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经人介绍，她认识了李蕴昌叔叔，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巨变。

李叔叔是一个搞化工的高级工程师，妻子3年前已病逝。他原籍河北新城县，正是十分区的地盘。母亲抗日战争时经常在此出没，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所以两人一见如故，很能谈到一块儿。

母亲喜欢古典音乐，李叔叔也喜欢。母亲还喜欢听民乐，李叔叔也不讨厌，并帮母亲搞来了《胡笳十八拍》、《平沙落雁》、《十面埋伏》等磁带。

两人都极度反感色情文学。对那种模仿《金瓶梅》写法，连篇累牍写床上事的畅销书嗤之以鼻。

李叔叔虽是搞理工的，但翻译过专业著作，有相当的写作能力。他博览群书，略知一些文学，跟母亲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李叔叔待人真诚。妻子患病期间，他给照顾得无微不至，在同事中都出了名。文革中他一个熟人被整成反革命，赶到外地农村劳改，后得了痢疾，回北京无家可归，很多人都不敢理睬。他却敢前去探望，并把病人接到自己家，养了很多天，直到痊愈为止。后来还主动给那人的单位去信，反映这个人的种种困难，结果使那人的处境得以改善。换了亲兄弟，都未必能做得到。

自与母亲认识后，他感到杨沫是个好人，值得尊敬，就频频去医院探望母亲。当时母亲正住院做一个整容手术。为照顾母亲，他常常早8点来，晚8点走，一呆就是一天，几乎天天如此。

7月的一天，母亲无意中说，很久没吃天福号的酱肉了。

第二天赤日炎炎，他比往常来得晚，上午11点多钟才到。满头大汗走进病房。买来了一包包天福的酱肉、酱肚、酱肝、酱猪耳朵、酱舌头……

母亲说：买这些怎么吃得了？

他用毛巾擦着汗水，喘息着，啊啊地说不出话来。大暑天从和平里到西单，再跑到国防科工委医院，小伙子都难以忍受，何况70多岁的老人，何况心脏有病。

母亲很有些感动。

两个人接触了3个多月，彼此都挺满意，准备登记结婚。孩子们都持赞成态度。惟有罗秘书感到了恐慌。他特别找到了母亲的老朋友，解放军报社顾问毕永畅以及中华社会大学校长于陆琳，诉说母亲与李叔叔交往及准备结婚的情况，贬损李叔叔……感叹杨老师太容易上当受骗。

事后，他郑重其事告诉母亲：于陆琳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再结婚让人笑话！

其实于陆琳根本没说过，完全是他自己添油加醋，编造出来的。

但母亲不怕人笑话，于1989年9月去东德访问前，与李叔叔正式结了婚。

自然也有一些风言风语。有的说李叔叔是图母亲的名儿，有的说是图母亲的钱。这些人不理解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牛的性情、嗜好、口味还不个个都一样，何况人呢。李叔叔在化工界也很有名，他的工资不比母亲少。这些东西都不缺。他已70多岁，没兴趣当追星族，他更在乎自己的名誉。

他的同学、朋友一大堆，都睁着眼看着他呢。

以后的实践证明，他跟杨沫的这一段姻缘，纯洁无邪，奉献远远多于索取。

……

母亲的日子热闹起来。李叔叔手脚勤快，为让母亲吃到新鲜可口的蔬菜，他经常亲自到菜市场采购，帮助指导小阿姨做饭。他很会照顾母亲，给母亲削苹果，切西瓜，剥核桃。过去，母亲嫌麻烦，总是把苹果洗干净，连皮吃，李叔叔来了之后，才吃上了削皮的苹果。

母亲的许多家务，都由他承担下来。他身体健康，骑着自行车四处跑，比那个病号要强多了。见母亲的稿子写好后，秘书没及时抄，就主动帮母亲抄。

秘书对李叔叔充满敌意，他已感到自己的位置真正受到了严重威胁。

当李叔叔初来香山，发现还有个秘书带着两个孩子在此居住，并跟母亲一起吃饭时就很不舒服。现在他立刻嗅出了这位秘书身上的邪气和对自己的敌意，他毫不退让，勇敢迎战，一点不八面玲珑。为了保护母亲，他把母亲的后勤杂务及文稿的整理誊写，全都从秘书手中接了过来。他不怕累，不怕繁琐，坚持天天记账，让秘书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浑水摸鱼，随意宰杨沫了。

1990年母亲在珠海染上肺炎，连着住了两次医院。老李就睡在一个小沙发加一只小凳上。他体形不瘦，却窝在这么狭小的地方，天天如此，没有一句怨言。

香山有个张姓部队作家，认识当地某领导。秘书以杨沫的名义给他写信，想把自己的两间破房换植物园西边的一处新楼房，请人家帮忙与某领导交涉。人家没理他，他就认为是李叔叔对那人讲了他坏话，气得与李叔叔大吵大闹。

李叔叔是搞自然科学的，用严密的逻辑分析，与他辩论。罗秘书虽然有着东北人的伶牙俐齿，机敏过人，最后却被李叔叔问得哑口无言。

母亲也很快就领教了李叔叔的刚直。他对母亲写的东西，敢提出批评，有时还跟母亲争吵。一次母亲生气地说：你太好为人师，我不是请你来当我老师的！

他倔强地嚷道：别以为你是大作家就字字千金，天衣无缝！你写的东西有时马虎，有时文法不通。

一家杂志的副主编没采访母亲就瞎写母亲，胡编乱造，李叔叔听说后比母亲还生气。这位老先生认死理，嫉恶如仇，出口伤人，很快就得罪了徐然，后来又得罪了介绍他认识母亲的亲戚维嘉。

他对母亲不拍不溜，常为点小事跟母亲争辩，弄得母亲一度很伤心，感到他没有涵养，气量狭小，不像个知识分子。母亲甚至还正式给他写过一信，警告他改改脾气，否则，自己终有忍受不了的一天。

在母亲打官司期间，李叔叔没日没夜地写材料，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为一些具体问题，跟这个吵，跟那个翻脸，结果犯了心脏病，住院治疗。天长日久，母亲发现他生气、发火、伤人，全是为了别人，没一件是为他自己。

他心地纯净，一点不油，一点不世故，很像个小孩。对周围人的不良行为，不管是谁，他都直来直去，张口就说，不计后果。

母亲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感到他是块顽石，但这块石头上却闪着金子般的光亮。

母亲还说李叔叔对她不只是开始认识时好，结婚后还是那么好。随着母亲年老病多，常常住院，李叔叔的任务也年年加重，却从不厌烦。他不放心小阿姨，始终自己亲自陪住，亲自为母亲端屎端尿，跑这办那。

他不像罗秘书那样殷勤伺候母亲是希图从母亲那里索取更多。他照看母亲，陪母亲说话，为母亲买药报销，誊抄稿件，写信复信……完全不图任何回报。

这些年来，他没有让母亲给他买过一件值钱东西，给他或他孩子办过一件事。

母亲终于认识到了老李是个难得的好人。重情重义，有品有德。虽然毛病也突出，不那么圆滑，口无遮拦，四处得罪人，却像铅垂线一样正直。黄昏恋有这么好结果的实在不多。母亲很庆幸自己的福气。

那秘书明白大势已去，对李叔叔恨之入骨。秘书的两个孩子，正值年少气盛，也视李叔叔为夺去父亲饭碗的仇人，一见到李叔叔就怒目相视。

母亲与朋友通电话时，这个秘书经常在自己屋的电话上偷听。有一次母亲来电话了，她正通话时，李叔叔去秘书屋办事，发现秘书在偷听。李叔叔当即质问他为何偷听？这秘书嬉皮笑脸地说：“我是杨老师的克格勃。杨老师岁数大了，脑子不好，我要保护好她。”

……

1990年秋，母亲和李叔叔前往珠海过冬。这秘书和他孩子竟然将母亲卧室的门锁打开，住进母亲的卧室。当时香山寓所所有房子都供秘书和他两个孩子使用，可他们还非要睡到母亲的卧室，躺在母亲的床上，盖着母亲的被子，枕着母亲的枕头……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秘书！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1992年3月母亲出院后，到香山取两个剧本，发现不翼而飞。母亲很吃惊，气恼。她明明记得去年离开香山时自己把剧本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还用报纸包好，怎么就找不着了？母亲在1992年12月26日日记中说：

更有意外事，当我要去香山取剧本时，小罗在电话里说，我去年走时卧室的门没有锁。我更觉得蹊跷了，去年走时没有锁门，他为什么不立时打电话告诉我（他一直在香山替我看房子）？却待半年多后，我要去了，他才说出？这种种猫腻令我十分寒心，我才恍然明白，我是个东郭先生。过去不少人说这个人不好，我全不信，这个事实狠狠教训了我。以后我该擦亮眼睛了。可惜两个剧本的丢失使我的文集从原计划八本变成了七本……实在不寒而栗。

1993年长工资时，北京市文联没给小罗长，他又怀疑是李叔叔跟文联领导说了他坏话，不顾母亲身体有病，给母亲打电话威胁道：哼，谁要背后坏我的事，我就让他活不成！恶狠狠地重复了两遍。

母亲当时正在同仁医院住院，给气得说不出话，心脏骤然难受，赶忙吸氧。

一口一个“恩师”，对母亲点头哈腰的人，最后却对母亲这么凶狠。

5月，母亲回到香山，和罗秘书摊牌，决心解雇他，并给香山派出所打电话，讲述了秘书威胁自己的情况。6月1日，派出所的警察乘车前来母亲住处了解情况。小罗获知后，态度大变，诚恳表示一定搬走。母亲给他写信说：

小罗，

一、前天电话上你表示可尽速搬走，这是明智的做法，越快越好。今我再特告知你，你最迟不得超过6月份搬走。因你有足够的房子可以居住，完全有条件很快地搬走。

二、请你把我还在你手中的材料、东西整理好，全部交还给我——如我的图章，两个户口本之一，和北植签的住房协议。还有其他如我的信件，写作资料等。

三、以前送给你的家具等，你叫我给你写证明，这不合理（都有什么，我哪里都记得）。可由你一式两份写明，我可以签字，分别保存。你借用的部分，如书箱、线装书及硬木小柜等，在你搬走前，必须交回。

四、你修了电冰箱，由王同志给你送去110元修理费。

总之，目前大局已定，我希望你尊重自己，我们争取善始善终。

杨沫

1993.6.4

我忙于写作，你有何意见，或对王同志说，或写信给我，我需平静，特忌外界干扰

母亲在自己日记中说：

昨天给罗写了条子，限他月底搬，要他还图章、户口本、房子合同等，但未见他回音。常和李商量此事，心中甚烦，看来不由官方出面，他是不会走的。

6月10日下午，母亲的电话线中断，外面下小雨，并无大风，母亲怀疑有人捣鬼，次日晨即派人到香山派出所报告。上午，派出所的田警官和周副所长前来看望母亲，安抚了一番并又交换了些意见。之后，他们正式出面找小罗谈，让他尽快走人，态度还很客气。

可是到了月底，这个病号还是没走。

老两口商量了一番后，再次向香山派出所求助。他们都年迈体衰，而秘书却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俩孩子把仇恨集中在李叔叔身上，那个男孩公开对李叔叔说：我一见你就有气！跟这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老两口确实没安全感。

母亲对香山派出所领导谈了秘书的最新情况，并详细讲了他怎么冒领汇款；怎么打着杨沫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怎么看房子弄丢了自己的剧本；怎么让他走，他赖着不走；还怎么在电话中恐吓自己……

所长表示，没说的，马上让他走。

这是1993年6月底，由香山派出所出面，严正警告罗不得拖延，必须立刻搬走。慑于专政机关的威力，这人才怏怏地搬离。

母亲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是：

小罗同志：

你7月21日能搬出很好。没搬完东西延长一天，没关系，何必致歉！

有两件事，你必须给予答复：

一、你们在我的东墙外建的临时棚屋，我曾问你，是你们自己拆，还是由我们拆？你迄未回答。不久我将要把院墙加高，你的棚屋必须拆掉，才能施工，请你决定后答复我。

二、文革中，我曾把日记中撕下一部分。在你这次退还我的信件和材料中未见到。记得当年这些日记是请你给我保存的，想你不会忘记此事，你留它无用，请退还我！

祝健康

杨沫

1993.7.22

然而这撕下的日记，秘书始终没有归还。和北京植物园签的住房协议以及线装书等也没归还。

母亲在7月22日日记中说：小罗搬走，去一大病。

母亲与小罗的长达30年交往就此一刀两断，至死再无任何联系。

秘书搬走之后，香山清静了。

从此，家里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宣告结束。母亲身上的正气压倒了邪气。她离佞者远了，离自己的孩子近了。

这其中，李叔叔功不可没。

李叔叔极其疼爱自己的三个孩子，对家庭有责任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父亲。他全家人彼此相依为命，互相牵挂，互相提携，频繁走动，家庭关系特别融洽。李叔叔没有父道尊严，与孩子平等交往。为办孩子的事可以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嗜好，四处奔走。他喜欢为孩子掌勺做饭，喜欢帮助孩子干些家务。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能这样的重亲情，俯首甘为孺子牛，令人起敬。他对原来的久病卧床的妻子，多年如一日，精心照料，不烦不厌，从没有过绯闻。

在李叔叔这样一个特别重亲情的老伴熏陶下，母亲也恢复了亲情。

现在，母亲不再像候鸟一样年年冬天去南方，春天再返回。受李叔叔的影响，她愿意与孩子相处在一起了。她潜在的母爱苏醒，非常关心我们及孙子辈的情况，时不时写信或通电话，问长问短。我和哥哥此时都已是四五十岁的汉子，重又感到了母亲的温暖和慈爱。逢年过节全家又能团聚一堂，享受浓浓的亲情，和和美美。

母亲说这时候她才感受到了天伦之乐的幸福。

一次，李叔叔曾问她：过去经常去外地写书，一去数月半年，想不想家？

母亲回答：“哪有不疼爱儿女的母亲？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亏欠了儿女们。他们自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是住校，节假日回来也未必能见到我。他们缺少母爱和母教，好可怜哇！”

母亲认识了自己做为母亲的不足，晚年加倍地弥补。她总是挂念着徐然、青柯和我。她为小胖写了文章鸣冤，常与徐然切磋写作并合著了一本《青蓝园》，还写了怀念我的文章。她热心帮助青柯为中华武术呐喊，协助四民武术社复社，并担任了社长。母亲明显地变了，变得关心孩子的冷暖，对孩子的困难和要求，能管就管，特别通情达理，善解人意。

“慈母”这两个字是什么滋味，我在母亲的晚年终于尝到了。

她越来越重亲情，重友谊，多年来往很少的亲戚朋友全恢复了来往。过去疏远了的老战友重又密切起来，如胡开明夫妇、李宝光、罗云等。她并多次看望金肇野、崔璇夫妇。

1990年夏母亲参加一次会议，在人大会堂西门内，遇见了路扬。他们已经十多年没有来往。这次相会使母亲万分感慨，在日记中写道：他虽满脸白癜风，但白的是一个颜色，不难看，人也不显老。对我热情问候，并不因我曾责备过他而计较。人总是有感情的，记忆的闸门打开了一条缝，这次重逢，使我一下子抹掉了对他的不满，他还为我介绍了当年晋察冀的老领导杨成武同志，还见到张帆夫妇；意外遇见这些老战友，很高兴（见1990年8月9日日记）。

但母亲比较“自由化”。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母亲更喜欢接触学者，更能和做学问的人谈得来。她的朋友圈子中，知识分子大大超过了党政军官员。所以，她跟李叔叔情投意合，非常能说到一块，连个人爱好也变了，能跟着李叔叔看足球赛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母亲与一位很正直的老人结婚，自己的正直又发扬光大。晚年她干了几件漂亮事，例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女研究员被丈夫遗弃，携三个子女生活，遇到住房问题，迟迟不得解决，1993年7月给母亲写信求助。79岁的母亲因身体多病，无力介入，就让李叔叔代表她给北京市人大主任张健民写信，反映此事。

她帮雄县堡垒户王汉秋打官司，替一个冤死狱中的普通农民多次写信申诉。

她为老干部徐明清鸣不平，为正直说话，为弱者说话，为无权无势者说话。

她写文章高度评价老干部胡开明，指出这是个“活着的彭德怀”，应该大书特书，大歌特歌。

母亲的晚年返璞归真，可敬可爱。

母亲去世后，家里的东西，除了母亲的几张照片，李叔叔什么也没有拿。他干干净净来，又干干净净走。——他和母亲共同生活了6年多，他为母亲办了那么多事，付出了那么多心血，买了那么多东西，如空调、彩电、微波炉等等。他本来完全有理由拿走一些东西，可他两手空空地返回自己家。

母亲遗嘱中说给他6万元。他却以杨沫的名义全部捐给了现代文学馆。所以杨沫实际捐给了现代文学馆16万元。他把名声全送给了杨沫，自己隐姓埋名。

所以谁说他是图杨沫的名儿，杨沫的钱，那完全是胡扯！

李叔叔人格高尚，心肠善良。尽管秘书的两个孩子痛恨他，对他很不礼貌，他还认认真真给两个孩子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为什么要解雇他们的父亲，一桩一桩地列举事实，驳斥他们父亲的谎言。

他不愧是一个有骨气，不爱钱，不图名的学者。三姨白杨曾对李叔叔的小孩说：我真羡慕我姐姐找了个老李这么好的老伴。我就没有这个好福气。

母亲与李叔叔虽然只共同生活了6年4个多月，但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自从与李叔叔结合之后，母亲正常了，完整了，健全了，又恢复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那个杨沫样子，平易近人，被秘书传染的邪气完全消失，正义凛然。

晚年，母亲干的那几件事可钉可铆，掷地有声，博得了大家的尊敬。

李叔叔对母亲的影响不可低估。他像个心理医生，治愈了母亲心理上的痼疾。他一白发苍苍老翁，却纯洁如少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挽救了杨沫的灵魂，也挽救了我们破碎的家庭。

所以，我感谢李蕴昌叔叔，他改变了杨沫，也改变了我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