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是个联邦国家，由六个州和两个行政区（北领地行政区与首都行政区）组成；州下面是地方政府（一般称之为市）。这样，澳洲共有三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这里的州有些象中国的省，不过有自己的独立立法权，而且州长由本州选民选举产生，而不是联邦政府（相当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任命。

墨尔本是维多利亚州首府。

维多利亚州是澳洲联邦的第二大州（从人口及工业生产总值上看），仅次于新南威尔士州州。新南威尔士州州首府是悉尼。事实上，悉尼和墨尔本是澳洲最重要的两个城市。悉尼和墨尔本是两个风格全然不同的城市，悉尼是个商业城市，墨尔本是个工业城市；悉尼是个美国化城市，墨尔本则是个欧洲化的城市；悉尼人比较精明，墨尔本人则比较淳朴……

墨尔本和悉尼在气候上也有些不同，悉尼的全年温度比墨尔本要高一些，夏季比墨尔本热，冬季没墨尔本冷；在悉尼，如果你身体健壮，可以一年四季穿短裤，但是在墨尔本就不行。和上海比起来，墨尔本的冬季根本算不上是寒冷，但是和悉尼比起来，墨尔本更具有四季分明的特点。

墨尔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喜欢墨尔本。

当然，我也喜欢我的第一故乡——中国。

该说说我的第一故乡以及我青少年时期的故事了。

1957年，我出生在上海一个很普通的市民家庭。我的家就在静安公园拐角处的一条小街上，我的学前时光都是在静安公园里度过的。静安公园后门的一处围墙下面有一个洞，早晨一起来，我们这些年龄差不多一样大的孩子们就从洞下钻过去。静安公园是我们永远的乐园，我们一起捉迷藏，大了些又开始玩“攻山头”，那座小桥便是我们厮杀的战场。我那时长的相对瘦小，所以永远都在游戏中扮演“小兵”的角色。我不服气，我抗议，我甚至以假哭来要挟，可是没有人理我。我只好把“仇恨”压在心底，和他们一起玩。我那时心底的梦永远都是当军长，甚至司令。

我有着普通的外表，无论是上小学还是中学，一直是成绩平平。我的字写得很难看，唱歌可以算做是五音不全，画画经常是刚及格，只有数学和语文（其实仅仅是作文）稍微好些，也只是中上等的样子。

没有人认为我将来会有什么出息。

在小学的时候，我依然很不起眼，还是因为我的个头不高，而且瘦弱。但是，我却有着一颗比高个子同学还高的雄心壮志。我一直想着出人头地，这种没来由的雄心壮志是藏在我心底的一个小马达，带着我不断地向前走，即使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巨大的逆境，我也不会屈服，不会倒退。那个小马达至今依然藏在我的心底，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可以说，我从小就有长大以后要成为一个不平凡人的狂想。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太少了。在当时学校里读的书太少了，我就找学校以外的书。大约在3年级的时候，我喜欢上了经济学，我在家中找到了一本苏联版教科书第3版，政治经济学，听父亲说这是毛主席提倡学的，我半懂不懂地花了很多时间去看，并且经常与大人讨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讨论牛奶为什么会被扔进大海的原因，在想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些名词，为能初步的理解而感到高兴。

别看我人长得不起眼，却一直做学生干部，无论是打扫卫生，还是帮助同学，我都努力去做。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是小队长，从五年级到六年级又升为班委，分管过体育和劳动。

不过，我这个“小头目”也是一直不被同学和老师所重视，所以我的雄心壮志一直没能实现。其实，我当时的雄心壮志只不过是要当“大头目”。文革的时候，学生干部的名称都改了，象部队一样叫红小兵连长、排长什么的。记得当时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红小兵司令呢！她是一个女同学，平时特别听老师的话，学习成绩也很好。我就经常想，她为什么能做小司令呢？

经过了反思，我找到了问题的所在：我不大听老师的话，个性强，当然还有学习不是很好这个很重要的原因。老师是绝对喜欢那种学习好而且听话的乖孩子的。

我鼓励自己的座右铭是，鹰有时会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会比鹰飞得高。这句话在日记中不知写过多少遍。我认为自己是个鹰，总有一天会展翅飞翔。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度过的。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所有人都像得了怪病似的，生活在一种激情和幻梦中，把自己的理想与国家命运绑在一起，让自己和国家的风雨飘摇一起动荡不安。

中学的我比小学更加积极了。我在班上组织了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的小组，我做组长，经常组织同学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些政治理论书。为了弄懂这些理论，我经常去图书馆，查阅参考资料。我就这样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被“文革”的急风暴雨荡涤过的中外经典著作。这是我的新天地，我被那些名作迷住了，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蹲在那个布满了灰尘的角落里，孜孜不倦地吸收着养分……

其中有些书是可以外借的，我就把它们带回家，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看，从下午一直看到天黑。我的眼睛就是在那时近视的，我变成了一个“小眼镜”。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终于有了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那是在中学一年级的下学期，我被选上了红卫兵排长（也就是现在班级的班长）。这个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的肯定，使我第一次尝到了那种被人尊敬，被人承认的甜头，当时我的内心是很得意的。

不过，说句老实话，在整个的中学时代，我的学习成绩只是中等偏上而已。

在“文革”当中，我也犯了一个错误，给我的数学老师贴了大字报批判他。这是我在中学时代做的最不应该的一件事。其实那个数学老师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受了“文革”政治风暴影响的我，把自己平时对这个数学老师的一些看法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去理解了，认为这个数学老师是要我们走白专道路的“牛鬼蛇神”。我写了很多大字报，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公开批判这位很有水平的数学老师，对他造成了伤害。

今天，我依然对我的数学老师有歉疚之心。

我要正式向他道歉，即使我已身在遥远的澳洲，即使“文革”已经结束二十多年了，我也要请求他的原谅。

1974年，我中学毕业了，当时是“文化大革命”的末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方兴未艾。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在部队，一个在黑龙江农场，按政策我可以留在上海，但我当时的想法是去农村，在广阔的天地里接受锻炼，所以放弃了留在上海的机会，去了农村。

1975年3月，我去了江苏大丰县境内的上海海丰农场安丰分场第一大队第二小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5年3月—12月，我先后担任第2小队的团支部书记，副队长和队长。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而且不喜欢拉山头，搞宗派，玩江湖义气那一套，所以我这个队长当起来就比较不容易。我们那个创业大队，尽是一些顽皮的人，前任队长就是被他们轰走的。我来上任之后，他们又故计重演，天天给我出难题，甚至和我明着吵，摆出一副不把我轰走绝不罢休的架式。

那时的我，想想看吧，个子不算太高，身子骨也不太强，还带着一副近视镜，象是是个白面书生，一看就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人，所以那些调皮捣蛋的坏小子们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睛里。他们甚至找机会欺负我，比如在门上放一盆水，我推门进来时被浇了个落汤鸡，或者是趁我睡觉时把我的鞋子藏起来。

开始时我和他们对着干，后来发现矛盾越来越对立，此路不通。

我知道我必须发挥我的优势，我巧妙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多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和他们沟通，关心他们，甚至和他们交朋友。一次在回上海参加理论培训班的时候，我还借机走访这些人的家庭，与他们的父母谈心。帮助他们解决家庭的实际困难，一下子就把那些调皮捣蛋的伙伴们给感化过来了，我们也成了朋友。当我离开生产队，去创业大队担任大队长时，整个生产队列队欢迎，不少调皮的伙伴经常来创业大队看我。

我记得那是在1975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了，左的势力再次笼罩中国。我们象被上了发条的钟一样，不知疲倦地“战天斗地”。有一次，我带领创业队的二十几个知青在玉米地里抢种，整整72个小时没有睡觉，生活完全进入一种超常规状态。

按照那个时代的精神，我们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们要改造自然、改造环境，“誓让山河换新颜”！我们挖沟、填河，修建农田水利设施，经常一走就是20多公里。我们在芦苇荡里摆下战场，“天当房，地当床，遍地芦苇做围墙”，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累，心中总有一种青春的激情在燃烧。我还记得我们当时经常唱的一首《创业歌》：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石油工人心向党，满怀深情望北京．．．．．

由于创业队在海边长期住茅草棚的缘故，我得了风湿，一遇阴寒天气就非常难受。这个毛病直到现在还经常困扰我。

1976年1月，我被选中去组创一个新的创业大队，开始大队领导仅3人，支部书记是黄恒彩，大队长是程杰和我，后来大队领导增加到7人，徐中麟，孙持平，王茹泽等也进了大队班子，当时一个大队的知青有300多人。我先后分管后勤、治保，以及团总支部等工作。我小时候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当上了“大队长”，手下管着300多人！

当大队长起见，给我积累了不少和人打交道的“管理”经验。

后来，我们的创业大队变成了一个团结得紧紧的整体。记得有一次一个创业大队的人游泳时遇到风浪，失足落水。我们队里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救上岸，并轮流背着他，跑着去医院抢救。

1976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地震后我们全大队的人都搬到了屋子外面躲地震，把屋子里的粮食也搬了出来。当时支书不在，程杰在上海受训，就我一个人主持工作当时有临危受命之感，想一定要保护好这些同事，300多人的安危都在我的肩上。

不久，毛主席去世了。当时的感觉是，天真的塌了。

当然，天并没有塌。而且很快，“四人帮”倒了。我们都感觉到世界似乎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77年３月，我被调往上海农场局，随工作队进驻上海市长江农场，我的工作组进驻供销1个农场的后勤，共有上千人，而我分管车队、船队等工作，有300多人。和在创业队时比，条件好多了。而且由于邻近大城市，我能够敏感地感觉到时代的变迁。这种感觉很好，我那时虽然还说不出这个国家正在朝哪个方向上转，可我已经能感觉到转机。我很兴奋，甚至很激动。我开始等待着什么。

1978年３月，结束了工作队的工作，我回到了海丰农场安丰分场，担任团委筹备处负责人。

当时我的朋友们都以为我可能要一辈子都在农场干下去了，并看好我的仕途。我却突然参加了高考，并且考上了上海机械学院的电子计算机专业。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是1978年底入校的，也就是俗称“78级”的那一批。

从18岁到22岁，我的整整四年多的青春时光，都贡献给那个农场。

那是我最难忘的一段岁月。

在大学校里，虽然我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可我却对经济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经常去附近的上海财经学院旁听，希望考财经学院的研究生。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会对经济这么感兴趣？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小学的时候？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上海高教局，上海的华东纺织大学（现在的中国纺织大学）计算机中心和上海外贸局工作。

在外贸局工作期间，我被选为培养对象，参加统一考试去干部专修科学习2年专业英语，我的英语主要是那是打下的基础。

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深入人心。

我在干部专修科时萌生了“下海”办公司的想法。我准备搞一家高科技开发和咨询公司。我和我的顶头上司认真谈了我的想法，而且说服了他。可是我的父亲却坚决反对，他苦口婆心地劝导我说，你好好想想，你现在属于外贸局培养的人才，在机关里过着安稳日子不是挺好的？干吗要自己往风口浪尖上闯呢？

我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导，于1983年毅然“下海”，同时办理了休学一年的手续。

我是个不安分的人，我总是不安于现状，并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以求更新、更大的发展。

从1983年到1987年，一共四年，二十几岁的我，我创办了“长江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就那样在商海里拼搏。後来，我在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则小广告，成立一个青年人的研究会，汇集一批人才，并确定以研究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经济为主，同时想法挂靠在上海科协下面。挂靠后，有一批教授，研究员，年轻的学者也加入其中，这在当时的上海是很少见的。研究会成立后，我被选为上海中小企业研究会的会长和集体经济研究会的会长。

与此同时，我还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创办了《集体经济报》和《上海中小企业报》这两份报纸，积累了很多办报经验。若干年后，我到澳洲也办了一份报纸。这又是后话了。

回顾起来，我最重要的人生经验都来自于农场那四年多的磨砺和创办公司的锻炼，它培养了我在恶劣的环境下生活的能力，也锻炼了我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本领。我觉得这两点是人最重要的素质，正因为有了在农场四年多的磨砺，才可能在回到上海之后在机关和商海里面如鱼得水。

这些人生经验，是我来澳洲的最大资本。

若干年后，当我以一个海外成功生意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时，主持人曾问过我这样一句话：你在澳洲的第一个5年就赚了600万（人民币），第二个5年又买下了价值1.3个亿（人民币）的澳洲总工会大楼，到了第三个5年时已经拥有十几幢商业大楼和数万平方米的土地，总价值以达数十亿（人民币）；可你刚才告诉我们，你在1987年去澳洲的时候身上只有1000澳元，这是真的吗？你的箱子里一定还有点别的什么东西吧？

别的什么东西？

我的回答是：我的宝贵的人生经验和中国人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