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焚稿和哀歌-岁月与性情-周国平心灵自传

1968年3月,北大两派的斗争趋于激化,武斗有一触即发之势。我最担心的是床底下的那一个纸箱,里面是我从中学开始到那时的全部日记和文稿。如果武斗爆发,这些东西落入对立派之手,从中肯定能找出编排罪名的材料,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哪里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让我藏匿这满满一纸箱文件呢?我的姐夫的父母家在北京,我曾询问是否可以寄存,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小早帮我把一部分文件寄放到了他的一个亲戚家里,但不久也被退了回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北京的单位和街道都得到通知,不准收留北大学生和存放北大

学生的东西。无奈之下,我狠了狠心,决定精简我的文件,只保留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大部分毁掉。一开始我用焚烧的办法,但那样太引人注意,后来就蹲在厕所里,把文件撕成碎片,扔进马桶冲到下水道去。这项工作花了我好几天的时间。

中旬的一天,忽然传来消息,新北大公社要来占领我们的38楼了,井冈山的同学纷纷逃离。当时,在偌大的北大,只有两栋相邻的学生宿舍楼是井冈山的势力范围,即34楼和36楼。我随手挑了几本书,与未毁掉的少许文件捆在一起,放到34楼里。返回我的寝室,想再拣些东西,却突然感到心灰意懒,躺在床上听楼道里忙乱的响声,觉得这一切离我无限遥远。待响声平静下来后,我站起身,空着手走出了已经寂无一人的楼道。

我住进了34楼顶层的一个房间。在此之前,在对立派弹弓的袭击下,这个房间的窗玻璃已经全部破碎。34楼原是女生宿舍,现在被井冈山占领,房间里也是一派逃难后的景象,散落着女生的小物件。我一个人住这个房间,睡在女生的被窝里,床上有女生的内裤,感官大受刺激。窗外挂着一只高音喇叭,成天播放着井冈山的战斗檄文和对聂元梓的谩骂,震耳欲聋。当时两派的广播都是这个德性。也许正因为太吵,没有人愿住这个房间,而我为了能够独处却宁愿忍受。利用独处的机会,我着手整理带过来的那些文件,主要是把自以为挑不出大毛病的诗抄到一个本子上,又从最近的日记中摘录了与世英有关的几页日记。然后,我把那些文件都付之一炬。只有一个本子,我实在舍不得毁掉。大学一年级时,和世英在一起,我在日记中和纸片上记了许多东西。我记录他的一言一行,我们之间的对话,我对他的观察、欣赏和担忧。这完全是因为,他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既是最精彩的内容,也是最令人不安的内容。在他出事后的那个暑假,我在上海的家里做了一件事,便是把所有这些内容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整理,抄写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大约有二百页之多。我决定留下这个本子,不到万不得已时不毁掉。

然而,不多天后,世英死了。这使我感到,我生活中的郭世英这一页真正翻过去了,世上已经没有郭世英,我已经没有郭世英,这个记载他的往事的本子似乎失去了意义。于是,怀着一种殉葬的悲愤之情,我点燃了这个本子。在我的一生中,我无数次地痛悔当年的这个举动。这个无比生动的人,我有幸在他最精彩的一段时光中与他密切相处,不会有人如此详细地记录他那时的情形,我本是应该为世界保存好这一份证据的。记忆太不完整,也太不可靠,许多生动的细节已经与我的这个本子一起永远消失了。我也痛悔我毁掉了我的全部日记,从十四岁到二十二岁,整个一个青春啊。在那以后,我便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个没有历史的人,我的成长中最重要的岁月没有留下任何文字,那个男孩的秘密的悲欢都不留痕迹地化为乌有了,我的存在也因此显得虚幻了。

在世英死后没几天,北大的武斗升级,成为真正的武斗了。在此之前,两派只是通过高音喇叭互相谩骂,或者架起弹弓互相发射石弹。那些弹弓的威力也了得,井冈山人自豪的是从空军弄到了一批韧性极好的橡胶,做成的弹弓射程甚远。但是,我们基本上还能在校园里自由走动。4月下旬,两派在36楼南边的街上发生了第一次正面冲突,双方的队伍都用盔甲和长矛武装起来,展开搏斗。从此以后,井冈山占据的两栋楼就成了真正的围城,我们龟缩在里面,不能越过新北大设立的包围圈。我们这边为了防御,在两栋楼之间筑起了掩护通道,还挖了地道,临街的36楼外侧的围墙打开一个缺口,作为临时的大门,上方挂了一块写着北大井冈山兵团几个大字的横匾。

我们上街都从这个缺口进出,不过仍须小心,因为外面的街面受到新北大的弹弓的火力封锁。更有一层危险,便是他们用望远镜监视着这块街面,发现有人从缺口走出,无论向西还是向东,都会经过他们所控制的某一个校门,他们就会冲出来抓人。我对打派仗的态度十分淡漠,几近于中立,便自信他们会对我手下留情。因此,有一回,我确实要进城办事,就大大方方地从缺口走出,朝东边的公共汽车站走去。然而,在靠近车站时,果然有一个人骑自行车挡住了我的路,接着一伙人冲过来把我抓住了。他们脱下我的外衣,裹在我的脸上,然后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我能感觉出这是一个房间,一些人在我旁边说话,其中有几个女生。开始审讯了,问我地道在哪里之类,我嘲笑说,你们不能攻占这两座楼,知道地道在哪里就没有意义,你们能攻占,到时候就自然知道了,何必要问。其实,我没有下过地道,还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完全是出于气愤偏这样说的。当然,招来的是一顿狠打,把我颠来倒去,拳打脚踢。挨打时,我听见那几个女生在清脆地笑,真令我对女性要刮目相看。审讯时间倒不长,我被带到另一个地方,除下蒙在脸上的衣服,我发现眼前站着几个我班的对立派同学,其中有李主庆。李是调干学生,比我年长得多,一向像兄长般对我友好。他说要和我聊聊,我回答说,我不想以俘虏的身份聊,要聊以后再聊。话音刚落,那两个押我来的外系学生怒不可遏,举手就要揍我,被李劝阻了。李依然对我友好,带着沉默的我穿过校园,把我送出了校门。刚回到楼里,我班一个在井冈山总部任职的同学立刻跑来慰问我了。原来,总部对新北大的电话实施监听,听到了抓我的那伙人与我班新北大人之间的通话,已经了解全部经过。他免不了要对我的英勇表现夸奖一番,并且告诉我,因为我班那些人的求情,我才免遭更多的折磨。

其实,我的勇敢完全不是因为忠于井冈山,而只是在受侮辱时的自然反应。当时,守在困楼里的人大多是铁杆分子,也有的是觉得好玩,积极参与拼长矛和打弹弓的战斗,而我连弹弓的胶带也没有摸过,更不用说拼长矛了。人们困在楼里,除了武斗便无事可做,天天聚在一起打扑克或聊天,我对这种环境也已经十分厌烦。因此,在被抓以后,有一位同学建议我住到地质学院去,我就乐意地接受了。当时北京高校的学生组织分成天派和地派两大派,北大井冈山属于地派,而地质东方红是地派的大本营,因此很乐于收留地派的难民。我住在那里的一间学生寝室里,和那些心地单纯的工科学生相处得十分融洽。

在蜗居困楼和避难地质学院期间,我真正不能忘怀的只是一件事,就是郭世英之死。为了发散心中的哀痛,我别无途径,仍然只能写诗。在那些日子里,我写了三十五首诗,结集为《哀歌》,保存下来了。我写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一个声音,我请它不要躲避我,因为已死的活人并不害怕复活的鬼魂。我还写我爱诗,对诗句却毫无兴趣,唯有诗人表达不了痛苦的滋味,我最是熟悉。这些都是当时的真实感觉。世英死后的两个月里,我很少去郭家了,以前去都是和世英玩,他不在了,我又是那样拘谨的性格,再去未免尴尬。但是,我心中真是惦念那一家人,便在6月的一天给郭平英写了一封信,开始了我们之间的通信。在当时的情境中,我们只能用一些革命的豪言壮语来振作自己,而真正的悲痛又是任何语言无法表达的。平英对此比较清醒,不愿意再说空话,便在一封信里提出要求,让我写一写世英在北大时的事情,那是她很不清楚的。于是,我趴在地质学院避难所的床铺上一气写了四天,小32开的纸写了四十二页,寄给了她。二十年后,我考研究生回到北京,平英把这一封长信交还给了我。多亏她的提议,我在印象还相当鲜明时写了这些回忆,还多亏她完好地保存了这些纸片。1976年,我在广西时也凭借记忆写了北大期间郭世英的往事,题作《大学第一课》。现在我把这两份文件进行核对,发现出入倒不大,可见那一段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当然,还是有些出入的,事过十三年的记忆毕竟要比事过五年的磨损得多些。现在和以后我写郭世英时,手头有了这些文字的依据,不必凭空在事过四十余年的记忆中费力搜索,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