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共产党员是好人-母亲杨沫

1933年1月25日大年除夕,妹妹邀请大姐来玩儿。母亲就来到了白杨的住所,宣武门头发胡同的通顺公寓,见到了一批进步青年。如后来的新四军文艺干部许晴;后来的《解放军文艺》总编辑,老共产党员宋之的;后来的云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陆万美;还有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中共老党员邸力等等。

母亲杨沫很早就接触过一个共产党员,他叫方伯务,后与李大钊同时就义。

母亲说,她十多岁时,有一阵子,一个蓄着长头发,高高个子,长脸盘的大学生常到家里做客。因为都是湖南老乡,她父母亲对这个似乎是搞艺术的年轻人挺热情,称他为方先生。来了以后,母亲杨沫喜欢躲在角落里听他跟大人聊天,天南地北,聊各种各样新奇的事,母亲听得津津有味。大人在家,方先生就和大人谈,大人不在,方先生就和母亲聊。这个人和蔼可亲,气度不凡,经常给母亲讲一些历史故事。他尊重小杨沫,见面总要客客气气跟她打招呼,注意倾听她的说话,回答她的问题,所以母亲见了他感到非常亲切。

记得1927年4月的一个晚上,方先生又来了。那时,母亲的家中已经潦倒,住在北京西四附近的西皇城根。母亲才13岁,听方先生和她父母说了一阵话后,就睡着了。等她睡醒一觉后,听见外面还有方先生和父母的谈话声。母亲感到奇怪,这么晚了,方先生怎么还不走呢?往常方先生从来没呆过这么晚。母亲看见白布幔上,有一个巨大的黑影来回踱着步。刚开始还吓了一跳,但很快就明白,这是方先生。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到幔帐上。接着,母亲又睡着了,不知道方先生什么时候走的。

没过两天,母亲忽然看见《顺天时报》上有一条惊人的消息: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员被逮捕了,20个人中有方伯务的名字。

母亲看逮捕的日期,正是那个晚上,就明白了方伯务总也不走的原因,可能是想在自己家里躲一躲。

又过了些日子,仍是在《顺天时报》上,母亲发现了更加吃惊的消息:李大钊等20名被捕的人,其中也有方伯务,全部被判处死刑,绞杀了!

什么,那个和蔼可亲,气度不凡的大学生给绞死了!母亲大惑不解。为什么要杀死他?为什么?他的死,使母亲难过,更多还是惊奇,迷惑。他有学问,待人谦和,温文尔雅,根本不是强盗土匪,为什么要杀死他呢?说他是共产党,那这样的共产党并不坏呀!反正方先生是好人,绝对是好人!

这次偶然的见面,改变了母亲的一生。

原来,白杨的朋友许晴将白杨介绍到苞莉苞剧社。“苞莉苞”是俄文“斗争”的意思。这是左联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当时的负责人是地下党员于伶和宋之的。那天来这里聚会的大都是苞莉苞剧社的成员。

13岁的白杨这时正在北平演话剧,和演员刘莉影住在一起。

她向母亲一一介绍了自己的朋友。

许晴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眼睛又黑又大,炯炯有神,高个子,这在南方人中极少见。中学毕业后在南京搞进步文化工作。读过不少俄国革命文学作品,特别崇拜高尔基,曾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许尔础,还曾把高尔基的三部曲送给白杨阅读。这位安徽来的青年,从小没父亲,是老妈辛辛苦苦给他拉扯大。

刘莉影是北平法学院的学生,美丽热情,喜欢交际。与白杨一起拍过无声电影《故宫新怨》。当时白杨担任一个小角色,而刘莉影却担任主角,三十年代小有名气。她思想进步,曾演过不少进步电影,如《马路天使》、《生死同心》等等,当时与宋之的同居。

刘莉影原籍东北,对东北特别有感情,聊天时,总是离不开“九一八”事变的话题。她痛骂国民政府对日本唯唯诺诺,没有骨气。她向母亲介绍了苏联,特别是苏联妇女的生活情况,还讲了“九一八”后东北人民的感受。同时也嘲讽身边那些对东北沦亡漠不关心,只顾自己读书的书呆子。

邸力与母亲同岁,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人,1932年在北平参加了左翼戏剧联盟,年仅18岁。以后一直在北平、天津、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1938年赴延安鲁艺戏剧系学习,毕业后去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工作。

在这次聚会上,母亲还认识了陆万美,著名女作家陆晶清的弟弟。他大母亲4岁,生于昆明,因患小儿麻痹后遗症,一只脚微跛。陆万美刻苦学习,1929年考入北平中法大学。1931年冬,继女作家石评梅之后主编《世界日报》的副刊《蔷薇周刊》,受到左翼进步人士的好评。陆万美还联合许晴等在《蔷薇周刊》上提出了“活路文学”的口号,齐集了一大批不满现实,寻求出路的青年。

1932年春,陆万美参加了“北平左联”,并担任北平左联常委等职。1932年11月,鲁迅来到北平,在五所大学做了著名的“北平五讲”。陆万美受组织委托参加了欢迎鲁迅的宴会和内部会议,并和鲁迅有过两次秘密会谈。

因陆万美积极从事学运,曾两次被捕入狱。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再度合作,经周恩来多次交涉才得以获释。上海解放后,陆万美曾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处长。1950年调云南,长期担任云南省文化局长、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母亲后来写的《青春之歌》中卢嘉川被捕的一些情节,就源自陆万美的经历。

还有宋之的,1932年即参加了中国左联北平分盟,任其机关刊物《戏剧新闻》主编,先后在上海、重庆、太原等地从事革命戏剧运动。解放后历任武汉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解放军文艺》总编辑。可惜的是1956年英年早逝,年仅42岁。

这些青年多是外地人。大年三十,他们无家可归,聚在一起,免不了高谈阔论,抨击时弊。他们关心东北的沦丧,在小屋子里纵情高唱《松花江上》,凄婉的曲调,把大家唱得热泪纵横,母亲也哭了。

这都是一帮左倾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对现实不满。他们在一起不是谈吃喝玩乐,穿著打扮,男女之事,文物古籍,赚钱之道,而是谈当前民族的危机,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局的反动腐败,共产党的主张如何正确……

他们说唱就唱,说哭就哭,说骂就骂,说笑就笑,手舞足蹈,充溢着青春朝气。让母亲受到了强烈的感染,耳目为之一新。

母亲觉得这些人与自己的丈夫完全不同,自己跟他们更谈得来。

玩了一个通宵,也聊了一个通宵。闲谈中,有人给母亲推荐了几本进步书籍。聚会后的第二天,陆万美就给母亲送去了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

与这帮人一接触,母亲就被他们迷住了。一个一个都那么有思想,有理想,忧国忧民,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好像有一股清新的风,向母亲迎面吹来,搅乱了她的心绪。

与他们分手之后,再回到自己的家,母亲觉得冰冷阴暗。丈夫整天看线装书,不闻天下事。“九一八”事变之后,爱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了小日本儿的威胁,可他还那么专注于自己的学问,对时局安危毫不关心,名副其实的书虫。

母亲在家里贪婪地读着那些进步书籍……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十月革命等等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她找不到工作,穷困寂寞,渴望变革,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些革命道理。

在新朋友的介绍下,母亲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她后来说:“这几本书对我影响最大并促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许晴自认识母亲后,也很关心母亲。他那时在西单一家书店当经理。1933年春天,曾介绍母亲到这家书店当店员。许晴以这个书店为掩护,偷偷销售进步书籍。母亲一度很高兴。但不久许晴被捕,母亲在书店无法呆下去,又失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