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指导员从师部开完会回来，听说我和王连富连打两架，十分生气。责怪王连长没有采取紧急措施。我不知道这紧急措施意味着什么。

几天后，王连长被调去宝昌支左。他走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早晨，去马厩为他抓上小黄马，又用吃饭的水桶打了两桶水给马饮了，牵到连部。

王连长亲切说：“林胡，要好好工作，努力学习，高姿态作个检查，可不敢再胡来了。”

我点点头：“嗯，连长，我一定作个检查。”

连长走了，感到好像失去了一个保护伞，很有点儿舍不得。相比之下，连长和下面的关系比指导员好得多。他没什么架子，还像个老农民一样随和。

不久，在一次全连大会上，指导员传达了师部政工会议的精神，以及北京军区陈先瑞政委的报告：“一切围绕着红太阳转”。

临结束时，我主动站起来向全连干部战士读了自己的检查，承认第二天早晨闯进门打王连富十分错误。

沈指导员面无表情地盯着我，待我念完后，他要走了检查，坚定地说：“打架斗殴一直是七连的老大难问题，长期以来总解决不了。这次马车班打架，性质恶劣，影响很坏，一定要严肃处理。”说话的时候，那对布满血丝的眼睛还瞟了我两眼。

我想是王连富首先骂的我，首先打的我，首先动的斧头，主要怪他。第二天我先动手，原因是他扬言要报仇。反正他是这场架的挑起者，他的错误比我严重，处理就处理，没什么了不起。

一天，沈指导员让我们几个自己跑到内蒙的北京知青填表，出身我填“革干”。指导员看后，责怪道：“哪有什么革干出身？你父亲的出身是什么？填你父亲的出身。”

我望着他，一副小干部得志的派头，幸灾乐祸的。立时就明白他的用意：文化大革命后，你父母都在受审查，还想填革干？没门！

自从听说沈指导员在太原公检法支左，把那儿的姑娘肚子支大了，对他就缺乏好感。明明是个十九级的连指导员，却总爱挺着大肚子，倒背双手，摆出一副师首长的架势，训人跟捡破烂是他的两大特点。几天没训人，就像老烟鬼没烟抽一样，非要找点小事训训。什么帽子没戴正，吃饭吧唧嘴，房后解小便，留小胡子不刮……他全管。平时走路，遇见破布条、烂毡头、瓶子、木棍，钉子……他总要捡起来，放到家门口。

打完架后，虽然给大伙儿出了气，但一些锡林浩特知青在言谈话语中总流露出对我爱打架的贬义，复员兵就更别提了。指导员在班排长会议上，一再强调：马车班这件事没有完，要严肃处理；前两天，我的《斯已达克思》借给刘英红，被指导员发现给没收了，说是黄色小说；指导员平时见了我理也不理，能替自己说话的王连长又支左了

形势很不利，为此我确定了三条对策：一、努力工作，好好劳动，以突出的表现将功补过。二、努力搞好群众关系，一定与老姬头、锡林浩特知青及复员兵们缓和关系。三、多和刘英红接近。她已被师部选为出席兵团首次积代会的代表，政委对她印象很好，与她联系密切能加强自己的安全。

跟老姬头缓和关系好办，夸夸他的大辕马，听他讲搞破鞋的故事时，使劲笑笑，就解决了。跟锡林浩特知青关系就不那么容易缓和，这些人油得很，不好哄。

一天晚上，雷厦抓完马后到我屋里暖和一下。嘲笑王连富打架输了，竟然当众号啕大哭，真丢份儿，再疼也不能这么哭呀？农村人好傻，一点都不懂含蓄。

我问他：“连里对我打架都有什么反应？”

“反应不太好。有人说你打架成性，野蛮，有人说你是为了包子，才跟王连富拼命。尤其是锡林浩特知青，没少跟指导员说你。”

唉，这就是为民除害，锄强扶弱的悲剧，我作出了巨大牺牲，却一点没落好。

野蛮？对野蛮人，只能用野蛮办法。我把王连富手上的一块皮咬下，是因为他仗着当了几年兵，目中无人，对知青动不动就骂。我并不愿意打架，有的年轻人以为打架很刺激，很雄武，很有趣，其实根本不是。电影里一拳把对手给打个跟头的场面在真打架时极少碰见。而通常是两人龇牙咧嘴，像猴子咬架一样搅成一团，喉咙里发出兽性的咆哮，面孔丑恶之极，绝不像电影里的骑士那么英武潇洒。人内心深处潜藏的凶残，打架时全部溢于嘴脸，我用拳头是被迫的。

“雷厦，我打了指导员的红人，指导员可能要往狠里整我，你与我来往不害怕吗？”

他微笑了一下，摇摇头。“我要怕，还来找你干什么？”

雷厦在学校时，惟一的毛病是有点爱吹。但现在不是吹，他为帮我镇王连富，明显地袒护了我。在指导员声言要严肃处理这件事之后，他还敢到马车班来与我说话是需要勇气的！你看，他的眼睛里闪着刚强的光，清秀的脸上浮着两片桃红，毫无惧色。有这样一个忠诚义气的朋友，还怕什么？

大车已坏，王连富去团部住院，指导员也不给我派活儿，成天呆着没事干，步行8里地到三连机务队偷了两个铁轮子，练举重。这时男生排全都去三连学开拖拉机，连里只剩下女生。为好好表现，我主动跟四班一起干活，仍暗暗希望年终总评时能评上五好战士。

大雪飞扬，严寒刺骨。我们步履维艰地走到菜园打井，所谓菜园不过是40亩光秃秃草原。

在一丈多深的井底下，土冻得跟石头一样。刘英红赤手空拳攥着镐把抡起来。她的黄脸被冻出了一条淡淡的粉红，头发上落了一层白霜。她力气一般，可每回都比别人多抡几下。

李晓华这个很招眼的天津姑娘长得有点像谢芳，挺漂亮。到草原后，一吃牛羊肉就吐，有时一天只吃二两饭，但也坚持出工。

韦小立虽然刚来不久，一镐下去总镐不准，也没多大劲儿，可不气馁，每次都要别人从她手中把镐夺走，才停止。

4米见方的井底就是这样的情景：北京、天津、太原的知青姑娘们聚在一起轮流抡镐……咚咚的声音，从地下传来，持续不断。这些女孩子在家里个个都是父母疼爱的掌上明珠，干净漂亮，现在却穿着肥厚的绿棉裤、绿棉祆，土里土气地站在内蒙旷野的井底下抡大镐。冻土被一片一片地刨下来。

就我一个男的，干得又猛又多，一人顶她们4个。刘英红向指导员汇报工作时，肯定要表扬表扬我！

雪花在飞，棉袄上披着一层白。我用大镐，用手上的血泡，用一大片大片的冻土，来改善着自己的形象，扭转着自己的不利处境。

后来，金刚就我到四班干活，讥笑我：“色”。跟女的一块干就特卖劲。他一点都不了解指导员恶狠狠地盯着我，不这样干就无法赢得群众的同情好感。

多少年后，一回忆起1969年冬在菜园与四班打井的情景，心里仍会浮起了一丝暖意。北疆那千千万万片雪花里，掺杂着多少缕我们七连二排四班知青少女身上的温馨。一缕缕，一缕缕……为什么锡林郭勒草原不再像往日那么寒冷？是成千上万各地来的青春肉体用身上的体温温暖了它啊！

这时，收到了一封小胖姐姐的信，告诉我家里的情况很糟。父亲已被正式隔离审查，有人揭发他是叛徒；母亲也被四处揪斗，东躲西藏。

这个消息，我没敢告诉任何人。谁知几天后，雷厦也悄悄告诉我：父亲是叛徒，消息绝对可靠，还说母亲也出了事，是个假党员，她写的那本书流毒全国，要彻底批判。——这些都是一同学写信告他的。

雷厦对我说时，义正辞严，言之确确。他可能很解恨，因为我曾以出身好的自居，反对他帮助傅勇生来内蒙，弄得两人濒于决裂。

我简直傻了眼。实在不敢相信，又不敢不相信，情绪很坏。进入社会后，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人们对我的态度和父母密切相联。父亲是普通人，对我是一个样子；父亲是局长又一个样子。这地方小，没有什么大官儿孩子，我就成了最大的。当地人一传十，十传百，把我家里说成是中央一级的大干部。去场部办事时，顺顺当当，从没碰过钉子。现在父母一倒，靠山没了，传出去，肯定不像过去那么被尿球。

以前，我从没把指导员放在眼里，父亲的级别和兵团司令差不多，这小指导员算老几？现在老爹成了叛徒，指导员整我，又多了一个有利条件。忧心忡忡，愁闷极了。父亲三零年党员，母亲三六年入党。干了一辈子革命，最后倒成了叛徒、假党员。唉！

1969年总评结果，不要说五好战士，连表扬也没捞上——全连没表扬的仅仅二人。

我真傻，满以为自己好好干活，就能让指导员原谅了我。

在马车班苦干了半天，却连个年终表扬也捞不上，怎么跟母亲交待呢？

按既定政策，更加注意多与刘英红接近，她是团领导信用的红人，说不定当官儿的会因为她而对我手下留情。每次去她的屋，她待我都很热情，不在乎我是打过架，等待处理的人，她还帮我拆洗了臭烘烘，黑污污的被子。

刘英红是一个典型的损己利人的女的。她住哪屋，就把哪屋的炉子生得旺旺的，打水、扫地、撮炉灰、铲煤……抢着干。为了补别人的衣服，她可以把自己还挺新的衣服撕了当补丁。

刚到草原时，看见达姑拉老额吉孤独一人生活，又有胃病，穿得破破烂烂。她马上给家里写信，让从北京捎来好大米，给额吉熬粥，还把自己准备做棉衣的布和棉花白送给她。老妇人活了60多岁，头一次喝大米粥，感动得哽咽起来。

这事很快在牧民中间传开。

她参加了团积代会后，又作为六十一团代表出席了七师的积代会。就在这个大会上，大家才知道了她的一个秘密。

1968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她积极要求去边疆。军训团政委见她平日表现很好，出身又不错，想把她结合进学校领导班子，让她当革委会副主任。

这年11月，蔡立坚来学校作报告。她的英雄事迹激励着刘英红，决心自己去内蒙插队，决不留在学校当官儿。她无法容忍自己言行不一，成天对别人宣传上山下乡，自己却留在城里。

她知道母亲和父亲都很老实，不会支持她跑，就暗中准备，临走的那天，才告诉了弟弟。弟弟非常支持姐姐的逃跑行动，觉得姐姐像个英雄。偷偷把她送到车站，并把自己攒的所有钱买了一包巧克力送给她。

1968年11月11日，一个刚满18岁的姑娘怀揣毛主席语录，瞒着父母独自踏上征程。全国这个时候，偷偷离开家门，自己跑去内蒙插队的姑娘有许多许多。但像她这样放着校革委会副主任的官儿不当，一心一意地要去内蒙放羊的恐怕也不多。

她什么介绍信也没有，沿途睡在火车站、汽车站、历尽艰辛，才到了锡林浩特。她也写了血书，也找了盟军分区赵司令员。

我是在西乌旗革委会招待所头一次看见她的。屋里很静很冷，她一个人披着招待所的花被子，盘腿坐在大炕上专心学毛选，那样子挺滑稽。这就是刘英红，利用等班车的时间学毛著。

越是不想当什么先进，人家越让她当。在七师积代会上，上下一致地推举她作为七师代表出席内蒙兵团首届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她的发言和事迹也铅印成册发到全师各团。

这人不像七零年大多数先进模范那样，一说话就是成套成套的《人民日报》腔，满嘴豪言壮语。她老是爱批判自己，在斗私会上，老向大家检查自己的阴暗面：什么好虚荣、胆小怕死、私心重啦等等。态度那么诚恳，让人听了心里怪难受的。

劳动时，她总抢最脏最累的活儿，也从不和别人争工具，常常卖了很大的力气却是个老未。下了班，不爱串门闲扯，很少到连部亲近领导。不是帮人缝补衣服，就是学毛选，抄英雄语录。

一次，我问她：“你怎么变得这么好的？”

她莫名其妙地问：“我有什么好的？”

“你是挺不错的。”

她收敛起笑容，一本正经说：“我算什么呀，比我好的有的是。你知道吗？咱们东河旁边的东乌旗格日图大队有个北京知青，叫罗湘歌，为了办好合作医疗，把自己的几百元存款全捐给了生产队。当了赤脚医生后，救活了很多牧民，医术简直神了。有的蒙古老乡跑一二百里找她治病。不管风吹雨打，不管白天黑夜，她随叫随到，骑着马为当地牧民看病，脸晒得特黑，戴上帽子，你根本认不出是女的。”

每次找她聊一会儿，就感到惭愧。刘英红的品行我是服了。她没有一点伪装，纯正，无我。与她相比，我是一身毛病，又臭又脏。过去我不相信世上有不自私的人，认识了刘英红，我知道了社会上真有这样的人。

经常与她接近当然别有用心。她的名声好，跟她多来往，自己的名声也能好一点，肯定能传染一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我分析团领导很喜欢她，老沈绝不敢整到她头上。我常与她来往，老沈自然也不好狠狠整我。

把个先进典型当成自己的核保护伞，是身处逆境的我，面临挨整时，本能地使用的一个防卫手段。

不知道这诡计灵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