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我……真他妈的倒霉透了！一直到汽车驰进市区终点站，他们才把我嘴上的毛巾解开，松了绑，井把我推下汽车。我为了试试喉咙还能不能讲话，使劲喊叫起来：
“你们怎么敢？怎么敢这样对待我？你们……？”
我能听得出，我的声音仍然很响亮，发声器官并未失效。但谁也不理睬我，乘客们各走各的路，司机、售票员锁上门走了，好象我果真变成了哑巴，我听到的我自己的声音是不存在的。他们就这么对待我，他们敢，我能咬掉他们的耳朵？！但我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不是疯子，我只是肺结核，正确而坦白地说，只是假装可能患有肺结核。这后一层意思当然不能露，我大叫着：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实事求是！”先念了毛主席语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他们会反问我：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什么态度？——这一问我就得卡壳。“我进城来看的是肺病，你们把我当精神病人捆起来！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所有的当事人都好象没听见我的声音，只有与这件事毫无关系的过路人，才停下来笑嘻嘻地看着我。他们一定认为我的话很可笑。我竟然会站在一个无法可依、无天可呼的国土上呼法吁天？一想到这儿，我自己辛酸地笑了。管它呢！进城的目的达到了！我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然后用脚搓了搓，途中遇到的不愉快算是到此结束了！挤过了一座“窄门”。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找她的时候，就是站在这棵树下，从这个角度去窥测那扇窗户的。看不见一线灯光，完全无法判断她在还是不在，是她一个人在，还是有一个另外的什么人。我这个乡巴佬还能按照她告诉我的地址找到这儿，并判断出三楼那扇贴着黑纸的窗户里就是她的蜗壳。我象腾云驾雾般惘然地走上楼梯，在她门口站定，想听听门里的动静——什么也听不到。想从锁眼儿里看看，她居然连锁眼都堵死了。我敲敲门，很久才开了一个缝，流泄出一窄条灯光，门虽开了，还挂着链子。她大概认出了我，她摘了链子，拉开门。我原以为这次的会见会出现一个电影、戏剧式的优美场面，她会吃惊得大叫起来，我会激动得不知所云，低着头不断在地上搓着鞋底。结果，完全不是那样。她也不吃惊，我也不怎么激动。她好象料到就是我，皱了一下鼻子，伸出一只手：
“喂！快进来呀！瞧你那副傻样儿！”
我被她轻轻一拉就跨进了她的蜗壳。
“请坐！”
可往哪儿坐呢？屋中间摆着一张破铁床。铁床上堆着从来都不需要叠的被褥。她已经坐在床上了，抱着枕头，象抱着一只灰猫那样。我环顾四周，再也没什么好描述的了。可以用古人那句“家徒四壁”来一言以蔽之，完结。她看出了我的失望情绪，撇了撇嘴，站起来扯了我一把。
“坐呀！说你傻你就更装傻了。”
我自己完全能想象得出我的样子有多么蠢，头发自不用说，是一个对理发最外行的同学用一把锈剪刀剪的，据说极象马桶盖，上衣是最时新的破军衣，蓝裤子不够长，把穿着破解放鞋而没有穿袜子的一双泥脚暴露无遗。肩上挂一个又大又侉的土黄色大书包，书包里装着那张用好几层破报纸包着的唱片。我坐下了，也坐在小铁床上。小铁床尖锐地叫了一声，不知道是表示欢迎还是抗议，八成是后者。她站起来又坐下，紧挨着我。这时，小铁床已经叫不出来了，只叹息了一声。她从床底下掏出一把宜兴小茶壶，自己喝了一口，用手擦了一下壶嘴儿递给我。我因为太渴，接过来猛吸一口。她从响声里就可以判断出，我这一口已经把茶水全都吸干了。她从我手里把壶夺过去。
“真是个乡巴佬，茶是这么喝的？”
我很窘地看着她揭开盖子的壶里剩下的茶叶。茶是温热的，很浓。我说：
“给碗凉水吧！”
“别寒碜人了！茶有的是，不过喝茶是个文化，得文明点。”说着她到小厨房里给我找了一个大搪磁缸子，抓了一把茶叶，沏了一大缸子茶交给我。
“给，使劲喝吧！”
我抱着热乎乎的茶缸子笑了。但我很快就想到，我一边编写一边表演的第一场戏已经算是结束了，下一场怎么继续下去呢？我忧心忡仲地说：
“明儿还得去医院透视，我……压根就没病，一透不就穿帮了吗？唉！反正能出来溜一趟，哪怕明儿就得回去也不虚此行呀。”当我说到“不虚此行”四个字的时候，节奏放慢，音色柔美，稍带伤感，象蹩脚演员那样合情脉脉地瞟了她一眼。她在我背上轻轻打了一巴掌，摇晃着我，戏谚地说：
“最高指示：既来之，则安之。你就根本别操心，医院也别去，透视报告，诊断证明，等等一切，我包了！”
嗬！我的眼睛一定睁得比牛眼睛还大。难以想象！一个足不出户的小姑娘会有这么大能耐！她缩在蜗壳里，对于外面那个世界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外面那个世界不也和农场一样严峻吗？人与人之间除了监督、揭发、告密、诬陷，还有同情？徇私？甚至可以找到能开出假诊断书的“朋友”（姑且还用“朋友”这个陈旧而带有反动意味的名词）？在农场医务室老铁梅那儿可甭想。
“不相信？要是不相信，您就请吧！ByeBye！”
“我不是不相信，是不敢相信。”
“真是个乡巴佬！你以为人人都象你们开始当红卫兵那阵儿，认真地信仰，认真地盲从，认真地行凶作恶……你到现在还不开窍，就在搞这场‘大革命’的第一天，中央文革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两张脸，一张是给红卫兵们和天下人看的，一张是给他们自己那伙人看的。记住，乡巴佬！并不是一切发光体都是为了照亮自己，相反！一切用最强的光去照射别人的人，他们自己都蹲在最黑暗的阴影里。我们这些黎民百姓，没有一点用以掩饰自己的光，只好用自己的身子，遮着强光，制造一小块阴影，能够让我们把手放在背后，互相交换一点点温暖！如此而已，岂有它哉！算了！我怎么会又为这些事动起感情来了？！别见笑！”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忽然，忽然为我早已经厌倦了的事情动感情。所以我也不会笑你！人这玩意儿，就是很怪！……可我今儿晚上住在哪儿呀？”
“当然是我这儿呀！”y
这么简单？！我的天！就这么简单！来了，住下，一男一女，在一个蜗牛壳里。为什么这么复杂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了呢？许多至圣先贤为此著书立说，一代一代的皇帝通过枢密院、尚书省、立宪议会为此制定法律，宗教法庭、民事法庭为此做过千千万万判决，古今才子们为此编写了堆积如山的经书、传奇小说、戏文……到了她的蜗牛壳里会如此简单。我想，她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中国出过一个叫孔丘的人，虽然全国正在化费几百万吨纸张和几百万吨墨汁写批孔的大字报。再不然，她很可能根本就没意识到她是一个和我性别不同的人。可我记得她对我说过，她读过不少小说，而大多数小说里写的无外乎是一些以各种伦理观念为基点演义出来的爱情故事。要么，她什么书也没读过，上次对我说的全是吹嘘自己的谎话。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她“扑嗤”一声把一口茶喷了出来。
“你现在应该瞧瞧镜子，你现在就象是契诃夫笔下那个在铁路上拔道钉做渔网坠子的农民，站在法官面前那个样子。”她好象有意在回答我的狐疑。
我没看过契诃夫的书，不知道那个农民在法官面前到底是什么样子。可以想见，她绝不是在恭维我。
“还不把你的破书包拿下来！”她替我从肩上取下书包，当她正要把书包扔向墙角的时候，我抓住她的手。
“别摔坏了！”
“怎么，书包里除了语录本，你还有什么？”
“转诊单……”
“还有半个冷馒头，”
“不！还有一张唱片。”
“唱片？《沙家浜》？《红灯记》？《海港》？《智取威虎山》？……”
“都不是！”我打断她的话，怕她一口气背出八个让人听起来都腻歪得想呕的剧名来。“是一张柴可夫斯基。”
“柴可夫斯基？！”她的眼睛顿时大放光明，我从没看见过在沙漠中长途跋涉之后忽然看到绿洲的旅人的目光是什么样，我相信，那些风尘仆仆的旅行者的目光就是她现在这个样子。她用她那双极柔软的小手连连拍着我的腮帮子。“你真棒！你太棒了！还有一张柴可夫斯基！”
我从书包里掏出那张唱片，把报纸扯去，露出封套上的柴可夫斯基像，一双若有所思的智慧的眼睛，一把俄罗斯式的大胡子。
“啊”她抚摸着柴可夫斯基的脸，亲切地说：“老柴！果然是老柴头儿！”
她怎么把柴可夫斯基叫做老柴呢？象喊叫一个熟悉的中国老头儿似的。我有点妒忌她，她怎么会跟他那么熟悉呢？我这个读过大学的人还不如一个只上过几天初中的女孩子！对于这个老柴简直是生疏得连一个音符也没听到过。但这张唱片是我保留下来的，在一个长长的、至今尚未了结的洗劫中。
“你真棒！你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是……”我不敢把真相告诉她，那样会在她面前显得太真实。任何一个太真实的形象都是可怕的。我会立即从“真棒”变成“真野蛮”。数不清的珍贵唱片、录音带和乐谱都被我付之一炬，而且还以为自己是当代林则徐，在义愤填膺地焚烧舶来的鸦片，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我只含混地回答她：“很偶然，可惜有个裂缝……”
“啊！”她好象懂了，也就不再问了。她可能在猜想：这张唱片联系着一个与我命运相同的悲剧故事，她不便勾起我的伤心事。这个误会可真是太大了，误会已经形成，就让她误会吧！“等等！”她闭上眼睛，把双手搁在胸前，肃穆地说：
“让我静静地坐一会再听它。”她仰着天使般纯洁的脸，我猜不出她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但我能看出她正在竭力使自己的灵魂归于宁静。我象傻瓜似地张着嘴，呆呆地看着她那由于激动而变得红彤彤的小嘴。我有过她这种纯净的激情吗？没有。我有过的是另一种炽烈的、虔诚得歇斯底里的近似疯狂的冲动。此时，她在表面上象静止的湖水，而在她的心灵深处是被地层覆盖着的烈焰。我很惊骇，一张裂了缝的唱片会在她的心灵里掀起如此猛烈的狂澜。至于吗！
可怎么来听这张唱片呢？唱片自己会发声吗？当然不会，可我们怎么听呢？当我正在纳闷儿的时候，她睁开了眼睛，站起来，轻声对我说：
“来一下。”
我跟着她，她打开另一间空屋，屋里堆积着破沙发、破椅子、棉絮之类的杂物，一般霉味，一下脚就会扬起一大片灰尘。她从那些尘土和杂物之间拉出一架显然是她自己用棍棒扎成的梯子，交给我。我扛着梯子急急走出尘土之国。她让我把梯子扛进狭窄的卫生间，靠在给水电工留的方孔之下，她爬上梯子钻进那小小的方孔，从方孔里首先递给我一部交直流两用收音机，然后再递给我一部捷克造的四速唱机。原来她的宝藏在头顶上。我和她擦拭了机器上的尘土，接上电源，打开收音机，收音机的扬声器里突然冲出来一句京剧样板戏的唱腔：
“这个女人啊不寻常……”
她立即把旋纽旋到拾音的位置，硬是把马长礼的嗓音给拧断了。她所进行的最后的一道工序是用一条雪白的细纱女用手绢轻轻擦拭着唱片。她的如此珍爱和小心翼翼的动作使我的脸上渐渐发起烧来。对比——我现在才懂得对比这个在一切艺术领域中的强有力的手段，我过去只知道光影和色彩的对比在视觉上产生的效果，而且仅仅只是在技术性的意义上，从没想到对比有时会震撼人们的灵魂！
当晶体唱针在旋转着的唱片上发出丝丝的声音的时候，她用双手托着自己的下巴颏儿，注视着那旋转着的、幽暗的唱片的反光。
最初，乐音是在不知不觉中出现的，几乎是人的不安的叹息和痛苦的呻吟，很久才出现那个在外行人听来也是极为亲切而优美的主旋律，揪心的痛楚，一颗颗滚烫的泪不断直接滴落在最敏感最娇嫩的心灵上。又象是在承受，在坚韧地承受着荆棘、砾石、锯齿般的钝刀、盐粒儿和冰碴儿……我不自主地被那张破裂的唱片所传达的柴可夫斯基的忧伤的激情征服了。一望无际的大潮在背后推动着我，我不可抗拒地在它的推动下滑向大海的深处。我心甘情愿地闭上眼睛，把自己交给了它，比起它给予我的感受来，我以往体验过什么呢？体验过！但都太浅薄，太乏味。悲壮的音流拥着我，淹没着我，溅击着我，我愿意在这沉浮中走向泯灭。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在我眼前升起，那曾经是确切、庄严的呐喊和号啕都变得非常飘忽而遥远。那曾经是数十万人整齐划一地挥动旗帜和语录本的有力的动作变得参差、零乱而异常缓慢。那曾经是非常壮观的红卫兵大兵团横渡大江中的阵容，原来是精疲力尽的人群的挣扎。那曾经是威武雄壮、不屈不挠的武斗，原来是拥挤在泥沼中打群架的猢狲……变形了的图景的闪回，褪色了的色彩的再现，片断，都是零碎的片断。而浑厚的乐音一次一次把我从困境中托起。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么巨大的冲击，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启示，也从来没有把应该扬弃的东西扬弃得如此彻底。我觉得既沉重而又轻捷，既悲哀而又欢乐，既沉沦而又升华……当乐曲经历了极度痛苦的阵颤之后，以坚定、坦然的高歌越过更广阔的空间，最后带着彳亍的忧郁归于沉寂……很久，我才发现我自己的眼睛是紧闭着的。我睁开眼睛把脸转向芸茜，发现她的前襟已经被泪水浸透了。她没有哭泣，也没有呜咽，只是泪水在不断地涌流。唱机“咔嗒”一声停下了。蜗牛壳里和蜗牛壳外的世界全部冷凝在虚无之中。我俩在冷峻的空虚中坐了很久。我情不自禁地叹息了一声，这一声叹息吓得我自己打了一个寒噤。
又过了很久，芸茜站起来，关了灯，轻轻打开临街的窗户，淡淡的月光涌了进来，蜗牛壳外的世界总算安静下来，又有点象人类休养生息的地方了。新鲜空气一下就灌满了整个房间，我走到窗前，看着昏暗的街灯下的林荫道，连只狗都没有，只有墙上没贴紧的大字报在风中索索发响。芸茜那双含泪的大眼睛看着我，我的眼睛竟神奇得可以看清她的瞳人中的我自己。她非常非常轻地对我说（轻得只能使我一人听见）：
“每天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打开窗户，象牢房的看守那样，为我自己打开牢门，让我的视线去放风。白天窗内是个小牢房，窗外是个大牢房。我宁愿在小牢房里呆着，一个人，只有幻想是自由的，我可以为我自己而存在，一出门就必须为别人而存在了。一言一行都是为别人设计的，虽然大牢房里的犯人都有自己的冤屈，自己的艰辛，自己的难言之苦，都是很可怜的人。正因为他们很可怜，也就变得很可怕，象一群瘦骨嶙峋的狼，都在伺机去撕碎一只比自己更弱、更为可怜的狼。我为了不变得那么凶狠，尽量不走进大牢房里去。在那里，为了不让人撕碎，随时都要提防，伪装，眼睛一下也不能眨动！太累了！活着为什么这么累呢？每时每刻都有过失在等待着你，为什么要求亿万人都是没有一点过失的人呢？人活着就是为了避免过失吗？没有过失的人还是有血有肉的人吗，什么叫过失呢？如果生活中有那么多过失，也许那就不是什么过失了。那些要求别人没有一点过失的人自己就没有一点过失吗？他们真的象是石膏像那么洁白吗？当然不是！他们象险恶的猎人为野兽在森林里设置陷阱一样，他们把可怜的动物落入陷阱的哀鸣当音乐来享受，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过失吗？等到陷阱布满一切道路的时候，他们自己还能通行无阻吗？唉——！”她深深地叹息了一声，象从秋天的森林深处传来的风声，能想象得到，有千万片黄叶在飘落……“我又在为我早就厌倦了的事情动感情了，又让你见笑了！死不改悔的方芸茜！”她冷笑了一下，连连摇着她的短发。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一部在蜗壳里轰响的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一段发自一个少女肺腑的独白，她和我站在这个小牢房和大牢房之间。我太渺小了，我的感情从未承受过这么美好的负担，我显得如此贫乏。在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和芸茜的哲理的思索面前，我说什么都是多余和愚蠢的。我即使说一夜话也没有她一句话的重量的十分之一。她的话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从幽谷中流泄出的泉水。泉水浸润着阴暗的林间泥土上自然开放的智慧之花。只有我有幸能看见这些花朵的光亮。我向她靠近，她慢慢把满脸泪水的脸移在我的肩头上，双手抱住我，那么自然。渐渐我的脸上也沾满了她的泪和我的泪。后来，我们又用滚烫的脸把她的泪和我的泪烤干。我感觉到她的柔软的嘴唇包着牙齿轻轻地假咬我的脸和脖颈。她在寻找我的嘴，那么自然，找到了！她贪婪地亲吻我的嘴。我第一次亲吻并第一次知道亲吻原来不只是嘴唇贴着嘴唇，我拙笨地照她的样子复习着。而后比她更贪婪、更炽烈。
这时，有一种尖锐的声音象刺刀一样猛地冲进我们两个人的世界，吓得我们同时互相推开。三秒钟之后才分辨出这是大街上的高音喇叭里的人声：
“传达最新最高指示，注意了！革命的同志们！起来，都起来，我们要传达最新最高指示了……”
芸茜立即掩上窗户，默默地走到铁床边，慢慢坐下来，我跟着她远离那声音。当我坐在她身边的时候，她抱住了我。我感觉到她炽热的身子变得冰冷，而且在发抖。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我们抱着一起倒在那张狭小的铁床上，后来的事情我全部想不起来了。我只知道她并不象我猜想的那样，是一个什么都经历过的小妖精，她还是一个处女。这使我感到失望、沮丧和惶恐不安，尤其是我自己一直不间断地反问自己：这样可以吗？这是合法的吗？这样合适吗？要是有人发现了怎么办？她怎么看我呢？我自己怎么看自己呢？明天我们在晨光下怎么见面呢？无数个问题象洪水一样淹没了我可能尝试到的一切。
果然，她自己好象在我面前失落什么，又象是暴露了她的极大的弱点而非常委屈。我们谁也不敢看谁，我只能用眼角的余光惴惴不安地去观察她。当我去洗漱的时候，她默默地为我和她自己做好了早饭，两小碗麦片粥和几片烤面包。地上铺着几张旧报纸，她席地坐在报纸上，我迟疑着不敢坐，因为我知道每一张报纸上都有领袖像和无数条用黑体字显示出的“最高指示”，用屁股去坐和用脚去踩都是亵读罪。当我看见贴着黑纸的窗户时，才明白我是在蜗牛壳里，谁也看不见，只有她能看见我，我能看见她。我淡淡地笑了一声，坐在她身边。我们小口小口地啃着面包，轻声喝着麦片粥。吃完了，我主动把碗筷收到小厨房里洗涮。等我回到她身边的时候，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又在蜗牛壳里扩散开来。她坐在小铁床上，捧着一个为了暖手的玻璃杯，仰望着昼夜都得亮着的灯泡，她已经超然物外，沉浸在音乐里了，眼睛里反射着亮晶晶的灯光。
唱片每转一圈，唱针都要跳动一下，出现柴可夫斯基总谱里没有的四分之一拍的杂音和六分之一拍的延缓……
我和芸茜生活在一起了，我除了定期戴着大口罩到农场给军代表送一张盖有医院和主治医生印章的诊断证明之外，芸茜绝对禁止我和外界接触，我们把为了生活，必须有的外部交往压缩到最小范围，由她一人去承担。我每一次交给军代表的诊断证明上都写着：“浸润性肺结核，活跃期。”每一次军代表对我都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办法，用一把医用钳子夹着诊断证明书，送到距离眼睛一米远的地方匆匆一过目，就立刻把我打发走了。他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要讳疾忌医。既来之，则安之。好好治疗，好好休息，去吧！”当我故意伸出手来和他握别的时候，他没敢把手伸给我，只挥了挥。我很想笑，但我绝对不能笑。他经常用最高指示教育我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他自己却那么怕死，肺结核在七十年代根本就不能算是危险的病症了。三十年代的言情小说家才用这种不治之症来制造生死情人的悲剧。
“去吧！晚了可没有班车进城了。”这时——只有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是一个“有传染病的病人”。军代表根本顾不得问我在哪里往，有没有什么困难，灵魂深处还闹不闹革命……他的不闻不问倒是在客观上照顾了我。
我的这些源源不断的诊断证明书是从哪儿来的呢？在那样恐怖的年代，哪个医院和医生敢于为一个在农场里被改造的小知识分子逃避劳动承担制造伪证的罪责呢？芸茜告诉我：
这些证明都是她从一位目前正走红的主任医师那里要来的。这位医生曾经是芸茜的邻居，就住在她对门那套房子里，现在已经乔迁到著名的红岭新村去了。那个新村所以著名是因为新村里住的都是著名的住户，有新任的部长、局长，有样板戏主要演员，有为新贵们看病有功的医生。这位贾松立医生就是属于后一类。“文革”前期，贾松立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因为他的医术好，治好过不少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病，罪恶深重，又加上他年青时代留学德国，一提到德国，我国那些党性强、阶级立场特别稳、阶级警觉性非常高的人很自然就联想到希特勒，联想到贾松立和希特勒，联想到贾松立如同希特勒，进而，贾松立就是希特勒，比希特勒更坏。他们的想象力超过一切诗人。贾松立就这样变成了死去多年的希特勒的替身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每天被化装成希特勒的样子，贴着一撮上唇胡，把一小把头发耷拉在前额上，戴着高帽子提着锣游街，一边敲着锣一边把右手向前伸，千万次地重复着希特勒检阅党卫军的动作，没有人押解，自己按照造反派给他规定的路线去走，如若发现他有“偷工减料”的行为，路线还要延长，高帽子还要加高加重（内装生铁块）。贾松立当时的精彩表演却引不起任何人发笑，即使是站在街上的孩子都笑不出，只感到惊骇，每当他游完街回到这座楼的时候，只能一步一步地爬上楼梯，没有人去搀扶他，包括他的妻子，甚至没有一张面向他的脸是温和的。只有小芸茜搀扶过他，还叫他“伯伯！”还笑容满面地问长问短，把自己弄到的食物分给他一半，偷偷给他送开水、送各派出版的小报。好象他脸上的小胡子和高帽子根本就不存在。一九六九年，随着他过去的一个患者，从走资派在一夜之间变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层人物之日起，贾松立也起用了。这位高层人物的健康必须由他来保证，随之贾松立也摘去了希特勒的小胡子和高帽子，成为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有功之臣了。医院革委会主任是一个要把他置于死地的人。这个人曾经是他的学生。这位学生做梦也想不到贾松立还会活着回到医院里来。贾松立的复出不仅在道义上对他是个严重的打击，而且由于一件在奇妙的时间空间里发生的事，贾松立掌握到这位主任的一个重要把柄，使得这位主任随时都得惧怕贾松立几分。贾松立起用后，这位主任为了表示他的好意，主动任命他为主任医师，而且只要是贾松立提出的要求，全部照准，甚至可以先做后准，凡做必准。那还是“文革”第一年冬天的事。贾松立这位高足当时是市医疗系统的造反司令，司令部设在院长室，那里是他的私刑法庭，也是他行乐的后宫。有一天晚上，他和他的部下严刑审讯了贾松立，要贾松立招认在德国留学期间曾参加过希特勒的“啤酒馆起义”。贾松立一再申诉他不仅没参加过，也没听说过，他对历史没有研究。这种申诉当然就是抵赖。抵赖就得用刑。让他跪在地上，背上压了八块青砖就不管他了。接着，这位司令官又让人把一个关在牛棚里的年轻女医生路秀押进他的司令部，然后命令他的部下全部退出，让他们在门外站岗，严令不许任何人进来。这位司令根本就不把跪在地上的他的老师当做一个人，只当他是一张破椅子。因为他相信，他的老师绝不会活着重新拿起听诊器了，即使他人不死，在政治上他已经被枪毙了！一个政治上死亡了的人就象一头猪、一只狗，对人是毫无威胁的。因此，他敢于当着他的老师进行一堂如下的审问：
“路秀！怎么样！我的老同学，你五年来坚持不给我的东西，昨天夜里我不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吗？”
“……”这个面色苍白的路秀仍然是美丽的，她啜泣着不回答。
“这不能怪我，我曾经希望我们象老同学那样平等地相爱。我很有耐心地追求过你，你不接受；你也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我会成为主宰你的命运的人。你的罪过是很严重的！”
“我是无意的，无意的笔误，写错了一句口号。”
“你的罪证在我手里，我还没给任何人看过，你还有救，你只要……”
“不！不！”
“不？昨天夜里已经已经了！……”司令得意洋洋地哼着鼻子冷笑。
“那是你强迫给我注射了麻醉剂。你这样做是不……不道德的！也违法……”
“违法？不道德？……”他哈哈大笑起来，并在转椅上急速旋转着。
“你已经那样做过了，该放过我了吧？我不……不告发你……”
“什么？”他大声喊着。“难道明天的太阳从西出？你告发我？你去告告试试！不是给你定一个阶级报复，就是给你定一个拖革命造反派头头下水的阶级异己分子，临了，我还是我！”
“你已经那样做过了……”
贾松立的膝盖和背都疼得要命，他却忍着，黄豆大的汗珠不断往下落，他听着这堂奇妙的审讯，心灵里的疼痛已经压倒了肉体的疼痛。
“我做过了，我还要做。我要在你清醒的时候做，而不是在你麻醉中做。要你有一个女人应该有的反应。要你扭动，要你喊叫，要你紧紧地抱着我！”
她嘤嘤地、悲惨地啼哭着，这个可怜的年轻女人吓得浑身颤抖。当一个女人象一只蹲在狼的嘴边的兔子那样无助和无望的时候，她的脆弱的思维已经完全麻木了。
贾松立真想吼叫着站起来，用背上的八块青砖砸烂这位司令官的脑袋。但他知道自己站不起来，他知道在这种时候能够站起来的人是很少的。想站起来，但站不起来，他真想立刻死在这里……他一生读过很多的书，也亲身经历过很多事，在那许许多多的故事中有许许多多异化为其它什么东西的人，这些故事中的人在他的高足面前都显得黯淡无光。但他对于他的高足在人前的坦率既惊讶而又敬佩之至！他现在才明白，完全坦率的权力只属于大权在握有恃无恐的人，而且只能在弱者面前。贾松立感到比那女人还要受屈辱，他在心里叹息着说：“我是个弱者，比那女人还弱，还要可悲，不！我是个死者，已经完完全全地死了。肉体和人格都已经死了！”在当时，他绝想不到他自己是一个可以保留一点记忆的人。他的学生根本就没把他当做人，所以也就不存在是不是在人前。
接下来，司令当着贾松立的面做的事，贾松立无论如何都没法向小芸茜启齿。他的学生又一次没想到，没想到这个被他判了死刑的贾松立，这个被他无视的背上压了八块青砖的幽灵会直起腰干子，穿着白大褂，做为一个人的实体回到医院来上班。对于他来说，贾松立不仅是个恢复了工作的医生，还是个恢复了人格的活见证。——真是太阳从西方升起来了！后悔总是来不及的。
——这个故事和我自己的故事能够在蜗牛壳里延续下去是有着密切关连的。没有贾松立的复活，我哪来的诊断证明书？！没有诊断证明书，我怎么能和芸茜一起缩在蜗牛壳里沐浴着柴可夫斯基洪大的音流？只好和那群水牛一起在臭水坑旁边晒太阳。
芸茜似乎没考虑过，我们俩在一起生活意味着什么？它符合哪一种道德规范？它的前景和可能的结果是什么？我可不行，几乎时刻都在想这些问题，或者说这些问题时刻都会跳进我们无忧无虑的欢乐中，扫我的兴。而她只知道这样很好，她需要我，把我从恐怖而纷扰的大牢房拖进小牢房里来了。这个小牢房是由我们自己假定的狱墙和狱规，象古人划地为牢那样，在小牢房里我们是自由的，比亿万中国人都自由。因为亿万中国人的心灵就是亿万座更森严的小牢房。我们自己把心灵的牢房打开了，至少是局部的打开了。在我们的蜗牛壳里，我们每天和窗外那个大世界相联系的只有这水管里的水，煤气管里的煤气，通过电线输送进来的电。当然，从悬挂在高楼上的高音喇叭里的声嘶力竭的口号声，警车上的警报器声，风声，雨声，哭声和样板戏的唱腔隐约可闻。这些声音时刻都在提醒我们，你们的蜗牛壳很薄，正处于铁桶一样的包围之中。芸茜好象是视而未见，听而未闻。她的全部智慧和力量都用于使自己隐蔽些，再隐蔽些，不被别人注意。这年头，受人注意有害无益。即使那些风云一时的“左派”们，如果他们稍有自知之明，也会明白，此时完全不是出风头的时候。我们绝不结交朋友，况且在中国早就没有“朋友”这个含意不清的词了。人与人不是同志就是敌人，二者必居其一。寂寞吗？有点儿。一个人抱一本破书，轮换着看，同情书中的失败者，妒忌书中的胜利者，诅咒阻碍有情人结合的恶势力，为柔弱无依的女主人公担心……有一次，我趁芸茜外出采买生活必需品的空子，把窗户打开一个小缝，新鲜而凶猛的风同时冲进来一句口号：
“最高指示：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我赶快关紧窗户，内心的悸动久久不能平静，已经什么都不想了的脑袋瓜子又傻乎乎地自问自答起来。为什么八亿人口非斗不可？不斗不行？这么说，全世界二十多亿人口，争斗永远都没有停息之日么？持久和平、人类的前景不是根本就看不到了吗？我有点明白了，人多必斗，不斗不行，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内容就是组织批斗，挑动群众斗群众，文斗，武斗，七斗八斗，批倒斗臭，因而创造出斗的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看来，看别人斗的人可能是其乐无穷的，比起唐明皇、杨贵妃看斗鸡、斗蟋蟀要过瘾得多。甚至比罗马皇帝看角斗士的人人之斗、人牛之斗还要快乐得多。因为现代人斗的方式方法可是无奇不有，恐怕连那些挑起这场旷古未闻的、空前规模大斗的人们也都想不出，斗到现在，连阶级斗争学说已经不够用了，已经有了创造性的发展。因为中国的阶级敌人一批一批被消灭，被杀，被关，被管。斗争并未稍缓，而愈演愈烈。为了证实阶级斗争永不熄灭，又由一些御用理论家发明创造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一九五七年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第一个创造，接着就是“新生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小爬虫”、“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保皇派”、“乱军派”、“5·16分子”、“内蒙人民党”、“漏网地、富、反、坏、右”，这些还不够，林彪提出“其它反动分子”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江青骂一个人为“王八蛋”，这个“王八蛋”就关起来了。现在看来，阶级划分已经无用了，进入到人口与人口相斗的伟大历史时期了！好象这也不太新鲜，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希特勒早在四十年代初就在国际范围内实行过了，只不过他比中国的“左”派更坦率，他要在全球范围进行一场优秀人种消灭劣等人种的战争！目前，中国之外的一切天文望远镜都射向银河系，中国之内的天文望远镜却射向人群。中国之外的一切显微镜都对准病菌，中国之内的显微镜却对准人的思维。怎么？想这些干什么？准是象傻瓜似地张着嘴，我不是已经从窗外那个世界退出来了吗？芸茜轻轻开门进来了，我竟未觉察她已经走到我的身边，看着我笑。当我发现她的时候，她冷不防冲过来把我摔倒在地板上，紧紧地抱着我。她的嘴唇狠狠地咬着我的嘴唇。我又清醒地回到这个蜗牛壳里来了。她每一次不得不到外面去而后归来的时候，总要这样强烈地拥抱我，给我温存。大概她每一次从大牢房里逃回到我们的小牢房里，就象回到梦中的桃花源一样，特别珍惜这个蜗牛壳，特别珍惜在这个既小又大的国度里的另一位公民——我，我和她只亲，不斗。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冷清而温暖的蜗牛壳，昏暗而光亮的蜗牛壳，侷促而宽阔的蜗牛壳。我们努力把春夏秋冬都关在外面，把阴晴雨雪都关在外面，把烦恼和困惑都关在外面，把一切杂音都关在外面。唱针每一转都要在唱片上跳动一下，由此而出现的四分之一拍杂音和六分之一拍延缓已经够多的了。那是我无可挽回的无数大错误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错误造成的，只好让它留在柴可夫斯基的乐曲中，好象是一个疯癫的乐队指挥有意处理成这个样子的。有什么不能容忍呢？有人在历史的谱纸上不是还在胡涂乱抹么，那唱针的跳动每分钟三十三又二分之一次提醒我：窗外的杂音正充满着整个空间和时间，以及人们的感觉和意识，甚至潜意识。
我有时也会产生古先贤那种反躬自省的情绪。这当然和现今中国流行着的自我辱骂、解脱自己、自欺欺人式的检讨不是一回事。现今的检讨是为了向有权者屈服的表示，大多是因为忍受不了酷刑、桎梏和孤独。当然，也有人是为了讨好、效忠。古先贤的反躬自省是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以自己可以或必须接受的道义或道德规范为尺度的对自己的检查，我对我自己提出的最大一个问题是：
“我现在不是在逃避吗？”
“是的一我承认。我是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内乱的战场上溃逃下来的一名逃兵。”
“为什么要当逃兵呢？逃兵多么可耻呀！”
“我已经不那么重视某些听来刺耳的词句了，我不想戴那么多观念的镣铐！已经是囚徒的人，还要戴那么多镣铐？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是谁的兵，我这个兵应该进攻什么。尤其是连进攻的自由也被剥夺之后，即使是盲目攻击也不可能了。何况我是那样困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为什么？难道真的是为了让中国的田野上长满社会主义的草吗？以后怎么办呢？是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自然而然地生出一副牛的胃，每个中国人吃了一肚子草就半闭着眼睛细细地反刍？什么是我们的光辉胜利？“我们”的含意是什么？什么是敌人的失败？“敌人”的含意是什么？什么是荣誉？什么是羞耻……我全都不知道，所以我也不那么沉重了，听来光彩的观念已不是金项链和玉镯那样可爱了，统统都是锁链和镣铐！”
“可你采取的手段很恶劣呀！装病，欺骗！”
“怎么了？”
“欺骗！”
“这不是很正常吗！”
“很正常？！”
“不仅正常，而且非常合潮流。”
“潮流？”
“对了，潮流。如果整个金碧辉煌的大背景只不过是纸糊的布景，我本来就在一出角色众多的滑稽戏里扮演一个不得不扮演的角色，来一个小小的即兴的插科打诨，不是和剧的基调很统一吗！而且我又绝不妨碍任何一个同台演出者的天才的发挥和剧情的发展，自然而谐调，就象原作者早就写进剧本里的一个细节，为什么不可以？”
“你怎么能认为大背景都只是纸糊的布景呢？这明明是古老中国的大好河山呀！”
“不！我觉得它比布景更虚幻，我常常在阳光下会把一种最流行、最鲜艳的色彩看成黑色，而阴影反而是刺目的光。”
“那只是你个人的幻觉吧！”
“不！我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
“真的？”
“真的，只不过他们时时都在用既定的理性认识来调整自己的感觉。”
“你为什么不能用既定的理往认识来调整自己的感觉呢？”
“我已经从小白鼠的转轮上跳下来了。”
“什么？”
“就是那种专门为小白鼠设计制做的转轮，它一钻进去就疯狂地跑，用它的四只小爪子拼命地蹬，它以为自己已经是飞快地前进了。其实，它一直都在原地，只是那转轮在飞快地眼花缭乱地旋转，它自己无法再钻出它自己使之旋转的转轮了！有些小白鼠一直到精疲力尽，蹬不动那转轮的时候，才从转轮里滑下来。有些一直到咯血而死，自己的生命力使之旋转的转轮还在旋转。”
“这真是一种残酷的游戏。”
“很残酷，谁也逃不脱这转轮，包括那些设计制作转轮的人也不可避免地钻进去，因为他要给别人做示范。当转轮旋转起来的时候，他们明知道这是他们制作的精巧的圈套，只能在原地飞跑，但他们为了证实这是在进步，在飞跃，他们不能停下来，也停不下来了。他们也为自己制造的速度迷惑住了，他们变得更加歇斯底里。那转轮本来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一种惯性力推动着、刺激着不得不飞快弹动的脚和极度兴奋着的神经继续蹬继续蹬，一直蹬到转轮破裂，或者他们自己的心脏破裂……我庆幸自己已从那转轮上活着跌落下来。”
我常常偷偷走到窗口，我在黑纸上挖了一个小圆洞，象是一个坚守阵地的枪口。我就象一个没有擦去脸上油彩的小丑，躲在布景背后，在布景片上挖一个小洞看着我刚刚退出的那舞台，去观察自己曾经象穿红戴绿的猴三儿玩的那些把戏。肉麻当有趣，残暴当勇敢，虚伪当恭敬，尿当眼泪，粪团当丹药……真是一种绝妙的享受，同时，可以从哲理的高度取得极为珍贵的人生经验。不间断地热烈拥护，不厌其烦的卑微透顶的感恩戴德，朝朝暮暮的伏地仟悔……每天早上六点钟，芸茜还在屁股朝天地昏睡，我蹑手蹑脚地光着脚走到窗前，通过那个枪口去射猎那部长剧中的华彩段落。
六点钟，准时极了，那个提着菜篮儿的老婆子走过来了，赤脚拖着一双解放鞋，（解放！多光辉的词儿啊！）头上歪戴着一顶军帽，（能够上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大人物都戴这种军帽，尽管其中有些人并不服现役，这种军帽就象神仙头顶上的光环一样，能显示出神圣性和纯洁性。）胸前拄满了毛主席像章，就象一个苏联元帅。我不由得耽心这老婆子会由于这些金属块太重而坠折了她那已经很弯了的腰。那件蓝布褂子既破又大，使得过于拥挤的金属块能够自由磕碰，不断发出音乐般的响声。她独自嘻嘻笑个不停，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高兴，她在地上拾着拉菜卡车抛撒下来的青菜叶子，（谢天谢地！几乎所有的拉菜卡车都会抛撒一点青菜叶子或几颗小萝卜。）每当拾到一片叶子，她就兴奋地笑一阵，把篮子放在地上，撩起蓝布衫子的后大襟，拍着屁股大声喊叫：
“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一无比一天更好！”
如果能碰巧拾到一颗完整的菜，她会跳得更高，喊得更响。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街上的行人没有一个注意她，只有那些排着长队买菜的人默默地盯着她。其实，只是盯着她的菜篮子里的青菜叶子，羡慕她能拾到这么多。她的台词显然是她自己即兴喊出来的，虽然在此情此景所造成的艺术效果是奇特丽强烈的，正如电影剪接师把两个色调相反的镜头组接在一起所起到的作用一样。可是，那么多阶级嗅觉高得超过警犬的人对于她毫不干涉。首先她的台词一点问题也没有，她并未别出心裁，而是引用的经典。谁敢说形势不好？谁敢说敌人不是一天天烂下去？谁敢说我们不是一夭天好起来？如果你指责她这些话引用得不是地方，不是时候，那么，“毛主席的著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如何解释？就这样，天天如此。老太婆象一个有经验的话剧演员，对于她自己在舞台上出现的时间、地位、上下场的路线记忆得分毫不差，就象印刷品一样，上天一张。久而久之，我不用看就画了一张素描。我很得意，这张素描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得使你毛骨悚然。当我把这张素描拿给芸茜看的时候，我没想到她会如此愤怒！因为她知道我在窥测窗外那个世界，而且窗外那个世界竟然还那样吸引我，或者说我还那样容易被吸引，这太危险了！她伤心地说：
“你的手就那么贱！窗户都关不住你，我都吸引不住你？”
“我想画画。”
“你画我不行吗？我可以做你的模特儿。”她一边掉着泪，一边慢慢脱去自己的衣服。一个我从没看到过的芸茜站在我面前。这时，她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我怎么从来都没想到过她是如此美丽的姑娘哩！我看过数以百计的大师们的裸体雕像和裸体画的真迹或复制品，我承认那些都是非常匀称美丽的躯体，而且都体现出了人自身的价值、力量和信心，但我眼前的这一个却不是借助于艺术技巧的体现，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灵魂的人的躯体，而且她全身心地爱着我（虽然她从没说出过）——这是最重要的，对于我，仅此就足以压倒任何艺术大师创造的维纳斯。我对她曾经那样忽视，总是在一阵狂乱的冲动之后，就在这个雪白的、完美的大自然的杰作旁呼呼大睡了，从未用目光对她有过一瞬间抚爱。在学校里上素描课的时候，画过两个女性模特儿，她们都是已婚并生育过的妇人。坦白地说，她们曾经在我年轻的浮躁灵魂面前引起过强烈的、不可扼止的情欲。记得我第一次走进素描室就面无血色地颤栗了，以致拿不起炭条儿。素描老师讲的话我一个音也听不见。但那只是生理上的青春期的反应。当我开始寻找她们的形体轮廓、细部的线条的时候，我才渐渐冷静下来……在芸茜的躯体面前回忆起那两个模特儿松弛的肌肉来，为自己曾经那样迷乱和冲动而感到羞惭。我轻轻地搂住她，在她耳边说：
“我要画，但不是现在……”
我很轻松地就把她举起来了，我是那样有劲……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