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深深爱过

当时紧握的手是那么炙热

今天在同样城市中我们故做冷漠地各自生活

爱可以让两个人都带着伤口

一个梦撕成两个世界……

当我们老去

一切风淡云清

我是那样匆促的来到了北京又离开了北京。

我不敢在北京久留，我害怕呆得久了就真的再也没有勇气走了。

任何一次我离开北京都只是因为勇气和赌气，但是，若我真是要想留在北京，可以有一千条、一万条的理由。我相信无论把线穿在哪一根针上，都有可能织出的是一幅美好的锦绣。——但是我不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敢。

我在快30岁的年纪上已经参悟了一个道理：爱，有时是占有；有时，是懂得放手——不是放了别人，是解放自己，因为我们的锁链已经太多太多，就算那真的是一条幸福的锁链，但也还是约束、还是羁绊、还是会让你衍生出对未来无限的惶惑。

记得有个年轻的女人这样说过：“我想要很多爱。如果没有爱，有很多钱也是好的。如果连钱也没有，至少我还有健康。”很多和我同龄的女人在我们现在的年纪和阅历之上获得的人生观一定和她是正好相反的，在我们看来，最想要的是健康；既然没有健康，有很多钱也是好的；如果连钱也没有，那就给我们一点爱吧。爱是最没有保障的东西。偏偏我们却总还要把自己最好的光阴都耗在它的上面，对它皓首穷经、穷追不舍。

我只在北京逗留了两个夜晚就走了。我甚至没有回一趟故乡江城。我是一个很好面子的人，出国了，没有混出一点样子，回去以后说什么？我最怕面对的就是父母，只有他们是我觉得我有责任要做一个交代的。但是我现在拿不出一个体面的交代啊。那就回避吧，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走的时候我和谁也没有打招呼，我想没有什么道别的必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圆规中活着，谁对谁都不是最关键的。芸芸众生之中，我们都不是谁的谁，我们只是我们自己。名字是我们的符号，父母在赐予我们生命的时候给了我们这个品牌，于是，我们带着它挣扎。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对自己交代，为自己活着，朝前方看着，仅此而已了。

又在澳洲混了一年。上学，和导师面谈，天天泡在图书馆里做research，自己生火做饭，到超市里买促销的便宜东西……

我终于完全适应这里的生活了，想到也许今后一辈子就真的要在这个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不能不极力地去改变自己，以趋被同化。

我们的大house里面新搬了一对housemate，也是一对新移民。他们和我年龄相仿，也是在国内申请的P.R.(永久居留)，拿到了以后就到澳洲来坐所谓的“移民监”。我很羡慕他们，起码他们相互之间有个照应，那种夫唱妇随的场景真的很温馨。哪怕吃完饭以后要多洗很多个碗盘，那也值得啊。

这两口子对于未来也没有更好的安排，所以他们就和我一样，选择了读书。反正在澳洲的福利体制下，有了P.R.身份的人读起书来等同于local，不用去交纳那昂贵的学费。男的选择了去读当时还很热门的IT专业，他读的master不是research，是coursework，而且是专门针对没有IT的background的学生来设计的课程，所以强度很大，差不多是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把一个IT的本科连带硕士的学业全都给解决掉。他每天都被不计其数的作业给追赶着，经常深更半夜了还挑灯夜战，很是勤勉。女的就一心在家里当着家庭妇女，算计着怎么把生活弄得更节俭又更滋润一些。

也不知道是本来就有预算呢，还是一不小心玩出了人命，总之他们到了澳洲没几个月，望着女的肚子就高昂了起来。看着他们经常在一起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说，男的会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女的会生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真是很让人向往啊。其他的我不羡慕，我只是看到他们即将要进行的养育下一代的浩繁工程，很觉得有些眼热。做女人的，没有不想当一回母亲的。但是，没有机会啊，暂时也没有可能啊。

女人在年轻的时候有太多的阅历确实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像我，来来去去之间，一直还是单身。我对我身边的男人提不起精神来，不论是唐人还是鬼佬，我们之间只能是相视一笑的交情。

心里要是有期待的话，可能应该是寄托在夏竞这个名字上了。他是惟一一个和我那么复杂的过去没有牵扯的人，他有那么明亮的眼神和明媚的笑容。我很多次地想过，要是我真的和他在一起，我会很快乐的。做他的小小的妻，听人家喊我一声“夏师母”，和他一起过一些粗茶淡饭、举案齐眉一类的平常简单的生活。我们都是文人，我们最懂得从哪里去欣赏和迎合对方。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没有，什么也没有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礼物。

我回澳洲以后给夏竞发过一个Email，我告诉他我已经把房子给卖了，那套留在他那里的钥匙只能是个纪念了——如果他愿意还把它们留下来做个纪念的话。

他给我回了Email说，他从来都是把那套钥匙当成是一个纪念的。他在Email里问我，你连房子也不要了，是不是真的就要了断回家的路了。

我告诉他，不是这样的。家不是房子。有时候家就是一种气氛，一种空气，在现在的我看来，家的概念和物质无关。我迟早是要回家的，也许是在我坐完“移民监”之后，也许是在我叶落归根的时候。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但我知道，我总受到家的指引。

夏竞不再问我什么，有时候Email给我他最新完成的一些作品，他只是把那些文字放在“附件”里，而真正信件的正文部分，他总是留白。他什么也不说了。

除了想念，我们什么也不用去说。

我和裴俊、童超还偶尔有一些电话上的联系。他们也总说要到澳洲来看看，来看风景，也来看我。我知道这些是客套话了。出这么一趟远门对谁来说都是需要规划的，穷人的规划在于经济问题，富人的规划就在于时间的问题。反正总有一些在而今目前眼下和现在的时段里比来澳洲更紧迫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总在电话里说着，我也就在听筒边听着。我相信这是大家的美好愿望，而我们，也还需要一些个有着美好愿望的语言和形式来点缀着我们的生活，敲击着我们的耳鼓。

差不多在一年以后，有一天，裴俊在电话里跟我说，他希望我回一趟北京。

我问：“怎么啦？”

他就说，想你了呀。

很久没有和扎根祖国的同志们练练痞劲了，看裴俊说话也是调侃的有些阴阴的小坏，于是，隔着一万多公里的距离，借着一条电话线，我迎着他的那种语气说：“瞧您说的，什么时候学会了表达愿望这么直接呀。您想着我，您就让我买上机票哭着喊着奔向北大荒啊？”

他笑了，问：“什么叫北大荒啊？”

我说：“像我这样的女青年在北京，大龄，没人疼没人爱地荒着，那不是就‘北大荒’了吗？”

裴俊说：“哪能呢，你吆喝一声，你家楼下排队的人还不要叠罗汉了？估计要喊警察来维护治安才行。”

峰回路转，我说：“虽然我们的嘴也都是说话说得都磨出了老茧，但咱别打着国际长途这么耍嘴皮子了，您还是接着直接一点，讲吧，你要我回国有事情吗？不是看我快要骗到一个博士学位了，就想招兵买马、让我加盟您的麾下吧？”

他说他想把钱还给童超。

我问他：“是不是生意有很大转机了？”

他说：“还行吧，但是还不能说有很大的起色。但我想把童超的钱尽快还掉，也算是了却一个心愿。”

他又说：“救急的钱拿来用一年也算是用得比较久了，何况这钱里面还贴了你那么多的人情在里面。”

我说：“那好，论据充分，我老人家回一趟中国吧。”

上一次回中国是为了借钱，这次回去是为了还钱。

以钱做借口，我又可以回一次北京了。

可以再回北京了，真好。

我知道，人在北京，我一定不会是“北大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