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中国市容报》上，发表了我的一篇随笔《初恋时，我拒绝了爱情》。编辑部除配发了一幅寓意深远的照片外，还特意编排了现今报刊上很难见到的醒目字体。

文章见报后，大约两个多月，编辑部转给我一封寄自米脂的读者来信——就是那个“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的出美女的陕西米脂。信件是一位叫阿晶的不到十五岁的女孩子写来的。我不知道她是如何读到那篇文章的，因为《中国市容报》是一份行业报纸，发行渠道在城管系统。

阿晶是中学生，字里行间洋溢着她们在这个时代活跃的气息，比方说，她告诉我她的初恋的男生长得很“酷”，一日不见，她就会心情不“爽”。她给我提了许多不应该是她这个年龄思考的问题。

作为一名作家，能够收到读者来信当然是一件高兴的事情。我准备给她复信。然而，当我将信纸铺到桌上时才发现，面对一朵沾满晨间清露的花蕾，我却要回答她开花结果的问题。我除了不习惯将一表人才说成“酷”、将高兴说成“爽”以外，我还不习惯或者不敢正视一朵含苞的花蕾提前“欲”放。

与此同时，我想起了勇才——一位死刑犯的早恋故事。

1�野山坡上的早恋：第一次含苞“欲”放

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带着原罪的，即使这个人后来成为罪不可恕的死刑犯。

1974年4月11日，出生在重庆市巴南区的勇才，在一个叫小江村的山清水秀的地方无忧无虑地生活。这段开心的生活到他十七岁那年，因一位书包妹的出现戛然而止。书包妹是一个很广义的称呼，泛指从小学到大学的女学生。但在勇才的习惯用语里，书包妹则专指女中学生。

那是1991年春天，风和日丽，草长莺飞。十七岁的勇才与几位兄弟伙相约到小镇上去玩。在离小镇不远的一面平缓的野山坡上，一阵悦耳的笑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举目望去，一群少男少女正在野山坡上放风筝。在美丽的春天里，这也许是人们最开心的时候。最先，牵引着勇才他们目光的是天上飞翔着的风筝。在那些五颜六色、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风筝里，有一只做成凤凰形状的风筝特别耀眼，耀眼的不仅是风筝的形状，主要是那一身金光灿然的装饰。

就在那只“凤凰”在半空中兴高采烈时，一位兄弟提议：“走，我们跟他们一块玩。”

应该说，他们的初衷也就仅仅是“一块玩”而已，如同我们在旅途中偶然碰到的旅伴可以畅所欲言一样。于是，在1991年的一个春天的下午，勇才与几位兄弟伙几乎没玩什么成年人世故的交际技巧，便很快地与那群少男少女们热烈地交往起来。直到这时，勇才才知道他们是重庆某中学的学生。在这群青春亮丽的少男少女中，勇才发现其中一位女孩子显得特别成熟。他所说的成熟是指对方的身体，也就是说，那位女孩已经发育成了成熟女人的身体了。

“一群人中，就数她最浪漫。”在狱中，勇才对我说，“说起话来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

我明白勇才话中的意思：那位女孩子虽然发育成了成熟女人的身体，但是她的情感和心智依旧停留在早春二月的阶段。

为了后文叙述的方便，我给她取个化名：莉莉。

当年的莉莉不到十五岁，在巴南区的一所中学读书。说实话，在现代社会中，在我们目前的生活环境里，像莉莉这样天真的年龄就成熟到了成年人的身体的女孩子并不鲜见。伴随着青春期的提早到来，许多原本属于火红的青春思考的东西，宛如空气一样地进入她的情感里。问题是，在莉莉的床铺足以承受她日益丰满的身体时，却没有谁教给她分解内心情感重负的正确方法。现在，分解她情感重压的男孩居然在这个春天的下午不期然而然地出现了。莉莉看上了勇才，看上了这个比她大两岁的男青年。

最让莉莉动心的是勇才的“潇洒”。

那时候大家都玩累了，天上的风筝已经收下来，散落在那面长满青草的野山坡上。勇才掏出一包香烟，用一根手指在烟盒底下一弹，一支香烟就探出了半截身子。他走到朋友们面前，将一支接一支的香烟“弹”到他们手中。开始，那群中学生还不肯接，勇才慷慨地说：“没关系，四海之内皆兄弟，烟酒不分家嘛。来来来，抽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