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北大两派的斗争趋于激化，武斗有一触即发之势。我最担心的是床底下的那一个纸箱，里面是我从中学开始到那时的全部日记和文稿。如果武斗爆发，这些东西落入对立派之手，从中肯定能找出编排罪名的材料，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哪里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让我藏匿这满满一纸箱文件呢？我的姐夫的父母家在北京，我曾询问是否可以寄存，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小早帮我把一部分文件寄放到了他的一个亲戚家里，但不久也被退了回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北京的单位和街道都得到通知，不准收留北大学生和存放北大

学生的东西。无奈之下，我狠了狠心，决定精简我的文件，只保留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大部分毁掉。一开始我用焚烧的办法，但那样太引人注意，后来就蹲在厕所里，把文件撕成碎片，扔进马桶冲到下水道去。这项工作花了我好几天的时间。

中旬的一天，忽然传来消息，新北大公社要来占领我们的38楼了，井冈山的同学纷纷逃离。当时，在偌大的北大，只有两栋相邻的学生宿舍楼是井冈山的势力范围，即34楼和36楼。我随手挑了几本书，与未毁掉的少许文件捆在一起，放到34楼里。返回我的寝室，想再拣些东西，却突然感到心灰意懒，躺在床上听楼道里忙乱的响声，觉得这一切离我无限遥远。待响声平静下来后，我站起身，空着手走出了已经寂无一人的楼道。

我住进了34楼顶层的一个房间。在此之前，在对立派弹弓的袭击下，这个房间的窗玻璃已经全部破碎。34楼原是女生宿舍，现在被井冈山占领，房间里也是一派逃难后的景象，散落着女生的小物件。我一个人住这个房间，睡在女生的被窝里，床上有女生的内裤，感官大受刺激。窗外挂着一只高音喇叭，成天播放着井冈山的战斗檄文和对聂元梓的谩骂，震耳欲聋。当时两派的广播都是这个德性。也许正因为太吵，没有人愿住这个房间，而我为了能够独处却宁愿忍受。利用独处的机会，我着手整理带过来的那些文件，主要是把自以为挑不出大毛病的诗抄到一个本子上，又从最近的日记中摘录了与世英有关的几页日记。然后，我把那些文件都付之一炬。只有一个本子，我实在舍不得毁掉。大学一年级时，和世英在一起，我在日记中和纸片上记了许多东西。我记录他的一言一行，我们之间的对话，我对他的观察、欣赏和担忧。这完全是因为，他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既是最精彩的内容，也是最令人不安的内容。在他出事后的那个暑假，我在上海的家里做了一件事，便是把所有这些内容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整理，抄写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大约有二百页之多。我决定留下这个本子，不到万不得已时不毁掉。

然而，不多天后，世英死了。这使我感到，我生活中的郭世英这一页真正翻过去了，世上已经没有郭世英，我已经没有郭世英，这个记载他的往事的本子似乎失去了意义。于是，怀着一种殉葬的悲愤之情，我点燃了这个本子。在我的一生中，我无数次地痛悔当年的这个举动。这个无比生动的人，我有幸在他最精彩的一段时光中与他密切相处，不会有人如此详细地记录他那时的情形，我本是应该为世界保存好这一份证据的。记忆太不完整，也太不可靠，许多生动的细节已经与我的这个本子一起永远消失了。我也痛悔我毁掉了我的全部日记，从十四岁到二十二岁，整个一个青春啊。在那以后，我便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个没有历史的人，我的成长中最重要的岁月没有留下任何文字，那个男孩的秘密的悲欢都不留痕迹地化为乌有了，我的存在也因此显得虚幻了。

在世英死后没几天，北大的武斗升级，成为真正的武斗了。在此之前，两派只是通过高音喇叭互相谩骂，或者架起弹弓互相发射石弹。那些弹弓的威力也了得，井冈山人自豪的是从空军弄到了一批韧性极好的橡胶，做成的弹弓射程甚远。但是，我们基本上还能在校园里自由走动。4月下旬，两派在36楼南边的街上发生了第一次正面冲突，双方的队伍都用盔甲和长矛武装起来，展开搏斗。从此以后，井冈山占据的两栋楼就成了真正的围城，我们龟缩在里面，不能越过新北大设立的包围圈。我们这边为了防御，在两栋楼之间筑起了掩护通道，还挖了地道，临街的36楼外侧的围墙打开一个缺口，作为临时的大门，上方挂了一块写着北大井冈山兵团几个大字的横匾。

我们上街都从这个缺口进出，不过仍须小心，因为外面的街面受到新北大的弹弓的火力封锁。更有一层危险，便是他们用望远镜监视着这块街面，发现有人从缺口走出，无论向西还是向东，都会经过他们所控制的某一个校门，他们就会冲出来抓人。我对打派仗的态度十分淡漠，几近于中立，便自信他们会对我手下留情。因此，有一回，我确实要进城办事，就大大方方地从缺口走出，朝东边的公共汽车站走去。然而，在靠近车站时，果然有一个人骑自行车挡住了我的路，接着一伙人冲过来把我抓住了。他们脱下我的外衣，裹在我的脸上，然后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我能感觉出这是一个房间，一些人在我旁边说话，其中有几个女生。开始审讯了，问我地道在哪里之类，我嘲笑说，你们不能攻占这两座楼，知道地道在哪里就没有意义，你们能攻占，到时候就自然知道了，何必要问。其实，我没有下过地道，还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完全是出于气愤偏这样说的。当然，招来的是一顿狠打，把我颠来倒去，拳打脚踢。挨打时，我听见那几个女生在清脆地笑，真令我对女性要刮目相看。审讯时间倒不长，我被带到另一个地方，除下蒙在脸上的衣服，我发现眼前站着几个我班的对立派同学，其中有李主庆。李是调干学生，比我年长得多，一向像兄长般对我友好。他说要和我聊聊，我回答说，我不想以俘虏的身份聊，要聊以后再聊。话音刚落，那两个押我来的外系学生怒不可遏，举手就要揍我，被李劝阻了。李依然对我友好，带着沉默的我穿过校园，把我送出了校门。刚回到楼里，我班一个在井冈山总部任职的同学立刻跑来慰问我了。原来，总部对新北大的电话实施监听，听到了抓我的那伙人与我班新北大人之间的通话，已经了解全部经过。他免不了要对我的英勇表现夸奖一番，并且告诉我，因为我班那些人的求情，我才免遭更多的折磨。

其实，我的勇敢完全不是因为忠于井冈山，而只是在受侮辱时的自然反应。当时，守在困楼里的人大多是铁杆分子，也有的是觉得好玩，积极参与拼长矛和打弹弓的战斗，而我连弹弓的胶带也没有摸过，更不用说拼长矛了。人们困在楼里，除了武斗便无事可做，天天聚在一起打扑克或聊天，我对这种环境也已经十分厌烦。因此，在被抓以后，有一位同学建议我住到地质学院去，我就乐意地接受了。当时北京高校的学生组织分成天派和地派两大派，北大井冈山属于地派，而地质东方红是地派的大本营，因此很乐于收留地派的难民。我住在那里的一间学生寝室里，和那些心地单纯的工科学生相处得十分融洽。

在蜗居困楼和避难地质学院期间，我真正不能忘怀的只是一件事，就是郭世英之死。为了发散心中的哀痛，我别无途径，仍然只能写诗。在那些日子里，我写了三十五首诗，结集为《哀歌》，保存下来了。我写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一个声音，我请它不要躲避我，因为已死的活人并不害怕复活的鬼魂。我还写我爱诗，对诗句却毫无兴趣，唯有诗人表达不了痛苦的滋味，我最是熟悉。这些都是当时的真实感觉。世英死后的两个月里，我很少去郭家了，以前去都是和世英玩，他不在了，我又是那样拘谨的性格，再去未免尴尬。但是，我心中真是惦念那一家人，便在6月的一天给郭平英写了一封信，开始了我们之间的通信。在当时的情境中，我们只能用一些革命的豪言壮语来振作自己，而真正的悲痛又是任何语言无法表达的。平英对此比较清醒，不愿意再说空话，便在一封信里提出要求，让我写一写世英在北大时的事情，那是她很不清楚的。于是，我趴在地质学院避难所的床铺上一气写了四天，小32开的纸写了四十二页，寄给了她。二十年后，我考研究生回到北京，平英把这一封长信交还给了我。多亏她的提议，我在印象还相当鲜明时写了这些回忆，还多亏她完好地保存了这些纸片。1976年，我在广西时也凭借记忆写了北大期间郭世英的往事，题作《大学第一课》。现在我把这两份文件进行核对，发现出入倒不大，可见那一段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当然，还是有些出入的，事过十三年的记忆毕竟要比事过五年的磨损得多些。现在和以后我写郭世英时，手头有了这些文字的依据，不必凭空在事过四十余年的记忆中费力搜索，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