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25日大年除夕，妹妹邀请大姐来玩儿。母亲就来到了白杨的住所，宣武门头发胡同的通顺公寓，见到了一批进步青年。如后来的新四军文艺干部许晴；后来的《解放军文艺》总编辑，老共产党员宋之的；后来的云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陆万美；还有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中共老党员邸力等等。

母亲杨沫很早就接触过一个共产党员，他叫方伯务，后与李大钊同时就义。

母亲说，她十多岁时，有一阵子，一个蓄着长头发，高高个子，长脸盘的大学生常到家里做客。因为都是湖南老乡，她父母亲对这个似乎是搞艺术的年轻人挺热情，称他为方先生。来了以后，母亲杨沫喜欢躲在角落里听他跟大人聊天，天南地北，聊各种各样新奇的事，母亲听得津津有味。大人在家，方先生就和大人谈，大人不在，方先生就和母亲聊。这个人和蔼可亲，气度不凡，经常给母亲讲一些历史故事。他尊重小杨沫，见面总要客客气气跟她打招呼，注意倾听她的说话，回答她的问题，所以母亲见了他感到非常亲切。

记得1927年4月的一个晚上，方先生又来了。那时，母亲的家中已经潦倒，住在北京西四附近的西皇城根。母亲才13岁，听方先生和她父母说了一阵话后，就睡着了。等她睡醒一觉后，听见外面还有方先生和父母的谈话声。母亲感到奇怪，这么晚了，方先生怎么还不走呢?往常方先生从来没呆过这么晚。母亲看见白布幔上，有一个巨大的黑影来回踱着步。刚开始还吓了一跳，但很快就明白，这是方先生。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到幔帐上。接着，母亲又睡着了，不知道方先生什么时候走的。

没过两天，母亲忽然看见《顺天时报》上有一条惊人的消息：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员被逮捕了，20个人中有方伯务的名字。

母亲看逮捕的日期，正是那个晚上，就明白了方伯务总也不走的原因，可能是想在自己家里躲一躲。

又过了些日子，仍是在《顺天时报》上，母亲发现了更加吃惊的消息：李大钊等20名被捕的人，其中也有方伯务，全部被判处死刑，绞杀了！

什么，那个和蔼可亲，气度不凡的大学生给绞死了！母亲大惑不解。为什么要杀死他？为什么？他的死，使母亲难过，更多还是惊奇，迷惑。他有学问，待人谦和，温文尔雅，根本不是强盗土匪，为什么要杀死他呢？说他是共产党，那这样的共产党并不坏呀！反正方先生是好人，绝对是好人！

这次偶然的见面，改变了母亲的一生。

原来，白杨的朋友许晴将白杨介绍到苞莉苞剧社。“苞莉苞”是俄文“斗争”的意思。这是左联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当时的负责人是地下党员于伶和宋之的。那天来这里聚会的大都是苞莉苞剧社的成员。

13岁的白杨这时正在北平演话剧，和演员刘莉影住在一起。

她向母亲一一介绍了自己的朋友。

许晴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眼睛又黑又大，炯炯有神，高个子，这在南方人中极少见。中学毕业后在南京搞进步文化工作。读过不少俄国革命文学作品，特别崇拜高尔基，曾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许尔础，还曾把高尔基的三部曲送给白杨阅读。这位安徽来的青年，从小没父亲，是老妈辛辛苦苦给他拉扯大。

刘莉影是北平法学院的学生，美丽热情，喜欢交际。与白杨一起拍过无声电影《故宫新怨》。当时白杨担任一个小角色，而刘莉影却担任主角，三十年代小有名气。她思想进步，曾演过不少进步电影，如《马路天使》、《生死同心》等等，当时与宋之的同居。

刘莉影原籍东北，对东北特别有感情，聊天时，总是离不开“九一八”事变的话题。她痛骂国民政府对日本唯唯诺诺，没有骨气。她向母亲介绍了苏联，特别是苏联妇女的生活情况，还讲了“九一八”后东北人民的感受。同时也嘲讽身边那些对东北沦亡漠不关心，只顾自己读书的书呆子。

邸力与母亲同岁，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人，1932年在北平参加了左翼戏剧联盟，年仅18岁。以后一直在北平、天津、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1938年赴延安鲁艺戏剧系学习，毕业后去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工作。

在这次聚会上，母亲还认识了陆万美，著名女作家陆晶清的弟弟。他大母亲4岁，生于昆明，因患小儿麻痹后遗症，一只脚微跛。陆万美刻苦学习，1929年考入北平中法大学。1931年冬，继女作家石评梅之后主编《世界日报》的副刊《蔷薇周刊》，受到左翼进步人士的好评。陆万美还联合许晴等在《蔷薇周刊》上提出了“活路文学”的口号，齐集了一大批不满现实，寻求出路的青年。

1932年春，陆万美参加了“北平左联”，并担任北平左联常委等职。1932年11月，鲁迅来到北平，在五所大学做了著名的“北平五讲”。陆万美受组织委托参加了欢迎鲁迅的宴会和内部会议，并和鲁迅有过两次秘密会谈。

因陆万美积极从事学运，曾两次被捕入狱。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再度合作，经周恩来多次交涉才得以获释。上海解放后，陆万美曾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处长。1950年调云南，长期担任云南省文化局长、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母亲后来写的《青春之歌》中卢嘉川被捕的一些情节，就源自陆万美的经历。

还有宋之的，1932年即参加了中国左联北平分盟，任其机关刊物《戏剧新闻》主编，先后在上海、重庆、太原等地从事革命戏剧运动。解放后历任武汉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解放军文艺》总编辑。可惜的是1956年英年早逝，年仅42岁。

这些青年多是外地人。大年三十，他们无家可归，聚在一起，免不了高谈阔论，抨击时弊。他们关心东北的沦丧，在小屋子里纵情高唱《松花江上》，凄婉的曲调，把大家唱得热泪纵横，母亲也哭了。

这都是一帮左倾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对现实不满。他们在一起不是谈吃喝玩乐，穿著打扮，男女之事，文物古籍，赚钱之道，而是谈当前民族的危机，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局的反动腐败，共产党的主张如何正确……

他们说唱就唱，说哭就哭，说骂就骂，说笑就笑，手舞足蹈，充溢着青春朝气。让母亲受到了强烈的感染，耳目为之一新。

母亲觉得这些人与自己的丈夫完全不同，自己跟他们更谈得来。

玩了一个通宵，也聊了一个通宵。闲谈中，有人给母亲推荐了几本进步书籍。聚会后的第二天，陆万美就给母亲送去了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

与这帮人一接触，母亲就被他们迷住了。一个一个都那么有思想，有理想，忧国忧民，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好像有一股清新的风，向母亲迎面吹来，搅乱了她的心绪。

与他们分手之后，再回到自己的家，母亲觉得冰冷阴暗。丈夫整天看线装书，不闻天下事。“九一八”事变之后，爱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了小日本儿的威胁，可他还那么专注于自己的学问，对时局安危毫不关心，名副其实的书虫。

母亲在家里贪婪地读着那些进步书籍……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十月革命等等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她找不到工作，穷困寂寞，渴望变革，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些革命道理。

在新朋友的介绍下，母亲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她后来说：“这几本书对我影响最大并促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许晴自认识母亲后，也很关心母亲。他那时在西单一家书店当经理。1933年春天，曾介绍母亲到这家书店当店员。许晴以这个书店为掩护，偷偷销售进步书籍。母亲一度很高兴。但不久许晴被捕，母亲在书店无法呆下去，又失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