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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成志超从东甸乡回到县委机关，没想又遇到了另外一件事。

机关食堂的早餐很简单，一碗稀粥，两个馒头，一碟小菜。成志超回到三楼东侧的办公室兼宿舍的房间时，应该是七点四十分，这不用看表，只要在县委机关，天天是这么个程序，脚步就是钟点，误差不会超过两分钟。走廊里还很安静，机关里的人上早班都是分秒必争的，争在七点五十五和八点正的那五分钟里，若迟到了，也不会在八点过后的三两分钟内慌慌急急地跑来，而是宁可再晚上半时一晌，那时再姗姗而来，就有了不羞不窘的充足理由，比如说连夜在家赶了一个什么材料，过了半夜才睡呀，再比如说先到了县里哪个局摸了些情况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这个规律，成志超早已揣摸在心一清如水了，只是他不说破，机关事务自有分管副书记管着，这些小小不言的事过问多了，反掉了一把手的身价。主要领导的“难得糊涂”，才是最见功力和修养的。

成志超走上楼梯时，已从那串沉甸甸的钥匙中选出了开房门的一把，举步前行，就见自己的房门前站着一位年轻的女子。初升的太阳将光线明晃晃从东窗射进来，披着一身光亮的女子难让人看得真切。成志超走过去，那女子也迟迟疑疑地迎过来，原来是个不丑也不俊不会给人留下什么特别印象的一个人，三十多岁的样子，倒是那双眉眼，因火气十足而显得明亮而尖锐，还含了许多忧怨和期待，让成志超心里蓦地产生一种“又是一个上访者”的判断。

是那女子先开的口：“您是成书记吧？”

“我是成志超。”

“我……想跟你谈谈，行吗？”

“你是什么事吧？”成志超已经把钥匙插进了锁眼里。

“我是钢管厂的，想跟您说说……我们厂里的事情。”

“那你去找冯书记谈，他主管工业，马上就到。”

“我不是说厂里生产和销售方面的事情，我是说……厂里对我的处理很不公平……再说，我已经找过他了，他说这事他不管。”

“哦，那你去找邹书记，她是女同志，来信来访的事由她负责。”

“她说那样的事也不归她管。”

“那你去找县政府。县里的事情，总有人分工要管的嘛，不能什么事都找到我这儿来。”

成志超以为自己这就算一推六二五，干净彻底了。有上访者到机关里来，一把手轻易独揽接待，往往是犯忌的，也容易自讨麻烦。他在常委会上曾很严肃地说过，如果大事小情都往我这里推，那还设副书记和常委干什么？他知道，接待来访者是件最让人挠脑袋的事情，过问了你管不管？想管就难免陷入是非纠葛，这不符合“莫纷争”的既定方针。再说，问过了不想管，又怎么往外推？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练好太极功，一开始就往外推，打好

太极拳，采取完全不介入政策。

成志超完全没料到女子柔和的口气里会含着让他不可推诿的强硬与锋芒：“成书记，党是领导一切的，我知道您是县里的一把手，这件事情，在县里我只能找您谈了。不然，就是找到省里，找到北京，我心里的这些委屈也一定要说出来。”

成志超一时窘住，无言以对了。他打开门，说：“那……你进来谈吧。”

女子进了屋，从随身带的一只小挎包里掏出了工作证和身份证，放在了茶几上：“我叫吴冬莉，原来是钢管厂财务科的会计。”

“原来？那你现在呢？”

“现在……”吴冬莉犹豫了一下，“现在就不好说了，说是调我去阀门厂，但我还没有去报到。”

“到阀门厂做什么？”

“管人事的副厂长告诉我说，也是会计。”

“阀门厂和钢管厂的效益差不多吧，又都是在县城里。”

“我不是计较在哪个单位能挣得多些，也不在乎上班的远近，我要说的是，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钢管厂。”

“怎么个不明不白呢？”

“是这样，”吴冬莉说到这里时，已是柳眉倒竖，双目圆瞪，喘息也变得短促粗重起来，“有一天，快下晚班时，哦，这事也有半个多月了，是上个月的27号，我们厂主管财务的副厂长说是有一笔账目要看一看，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可话还没说上几句，他嘴里就有些下道儿，胡说八道的，挺流氓，还抓住我的手不放。我以为他可能是酒喝多了，就推开他抽身往外走，可他突然抱住我就往沙发上推，还把自己的裤带解开了。我连踢带蹬的，警告他，再不松手，我可就要喊人了。就在这个时候，门突然被推开，进来了好几个人，有高厂长，还有我们财务科长。高厂长还给了那位副厂长一个嘴巴，骂他酒后无德，不如一头牲口。我当时气得趴在沙发上哭，心想，平日我老老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家里也是大人孩子热热乎乎的，哪遇到过这种事？往后还让我咋在厂里工作……”

成志超长嘘了一口气，心想，原来是这种桃色新闻，便不想再听下去。他打断对方的话说：“我听明白了。所以厂里想让你离开是非之地，就把你调离了钢管厂，是吧？那位副厂长呢？”

“县工业局说，等待处理，再做安排。”

成志超点点头：“我看这样处理还算合适吧。正是你刚才的那句话，不然一个女同志继续留在厂里，难免不被人议论，说咸道淡的总不好。组织上也知你的委屈，所以才给你调换一个工作环境，这就算设身处地，很负责任了吧。”

吴冬莉却坚决地摇了摇头：“不！厂长高贯成刚找我谈话时，我也曾这么想，家里我丈夫也这样劝，说咱总算没吃什么亏，行了吧。可这些天，我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这个事，吃饭不香，睡觉也总做噩梦，思来想去的，我总觉得这里有阴谋。”

“凡事是要多思多想，但也不要想得太多。”成志超不想再在这种事上纠缠。说心里话，起初还存些好奇，可听如此一说，便连那点好奇也风吹似地散去了。生活中的桃色故事，比这浪漫离奇的不知要有多少，听得过来吗？

“不是我想的太多。成书记，您想啊，我跟那个副厂长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平时单独打交道很少，连句玩笑都不开的，他怎么就会突然生出那种想法，还对我动起手脚来？厂里比我年轻漂亮会说会笑的女孩子不知有多少，就是耍酒疯他也不该耍到我头上来。”

“既是酒后无德，还谈何理智嘛。”

“可我却觉得他太理智了。不然，他为啥偏找那么个时间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又为啥他刚动手，厂长就带人冲了进来？事情要是太凑巧，反倒就有鬼了。”

成志超不由一怔，不能不说这女子的反诘很有道理，这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疑问。他问：

“那你说是为什么呢？”

吴冬莉警觉地看了看门，似不放心，又站起身，拉开门往外面探探头，回身将门关严，这才又坐回到沙发。

成志超先是让吴冬莉的动作生出几分紧张，随即就感觉好笑起来。看来女人确是难经大事，就是这么个鸡毛蒜皮，已把她弄得神经兮兮。他后悔不该让她进到屋里来了。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只跟两个人说过，告诉了您，就是第三个人。您得保证，这个事您要真管不了或不想管，这个秘密就不许再跟任何人说出去。”

成志超淡淡一笑：“你要信得着我，就说；信不着我，免开尊口吧。”

“我要是信不着您，就不会来找您了。在县里，你虽不大管那些鸡零狗碎的事，可听县委县政府机关里的人说，成书记并不糊涂，有些事睁一眼闭一眼，是不想跟那些人同流合污，心里的大章程拿得准着呢。”

成志超心里好笑，这是在给自己戴高帽，上访者的惯用手法，千万当真不得。但看她神神秘秘的样子，是否真有什么重要情况要说呢？

“那你就说吧。”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起来，是县长陈家舟打来的，问成书记可有时间，他有事要过来说。成志超便说，那你马上过来，我一会还有别的事。

吴冬莉听说马上要有人来，立刻识趣地站起了身，说：“成书记忙，那我另找时间再来吧。”

成志超想了想说：“午饭后你给我来个电话，咱们再约时间，好不好？”

成志超撕下一张台历，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交给吴冬莉。吴冬莉出门时，正与陈家舟迎了个照面。陈家舟淡淡一笑，那吴冬莉竟还以鼻子的重重一哼，仰着头，便快步而去了。

陈家舟进屋，坐下，笑问：“这个人，又找你了？”

成志超说：“大清早，堵在了门口，说是要反映情况，想不听都躲不过去了。”

陈家舟说：“嘁，我真不知该怎么说她。自己不知检点，在钢管厂闹得风风雨雨呆不下去了，厂里念她年轻，没给她做什么处理，她还觍着一张天大的脸四处找。你听我的话，这种花里胡哨的事你别管，管也管不明白。她也找过我，我也不管。不是有主管书记主管县长吗？还有纪检委和监察局，该谁管叫她找谁去，别再弄得两层皮，都不愉快。”

成志超说：“我也是让她去找主管部门或主管领导，基层的事最好还是在下面解决，不能越俎代庖嘛。哎，老大哥一早过来，可有什么吩咐？”

成志超对陈家舟，公众场合，他称县长；在县委常委会上，他称家舟同志；而在只有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叫老大哥，透着亲切，也透着尊重。

陈家舟来跟成志超说的，就是为魏树斌夫人调转的事，只是没说得那般详细。他说树斌的事说来是私事，其实是公事，既然早晚要解决，那就不如早解决，越早越有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这一阵成书记忙，他就先想了点办法，找几家单位做了些工作，工商行的邢凯虽没明确点头，但答应亲自去跟市行主管行长请示，前景还算乐观。他说虽然这事并不违背县里的规定，但在具体实施前，还是要向成书记汇报，以防事后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测和议论。

尽管这事成志超已经知道了，可此时，还是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很认真地听了，还问了问具体安排什么工作，邢凯那边可否还有什么难点之类的话，之后，便连连重重地点头，说：

“老大哥这事想得周到，办得好，弥补了我的一个疏漏。在这方面，我确是经验不足啊。毛主席老人家生前有话，当领导的，一个是出主意，一个是用干部。怎么用干部呢？除了识人善任，重要一点就是要想方设法解决干部的后顾之忧，让他们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要是等干部心里有了情绪，自己提出来，我们就被动了。老大哥想在前，也做在前，为我堵漏补缺，确是让我感动，也让我惭愧，我要好好向老大哥学习呀。既下决心要办，就一定办好，需要我做什么，老大哥说话。”

陈家舟笑说：“也是毛主席老人家的话，班长弹钢琴，十个指头都要动。你抓经济发展大事，擂大鼓，是主旋律；我们不过在旁边敲敲梆子打打边鼓，还只怕敲乱了节奏呢。”

两人大笑，笑得都很爽朗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