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为郭世英担忧-岁月与性情-周国平心灵自传

我上北大时,正值展开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以之带动国内的阶级斗争。在这个背景下,学校里政治学习很多,而多数学生的政治热情似乎也很高涨。从1962年底开始,反修斗争以抨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方式揭开序幕,不久后就升级为与苏共中央的公开论战,报上陆续发表重头文章。每次发表前,都先行广播,许多学生守在校园里的各个高音喇叭下面等候,准备好对那些他们觉得铿锵有力的句子大声喝彩。我心中不免反感,觉得这些人看似立场鲜明,其实并没有自己的立场,如果生活在苏联,他们同样会为苏联对中

国的批判喝彩。郭世英更是压抑不住内心的反感,夜晚在盥洗室里,他经常向我发牢骚。

“我们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他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你知道谁对谁错?说人家是特权阶层,有别墅,咱们哪个领导人没有呀。我父亲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专用的房子,北戴河、上海、青岛都有。中国还不是凭资格吃饭,才能毫无用处……”他的浑厚的低音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仿佛从一个风向不定的远处飘来。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但我知道他是在认真地为这些问题苦恼,他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也投入了自己的心,因而远比那些朝高音喇叭喝彩的人更接近真理。

使世英反感的另一件事是学校宣布要整顿纪律。他对我说:“整吧,容得下我就容,容不下我就走。我恋着北大什么?是赵老师(辩证唯物主义教员)的讲义,还是陈老师(年级主任)的训话?”陈老师要他为旷课写检讨,他回答说:“你处分我吧。你按照规定处分了我,我也按照规定受了处分,还有什么必要写检讨呢?”

他的情绪越来越烦躁了,经常头痛、失眠。他告诉我,他的神经衰弱是装出来的,人有点病就自由了,可以不受纪律约束。可是,我明明看到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有一回,他当着我的面用火柴烧手指。还有一回,他逼方小早把他的双臂捆绑起来,说想试一试用多大的力量能够挣脱。当时大学生里基本上没有人吸烟,而他却烟斗不离手。其实他没有什么烟瘾,不过是显示一种叛逆的姿态,他知道老师和同学们对此反感,愈是这样,他就愈是当众大模大样地吞云吐雾。

在去教室的路上,他看见有几个工人在锅炉房外清扫煤渣,便对我说:“以后我就是干这个的,而胡某某这些人会成为我的上级。他妈的,我什么也不要,我是天之骄子!”胡某某是我们寝室的一个同学,安徽农家子弟,心胸比较狭隘,最看不惯世英,在大吵过一次后,彼此不再说话。

在平静的时候,世英试图分析自己,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人还会颓废,战后颓废还好理解。是因为不自由吗?我有什么不自由的?爱不上课就不上课,老师也拿我没办法。也许是因为才能不够,我的才能离我想达到的差太远了。但我不羡慕别人,我还是喜欢我自己。”又说:“我的思想够灰的了,但还不算太灰,要不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还是想寻求同情。”

有一天,全校围歼臭虫,宿舍楼前的空地上,一张张双层床四脚朝天。我和世英在一起,我们正向床的缝隙里喷敌敌畏,他对我小声说:“告诉你,有一天我要出国。”我嘲笑他说:“你这个样子,出国能干什么?”他仿佛受了侮辱,用激烈的口气回答:“怎么,你看不起我?我当个资本家回来给你看看!”我说:“得了,没成为乞丐就不错。”他瞥我一眼,说:“走着瞧吧。”可是,一会儿,他苦笑了一下,对我说:“其实我不是很想出国,张鹤慈、孙经武他们出去还有事可干,我能干什么呢?”那天午睡时,我听见他在窗外叫我,便翻窗出去。他旁边站着张鹤慈,他们想去喝酒,但没有钱了,向我借钱,还要用一下我的学生证去旧书店卖书。张鹤慈手里拿着一套《莫里哀戏剧集》,几天后我在海淀旧书店里看到了这套书,扉页上有张的签名。他们三人经常去饭店喝酒,在半醉中写作。有一次,都喝得醉醺醺了,孙经武盯郭世英良久,咕噜一声:“死鱼的眼睛!”这句话令他大为欣赏。

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三人是不折不扣的另类。他们的行为,一半是对现实的反叛,一半是对西方艺术家的模仿,我估计主要是在模仿《人,岁月,生活》所描写的洛东达酒吧里的榜样。使我越来越担心的是,世英的情绪这样放任下去,与现实的冲突日趋激烈,不知会走向一个怎样悲惨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