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冬，凛冽的北风撕扯着枯槁的树枝，蹂躏着在残雪中不屈的土地。除了我们这故事借以展开的几十平方公里土地之外，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城镇、村庄，都流淌着热烘烘的生活暖流。解放、翻身、土改，以及种种新事物、新名词的涌动，都使古老而灰暗的生活一下子有光有色起来。

春节已过，傅作义将军的心里仍充满着喜悦和欣慰。这是他告别多年困惑、刚刚步入人生新途之后的第一个春节。一方面是如释重负，一方面是如饮新酒，心里流淌着的情感自然也是浅醉微熏般的。

但是，他心底仍有一层隐隐游动的愁云。

作为一个易帜军队的前统领，他想替他们说一句话：“他们是起义投诚的壮士，切不要将他们视为败兵、俘虏……”

但是，他几经犹豫还是未能开口。特别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那春风一样的微笑面前，他更感到自己的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更何况，他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指指点点的权力。

然而，在他心里又确实有某种隐忧。尽管他的老部下体谅他，不愿用棘手的事和不愉快的消息骚扰他，乃至有意对他封锁了某些消息，但他还是能预感到：要出乱子！

傅作义心里的这块阴云，在京西。

那儿驻扎着傅部的凶悍之师——冯允之的骑兵师。

整编整训活动正在推向高潮。

师长冯允之，三十六七岁，粗看上去像白面书生，一脸的清风明月，见了共产党的代表尤显谦恭，口口声声“兄弟愚鲁，多多指教”，但你只要认真地看看他那双眼睛，就会发现那目光是分好几层的，最深层的凶光并未掩饰彻底，像蛇口中吐出的信子。

如果他真的是白面书生，怎能充当这个凶悍之师的师长！

投诚之前，他虽然也是这样谦恭，说话柔声细语，但全师官兵还是很敬畏他的。说到原因，固然在于他治军手狠，连行刑的军棍也比别的师粗得多，但也在于他指挥作战时总是身先士卒，他的马不冲出十米远绝不喊“冲锋”两个字。他的马术也是全师之冠，当初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烈马，他曾在三小时中驯服了九匹。后来，这些马一见他的面就发抖。

有这样背景的人，越是作出谦卑之态，就越是使人生疑。

这一天，解放军向冯师派来的“整训委员会”主任孟庆伦刚一到职，冯允之便抢先将一张堆满谦卑之笑的脸送进了主任办公室。他手里捧着个小本子，做出边聆听边记录的样子说：“贵方更换主任，敝人首先对前任佟主任的谢职表示惋惜，深有受教未尽之感。同时，对孟主任的驾临表示恭贺，相信孟主任一定有新的赐教。现在就请孟主任训话，兄弟我一定不负您的耳提面命。”

说完，他像小学生似地垂手站立。

三十三岁的孟庆伦只有七年军龄，七年前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由于在一次惩处汉奸的学潮中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被捕入狱，后经地下党营救脱险，旋即被输送到部队。

现在，他身上的学生气息已不明显，除了在微笑时仍流露出某种礼貌式的温情之外，谁也不会否认这是一名经历过硝烟战火的军人。

他的眼睛是敏锐的，他一眼就看出冯允之的谦恭之态是勉强做出来的，卑态后面掩饰着的是鄙夷和不平。老实说，孟庆伦一看到冯允之那深层的目光，特别是察觉了他目光中的鄙夷之情是那样执着和顽固，便觉得有些尴尬，有如芒刺在背。

孟庆伦当年刚到部队，便赶上了我军与冯允之骑兵师的摩擦。诚实地说，那一仗冯允之得了手，我方吃了大亏。部队被打散之后，刚刚穿上军装的书生孟庆伦在应付非常情况上是笨拙的，他被俘了。他已经做好了视死如归的精神准备，打算在敌人解掉他身上的绳子之后便向敌人做一番演讲，讲一讲“大敌当前应一致对外”的道理。假如在这时敌人给他一枪，便是他最理想的死法了。

没想到，他刚刚讲了几句抗日道理，恰值冯允之路过这里。冯允之鄙夷地瞟他几眼，不耐烦地说：

“瞎喳喳个啥？嘻，真有学问么？怎么连起码道理都不懂——败兵之将何足以谈勇！”

一个军曹问冯允之怎样处理孟庆伦。

“放了他，”冯允之极度轻蔑地说，“这样的喳喳鸟儿，没有收编价值！让他回去吧，这对咱们没威胁，反正他是天生的当俘虏的材料儿……”

冯允之不屑一顾地走了。

孟庆化真的被释放了，他回到部队之后一连多日感到憋气，感到受辱过甚，心情沉重极了。他多么希望此后能再遇上与冯允之那个师打一仗的机会，他若是看不到冯允之也当一次俘虏，他心里这口气就永远不能出！

不幸的是，他所在的部队外调，此后再没有与冯部遭遇过。虽然孟庆伦的所在部队打过许多胜仗，他本人也因为立过实实在在的战功才由文书步步被提升至团政委，但他心里那一口窝囊气似乎总也没释放出来。

今天，他以得胜者的姿态站在冯允之面前了，他非但没有什么自豪感，简直十分地感到愧意。好在他已不是离开虚荣便不能活下去的书生，已经有了容纳一切的宽广胸襟，更何况他临行前曾被许军长叫去，许军长对他的提醒是：

“为什么把佟景川调回来，换你去？唉，那个佟景川小肚鸡肠，只因为当初被冯允之打败过，现在为了扳面子，总在人家面前故意端起得胜者的架式！动不动就向人家训话，好像不罗列人家一大堆罪状便不像得了胜的革命者！被人家打败过就承认被人家打败过，不能因为人家在咱们头上得胜过，就要额外给多戴一顶‘反动’帽子！兵嘛，在有些时候打了败仗也不是缺点……”

孟庆伦从许军长的话中汲取了力量，他今天在冯允之面前要表现出另一种勇气。

“冯师长，”他坦诚地说，“不知你是否认出了我，也许没认出来，也许认出来了不愿说，怕撕破我的面子。为了咱们此后真诚合作，把整编整训工作做好，我先带个‘坦诚相待’的头儿，索性把当年的一件事挑明……”

正在孟庆伦要讲出当年被俘的那件事时，窗外有人喊了一声：

“冯师长，有重要客人求见！请您速归！”

冯允之只好退出，走到门外，见喊话的是共方警勤科长侯登魁。冯允之见了此人，本能地一怔，继之堆起笑脸问：

“侯科长怕是又看花了眼吧？似我这种待罪之囚式的人物，哪里还有什么重要客人来访呢？”

“嘻……”侯登魁另有隐意地笑着说，“我的眼睛是什么眼睛，冯师长不会不知道吧……”

“唔，我忘了，侯科长干过地下革命，眼力特殊。”

“您夸奖了，不过我的眼力确实可靠，五百米开外我就能认出中国人、外国人。”

冯允之听到“外国人”三个字，心里痉挛了一下。他当即判断出；那个名叫德田惠美的日本女人出入他师部的事，已被侯登魁掌握。

他怏怏地走了。

侯登魁几步闯进屋里，心有余悸地对孟庆伦说：

“老弟呀，幸亏我在窗外，及时地打了岔！我看你又要犯迂，嘴上缺了把门的！在这敌我斗争的关键时刻，你怎能信口而言！万事都要考虑一个准心骨儿——不能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可是，问题是——”

“算了，别犯傻！总算你运气不错，有我在你身边儿提醒。放心吧，对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对冯部，我比你清楚一百倍！以后有什么事，千万和我通通气儿再做决定……”

侯登魁只是个主管警卫、勤务的普通干部，级别也仅仅是个副连，按理说孟庆伦在他面前是当然首长，有权以命令口气和他谈话。但是，人间的事就是怪，孟庆伦偏偏对此人有一点恐惧，本能性恐惧。只要一见到此人，孟庆伦的脊柱就发软，不知不觉地便被此人牵着走了。

说来，这里面又有原因。

十八九年前，孟庆伦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地主少爷，在县城中学读书，那时，他无疑没有什么革命思想，心理倾向也只能是地主少爷式的。他的父母和亲友将共产党骂为“共匪”，并用许多很恶毒的词儿来形容，那时他也跟着大人们咒骂过共产党。不幸的是这些话都被一个人听到并牢记下来了，此人便是候登魁。

那时的侯登魁，二十二三岁，原以“卖兵”为生。谁家被抽了壮丁，他便去顶替，代价是十石小麦。他当兵三两个月便开小差跑回来，接着再“卖”。有一年，他闲着没事，便在孟庆伦家当了“护院”兼车把式，接送孟庆伦上下学的事便由他承担。无疑，孟庆伦“咒骂”共产党的话，他听到了不少。

十年后，孟庆伦真的成了革命者、党员，对孩童时代的事也就不挂在心上。他被地下党输送到部队之后的第三年，冯允之部的一个排副带了十几名兵士投诚，这个人便是侯登魁。

侯登魁虽然自报的家庭出身是贫农——他家也确实穷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但此人的精明、油滑确实不是农民所具备的。他投诚之后，确也带来了冯部的某些情报，于是便以“地下革命者”自居。此人的才干也确实不寻常，在“挖苦根”会上的控诉，比任何人都精彩生动，他的发言后来还被油印成“宣传材料”。

他在控诉地主的压迫时，主要的被控诉对象便是孟庆伦家。孟庆伦虽然比任何人都能发现其中的夸张、编造，但他作为一个革命者，岂能做出有“为地主阶级辩护”之嫌的事？他只有沉默。

后来，他与侯登魁见面了，侯登魁亲昵而又神秘地对他说：“怎么样，我还是给你留面子吧？你当年那些骂咱们党的话，我一个字儿也没露！放心，这些话就是烂在我心里，也不能对他人说！革命同志嘛，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再说，我比你年长十岁，我们又是同乡，在提高阶级觉悟的事儿上你有什么糊涂处，我还可以指点你嘛……”

自此，孟庆伦一见侯登魁，便本能地觉得矮半尺，好像有什么短处掌握在他手里。级别比侯登魁高得多的孟庆伦，见了侯登魁反倒像见了老师、见了上级。特别是当侯登魁调到军部警勤排任副排长之后，不多日便获得了许军长的好感，孟庆伦对这位“通天人物”更加敬畏了。

没想到，今天又遇上了他。

侯登魁坐在椅子上，一边吸烟一边以教导者的语气说：“本来佟主任走的时候，也想把我一起带走。假如你我没有特殊关系，我才乐得离开这个烂泥塘呢！在傅作义的旧部中，冯允之这个师是独一无二的黑典型！反动堡垒！要说对它熟悉，我是最熟悉的一个，我要是撤了身，不帮你，你肯定要‘栽’在他们手里！刚才我见你要提起当年被冯部俘虏的事，这样的事也是在冯允之面前能说的？当年败给他，只能说明他这个师反动透顶！再说，我们怎能把失败这两个字儿往自己头上扣？我们是革命者！”

“问题是人家既然已经起义，已经接受改编，我们就不能动不动说人家反动……”

“不是我们要这样说，而是事实俱在！”

“什么事实？”

侯登魁脸上的晒笑，自负而又神秘。

“那好——”他把烟头一丢，高深莫测地笑着说，“我也帮你理理牌……”

侯登魁扳着手指头，一桩一桩说出了冯部的问题。

老实说，孟庆伦面对这些问题，也感到茫然，预感到某种潜伏着的危机有可能突然爆发。别的不说，单是这样几个疑团就使他的心无法轻松起来：

1．一年前在傅作义将军下达起义命令时，冯允之只是个副师长，当时的师长是吴孚民，此人在宣读完这个命令之后的三个小时，即当天夜里，便开枪自杀，足见其思想反动。他的老婆是日本人，名叫德田惠美，是日本皇族的近亲。这一年中，这女人时时出入冯允之这个师，包括冯允之在内，许多军官对这女人都毕恭毕敬。

2、自整编整训工作开展以来，冯部官兵对我方派员的敌对行动时有发生。截止到目前，失踪者已达七人，其中有两人已被证实遭到了活埋。

3．我方有意在冯部兵士中培养的积极分子，以及忆苦典型，也时时遭到暗算。据统计，已死四人、伤九人。其中冯允之的一个文书官死得最惨，他刚刚有意向我方代表提供当年吴、冯两个师长“通日”情况，当天夜里就被吊死在荒野的一棵树上。

面对这样的情况，孟庆伦也不好表态。他只能这样想：“我一定要把事情调查清楚。”

侯登魁凑近一步，把声音压得很低，语重心长地提醒孟庆伦：

“老弟，什么错误都可以犯，就是不能犯立场错误呀！尤其是你，更不能有把柄落在同志们眼中。”

“把柄？我有什么把柄？”

“唉，看来你在有些事上还蒙在鼓里……这正是我为你所担心的，好在有的事只有我知情，还未露馅，还来得及提前注意……”

“看你这粘粘糊糊的样子！有话就直说嘛！”

“那好，我就多一句嘴吧……”

侯登魁提供的情况，确实使孟庆伦的心一抖，他无端地又感到自己好像矮了半尺。

原来，冯允之这个师与他孟庆伦并不是没有瓜葛的，而且，这种瓜葛不是一条，至少包括：

1．他的未婚妻何慕萧，是死去的师长吴孚民前妻的表妹，何慕萧幼年时代曾在表姐家中寄养过，那时她就与未来的表姐夫吴孚民相识。据说，何、吴两家也沾亲。

2．冯允之幼年时代读“私塾”，开蒙教师正是孟庆伦的叔祖爷（即二爷），此后冯允之对这位孟老先生一直执弟子礼。

3、吴孚民的日本老婆德田惠美，几年前离军养病，住的正是孟庆伦家，化名李丽雯，并认了孟庆伦之父为干爹。

侯登魁提供了这些“机密”之后，低声说：

“幸好这些事别人谁也不知情。我今天透露给你，意思只有一个：别人在冯部官兵面前可以讲交情、讲厚道，你可不能心慈手软！否则，都算是立场问题……”

“这些情况，我都要向组织汇报。为了回避嫌疑，我不适宜做这项工作。”

“这话可不像革命者说的了！革命者应该迎接考验嘛，用事实证明自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两个人正说着话，一个兵士喊了声：“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