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中国“欢”姓第一人(6)-我为死囚写遗书

同样在服刑期间,男青年出色的劳动改造得到重庆市某看守所管教干部的信任,他被挑选出来负责监区的安全,以及为死囚们写遗书。这份工作的最大好处是:他不必白天黑夜地锁在牢房中,可以自由地在监区内活动。

重庆市某看守所是数十年前修建的房屋,即便在阳光灿烂的白天,地下室仍旧是阴气森森,据说,数十年前,地下室便是处决死囚的刑场,后来,刑场另选地方后,地下室便闲置下来。想到身体是未来事业的本钱,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锻炼身体的方法——每天晚上十点钟,他大着胆子走进黑暗阴森的地下室,拧开水龙头,一边洗着冷水浴一边唱起前苏联民歌《三套车》,尽管男青年的歌唱的并不好,可是,经过一次、二次、三次……乃至若干次之后,在看守所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在每天晚上十点钟,从地下室传出的哗哗流水声与《三套车》,竟然成为某看守所一道奇特的风景。

基于男青年积极出色的改造,有关部门为他减刑半年。1998年4月5日,男青年带着一副壮实健康的身体回归社会了。1999年4月5日,这天,是男青年出狱一周年的纪念日,他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支钢笔,迎着灿烂的早阳,再次“行道”,开始孤寂的文学创作。迄今为止,男青年已创作、发表、出版十五部文学作品,约四百万字。

2003年,男青年经过深思熟虑,在征得亲人们的支持和有关部门的同意后,他改名换姓,从此,不仅官方户籍档案上有了“欢镜听”这个罕见的姓名,而且,有关部门通过全国查询得知,“欢镜听”是中国第一个姓“欢”的人,“百家姓”中创造出一个新姓氏:欢。

2006年,欢镜听回想起当年闯荡海南岛时得到的人生感悟,于是,他在姓名后面加上“行道”两个字,从此,“欢镜听行道”成为他的笔名。

基于欢镜听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突出成绩,2003年,他被推举为江津市政协委员,同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为民主党派中的一员;2004年,经中共江津市委、江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并上报重庆市有关部门批准,将欢镜听列为特殊人才特招进重庆江津文化馆,成为国家事业单位正式编制内的文化干部。

欢镜听感谢各位领导的关爱与栽培,然而,他心中有两大遗憾难以启齿:第一,由于他只有高中文凭,虽然作为“特殊人才”特招了,但是没有按照“特殊政策”办理,参照应届中专毕业生待遇,一年见习期满后,聘为管理员二档,外边人可能不好理解管理员二档,说白了,就是“初级”都达不到,也就是说,已经创作、发表、出版十五部文学作品的欢镜听,最终连“初级职称”都沾不上边,在重庆江津文化馆现有十三个在编人员中,他的工资收入排列最后,每月494元。2006年,因欢镜听工作表现出色,江津市人事局考评他为“优秀”,奖励一级工资,22元,加上69元的津贴,每月合计585元。靠这点微薄收入,他无法维持自己与刚上初中的儿子最基本的生活,无奈之下,他利用业余时间,背上竹背篓,手持电喇叭,成为一名兼职拾荒匠,一边游走在江津城的大街小巷,一边高声喊道:收书本报纸。有一次,在江津某机关家属院,一位中年妇女出售一捆旧报纸,忽然,欢镜听发现一位年轻女人坐在屋角,双手捧着一本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津津有味地读着。他故意对年轻女人说:这本书的作者跟我是好朋友。年轻女人抬起头瞄了他一眼,吐出三个字:冒皮皮。冒皮皮是本地方言,包含了撒谎、说大话,等等。年轻女人没想到,她面前这位拾荒匠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因为经济条件差,欢镜听最害怕接到各类请柬——人们戏称为红色罚款单,偏偏在他小有名气后,这类红色罚款单常常不请自来,最多的一天,他接到五份红色罚款单。更让他难过(真的,难过!)的是,主人在送给他的请柬里,还特意附上几行文字,这些文字虽然表述不同,但是核心内容是一样:你是江津城有名的大作家,能够请到你,我感到万分荣幸。欢镜听自己从不“祝生”,也从不欠他人类似红色罚款单似的人情。真要说“欠情”,不知有多少人“拖欠”他的人情。有时候,面对那些侵略者般的红色罚款单,欢镜听有一种生活在殖民地、劳动成果被他人掠夺殆尽的感受。开初,自小受“中国是礼仪之邦”文化熏陶的欢镜听,无法垮下脸拒收各类红色罚款单,可是,等到他为应付这类罚款已经欠下上万元的债务后,他只好硬起心肠,采取逃避战术,不再缴纳红色罚款了。第二,不知什么环节出了问题,欢镜听还有五个月见习期工资没有领到,每月496元,五个月合计2480元,直到他写作这篇文章时(2006年7月27日),快两年了,仍旧没有领到这笔2480元的欠薪。

(朱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