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恢复组织生活后不久，领导上同意她写一部抗日战争的作品。她越来越经常住在香山。在那儿租了房子，户口也转到了香山，钱与父亲分着，等于跟父亲分居。父母之间的感情本来就有问题，随着文革的彼此揭发，两人的关系降到了最低点。

小胖就在他俩的相互指责的夹缝中生存着，直到离开这个人世。

小胖名叫马豁然，1945年8月3日生在河北雄县的刘家铺村。眼睛上有个小疤。兄弟姐妹四人中只有她是父母亲手带大的，一直跟在父母身边。母亲自己承认，全家孩子中，最喜欢的是小胖。只有她能与母亲睡在一个床上，只有她能被父母带出去见老战友……然而谁也没料到全家数她命运悲惨，死得最早，1975年1月22日遇害，年仅29岁。

四五岁的时候，我还记得母亲曾把我和她放在同一个浴缸里洗澡。我们欢笑着，在浴缸里玩耍。十来岁时，我俩寒假回河北农村老家过年，我曾欺负过她，揪着她头发，把她疼得大哭。奇怪的是回北京后，她居然没向父母汇报我，可能把这事忘记了，她不记仇。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来往越来越少。家里她有她的屋，我有我的屋。她没事爱到父母的屋聊天，我却不敢，跟父母隔膜很深。

三年困难时期，我总是感到饿，多臭多脏多腐烂的食物都吃。而小胖却还挑挑拣拣，这不吃，那不吃。我开始对小胖刮目相看。她也饿，却有品位，非鲜肉不食，非醴泉不饮，能在饥饿面前保持住尊严。对比自己，像头饿猪，一天到晚就想着吃，发了霉，长了毛儿的干窝头也当成宝贝。我服了小胖，曾写过一篇作文《我的姐姐》，赞叹过她饿着肚子还能嗷嗷地唱歌看书。

那时候，我为交粮票事常跟保姆吵架，小胖也如此。她多半是为朋友吃饭的事与保姆吵。因为这保姆只认粮票，不认人，任何客人吃饭都要交粮票。每逢小胖跟保姆吵架，我就特别高兴，感到小胖与我站在同一条战壕里，不怕父母骂她看不起“劳动人民”。

那保姆原是地主的姨太太，再之前是个妓女，很会察言观色，伺候人。但谁要稍稍有点对她不敬或影射其身世之意，即变成泼妇，捶胸顿足，满院子的骂。

平时我跟小胖几乎没有来往，两个人都住校，周末回家吃饭时，才能见面。她爱看外国画报、《大众电影》，崇拜那些女明星。我觉得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跟她的共同语言不多。

小胖特别喜欢唱歌，记忆力好，能大段大段地背外国名著及普希金的诗。她还很“臭美”，爱穿奇装异服，有的衣服在我看特难看，像个瘪三，她却能穿着上街。

自我给周总理写了告状信后，父亲再也没打过我。小胖取代了我，总挨打。因为她能言善辩，爱跟父亲顶嘴，父亲说不过就打。一次，她裤子没系好就从厕所出来，进到客厅。那天来了很多客人，她提着裤子与客人寒暄，让父亲非常气愤。客人走后，大发雷霆。小胖顶嘴，他动手就打。

记得一年夏天的中午，小胖住在南屋，听见电话铃响，光着屁股，披条毛巾被，咚咚咚地跑到北屋接电话。父亲正在午睡，骂她这么一丝不挂，哪像个大学生的样子？她不服气，顶嘴，结果让父亲抽了耳光。

小胖有正义感。

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最受宠。平时见了我和哥哥，并无很热情友好的表示。但背后，她在父母面前却常替我俩辩护，指责父母对我俩有偏见。她这么替我和哥哥说话，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她自己也招来父母的训斥和冷淡。

她的好友燕玲北京没家，父亲政治上蒙冤早逝，非常贫困。小胖却从没对穷孩子另眼相看。她与燕玲成为最要好的朋友，无话不谈。周末总邀请她来家住。

燕玲讲：小胖知道我经济困难，常把自己的东西送给我，自自然然，一点没施舍的意思。我考上北师大后，小胖说：燕玲姐，你上大学了，什么像样衣服也没有。我有一件大红棉袄，还有一个紫色的方围巾都给你吧。我还有，穿不了。这些衣物的质量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了。尤其那个红棉袄，非常漂亮，很少见。

燕玲说小胖是少有的善良，少有的尖刻，少有的迟钝，又少有的精明。

1963年小胖从师大女附中毕业考入北京外语学院。1965年，她有了男友，是无锡农村的，家里很穷，盖着床破被子，连个枕头都没有。她却一点不嫌弃，还骄傲地对人说男友对她特好，自己的手指甲和脚趾甲从来不用剪，男友全包了。

兄弟姐妹之中，数她最敢给父母提意见。然而文革中父母遭难，她却最坚决地保爹保妈。我与她不同，我支持造反派对父母审查。当得悉父母有严重问题，可能要被打倒之后，我采取了离家出走的态度。

文革开始后，父母两人都被凶猛的群众运动吓得够呛，整天愁眉不展。小胖反复安慰父母，帮助父母四处搜集各种消息，分析形势，出谋划策。

1966年小胖串联到上海，还敢去三姨白杨家看望。那时候，很多人都视白杨为资产阶级电影明星，包括我在内，对揭批她都持拥护态度。可小胖却公开站在白杨一边，帮白杨写检查，出主意，带材料。

父亲被揪到单位里劳改，整天拔草。她常常去看望，偷偷说两句话，回来向母亲报告。是她帮母亲一笔一画地把康生肯定《青春之歌》的那段话刻成蜡板，还是她把姚文元和郭开的文章，对比地摘录出来，抄成了大字报。

当革命造反派召开17万人大会批斗《青春之歌》时，小胖带着母亲四处躲藏。后来左派郭开找到文联，那天正好小胖陪母亲到文联看大字报，在文联的走廊里，迎面碰见郭开。她一把拉住母亲，左转右转，迅速脱离了险境。

她对报上点了名的大黑帮也敢同情。一次批斗完吴晗，把他押到一边。小胖自己买了面包，又弄了碗水，送给吴晗，什么话也没说。回来后，她坦然告诉同学：我看吴晗挨斗挺可怜的，给了他点吃的，不管是谁都要按政策对待。

在外语学院，她属于保陈毅那一派的。当批斗陈毅，对他推推搡搡时，小胖和一些拥护陈毅的同学就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

她确实善良。谁处境不好，她同情谁。

1968年12月，小胖去唐山军垦414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正碰上那里搞清理阶级队伍，她开始挨整。有人说她有三反言行（对现实不满，替白杨传递翻案信），生活作风不好，思想颓废，她的精神很紧张，寝食难安，面黄肌瘦。一度脸不洗，牙不刷，整天发呆。数次给母亲写信求救，言词恳切，很是可怜。但父母自顾不暇，哪有心思去唐山帮她？

因为是老保儿，她和丈夫给分到了徐州的一个小地方教书。她不甘心在那里，就通过假离婚，1972年调回北京，到石景山区金顶山中学教外语。

之后，小胖又对人宣布，她是真离婚。为让对方同意办手续，才说是假离婚。因为两人结婚后，很快就产生矛盾。一吵架，丈夫就打她，有时打得相当厉害。

她说话坦率又尖刻。上高中时，曾当面质问母亲，你就知道打扮自己，给自己买那么多好衣服，为什么不给我买一件？

我平日对母亲也有意见，却不敢向母亲提出来。在这一点上我很虚伪。而小胖却真实坦白，表里如一。

对母亲使用那个男秘书，她很有看法，曾公开说：我妈找了个面首。两人的关系绝对不一般。大白天拉上窗帘，关上门互相打鸡血，这正常吗？

对此，母亲当然气愤得要命，说小胖四处给她造谣，诬蔑她。

但她又疼爱小胖，离不开小胖，因为小胖是她对付父亲的一个重要力量。

三十多年过后，我才知道在我率人抄家之后，尽管我绑了她，小胖还替我说过话。她对人讲：这事父母也有责任，平时对小波太不关心，太冷淡。

她只埋怨我在捆绑她时，把她胳膊弄疼了。

我被打成反革命之后，社会上流传我是个穷凶极恶，“杀父弑母”的家伙。小胖却认为我打砸抢父母，是家里对我不公平所致。当我在内蒙古过着孤独耻辱的被专政生活时，也只有小胖，突然给我来了一封信，明确向我表示这么处理不对，支持我向上面申诉。我深受感动。要知道，我平时瞧不起她，跟她很少说话，从没帮过她什么忙，文革中还绑过她，勒过她，给她嘴里堵过一团臭袜子啊！

茫茫草原上，我第一次感到了小胖姐的手足之情。

写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文革前，我为讨父母的欢心也曾积极向他们讨好。比如主动扫院子、倒垃圾、卖力地给父母擦地等。

记得有一天，小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你别那么讨好他们，没用，要有点尊严。简短两句话，像一道电击，给我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她这么说，看似随便，却给了我重重一击，让我知道了争宠的可悲可怜。以后，我再也不讨好父母了。我觉得小胖就是一个良心的眼睛，她在看着我。

她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影响了我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