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迄今为止，关于苦难，我知道些什么？我经历过困顿、挫折、痛苦、失望，但不曾经历过苦难。直到我身陷苦难中了，我才省悟这一点。可是，关于苦难，我仍然知道些什么？
苦难似乎是一个伟大的词眼。在古典时代，苦难被颂扬为一种英雄业绩，希腊人差不多是用“历尽苦难”来定义英雄这个概念的。荷马史诗的主人公之所以成其为英雄，就因为他是“历尽苦难的奥德修”。在浪漫时代，苦难被颂扬为灵魂净化的必由之路，“不知道苦难”差不多就是没有灵魂的同义语。所以青年罗曼·罗兰敢于以无比轻蔑的口吻写道：“我们必须怜悯那些不知道苦难的人，假如真有那种可怜虫的话！”
这样的苦难与我无缘。
我的苦难没有慰藉，也没有补偿。它不会给我带来光荣和伟大。一个父亲守着他的注定夭折的孩子，这个场景异乎寻常，但也极其平凡。我也许挺得住，也许挺不住，无论在哪种情形下，我都成不了英雄。我只是一个忍受着人间平常苦难的普通人。一个人只要真正领略了平常苦难中的绝望，他就会明白，一切美化苦难的言辞是多么浮夸，一切炫耀苦难的姿态是多么做作。
2
不要对我说：苦难净化心灵，悲剧使人崇高。默默之中，苦难磨钝了多少敏感的心灵，悲剧毁灭了多少失意的英雄。何必用舞台上的绘声绘色，来掩盖生活中的无声无息！
纵然苦难真有净化作用，我也宁要幸福。常识和本能都告诉我，欢乐比忧愁更有益于身体的保养，幸福比苦难更有益于精神的健康。
纵然苦难已经临头，我已经身陷悲剧，我也无意奢谈净化，自许崇高。对人生的觉悟来自智慧，倘若必待大苦大难然后开悟，慧根也未免太浅。我真正要留意的是在苦难中自卫，保护心灵的健康。我自知能够超脱，倒是要防止过于看破，从此不能够执著。
纵然苦难终于把我压垮，悲剧终于把我毁灭，我也只好自认倒霉，无需有人来安慰我说：苦难净化心灵，悲剧使人崇高！
3
西塞罗说：“不但幸运本身是盲目的，而且使享用它的人也成为盲目的。世上没有比交好运的傻瓜更不可容忍的了。”
这话说得很漂亮。不过，傻瓜不交好运，甚或交了恶运，是否就会不是傻瓜了呢？
其实，人生在世，总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难，世上并无绝对的幸运儿。所以，不论谁想从苦难中获得启迪，该是不愁缺乏必要的机会和材料的。世态炎凉，好运不过尔尔。那种一交好运就得意忘形的浅薄者，我很怀疑苦难能否使他们变得深刻一些。
我相信人有素质的差异。苦难可以激发生机，也可以扼杀生机；可以磨炼意志，也可以摧垮意志；可以启迪智慧，也可以蒙蔽智慧；可以高扬人格，也可以贬抑人格，——全看受苦者的素质如何。素质大致规定了一个人承受苦难的限度，在此限度内，苦难的锤炼或可助人成材，超出此则会把人击碎。
这个限度对幸运同样适用。素质好的人既能承受大苦难，也能承受大幸运，素质差的人则可能兼毁于两者。
4
智慧使人对苦难更清醒也更敏感。一个智者往往对常人所不知的苦难也睁开着眼睛，又比常人更深地体悟到日常苦难背后的深遂的悲剧含义。在这个意义上，智慧使人痛苦。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哲人说：“绝学无忧。”外国的哲人也设问：“为了能够幸福，人最好是否对自己无知呢？”
然而，由于智者有着比常人开阔得多的视野，进入他视界的苦难固然因此增多了，每一个单独的苦难所占据的相对位置却也因此缩小了。常人容易被当下的苦难一叶障民智者却能够恰当估计它与整个人生的关系。即使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由苦难的表象洞察人生悲剧的底蕴，但这种洞察也使他相对看轻了表象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智慧对痛苦的关系是辩证的，它在使人感知痛苦的同时也使人超脱痛苦。
5
面对社会悲剧，我们有理想、信念、正义感、崇高感支撑着我们，我们相信自己在精神上无比地优越于那迫害乃至毁灭我们的恶势力，因此我们可以含笑受难，慷慨赴死。我们是舞台上的英雄，哪怕眼前这个剧场里的观众全都浑浑噩噩，是非颠倒，我们仍有勇气把戏演下去，演给我们心目中绝对清醒公正的观众看，我们称这观众为历史、上帝或良心。
可是，面对自然悲剧，我们有什么呢？这里没有舞台，只有空漠无际的苍穹。我们不是英雄，只是朝生暮死的众生。任何人间理想都抚慰不了生老病死的悲哀，在天灾人祸面前也谈不止什么正义感。当史前人类遭受大洪水的灭顶之灾时，当庞贝城居民被维苏威火山的岩浆吞没时，他们能有什么慰藉呢？地震，海啸，车祸，空难，瘟疫，绝症……大自然的恶势力轻而易举地把我们或我们的亲人毁灭。我们面对的是没有灵魂的敌手，因而不能以精神的优越自慰，却愈发感到了生命的卑微。没有上帝来拯救我们，因为这灾难正是上帝亲手降下。我们愤怒，但无处泄愤。我们冤屈，但永无伸冤之日。我们反抗，但我们的反抗孤立无助，注定失败。
然而我们未必就因此倒下。也许，没有浪漫气息的悲剧是我们最本质的悲剧，不具英雄色彩的勇气是我们最真实的勇气。在无可告慰的绝望中，我们咬牙挺住。我们挺立在那里，没有观众，没有证人，也没有期待，没有援军。我们不倒下，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肯让自己倒下。我们以此维护了人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尊严——人在大自然（＝神）面前的尊严。
6
我们总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会如此，生活将照常进行下去。
然而，事实上迟早会有意外事件发生，打断我们业己习惯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的列车会突然翻出轨道。
冥冥中仿佛有一支神笔，早已画好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的地图，只有极少数人掌握或自以为掌握破读这地图的密码。
我不属于预感敏锐的先知之列，但审慎使我对命运始终怀着一种不信任，何曾料到命运比我能够想象的更其诡橘。
“天有不测风云”——不测风云乃天之本性，“人有旦夕祸福”——旦夕祸福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人不可心存侥幸，把自己独独看作例外。我仍然读不懂我的命运的地图，但是，即使明天我的日内瓦沉入海底，我的维也纳毁于火山，我也不会惊慌失色了。
7
身处一种旷日持久的灾难之中，为了同这灾难拉开一个心理距离，可以有种种办法。乐观者会尽量“朝前看”，把眼光投向雨过天晴的未来，看到灾难的暂时性，从而怀抱一种希望。悲观者会尽量居高临下地“俯视”灾难，把它放在人生虚无的大背景下来看，看破人间祸福的无谓，从而产生一种超脱的心境。倘若我们既非乐观的诗人，亦非悲观的哲人，而只是得过且过的普通人，我们仍然可以甚至必然有意无意地掉头不看眼前的灾难，尽量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中尚存的别的欢乐上，哪怕是些极琐屑的欢乐，只要我们还活着，这类欢乐是任何灾难都不能把它们彻底消灭掉的。所有这些办法，实质上都是逃避，而逃避常常是必要的。
如果我们骄做得不肯逃避，或者沉重得不能逃避，怎么办呢？
剩下的唯一办法是忍。
我们终于发现，忍受不可忍受的灾难是人类的命运。接着我们又发现，只要咬牙忍受，世上并无不可忍受的灾难。
8
古人曾云：忍为众妙之门。事实上，对于人生种种不可躲避的灾祸和不可改变的苦难，除了忍，别无他法。忍也不是什么妙法，只是非如此不可罢了。不忍又能怎样？所谓超脱，不过是寻找一种精神上的支撑，从而较能够忍，并非不需要忍了。一切透彻的哲学解说都改变不了任何一个确凿的灾难事实。佛教教人看透生老病死之苦，但并不能消除生老病死本身，苦仍然是苦，无论怎么看透，身受时还是得忍。
当然，也有忍不了的时候，结果是肉体的崩溃——死亡，精神的崩溃——疯狂，最糟则是人格的崩溃——从此委靡不振。
如果不想毁于灾难，就只能忍。忍是一种自救，即使自救不了，至少也是一种自尊。以从容平静的态度忍受人生最悲惨的厄运，这是处世做人的基本功夫。
命运是一个沉重的词，幸运儿是不会想到命运的，唯单身陷苦难时，我们心中才会奏响起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命运所提示的苦难常具三个特征：不可思议，令人感到神秘而又荒谬；不可违抗，如同出于神的意志；不可轻视，拥有震撼乃至摧折人生根基的力量。
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改变的只是对命运的态度。一则古斯拉夫祈祷文如此说：“主啊，请赐我力量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物，请赐我力量去忍受不可改变的事物。”面对命运，忍似乎是唯一法门。
但是，有不同的忍。有英雄之忍，也有奴隶之忍。
俄狄浦斯一生都在逃避杀父娶母的可怕命运，但终未能逃脱，于是他刺瞎了自己的眼睛。这个举动既是对命运的无奈接受，又是对命运的愤怒抗议。他仿佛说：既然命运本身如此盲目，不受人的理性的指引，人要眼睛何用？从今以后，就让命运领着我这个瞎子走吧，只有作为一个瞎子，我才能跟从它。他的忍是英雄之忍。
上帝为了考验虔信的约伯，连连降灾于他，毁掉了他的全部儿女、财产和他自己的健康。约伯虽然对此大惑不解，却虔信如故，依然赞美上帝的仁慈。他的忍是奴隶的忍。
“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太简单一些了吧？活生生的人总是被领着也被拖着，抗争着但终于不得不屈服。
10
由于世事无常，命运莫测，梭伦便说：“无人生前能称幸福。”这差不多是古希腊人的共同看法。尽管俄狄浦斯的厄运是极其特殊的，索福克勒斯仍把它视为人类普遍命运的象征，让歌队唱道：“谁的幸福不是表面现象，一会儿就消灭了？不幸的俄狄浦斯，你的命运警告我不要说凡人是幸福的。”
确实，当我们回顾往事寻找幸福时，至多只能找到一些断片。一切幸福的故事都没有结尾。它没法有结尾。“运气是镜子，照得最明亮时便碎了。”不碎又怎么样？它会陈旧，暗淡，使人厌倦。一切幸福故事的结尾或是悲惨的，或是平庸的，所以被小说家删去了。
人死后就能称幸福了吗？针对梭伦的说法，亚里士多德合乎逻辑地推论：对于死者来说，世俗意义上的命运仍是多变的，于是他将随着子孙的兴衰荣辱时而幸福，时而不幸了。盖棺也不能论定。
为了证明幸福的存在，哲学家们便重新定义幸福。语言是哲学家的魔杖，它能化有为无，也能无中生有。但是，此时此刻，所有这些讨论未免太复杂了。
一个苦难中的女人对于幸福的理解十分简单：“现在我看别人，觉得谁都那么幸福。”别人的孩子活着，我的孩子却要死，幸福与不幸的界限泾渭分明。
有一回，我做一个小手术，麻醉剂使我暂时失去了排尿功能，尿憋得极难受却不能排出。这时候，当我听到身旁有人畅快地哗哗排尿时，我确实觉得那人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那么，世上还是有幸福的，那就是我们业已失去的一些非常平凡的价值。在病人眼里，健康是福。在受难者眼里，平安是福。可是，在我们尚未失去它们时，我们却并不引以为幸福。人心固重难而轻易，舍近而求远，所以幸福是难的。
11
一个孩子患了绝症，她的父母曾经为此哭得死去活来。可是，此刻，她的母亲眼睛盯着电视机，被一出喜剧小品逗得笑出了声。孩子听见妈妈笑，也笑了。她的父亲坐在桌旁，一支烟，一杯茶，读一本买了很久尚未开读的书，享受着午后的宁静。
我心里突然一惊。我为人们包括我自己对于苦难的冷漠感到震惊。
我的女儿不久于人世了。随后，无需太久，她的父母也会死去。岁月流逝，世代更替，总有一天，我和我的正在遭灾的小家庭将在世上消失得于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事情就这么简单。我为事情这么简单感到震惊。
当我感到震惊时，我是抽身出来，做了一个旁观者。对于人生的苦难，也是旁观者清。只要痛苦有间隙，而最后的结局尚未临头，身受者就不可能一味悲伤。倒是在旁观者眼里，苦难永远直接呈现，一眼望到了头。
在一刹那问，我用旁观者的眼光异乎寻常地看清了我身受的苦难，于是感到震惊。
然而，看清了又能怎样？这种清醒除了绝望还能带来什么？那么，冷漠岂非生命本能的一种自卫？
对于一切悲惨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死，我们始终是又适应又不适应，有时悲观有时达观，时而清醒时而麻木，直到最后都是如此。说到底，人的忍受力和适应力是惊人的，几乎能够在任何境遇中活着，或者——死去，而死也不是不能忍受和适应的。到死时，不适应也适应了，不适应也无可奈何了，不适应也死了。
正是这一点使我感到分外震惊。
12
一个过程突然失去了目的，人会感到荒谬。荒谬是清醒的人的感觉。这个失去了目的的过程长久延续下去，人就会疲乏，麻木，而荒谬感也就被无聊感取代了，仅在某些清醒的片刻浮现出来。
然而，什么是无聊感呢？它岂不就是打着磕睡的荒谬感？
表面上一切正常，仅仅是表面上。
我们不可能持之以恒地为一个预知的灾难结局悲伤。悲伤如同别的情绪一样，也会疲劳，也需要休息。
以旁观者的眼光看死刑犯，一定会想象他们无一日得安生，其实不然。因为，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谁不是被判了死刑的人呢？
无聊感麻痹我们对于灾难结局的注意力，阻断我们的悲伤，驱使我们在眼前的过程中寻求消遣，从而疏通和保护了我们尚存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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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疲倦，遗忘，生活琐事……苦难有许多貌不惊人的救星。人得救不是靠哲学和宗教，而是靠本能，正是生存本能使人类和个人历尽劫难而免于毁灭，各种哲学和宗教的安慰也无非是人类生存本能的自勉罢了。
许多民族的宗教都规定了为死者哀悼的期限。其实，没有这些规定，哀伤也不会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荷马告诉我们，尼俄柏在她的七子七女被杀尽之后，也曾经停止同恸哭，饥饿使她端起了饭碗。
人都是得过且过，事到临头才真急。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仍然不知道疼。砍下来，只要不死，好了伤疤又忘疼。最拗不过的是生存本能以及由之产生的日常生活琐事，正是这些琐事分散了人对苦难的注意，使苦难者得以休养生息，走出泪谷。
“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该忘就得忘，难道要记一辈子？”
我想起很久以前的这一段对话，不禁微笑了。如果生命没有这样的自卫本能，人如何还能正常地生活，世上还怎会有健康、勇敢和幸福？古往今来，天灾人祸，留下过多少伤疤，如果一一记住它们的疼痛，人类早就失去了生存的兴趣和勇气。人类是在忘却中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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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苦难，我们可以用艺术、哲学、宗教的方式寻求安慰。在这三种场合，我们都是在想象中把自我从正在受苦的肉身凡胎分离出来，立足于一个安全的位置上，居高临下地看待苦难。
艺术家自我对肉身说：你的一切遭遇，包括你正遭受的苦难，都只是我的体验。人生不过是我借造化之笔写的一部大作品，没有什么不可化作它的素材。我有时也许写得很投入，但我不会忘记，作品是作品，我是我，无论作品的某些章节多么悲惨，我依然故我。
哲学家自我对内身说：我站在超越时空的最高处，看见了你所看不见的一切。我看见了你身后的世界，在那里你不复存在，你生前是否受过苦还有何区别？在我无边广阔的视野里，你的苦难稍纵即逝，微不足道，不值得为之动心。
宗教家自我对肉身说：你是卑贱的，注定受苦，而我将升入天国，永享福乐。
但正在受苦的肉身忍无可忍了，它不能忍受对苦难的贬低甚于不能忍受苦难，于是怒喊道：“我宁愿绝望，不要安慰！”
一切偶像都沉默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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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终点是死，是空无，在终点找不到意义。于是我们只好说：意义在于过程。
可是，当过程也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把眼光投向终点，安慰自己说：既然结局一样，何必在乎过程？
着眼于过程，人生才有幸福或痛苦可言。以死为背景，一切苦乐祸福的区别都无谓了。因此，当我们身在福中时，我们尽量不去想死的背景，以免败坏眼前的幸福。一旦苦难临头，我们又尽量去想死的背景，以求超脱当下的苦难。
生命连同它的快乐和痛苦都是虚幻的——这个观念对于快乐是一个打击，对于痛苦未尝不是一个安慰。用终极的虚无淡化日常的苦难，用彻底的悲观净化尘世的哀伤，这也许是悲观主义的智慧吧。
然而，我终究是过程中人，除了过程一无所有，我不能不执著于过程。人生如梦，却不是梦，诞生和死亡竟都沾满着血污，这血污不是仰望星空的眼睛回避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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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一切宗教中，佛教最彻悟人生的真相。它看破有，安于无，谓之空。
西方人始终没有达到空的境界。基督教执著于有，强以无为有。西方虚无主义求有不得，但不安于无，故充满焦虑。
流俗中的佛教已经与佛的本义南辕北辙。佛要破除对是非利害祸福的执著，俗众却要借佛的法力求是舍非，趋利避害，乞福去祸。佛以无制有，俗众却以有制有。佛以出世法断祸福之因果，俗众却祈求以福补偿祸，从而埋下新的祸根，永被因果所困。
用佛理看我遭受的苦难，百惑皆消。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小生命，因缘送来，因缘带走，何至于悲痛欲绝？我自己也只是一个随缘生灭的空相，如何执著得了？空空世界里的一阵风，一片云，聚散无常，笑什么，哭什么？
然而，毕竟身在因缘之中，不是想跳就能跳出来的。无我的空理易明，有情的尘缘难断。我自知太爱人生，难成正果，宁愿受苦，不肯悟入空境。也许终我一生，佛只是一门学问，不能成为我的信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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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痛苦之源。爱得越深，痛苦也越烈。于是，佛指点灭苦之道：断绝爱欲，看破红尘。
然而，我不能不爱，不愿不爱。我的爱不理睬佛的教导。
大爱者大痛苦，有的人肩负着大痛苦前行。小爱者小痛苦，有的人被小痛苦摧毁了。可见爱者必痛苦，痛苦者却未必毁灭。
佛的智慧把爱当作痛苦的根源而加以弃绝，扼杀生命的意志。我的智慧把痛苦当作爱的必然结果而加以接受，化为生命的财富。
任何智慧都不能使我免于痛苦，我只愿有一种智慧足以使我不毁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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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设想，一个人只要对自己的身外遭遇保持距离，始终坚持自己对它们的独立性，在内心深处做到不动心，那么，世上就没有任何苦难能够伤害他了。
这个我爱得如痴如醉的女人要弃我而去了？好吧，让我冷静地想一想，在茫茫人海中，她与我的相遇纯属偶然，我们完全可能在不同的人群中漠不相干地生活一辈子。既然如此，我有何必要为她的离去痛不欲生呢？
我的某个亲人快要死了？好吧，让我冷静地想一想，无论配偶、父母还是孩子，他们成为我的亲人也都是纯属偶然，我完全可能同另一个人结婚，父母完全可能不生我，我完全可能不生这个孩子，如此等等。既然如此，我为丧失这样偶然的一种关系而悲痛欲绝，岂不痴愚？
这样想时，除了直接施于我的肉体的打击之外，一切皆成为身外遭遇，我就可以做到刀枪不入，风雨如磐了。
可是，这样想时，我也就成为一个没有亲人、没有爱、没有心的东西，不再是人，而是一块石头了。
事实上，我哪里做得到。到头来我总发现，我所爱的人使我如此牵肠挂肚，我们之问的悲欢离合决非我的身外遭遇，而恰恰是我的生命的基本内容。除去它们，我的生命便成了一个空壳，我也就不复是我了。
那么，就让我继续为爱而受苦吧，也胜似做这样一个任何苦难伤害不到的空壳。
19
黄昏，沿小河散步，看见情侣们依然缠绵，孕妇们依然安闲，牵着孩子小手的父母们依然快乐。正当灾祸笼罩着我的时候，他们头顶上的天空依然绚丽。在不幸者四周，生活在照常展开。
当然，这是正常的。
对于别人的痛苦，我们很容易藉移情作用而发生同情，有时候旁观者的想象甚至会超过当事人的身受。但是，移情毕竟不是身受，所以真同情是很难的。
我们最爱的还是自己，最怕的还是自己的死。于是我勉励自己：就把我所爱的人的死当作我自己的死来对待吧，只要我能怀着自尊平静地面对自己的死，也就能平静地面对这个悲剧了。可是，我立即发现，我的自尊包含着自欺，因为这终究不是我的死，我无法真正感受这个即将死去的小生命的可怕解体。如果我真做到了平静，也只是对另一个生命的疾苦业已麻木了而已。
人们爱你，疼你，但是一旦你患了绝症，注定要死，人们也就渐渐习惯了，终于理智地等待着那个日子的来临。
然而，否则又能怎样呢？望着四周依然欢快生活着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人类个体之间痛苦的不相通也许正是人类总体仍然快乐的前提。那么，我的灾难对于亲近和不亲近的人们的生活几乎不发生任何影响，这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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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者对别人的不幸或者同情，或者隔膜，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侥幸：幸亏遭灾的不是我！
不幸者对别人的幸运或者羡慕，或者冷淡，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委屈：为何遭灾的偏是我！
不幸者对不幸者又会如何呢？
一个丧子的母亲获悉另一个曾与她比邻而居的母亲不久后也丧了于，同病相怜的悲悯敌不过幸灾乐祸的欢欣，她在屋子里又笑又闹，接着警觉到自己的失态，便大声问道：“尽管我很同情她，但我还是感到高兴，我不应该吗？”
可怜的女人，当然不应该。不幸者理应互相同情，要不你们还能从哪里获取同情呢？何况别人的苦难并不能消除你的苦难，她的孩子死了，你的孩子难道能因此复活？
不对，即使杀死她的孩子就能救活我的孩子，我也决不肯这样做。但我说不清为什么，就是感到高兴。我是一个坏女人吗？
你不是坏女人。我明白了，不幸者需要同伴。当我们独自受难时，我们会感到不能忍受命运的不公正甚于不能忍受苦难的命运本身。相反；受难者人数的增加仿佛减轻了不公正的程度。我们对于个别人死于非命总是惋叹良久，对于成批杀人的战争却往往无动于衷。仔细分析起来，同病相怜的实质未必是不，幸者的彼此同情，而更是不幸者各以他人的不幸为自己的安慰，亦即幸灾乐祸。这当然是愚蠢的。不过，无可告慰的不幸者有权得到安慰，哪怕是愚蠢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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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羞愧地躲开那些遭了不幸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悲伤不该受到搅扰，也因为一旦相见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对于我来说，没有比向不幸者说同情话更难堪的了。
现在，我自己遭到了不幸，那些和我性情相似的人也躲开了我。在这小心翼翼的回避背后，我能感觉到那一份体贴和窘迫。
有一天，我把他们请到家里。
“什么也不用说，或者随便说些什么。”我微笑着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渐渐活跃起来，说着平时关心的种种话题。
送走他们后，我感到一阵轻松。我终于把他们在沉默中分担的我的不幸全部收归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