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的企业都是非常国际化的。美国《华尔街时报》曾对经理人国外工作经验进行过一次调查。293名调查对象分别来自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区。调查结果显示，没有国外工作经验的在美国为14%，欧洲为3%，日本为1%。而在国外工作过的在美国高达32%，日本占19%，欧洲为47%。�

我们可以来看看欧盟的状况。以前，欧洲人的成功是这样的：大学毕业后在政府部门干一段时间，谋个一官半职，或者跻身国内大企业中，一步一步往上爬。然而，现在是机会在哪里招手，他们就流动到哪里。近年来，欧洲的教育和就业轨迹有了极大的转变。以前认为欧洲的工程或金融博士是全世界最棒的，现在则钟情于美国或INSEAD之类欧洲著名商学院的MBA；以前除了本国语言之外，懂英语就不错了，现在英语成了最基本的语言，要成功，还得多学几门外语。在这样的潮流下，欧洲各商学院开始设置各种国际交流课程。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越来越多，而来自欧洲的学生，40%毕业后会到外国工作。他们先是加入一家跨国公司、投资银行或顾问公司，然后不断跳槽，有的干脆办起了自己的跨国企业。巴塞罗拉国际管理研究院、INSEAD和伦敦商学院，已经开始从事跨国新兴企业孵化。詹—亨利克是德国人，却在巴黎、伦敦和威斯巴登上学，在美国和法国实习，在西班牙找到第一份工作，最近还当上了巴塞罗拉一家新兴企业的CFO。他的背景很对公司两位创立者的胃口。他们一位是西班牙人，一位是瑞典人，都懂四到五门语言。�

长期以来，欧洲被各国国界分割成独立的市场。现在，欧洲企业从美国学习运营技巧，联合利华、欧莱雅等欧洲企业近年来都是跨国经营，淘汰了国籍和民族的概念。�

最了解这种跨国界流动潮流的莫过于风险投资专家。90年代，风险基金快速发展，新兴企业具备了快速全球扩张的条件。“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使小企业有跨国思维，”投资专家们说：“物质资产具有民族性，但现在的资产是知识和信息，是国际化的。”�

当奥地利人格哈德?胡博打算进入金融界时，他决定走出国门。“我不想为了一份工作而加入社会党或保守党”。他在德资的KPMG金融资产会计公司谋到一个职位，“满世界转”的职业生涯开始了。在法兰克福工作了18个月之后，KPMG把胡博调到了纽约，后来又移居巴黎。不久，他应慕尼黑一家银行的邀请，建立起德国最大的电话银行。当他正准备把家安顿在慕尼黑时，Fidelity投资银行从伦敦打电话来，提出了无法抗拒的“抢滩欧洲”建议。但Fidelity于1997年撤出了欧洲市场，胡博和几位同事一起失了业。他们拿了丰厚的辞退补偿金，决定建立一家网上银行，覆盖整个欧洲。“我觉得就像是欧洲人中的新阶级，工作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而且在哪儿都能适应。”星期一和星期二，胡博待在马德里，星期三在都柏林，星期四和星期五到欧洲各地去招徕业务。他的家在英格兰，距离格特威克机场不远。胡博有一种超越国界的热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的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再加上互联网络，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手段，已使得商人的国界消失了，而这种消失最重要的一方面是以商人之间大幅度的流动来实现的，特别是那些国际间的贸易和项目合作。1995年，当我负责加拿大最大的工程咨询公司同三峡公司合作时，我需要频繁地来往北美、欧洲和亚洲，公司总部在加拿大，世界银行在华盛顿，机电设备供应商在欧洲，建筑设备商在日本。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希望合作的项目。要给三峡建立起中国最大的项目管理系统，就必须考虑到和三峡工程有关的方方面面，而这是一项非常国际化的工作。�

更能体现流动性的恐怕还要算从事国际金融和证券工作。我记得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刘二飞说，有时候曾为中国企业上市一连十几天马不停蹄地在外面跑。我也听张朝阳说为了搜狐的上市，他们跑了十几个国家路演。企业的国际化要靠人才的国际化，而人才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高效的流动性来体现的。�

从外语学院毕业生，到电视节目主持人，从美国留学到创办阳光卫视，阳光文化公司董事会主席杨澜也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大的人。从北京到纽约，从纽约回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又到香港凤凰卫视，再到创办阳光卫视，工作的流动性和现代节奏感使杨澜成为海归的一个优秀代表。她风趣地说自己是“在上海生活，在北京交朋友，在香港做生意。”�

现在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内，中间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国际间旅行公务。我觉得这可能是近10年来一个越来越普通的现象。近年来，随着留学海外的人增多，具有国际身份的海归也越来越多。加航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Cathy对我说，现在他们从中国飞加拿大的飞机从原来每天一班，增加到每天飞两班，天天爆满，可见人员流动之频繁。�

目前，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也是顺应人才流动，跟着机会走的规律。尽管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是“绿卡族”，但由于观念、行为、信息、文化上的“两栖人”或“国际人”的大量涌现，中国商界的气象已为之一新。

现在，大批海归在国内、国外两个空间里飞行着，频繁地穿梭于中国和世界各地；他们在两种文化间游走，在理想和现实间寻找着自己的位置。有人说他们象蝙蝠，非兽非鸟，但正是这种新人才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片风景，展示了另一种新的生存状态，一种中西合壁的、国际化的状态。他们是手拎公文包，肩挎笔记本电脑，飞越在大洋上空的新太空人，也可以说是21世纪的新游牧族。他们是中外双方互相开放的先锋窗口。�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过着一种飘忽的生活，不停地从世界的这一端飘到另一端，就像大雁飞去又飞回，但有时坐在飞机上，我会突然有一种感觉：海归们在东西方飞行的航线，也许就是他们事业的航线，他们人虽然在天空中飘荡，但他们的事业却脚踏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