全新的法律呢？听说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中现在没几个留学人员，没几个在国际化大公司干过，在推动信息化过程中，不知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视野来自什么地方？遇到问题，估计要么就拍脑袋，要么就临时抱佛脚学点东西。前不久我和大通银行行长，我的第一个老板，谈中国银行管理的问题，他说中国金融界里最大的问题是非专业化。我说我在银行和证券公司干了十几年，但从来没有很好的平台和大家交流。我觉得现在不是国内早期改革开放的时候，你翻译点东西就是专家了，现在需要一些更专业的东西。因此在这一点上应该考虑怎么发挥留学生在一些专业方面的特长。人大代表也好，政协委员也好，这种专家型背景的留学生代表实在太少了。上次我碰到一个人大专职委员，他是哈佛的肯尼迪学院的，他对政府运作很专业，但讲到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比如金融、立法，他就很外行，他说，像你们这些人可以帮我们提提意见，有些法案可以为我们做咨询。我觉得他的提议很好，这样我们在做好自己的事之余还可以为国家某些具体的事做贡献。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稳妥管道，如果能就一些很专业的问题成立一些专业委员会，有些固定人员参与，比如说IT、金融、法律等等，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接，这样就能更好地调动留学归国人员的积极性。如果越来越多的学长能在高级层次参与国家决策的话，海归的价值就更多地体现出来。

我记得当时发言的海归还很多，大家都很关心留学人员如何更好发挥作用的问题。实际上，海归参政议政，关心国家民主法制建设，提高政府效率，已经是一个广大海归所普遍所关心的问题。从上述几位海归的谈话可以看出，海归们希望能在个人事业有成之余，还能将自己所学用以报效祖国，如有参政议政机会那就更好。无独有偶，在第四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的一个座谈会上，部分留学人员也发出呼声：回国留学人员除了可以投身科研和自主创业，是否也可以更多地参政议政和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职务？[*]《中国留学生创业

》200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