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代表:逼出“匪”气(2)-我为死囚写遗书

他在璧山县城下了车,怀揣着两年来香梅写给他的十多封信,以一种近乡情更怯的复杂心情踏上了返家的山区公路。一会儿,前方出现一个红点,很快,一位红衣少女在1992年12月一个阴云低沉的下午如同一团喜气洋洋的红云扑到他的面前。

香梅接他回归了。

香梅将一支蜡梅递到刘原手里。那枝看似焦枯的树枝上绽放着一串嫩黄色的蜡梅花。香梅抢过刘原的行李,轻轻推了他一下,说:“我前几天接到你即将下山的信……走,回家吧!”

是的,香梅说的是:“走,回家吧!”

刘原的两眼立刻蓄满了泪水,他急忙举起那枝蜡梅挡到眼前,两串泪珠仿佛立刻爬满了那枝蜡梅花串。想了许久,他竟然哽咽着说:“走,回家吧。”

如果说逝水流年会在一个人的身上刻下某种岁月痕迹的话,那么,频频进出牢门的刘原,高墙与铁窗又在他身上刻下了什么呢?不到二十岁的刘原,却前前后后有了近七年的牢狱生活。七年,对任何人来说都绝非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生命数字。问题是,坐牢不要“命”,要“命”的是七年的牢狱标志无影无形地烙到他的“气质”里,言谈举止间,一股若隐若现的“匪”气便从他满身的青春朝气间泄漏出来;更要“命”的是,这股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凸现出来的“匪”气,吓倒了许多准备雇他的老板。谁愿意雇佣一个使自己整天提心吊胆的“匪”气人物作雇工呢?

从1992年12月到1993年3月间,刘原和香梅都在各自与命运进行着抗争。刘原这一方,除了往日盗窃团伙的师兄师弟不断上门邀请他重新出山外,没有任何做正常生意的人愿意雇他;香梅这一方呢?除了忍受世俗的偏见,社会的压力,还要不断地说服家里人接受一个“劳改犯女婿”。到1993年春天时,两人都已经精疲力竭了。

在一个油菜花飘香的下午,在遭受了又一次“失业”打击后,刘原一只手牵起香梅,仰望天宇深处无限温情的艳阳,先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无可奈何地说:“香梅,看来,我在家乡立不住脚了。我准备到深圳打工。”

香梅听别人说过,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在特区,人们只认钱,没有谁关心你的过去。她担心地说:“我怕你……”

刘原知道香梅担心什么。他一把抱住香梅,郑重地说:“我从山上(监狱)下来时,给政府(管教干部)发过誓,今生今世再走老路,猪狗不如。”

香梅还担心,深圳美女如云,诱惑太多。她说:“那里的女人比我洋气……”

话未说完,她的嘴唇立刻被刘原轻轻地捂住了。这位二十岁的乡村少女,看到面前这位虽然同样只有二十岁但却有了近七年牢狱生涯的男青年满脸都是泪水。一刹那,她打定主意:决定把自己献给对方,跟随对方走遍天涯海角。当几只蜜蜂嗡嗡嗡地赶到油菜花丛中为他俩寂寞的婚礼贺喜时,他俩怀着战栗的喜悦蹚过了人生某一阶段的河流。

性爱是男人走向成熟的最明显的标志。当刘原抱着香梅走出蜜蜂嗡嗡叫着的油菜花丛的时候,他忽然间觉得自己“懂事”了。

1993年3月中旬,刘原和香梅比翼向着南方那处特区飞去。他们只是一对单纯的农村小青年,尽管刘原已经有了七年的牢狱生活。二十岁的“懂了事”的男人只想找一个没有人关心他“匪”气的地方,不再回头走老路,平凡而忠实地生活。

2�特区大街上的“匪”气

没有高学历、没有工作经验、没有一技之长……除了两副年轻的身体便剩下同样年轻的两颗心。在深圳这样一座人才济济的特区城市,在求职路上,刘原和香梅碰得鼻青脸肿是很正常的事。

就在他俩心中的失望感越来越强时,不期然间,幸运降临了。

为他俩带来好运的,便是一枝蜡梅花。

1993年3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刘原穿着一身牛仔装,牵起同样一身牛仔装打扮的香梅,又一次踏上了求职之路。他们路过一家花店,一个眼熟的东西恍惚晃过刘原的眼帘。他回转身,看到花店大堂中的一个大瓷瓶中插着一树蜡梅,嫩黄色的梅花正怒放着。他吃惊地对身边的香梅说:“这个季节,哪里还有蜡梅花?”边说边走进花店仔细一看,终于发现是仿真的塑胶梅花树,他抽出一支,笑嘻嘻地说,“太太,送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