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服刑期间，男青年出色的劳动改造得到重庆市某看守所管教干部的信任，他被挑选出来负责监区的安全，以及为死囚们写遗书。这份工作的最大好处是：他不必白天黑夜地锁在牢房中，可以自由地在监区内活动。

重庆市某看守所是数十年前修建的房屋，即便在阳光灿烂的白天，地下室仍旧是阴气森森，据说，数十年前，地下室便是处决死囚的刑场，后来，刑场另选地方后，地下室便闲置下来。想到身体是未来事业的本钱，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锻炼身体的方法——每天晚上十点钟，他大着胆子走进黑暗阴森的地下室，拧开水龙头，一边洗着冷水浴一边唱起前苏联民歌《三套车》，尽管男青年的歌唱的并不好，可是，经过一次、二次、三次……乃至若干次之后，在看守所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在每天晚上十点钟，从地下室传出的哗哗流水声与《三套车》，竟然成为某看守所一道奇特的风景。

基于男青年积极出色的改造，有关部门为他减刑半年。1998年4月5日，男青年带着一副壮实健康的身体回归社会了。1999年4月5日，这天，是男青年出狱一周年的纪念日，他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支钢笔，迎着灿烂的早阳，再次“行道”，开始孤寂的文学创作。迄今为止，男青年已创作、发表、出版十五部文学作品，约四百万字。

2003年，男青年经过深思熟虑，在征得亲人们的支持和有关部门的同意后，他改名换姓，从此，不仅官方户籍档案上有了“欢镜听”这个罕见的姓名，而且，有关部门通过全国查询得知，“欢镜听”是中国第一个姓“欢”的人，“百家姓”中创造出一个新姓氏：欢。

2006年，欢镜听回想起当年闯荡海南岛时得到的人生感悟，于是，他在姓名后面加上“行道”两个字，从此，“欢镜听行道”成为他的笔名。

基于欢镜听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突出成绩，2003年，他被推举为江津市政协委员，同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为民主党派中的一员；2004年，经中共江津市委、江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并上报重庆市有关部门批准，将欢镜听列为特殊人才特招进重庆江津文化馆，成为国家事业单位正式编制内的文化干部。

欢镜听感谢各位领导的关爱与栽培，然而，他心中有两大遗憾难以启齿：第一，由于他只有高中文凭，虽然作为“特殊人才”特招了，但是没有按照“特殊政策”办理，参照应届中专毕业生待遇，一年见习期满后，聘为管理员二档，外边人可能不好理解管理员二档，说白了，就是“初级”都达不到，也就是说，已经创作、发表、出版十五部文学作品的欢镜听，最终连“初级职称”都沾不上边，在重庆江津文化馆现有十三个在编人员中，他的工资收入排列最后，每月494元。2006年，因欢镜听工作表现出色，江津市人事局考评他为“优秀”，奖励一级工资，22元，加上69元的津贴，每月合计585元。靠这点微薄收入，他无法维持自己与刚上初中的儿子最基本的生活，无奈之下，他利用业余时间，背上竹背篓，手持电喇叭，成为一名兼职拾荒匠，一边游走在江津城的大街小巷，一边高声喊道：收书本报纸。有一次，在江津某机关家属院，一位中年妇女出售一捆旧报纸，忽然，欢镜听发现一位年轻女人坐在屋角，双手捧着一本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津津有味地读着。他故意对年轻女人说：这本书的作者跟我是好朋友。年轻女人抬起头瞄了他一眼，吐出三个字：冒皮皮。冒皮皮是本地方言，包含了撒谎、说大话，等等。年轻女人没想到，她面前这位拾荒匠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因为经济条件差，欢镜听最害怕接到各类请柬——人们戏称为红色罚款单，偏偏在他小有名气后，这类红色罚款单常常不请自来，最多的一天，他接到五份红色罚款单。更让他难过（真的，难过！）的是，主人在送给他的请柬里，还特意附上几行文字，这些文字虽然表述不同，但是核心内容是一样：你是江津城有名的大作家，能够请到你，我感到万分荣幸。欢镜听自己从不“祝生”，也从不欠他人类似红色罚款单似的人情。真要说“欠情”，不知有多少人“拖欠”他的人情。有时候，面对那些侵略者般的红色罚款单，欢镜听有一种生活在殖民地、劳动成果被他人掠夺殆尽的感受。开初，自小受“中国是礼仪之邦”文化熏陶的欢镜听，无法垮下脸拒收各类红色罚款单，可是，等到他为应付这类罚款已经欠下上万元的债务后，他只好硬起心肠，采取逃避战术，不再缴纳红色罚款了。第二，不知什么环节出了问题，欢镜听还有五个月见习期工资没有领到，每月496元，五个月合计2480元，直到他写作这篇文章时（2006年7月27日），快两年了，仍旧没有领到这笔2480元的欠薪。

（朱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