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火打劫

十月十九日

霪雨终于停了，太阳出来，一下子变得明艳照眼。

秋天有时候比夏天还亮，因为深绿色的叶子都变成黄红色，再不然凋落了，阳光更容易在叶子间反射、穿透。

秋天的光影特别美。尤其在北国，太阳向南移，过了赤道，所以即在正午，阳光也是斜的。斜斜的阳光从林木间洒过，造成一长条、一长条的阴影，和亮丽的阳光对比，就益发黑白鲜明了。这时候如果有小鸟、小虫和毛绒绒的种子飞过来，飞进“阳光带”，造成反射，加上后面是黑暗的树影，就变得格外清晰。

也幸亏有阳光的特殊效果，使我能在这萧条的季节，连续捉到两只大黄蜂，我想它们都是饿了好几天，急着出来找死蝉吃的。“噤若寒蝉”，天一寒、一雨，那些蝉就不但不叫，而且纷纷冻死了。一只只仰着面，躺在草地上。蝉的肚子是白色的，在绿草的衬托下尤其明显。那些找死蝉的黄蜂都飞得特别低，小小的虫在草地上飞，从高处不容易看到。所以我也采取低姿势，甚至趴在地上看。

趴在地上真是绝妙的方法，我可以把几十英尺的地面，看成一小片。在这一小片的天空中，任何虫子飞过去，都逃不出我的法眼。

草地上积了水，潮湿的草皮很脆弱，稍稍用力踩，或者跑得快一点，就可能整块破掉。

霪雨前种的草籽都萌发得好极了，何必说“春草如碧丝”？其实秋草也可以像是“碧丝”，《诗经》上用“美”，也就是初生的小草，形容女人的手，真是“观物精微”。贴近地面，看风里摇摆的新新小草，像是千万双小手挥来挥去。

一般城市里的人，都以为植物该在春天下种，岂知大自然是在秋天种的。想想，秋天不是结实的季节吗？那果实掉在地上，不就是播种的时候？

许多庄稼，也都是在秋天下种的。譬如麦子，秋天播了种，开始萌发，跟着来了冬天的风雪，等到来年再发，反而能长得更好。

秋天不也是移植的好时候吗？被移植的树木，一定受了伤，如果春天移，跟着天气热、消耗大，容易死。秋天移，下面是生机较弱的冬天，偷偷长下面的根，也偷偷适应，接受被移植的命运，等到第二年春天，就又是个“新人”了。许多人需要冬眠，尤其碰到打击的时候，要躲起来、安安静静地承受，再平平静静地接受，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场雨真是帮了我不少忙，我发现世界上多么好的“花园喷水系统”，也不如老天爷的这一个。花园喷水是平均照顾每个角落，老天爷则不一样。这大概与一般人想的恰恰相反，大家总想着老天爷是最公平的。其实错了！老天爷并不公平。你看！在大树底下的草地，雨水被大树遮了，当然水会少些。至于上面毫无遮荫的草地，则有百分之百的雨水。老天爷的待遇怎么会是公平的呢？它反不如人工喷水，算好位置设“喷头”，一片片水幕，使每棵小草都能得到一样的水分。

但是你再想想，树荫底下和空旷地方的小草比起来，谁受的阳光强？容易被晒伤、晒干，而需较多的水分补给？当然是后者。相反地，如果树下的小草，水太多了，又没有足够的阳光，还生霉而死。

你说，老天爷是不是最聪明？它看来不公平，其实公平。它的“雨露均沾”，不是一律给一样多，而是看你天生的才具和后天的环境，该给多少给多少。少拿一点不见得是倒楣，有时反而是福不是祸。

在草地上爬，我的“手”告诉了我这个天机。

两只黄蜂，一进派蒂的房间，还在门口，就被抓走了。我发现这杀手的记性很好，它似乎已经知道，当我抖动塑胶袋的时刻，就表示有东西吃。这时候，虽然罐子上的纱布已经拉开了，它也不往外冲，它是知道优先顺序的，在这个时节，吃饱大概比逃跑来得更重要。

我也真不了解，为什么这两只黄蜂好像去投怀送抱，统统才进“玄关”的位置，就被派蒂请进了肚子，连一点挣扎的声音都没有。

或许因为派蒂的猎杀功力，是更上层楼了。最高级的杀手是让目标自己过来接受死亡，而不是去追杀。如同最高明的摄影记者，看来不是抢镜头，而像是把镜头及时地举起，那新闻人物就自然把最好的角度送过来。

无论抓什么虫，也无论那虫是以何种角度进人派蒂的攻击范围。我发现，当派蒂抓到它们的时候，它们都是面朝下的。就像通过产道的娃娃，似乎老天规定，多半要面朝母亲肛门的位置。

也可以说派蒂必定选好“背”的位置下手。两只钳子，一只钳着颈子、一只钳着腹部，第一口先咬去翅膀，然后顺着吃最有肉，又最能致死的上身。吃完上身看看头好不好吃。不好吃就扔掉，再回头好整以暇地吃肚子。

多半的昆虫跟人一样，所有的口器、六肢都是向前的。可以抱着咬，咬着踢，更可以弯起屁股，用上面的毒针向前刺。所以当它被派蒂从后面抓住的时候，这一切攻击的工具就都不管用了。

我也想这两只黄蜂，在“别人”都因为天寒，而躲在巢里不出来的时候，它们为什么还要出动？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虫儿被鸟吃。那些在半夜三更，最不安全时刻受害的人，常是最可怜，或最勤快的人。可能是白天上课，晚上打工的女生，也可能是为了给孩子多存点钱的父母。

落魄的强盗抢落魄的人；苍凉的时代向苍凉的人下手；可怜人欺侮可怜人。不知道这些“施害”的人，是不是都发展出他们的“存在主义”。

记得以前在仁爱路的中视上班，紧邻的违章建筑区失火，我们站在中视的楼顶，看到有人抱着电视机从火场跑出来。后来才知道，原来那电视是我同事的，他住在里面，急着救火，没想到电视被人先“救”走了。

也记得我母亲说，当年逃难的时候，专有人出来抢。“这时候抢最好了！平常没人往人烟稀少的地方走，逃难时就有了。平常身上不带太多值钱的东西，逃难时宝贝全带在了身上。平常有警察，这时候警察不但管不了，只怕自己有家伙，先变成了强盗。”

说完，我的老母还笑笑，仿佛那已成为天经地义的事。

想到这个，我傍晚又出门，抓了一只大黑蜂进来。

时局已经乱了，再不抢就没得抢了。赶快抓两只给我的宠物吃，改天没得吃，只好饿肚子了。

在这时局动荡的秋暮居然还有大黑蜂出来，说不定它也是想趁天不太冷，还剩几朵花的时候，赶快多吃几口，再带些回去给它的孩子吃。

我很同情它，它的孩子再也看不到爸爸了。

我很欣赏它，它填饱了派蒂的肚子，派蒂露出满足的笑容，使我女儿很开心。淫妇

十月二十五日

今天我被马蜂螫了，当我用塑胶袋罩下去，把它压在草地上的时候，突然觉得右手中指一痛，本能反射动作，用力一甩，看到手指中间那截，多了一个小黑点子。

我赶紧把手放在嘴里吸，很用力地吸，一边吸一边吐口水。冲回屋先用水漱口，又用李施德林药水漱，再把漱口水喷在被螫的地方。

那里已经肿了起来，痛痛、麻麻又热热的。老婆急着拿来一管药膏，直问是不是有刺连在皮上，先把刺拔出来。我从手指侧面，对着光看了一阵，没看到刺，只见一个小孔。马蜂不像蜜蜂，蜜蜂螫人之后，把刺留在人的皮肤上，自己就死了，好像“自杀机”一样。马蜂是不吃亏的，它可以在狠狠修理你之后，自己却活得好好的。

想到这个，就更火大了，我不但被它螫，而且让它跑掉，真是有损英名。想想，从养派蒂开始，我少说也抓了七、八十只各种马蜂、黄蜂、黄夹克、大黑蜂。怎么居然今天会失手？而且落得儿子笑：“夜路走多了，总会遇见鬼。”

也要怪这个时节，真是一虫难得。当我发现这只马蜂在草上飞的时候，唯恐它跑了，结果没等它落定就往下扑。被它向右飞开，正好压在我的手指下面，螫了我。

已经连续五天没抓到虫子。中间虽然也移开院子里的花盆，抓了两只潮虫和小蜈蚣，但是派蒂都不感兴趣。我发现它还是爱抓飞的。也可能因为这些“阴暗处”的东西，皮太硬，不可口。

在外面受挫折，只好回来找自己人出气。在这个绝粮五天的紧要关头，我也显然不能不动用“预备基金”了，我的“自己人”和“预备基金”，正在瓶子里，自从它的丈夫逃跑，又被派蒂杀掉，它不但没有殉情，而且心广体胖，已经长成一只特大的母蛐蛐了。

母蛐蛐就像母鸟般颜色晦暗，蹲在巢里孵蛋的时候，很不容易被发现。母蛐蛐不叫，只是安安静静地吃，我在瓶子里放了些饼干屑，又撤了些肉松，还摆了个棉花球，每天在棉花上滴一些水，它就扒着喝。

这蛐蛐使我想起小时听过的童话故事——患有深度近视的老巫婆，抓到一个小孩，觉得小孩太瘦，就关在笼子里养，打算养肥了再吃。每次老巫婆走到笼子前面，叫小孩伸手给她摸的时候，小孩都伸过去一根树枝。老巫婆就摇摇头说“还是太瘦”。

多好的童话故事啊！像“虎姑婆”似地，成为小孩“美丽童年”的“丑恶点缀”，一辈子不曾忘，且不忘记说给自己的孩子听。

现在这母蛐蛐就是我养的小孩隔一阵子看看，长大没有？长肥没有？最丰腴的时候，就可以“送进宫”了。我应该早想到这些，如果早早多抓些蛐蛐，养在一起交配，生一大堆小的，到这岁寒时节，不是就可以喂派蒂吃了吗？

哈哈！记起一个老同学从陕西回来说的笑话。

有一天他在朋友家做客，看到门口许多狗跑来跑去。就问朋友“都是你的狗啊！”“是啊！”“很漂亮！”“你最欣赏哪一只？”我这老朋友就指了指其中一只。

没过多久，朋友斟上了酒，又端来一锅下酒的好菜，香极了！就是刚才指的那条狗。

哈哈！让我又记起一件更好笑的事。

当年我播新闻，前面一条新闻是某国际保护动物团体的负责人来台湾访问。后面接着就是一条专题，报导台北近郊的“狗农场”。

一大群狗在笼子里对人吠，一黑、二黄、三花、四白。据说在狗农场里工作，最重要的是不可跟狗建立感情，要使狗对你吠，使它恨你。然后有一天你杀它，才不会不安。你可以自我安慰：谁让你对我吼？使我先杀你。

我把装母蛐蛐的瓶子拿起来，放在灯下看。看看里面会不会已经有了小蛐蛐。

没有！她嫁了最少两任丈夫，可惜，都没生育。倒是第一任丈夫先进了她的肚子，第二任丈夫进了派蒂的肚子。现在她也要进派蒂的肚子。

多麻烦哪！搞都搞不清。一个进了一个肚子，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全送作了堆，化成一堆屎，如同所有的丑闻、绯闻，到后来全是“落花都上燕巢泥”。伟大的人物，像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在生前要瞒着大家有“私生女”的事实。但是才死，私生女就成立基金会，掌管了老爸的“智慧财”。

活着时候的“绯闻”，死后就成为浪漫的“韵史”，甚至被人传诵的故事。说“这个伟人也有平凡人的缺点，使他更令人觉得亲和、可爱而真实。”

只是如果那个闹绯闻的是女人，即使死后才被发现，似乎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难得到这“可爱而真实”的称诵。反而被冠上一大堆难听的封号。想想，提到武则天，有几个人知道她也曾知人善任，有一番政绩？只怕先想到张宗昌、张易之这些“面首”。

大概因为写史的多半是男人吧！我常想，如果把全部人类史由女人重新写过，会是怎么样的一番景象？

母蛐蛐进了罐子。蛐蛐和蜂蝶类的个性不同，它不属于天空，而属于土地。所以一进去，就往枯叶和虫尸之间钻。好像把头埋在沙里的鸵鸟，可以忘记外面的世界。

派蒂是顺着树枝走到瓶底的。很轻松地从后面下手，把母蛐蛐夹在手里。蛐蛐不像马蜂，有明显的三节和“蜂腰”，派蒂的吃法也就不同。它由屁股尖尖的地方咬下去，似乎知道这里没有“毒针”。

肚子被咬开了，流出许多白白的汁液，像是肥肥的油脂。突然使我想起前些时在台湾，一位计程车驾驶对我说的——

“刚才有个女人坐我的车。这女人真大胆。她居然主动告诉我，说她才去找了牛郎。”那位驾驶兴高采烈地大笑着：“你知道她怎么说吗？她说她是要报复她丈夫，她丈夫既然敢出去找女人，她就去找男人。还说……”驾驶忍不住笑得没办法说下去，等了好几秒钟才出口长气：‘她居然说回去都不洗，就要找她丈夫办事，大家一起来，在里面碰面！”

“会写历史和出去玩的男人要小心了。”看着母蛐蛐一点一点进入派蒂的肚子，也是两个公的，在里面碰面，我心里有些悸动……

黑手党

十一月二日

每天吃完中饭，我都要独自坐在花窗前，望着院子发呆好一阵子。这是我培养情绪，把脑海悬在“想”与“不想”之间，让灵感飞进来的时刻。

院子里种了二十多棵枫树，多半都是小叶的日本丹枫。似乎不过几天，全变成了艳红色，“霜叶红于二月花”，这句诗一直到来美国，看了秋景，甚至可以说一直到我搬入长岛，看了自己的院子，才能深深感觉。因为那些枫叶是横着摊在我的窗前，从屋里望出去，不见整棵树的外形，也不注意叶子的形状，就给人一种春花烂漫、铺天盖地的感觉。

但是最近这美艳的景色，非但不能使我怡然，反而造成我的焦虑。

太多事情没能解决。虫子抓不到，几天也抓不到一只小虫，眼看我的派蒂就要饿死。饿死倒也罢了，问题是能找到一个也就不能产卵，完成她生命循环的责任。对！当然有太多人一辈子也找不到男朋友、女朋友，一辈子没有夫妻缘。但是因为派蒂由我管，每天把它关在笼子里，没有机会像外面的“豪放女”，常有跟异性眉来眼去的机会，所以它的不嫁，就仿佛把女儿成天关在家里，训以“人生大义、男女礼教和子孙教道”的父母，当孩子因此磋跎了青春，错过了姻缘父母是难辞其咎的。

记得儿子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开玩笑地说：“你应该还是个处男吧”，他居然大为光火好像我瞧不起他。我当时一惊，心想，是不是如果有一天女儿长大了，我这样问她，她也要生气？

“守贞”不是一种光荣吗？一个男孩能不轻易尝试肉体的媾合，把他的第一次给自己的伴侣，不也应该自许吗？抑或年轻一代已经另有想法，如同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一开头说的——“一朵被提炼过的玫瑰花，总比自生自灭地萎在枝头，多些生的情趣吧？”他们居然把“对自己身体的开发”，视为成熟的一项指标，认为一个只知道探索外在世界，却不能解放自体的人，是青涩的呆子。

想到这些，我就对派蒂多了一分心情的负担。

除此之外，眼看就到我要回台湾的日子，等着谘商的青少年已经排好了时间，可是，我走了之后，谁来喂派蒂呢？”

不错！全家都很喜欢她，女儿把她视为“小孩”，我的老婆也不讨厌她。但不讨厌是一回事，照顾是一回事，当我把捕虫和喂食的工作交给他们的时候，“爱”可能就要变质了。

别说对待小动物了，人与人，甚至父母与子女之间，不也如此吗？常听作父母的人，多么操心孩子，认为自己女儿、儿子自从嫁娶了那个“混蛋”和“贱人”之后，就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只见他们操心、咒骂、落泪，当你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帮他们带带孩子，或给他们一些经济援助”的时刻，可能脸就转开了，再不然骂：“那是活该，自作自受，谁让他当年不听我的话，现在我也帮不上……”

现在问题来了。怎么弄吃？怎么养她？谁为她每天喷水以维持潮湿。谁拿鸭嘴笔喂她喝水？谁出去抓虫，再小心地把虫放下去？又由谁来为她继续找对象？

老婆说得好——“你干脆把她带回台湾好了，台湾暖，有虫吃，你可以天天去公园抓虫。”

可是我已经打听过了，带小动物进去，要先检疫，带着检疫证书通关。有些还得存在“关上”观察好长一段时间，派蒂不能活几天？又有谁会照顾她？连我教秘书打电话去问怎么带螳螂进去，人家都当她是开玩笑。

提到秘书，她确实给陈维寿老师打了电话，陈说他自己现在没有螳螂，会问问学生，又给了他家和办公室的电话。我昨天夜里打去，他说学生也没有，大概“季节该过了。”

我当时心想，难道在台湾，虽然四季都不太冷，螳螂也得按照那注定的生命循环交替的“时间表”过日子，如昆虫书上所说“以卵过冬”？我也想，是不是有些虫卵会像郁金香的鳞球一样，非得用低温催生不可。

三十年前，我从国外带了几个郁金香球回台湾，种了都不发。倒是其中有一个最烂的，原本要扔掉，被我老母以为是洋葱，放进冰箱好一阵子。当我把它“救”出来，又当笑话种下去之后，没多久就抽叶、绽放了。

坐在花窗前，我不再能凝神冥想，还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总得注意外面的动静。草地上有没有黄蜂在飞？花上有没有蜜蜂光顾？很奇怪，好几次看见“蜂影”，在我的窗前一掠；等我冲出去，却不见了。

今天又是这样，一溜烟、一溜烟地出现“蜂影”，但都飞得太快，真是“来无影、去无踪”。突然想起以前杀死的那一窝蜂，也是进进出出，交通频敏，却快得教人看不清。对！说不定这里，也就是我的花窗附近，正好有一窝蜂，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穿起夹克往外走，决定去守株待蜂。

天已经相当凉了，尤其是午后，窗前的花圃落入梧桐树的阴影，就有了冬意。更讨厌的是，没了阳光，连飞虫也看不清了。

我相信黄蜂除了在花间穿梭，是慢慢飞，其他时间一定飞得极快。如同开计程车的人，空车找客人的时候慢慢开，客人上来之后就突然加快。有目标的人，快，而且少出事；没目标的人，慢，又易出事，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我是不是眼睛有毛病，患了“飞蚊症”？明明看见一道黑影飞过去，为什么跟着又什么都找不到？

我开始探着步子进入花圃。这花圃原来不过一公尺，经过我一年年扩张，已经有三公尺半的“纵深”，至于“横幅”更有十公尺以上。

即使是自己的花圃，长久不进入，也会成为蛮荒。最起码有了蛮荒的恐怖感；怕什么怪虫跳出来、怕长了“毒藤（poisonivy）”，怕生了带刺的草。如同久久不联系的朋友，见了面，先得有一番“试探”的感觉。

许多一年生的草花，都已经凋零了。有些草花的种子，一碰就会爆开，好像会咬人的小虫。我顺便拔了几棵野草；在树林中，它们努力地长高，下面全不生叶了，长长的茎，有一公尺多，细细的，连着浅浅的根，轻轻一拔就起来了。这道理很简单，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它们根本自己不用“站着”，只要挤在树丛中就成了。

正弯腰拔草，突然耳边“嗡”地一响。一道黑影快地掠过，正掠过我的手，穿进树丛。

我赶紧站直，不再动，避免被出来巡逻的队员攻击，我已经确定——这里住了一窝蜂。

那是一种土蜂，也就是“黄夹克”，它们衔泥在窗根和墙缝间作窝。以前我不清楚，直到前两年，看到一只啄木鸟，啄我的窗棂，才发现上面一堆堆的黄泥，里面住了许多土蜂。现在我猜，又有了一窝。

我静静地等着，这一静，就天机乍现了。简直是一只接一只，在进进出出，而且一碰到我的窗脚，就不见了。

我跳出花圃，换个角度看，原来它们是住在我的窗子里。我的花窗是用铝条作“窗框”，那铝条是中空的，正好有一头露在外面，而且朝下，淋不着雨。这些聪明的“黄夹克”，居然就住在里面。真没想到，我天天在院子扫黑，其中有不少“主犯”，却出于我自己的门墙。

我冲回屋子，找出那瓶“杀蜂剂”。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开盖子。但是刚举起，又放下了。

我为什么杀它们？如果为了派蒂，杀死的蜂，身上全是毒药，根本不能吃。如果为了自己，它们从来不曾主动出来螫我，我又很少进入花圃。甚至可以说它们帮我传播花粉，跟我不是“敌人”，而是“共生、共荣”。

我现在要的是一只、两只，或每天收拾个一两只，好作出点成绩。何必把它们全杀死呢？何况这“杀蜂剂”罐上写着可能会腐蚀油漆类的建材，搞不好把窗子外面的白漆全腐掉了。

只是，我怎么抓这一两只呢？

如果把塑胶袋对准它们的洞口，飞出来的一定进入袋中。但这时若有回来的，八成要螫我。相反地，对着外面，很可能骗一两只归心似箭的，但窝里的千军万马，又必定立刻出兵，我不可能招架得住。

我该怎么办呢？

我走回屋子，坐在窗内静思。突然神清气爽，作出决定——不抓。

我发现它们的窝距离派蒂家不过三公尺，前些时那只被派蒂咬死的螳螂则是在窗上抓到，等于在那蜂窝的旁边。

我相信这里有着世世代代的螳螂家族在繁衍。它们都以这里为中心，向外发展，也在这里觅食。

我甚至想，必定有许多螳螂站在蜂窝门口，手到擒来，过一生。最早选择在这里生根的螳螂妈妈是多么伟大啊！

当然，那些蜂也很伟大。它们可能明明知道家旁住了“魔王”，却按时缴保护费，宁愿牺牲一些亲人的生命，来换取和平。

想起我在台北住的大厦，以前二楼开了一家赌博电玩店。大概怕警察，而在大楼门厅里装了一架闭路摄影机。后来电玩店关了，摄影机也拆了，好多住户居然怀念“当年”。因为那一阵子，大楼住户很少失窃，窃贼都怕被拍下来。

也想起纽约的小意大利区，居然是曼哈顿唯一能够夜半三更带着女朋友散步的地方。因为它是“黑手党”的地盘，谁敢在那儿作案，就可能躺在某个高速公路的旁边，或被绞肉机绞成狗饲料。

小意大利区开了许多雅致的餐厅、酒吧，保留了最原味的“爵士乐”，还开了一大堆画廊。

每次半夜，走在小意大利的街头，都觉得很像世外桃源，很幽静、很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