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把一部分精力和财力投放到中国市场去。

我认为，澳中集团要腾飞，一定要背靠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才能实现。

但是，中国那么大，我去哪里发展呢？经过一番深思熟屡，我制订了一个在中国中小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我过去就是研究中国中小企业的，我常常觉得，小的就是美好的，而且小的比大的容易进入，也容易操作。

同样道理，我认定小城市就比大城市机会多，而且更容易进入，也更容易成功。

在1994年这一年里，我前后五次访问中国，在华东地区的中小城市里寻找机会。

我粗粗算了一下，这一年，我在飞机上度过的时间就已经超过了一百多个小时，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

３月份，我马不停蹄地访问了上海闵行，江苏镇江、杨中、丹阳等地区和中小城市。

我得到了一些成果：与江苏镇江市政府签订了一个代理合同。根据合同，我的澳中集团公司可以代理江苏镇江市的企业在澳洲招商。

在镇江在上海举办的招商会上，我作为政府邀请的贵宾，以中英文双语，举行了一次激情澎湃的演讲。当时台下有不少西方人，根据我的演讲，他们似乎明白了些什么，那就是，一个新的、国际化和全球经贸一体化的时代，即将开始了；而这中间，像我这样的中国人，海外华商们，正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步伐，也正在加快，是势不可挡的。

６月份，我再一次回中国，来到常州、无锡和苏州这几个长江三角洲最为活跃的城市。

经过考察，我认为，苏、锡、常这三个城市，一定是未来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地方，这些城市也正在变成大城市。

常州市是我祖辈的家乡，我对家乡总是怀有特殊的感情。

我广泛地接触了政府官员、商界人士和一些专家，寻找可以投资与合作的机会、项目和资金，也开阔了自己的眼界。

８月份，我第三次去中国。这一次我访问了山东济南市、烟台市和威海市。

我觉得烟台与威海这两个沿海中等城市都很漂亮，地理位置很好，经济环境也不错，很有发展前途。而且，山东是中国的一个大省，改革开放以后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在当时，许多海外人士都就没有把目光放在山东。我隐隐地看见了一些商机。

我在山东呆得很舒服，山东人朴实大度，干脆热情，比较容易合作。

５年后的1999年，我的澳中集团公司在济南建立了办事处——这是我们澳中集团在中国设的第二个办事处，营运状况一直很好。2004年，在济南建立澳中国际商贸和英语学院，并投资了校舍。

９月份，我再次回到上海。

我在上海已经设了澳中集团办事处，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11月份，我第五次回中国。我这次是作为国务院侨办邀请的客人，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第一次率领澳洲华人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我们走了很多省份，包括山东省的一些地区，辽宁的沈阳和大连，江苏的南京、苏州和张家港市等，都是经济非常活跃的城市。

由于我们是应国务院侨办的邀请访问中国的，所以全国人大侨委会主任、全国侨联主席杨泰芳和侨办副主任李海峰会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在国务院侨办和各级侨办领导的安排下，这次访问非常顺利，而我们这些心系祖国的海外华商，也和国内的各级侨务机构与领导有了很好的了解和沟通，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确实给予了我许多真诚的帮助。

不过也有遗憾，我觉得我们当时的访问基本上还是走马观花，未能坐下来认真谈一些实事，未能做好跟进工作，也未能取得一些实际效益。

在一年内接连五次访问中国，足见我当时对中国是抱有多大的希望了。

不过，我发现对中国已经有了陌生感了，我对中国的一些情况已经不是很了解了，我看中国时也有些雾里看花的感觉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发现中国有我熟悉的地方，更有我并不明白的地方。

我曾在上海华亭宾馆开了四桌，每桌人民币1万元，宴请长江三角区的２０多位中小城市及县、区的市长、县长和区长，同时也请了澳中驻上海的总领事、澳洲银行的总裁等。当时我有一个想法，认为这样请大家吃饭，就彼此认识了，就能够谈下面的合作了，就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同时打开中国的市场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区。我有时候傻得有些天真了。

其一，吃饭请客不过是表面文章，没有深入的了解和交流，是根本不行的。

而且，由于我没有在利益上给一些人以具体的许诺，也从来不行贿，所以，我在后来再和这些政府官员打交道时，和请他们吃饭之前一样陌生。

其二，我在澳洲做生意已经超过七年了，时间太久了，一切都习惯用澳洲人的眼光来看问题，把很多问题简单化了。就是说，我把在澳洲做生意的思路带到中国来，难免不碰钉子。

说到这里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当年我只身闯澳洲时，是以中国通的面目出现的，可是现在，才不过七年多一点的时光，就轮到我看不懂中国了。

我还在墨尔本的世贸中心，招待我在中国举办的招商会上认识的来澳洲访问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的一个副部长和浙江温州市的一位副市长。当时我非常兴奋，和他们一起喝了茶，喝了酒，拍了照。我错误地认为，认识了一位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的副部长和一个中国目前经济最火热的城市的副市长，我的生意就会滚滚而来了。事后证明，我又错了。

这使我想起今年２月份我在墨尔本首次接待中国江苏省丹阳市的一个商务代表团和上海闵行区商务考察代表团的情形。当时是我第一次接待国内的商务代表团来访，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在一些诸如宴会等场合，我可以说一点都不懂得调节气氛，只是会进行简单的应酬，不会推杯换盏，在酒桌上吆五喝六的。所以，我和那些来访问的人士并没有建立什么紧密的联系。

当时一位朋友就曾提醒过我：金凯平，你呀，你不喝酒也不送礼，还不懂得在一些场合搞气氛，你这样怎么能做澳中贸易呢？

现在想起来，他是对的，我确实不大懂中国生意场上为人处世的技巧。

说实话，我一直有一点书生气，总是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往前走，而不太注意依靠那些非正当手段，比如行贿或者送礼来打通关节，所以在国内办事时总是阻力重重。

但是我很固执，我相信我自己的实力，就是不肯搞那些门道。

很多年以后，我才开始重新认识这些门道——其实是一种“礼尚往来”，而“礼尚往来”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深厚的友谊也是必须通过长时间的交往才能得到。

这一年，中国中医药管理局代表团来澳洲访问，和我共商中医诊所发展大计，一起讨论在澳洲建立中医专家诊所的事情。我当时迫切地希望能在澳洲建立一个被中国官方机构，比如中国中医药管理局支持和认可的、全部由最好的国内中医专家组成的诊所——这样的诊所应该是澳洲最好的、顶尖的中医诊所。我希望靠这个“官方诊所”来提升中国中医在澳洲的地位，也提升我的澳中中医中心在澳洲的影响，以确立我在中医诊所方面的优势地位。

因为操作上的具体问题，这个“官方诊所”没有开成。

这个“官方诊所”没有开成最后导致我的兴趣从中医彻底转向别的领域。

这段时间，我的澳中集团公司发展得十分顺利。我们澳中集团公司的业务，除了原有主打的六家中医诊所外，还有澳中贸易与交流、旅行社、文化出版、移民法律咨询以及刚刚成立的一个新移民服务中心（这也是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这个中心的宗旨是专门帮助新移民解决各种问题）等多个领域。

我的事业越来越兴旺。我希望找到比中医更吸引我的领域。

我就这样，把目光对准中国。

在这一年里，我一连五次去中国考察，我决计在中国干一番大事业。

可是我还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我经常会做一些美好的梦，而且敢想敢干，说干就干。

在1994年底的某一天，一个灵感（当然又是一个美好的梦）突然不期而至，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灵感呢？

我想，假如我能在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城市，像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那样，建立一个澳大利亚工业园区，那该多好啊！

这个灵感一经闪现，我就立刻激动不安起来了。

当时，已经有不少澳洲的企业家在中国有投资，但数额都不算大。更多的澳洲企业家还是在观望，在犹豫，在徘徊，在担心。而与此同时，大批的日资、美资、德资、韩资企业，都在争先恐后地涌入中国，成为中国这片投资热土的开发和获利者。

澳洲人已经落在后面了！

澳洲人已经落在后面了，这话听上去让我这个澳洲人不大舒服。可是不舒服了之后，我就发现了商机。澳洲人落在后面了的同义语是还有很多澳洲人在跃跃欲试，澳洲人落在后面了的另外一个同义语是他们需要帮助、引导……那么，如果，我再一次以中国通的面貌出现在澳洲那些跃跃欲试急着进中国发财的工商界人士面前，帮助他们解决如何向中国投资，如何办厂，如何经营……最后达到双赢局面，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适合我呢？

当然，我知道，象从前那样仅仅是做咨询已经远远不够了——这样的事可能每一个在澳的中国人都以为自己可以做，我要做，就得是惊天动地的大动作！

我曾参观过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我觉得这个工业区的运做模式很不错。

我于是想到要搞一个澳大利亚工业园区！

我立即兴奋了起来——这简直是一个狂想！

但是，所有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从狂想开始的。我认为我的计划很有实现的可能。为什么？搞一个澳大利亚工业园区，就能帮助更多的澳洲企业家，为他们在中国建立一个基地，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还为他们提供许多配套服务，使澳洲企业家能放心地在中国投资。难道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吗？

想到就干，立即行动！

我和澳洲的政府官员以及中国政府的主管经济的官员深入探讨之后，便决定，在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找一个中小城市里，建一个澳大利亚工业园区，以此来促进澳中经贸关系，促进澳洲在中国投资。

这个澳大利亚工业园区应该是对澳中两国都有益的。是的，梦想总是甜美的，但梦的实现却是艰难的。

1994年11月，我在这一年的第五次中国之旅——我率领澳洲青年华人企业家代表团在中国访问结束后，其他的华商回澳洲了，我一个人留了下来，在上海办事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开始了漫长的选址以及相应的考察工作。

我先后考察了江苏的太仓、昆山、吴江等小城市。

我的整个“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设想一提出，立刻得到了这些中小城市地方官员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他们响应的热烈程度曾让我激动不已。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小城市地方官员的脑子非常好使，非常灵活，他们一听我的构想就意识到，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建立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带动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机遇。所以，很多地方官员和我一样激动，一样希望这个设想能够尽快实施。他们的热情也进一步点燃了我的热情。

这几个城市的地方官员对我的配合是前所未有的。

在太仓，我的每一次出行，政府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会陪同我一起出动。考察的队伍浩浩荡荡，总是有十多辆小车，在我的座车后面紧紧跟随。当然，前面还要有警车开道。那架式，简直跟目光总统克林顿出访没什么两样。当地政府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表示了他们对这个项目的极度重视。

在昆山，最多的时候，随行的地方官员达到几十个人！有可能涉及到这个项目运作过程中的所有部门全部出动，而出行的汽车也一度达到几十部小车！那种一呼百应和前呼后拥的感觉，让我有些飘飘然了。确实，那种感觉太好了，太奇妙了。

我在几个城市间马不停蹄地游走、比较和选择，最后决定，澳大利亚工业园区定在吴江。

吴江县是江苏的一个县级市，可是当地政府发展经济的渴望，以及政府官员求贤若渴的热望，再加上他们对这个项目的认真程度及当地良好的经济环境，都使我觉得吴江是一个不能再好的地方。

何况，吴江市距离上海很近，在信息、技术、交通上可以充分地利用上海的优势，同时又避开了上海高昂的土地成本和社会运做成本。

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梦想就要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