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休以后。来探视病人的家属越来越多，亲人和病人分成多组交谈起来，个个都旁若无人。老丁又走到我的床边来了。
“我最善于闹中取静了，越闹越觉得静。我接着讲……”我忍不住噗哧一笑，他琢磨着我的表情，似乎还没有拒绝听下去的意思，只有一点点无奈，他也噗哧一笑。“我上午已经说到回厂上班了。回厂以后，拿到了城市户口本、购粮本和工作证。只是住房还得分在城乡搭界的地方，那还是一位退休老工人过世以后留下来的一间半房子。和菜农们住在一起，上班的路程相当的远。为此厂长对我表示了歉意。我却感到非常意外，对厂长能够分给我房子，并向我道歉，不胜惶恐之至。受宠若惊之余，我向厂长表示：我一定再大干十年，报答党给我第二次生命的恩典。厂长却没有我那样激动。他对我讲：‘量力而为吧！’我更加感激涕零。啥人晓得，我只上了三个月班就百病丛生了。门诊、住院，住院、门诊，我实实在在感到难为情。本来我是要拼了这条老命的，结果成了厂里的累赘。厂长说：‘我们厂有负于你……’我一听，吓得汗流泱背。‘可不敢这样讲啊！厂长！厂哪能会有负于我呢，我有负于厂呀！’‘实事求是嘛！你，有病就医，就吃药，就打针，就住院。啥人有意见，我来顶。阿拉厂效益是比较差，你也晓得，国产手表难得卖，我又坚决不同意中外合资，替外国人创牌子。我们厂在最繁华的南京路名品商城租了一百平方米的铺面，一个月要付出租金一万块，可一个月卖出的手表顶多25只。连本带利只有两三千块，给站柜台的职工发工资都不够。你，放心，只要我当一天厂长，这一天你的医药费、住院费都要按制度报销。门诊费用你付百分之五，住院费用你付百分之四点五。’于是，我就心安理得地看病、住院，住院、看病……我当然知道，我的身子变得越来越懒了，思想变得越来越坏了，很是内疚！最近听说我们手表厂要宣布破产，厂都不存在了，厂长还会有吗？不知道哪一天忽然厂和厂长都没了，我就……唉！我希望，别见笑，我讲过，我已经没有期待了，哪能还要讲希望呢？其原因就是：我还活着。要是我们手表厂在我死掉以后再宣布破产，那就是我的天大的福气了。我希望——可怜的一点点希望：厂子和厂长在我死后还在，哪怕是名存实亡。上帝保佑！虽然我不相信上帝。我说过：人生就是一个过程，我的过程已经很长了，历史上许多造福民族的伟人应该长生不老。唉！好人不长寿呀！鲁迅先生才活到五十六岁，孙中山先生也不过活到六十，我算什么东西，凭什么活得比他们还长！照常人的看法，生命的过程是很苦的。苦和乐，是比较而言的。有了比较才能感觉到轻重、深浅。像现在的我，就不觉得了。回想起来，我的整个生命过程都差不太多。有人喜欢玩味痛苦。我不懂，痛苦有啥可玩味的。你看！”他拉着我走到病房门外走廊上，用手指给让我看：“快看’……”
我看见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女，穿着一件宽大的病号服。我想起一句乡下人的俗话，真像是“老鼠披着荷叶”。她把整个身子都依在一个小伙子的身上。小伙子紧紧地搂着她，在走廊上慢慢地往前移着寸步。似乎不这样，她就站不住似的。我想她的病一定是很重很重了。我注视着她的脸，想看清她的轮廓，结果是徒然的。走廊上的光线比较暗，她的脸看上去只是一条模糊的白色，眼睛、鼻子、眉毛都像一滴滴淡墨溶入乳液里一样。那小伙子是个瘦长个子，只要你一上街，就能看见和他相像的人，按照服装的尺码来界定：他们比成人小，比中人又大。在各个时装店、快餐店、家电商场和宾馆的大堂里串来串去。如果他们中的一个见了另一个，一定会问：“做啥？”另一个的回答一定是：“荡荡。”老丁问我：
“你晓得她是啥人？”
“……”我知道他指的是那位小姐，我摇摇头。
“就是那只花蝴蝶呀！14床，胆结石。”
是她！是早上从电梯里飞出来的那只花蝴蝶？连衣裙的肩上飘舞着一条白色镂花披肩。早上她来的时候，真是一只春天朝阳下翩翩起舞的花蝴蝶，到了下午，为什么就成了这样呢？老丁好像猜中了我的心思，他回答我：
“这大概就是玩味痛苦吧……”语气里透露出一丝他从来都不曾有的苦涩来。
突然从我们病房里传来一片哭声，就像是一个严厉的指挥突然挥动了一下指挥棒，一个多声部的合唱团，开始合唱了。老丁淡淡地说：
“‘歌德巴哈猜想’的答案就要披露了……”
我当然知道，这是21床那位多子多孙的老人的嘴停止了夸张的咀嚼。病房里惊天动地的哭号，夹杂着捶胸顿足，让人不寒而栗。
“等等我！阿爸呀！我要跟你一道去！”请设想一下：这是人的悲声，其强度又不像人所能够发得出来的。
“阿爸！侬回来呀！”他们用全力拍手打掌。
“拿出来！”如果你仔细听，会听见有人用另一种声音说出的话，低沉如发自深渊的闷雷，强硬如凶手握中的匕首。
“现在是啥辰光啊！”这是小女儿蕙敏的声音。
“啥辰光？关键辰光！”
“拿啥模什？！”
“啥模什？侬心里厢顶清楚。”
“我心里厢对侬永生永世一片孝心呀！侬晓得不晓得呀！阿爸啊！我是侬咯乖囡啊！”
“拿出来！”
“老爸呀！侬哪能忍心丢下阿拉撒手一去就不管了啊！”又是撕肝裂肺的嚎叫。
“拿出来！”
“老爸呀！侬咯老二顶作孽了！一生一世得不到侬咯疼爱呀！”
“拿出来！”
“侬，侬，侬……全都疯了！老爸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呀！就一点亲情不顾了么？哥哥姐姐们啊！我会得拿出来咯，总不能在爸爸身上抢啊！我晓得呀！毋拿出来我就会让亲人们大劈八块，喏！哥哥姐姐正好八个。”接着惠敏大恸。“老爸呀！老爸呀！侬把眼睛睁开来看看俄生养咯儿子女儿吧！伊拉一个、两个……个个都是啥个样子啊！爸爸呀！”
两个穿蓝工作服的公务员已经推着带轮子的床，在值班医生的带领下进了病房，这是医院里唯一没有号的床。来的好快呀！大概医生希望早些太平下来。医生催促着：
“快穿衣裳！快！伊活了差不多九十岁了，早有思想准备。照理讲，儿女们来咯辰光也毋短了，也应该有了充分咯思想准备！既毋要哭，又毋要闹，欢欢喜喜送伊上路。”
九个年迈的子女，这才七手八脚匆匆地给已经瘦成骨架了的父亲穿上老衣。蓝衣裳公务员就像冰库里的工人抬冰冻整猪那样，高高抬起，往带轮子的床上一扔，十分准确。尽管活动床很窄，人落下来，刚好，不偏不倚。
当蓝衣裳公务员推着带轮子的床从我身边过的时候，我看见老人的脸上很安详。既没有怨恨，又没有痛快，只有一丁点儿讥讽的表情。可他一定也知道，他的两腿一蹬，双眼一闭，仅仅只是拉开了一连串的悲喜剧的序幕。老丁轻轻在我耳边说：
“你看！”
我知道他让我看的是老人的子女们，八个从五十岁到六十岁的哥哥姐姐，以娇小的妹妹为中心，形成一个半圆。每个人哭着，同时都伸出一只痉挛的手抓着妹妹的衣裳。我相信：他们的眼泪是很真实的，而他们的手？却是很现实的。
“你猜猜看，”我问老丁：“下面的发展是……？”
“可能是武摊牌，也可能是文摊牌。”
“再往下呢？”
“撕衣裳。”
“撕衣裳？撕谁的衣裳。”
“八位哥哥姐姐撕光妹妹的衣裳。”
“为什么？”
“他们绝对毋相信信封里只有一张玻璃纸，以为本票肯定藏在妹妹贴身的衣裳里。”
“贴身衣裳里肯定没有！”
“我也知道肯定没有，他们不相信呀！”
“没有就是没有，衣裳撕烂也还是没有呀！怎么办？……再往下？”
“再往下就是拆房子了……”
我觉得很奇怪，拆房子？拆什么房子？
“拆老人那间亭子间呀！他们准以为老爸恶作剧，把银行本票塞在哪个墙缝缝里了……”
“啊！”我明白了。“可能！”
我们俩站在走廊里沉默了许久……
还是老丁先打破沉默，他说：
“这个老人终究是个弱者，他大半辈子对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也不敢表示个态度，终于等到了他唯一一个表态的机会。可惜呀！可惜！他已经看不见他身后一系列的戏剧场面了，也许他根本就不要看。”
“是呀，”我说：“知子莫若父。他当然能想象得到会出现什么样的戏剧场面。但他感到幸运的是：当他闭上这双阅尽人世沧桑的老眼以后，‘铛——！’戏才算开了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