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让泪水流出我的眼眶，
没有人能让痛苦涌上我的心头。
明天的太阳从山尖升起，明天的我在清晨醒来。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出国，因为我学的专业是中文。现代社会多实用呀，人们普遍认为，在大学里学中文的人简直就跟什么都没有学过一样。你说，一个中国人想在中国混，谁不会中文呀。连我过去的男朋友都说，殷拂，你学个什么不好，要学个什么中文系。这一点让我非常自卑，跟人说起自己的受教育背景的时候，总是羞愧得就跟自己没上过大学似的。但是，后来当我遇到在北大学波斯语的Albert的时候，我才发现，用四年大好青春来学习一些也许一辈子都无用的东西，还不如学学咱中文呢。
想想来，在大学里我们都干嘛了？据说中文系是我们学校里惟一一个在大一的时候不用学高等数学的专业，这让我们本来就很好混到手的大学文凭失去了最后一点风险系数。这就必然使我们的学习生涯从“好混”蜕变成“鬼混”，而且，混到天长地久，混到海枯石烂。我们当然没有多么刻苦地钻研我们的专业知识，所以，当我们回首那四年光景的时候，常必常异口同声说一个词“差它(蹉跎)岁月”。故意要把“蹉跎”念成“差它”是为了进一步强调我们这些学中文的有多么的“差它”呀。
看看那些理科院系的同学们，人家以每天读十几个小时书的壮举表达对一切水性杨花行为的深恶痛绝。结果呢，那么高深的学位，人家拿了；人家在大学四年里还顺带考了托福，鸡阿姨什么的。说起来也不知道谁是谁的鸡阿姨，谁托谁的福，总之人家丰富多彩地填满了大学生涯，哪怕说自己偶尔的胡闹，都能说出诸如“在实验室里用高压灭菌锅来蒸田螺”一类的新鲜玩意，你想说人家不牛都不行。人家这只脚刚迈出校门，另一只脚就跟着要揣开国门了，哪怕在国外洋插队，人家这几年是多么的事半功倍呀。差距一下子就突现了出来。
而我们学中文的人呢，别的不说了，就说学个英语吧，我们在考英语四级的时候一致认为，前半部分是带着耳机收听外星人的谈话并做一些记录，后半部分是用外星人的语言总结地球人的感想——总之是考场出来看谁的秋波都成了秋天的菠菜，一般都要考个几回才能侥幸捡个及格回去。这是中文系的特色——学好本国的语言文字就排斥外国的语言文学，多么专一呀。我们系学生的英语四级的及格率永远是学校的老大难问题，都不知道这四年一千多天时间里，大家有几天是在做一些风花雪月之外的正事。弄得校友聚会的时候，除了讲讲自己的拖拉机心得、拱猪秘诀之外，就只能硬撑着不要脸地炫耀“谁谁是我的第N任男友”，以示自己在那个时代里，痛、并生活着。
那一年我们班学中文的有13个女孩子。现在过了10年，混出息的也应该有13个吧。——看你用什么衡量标准了。
当学生的时候，我们13个人从来没有凑整齐了来完成一件事情，或者集体出现在一个场合，包括历次考试以及最后照毕业照的时候。我们那么缤纷地过了大学四年，出了校门就更加五颜六色地书写我们的履历了。
去年夏天我回国，辗转着邀请了几个在北京的同学一起吃了顿饭，结果，发觉每个人在现时现代都可圈可点。A是毕业后分回河南老家了，后来因为找了一个北京的男友，就应聘到北京的一家报社，现在也是一个专栏的主笔了。这是不满现状奋斗型。B一毕业就开始和男友做生意，据说没少挣钱，反正4年后她考到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顺便还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毕业后在一家共青团报纸报社工作，也是大拿了。她是曲线救国执着型。C嫁了一个博士，毕业没多久就作为家属去了日本。她算眼力好，找了个有前途的原始股，属于相夫教子贤淑型。D毕业的时候是在一家媒体搞行政工作，难得人家10年如一日在那个乏味的岗位上不挪窝，如今也是领导一级的人物了。她是春耕秋收勤勉型。……总的感觉是我们这些学中文的人，中文系的文凭也没有太亏待我们，大家好像都安居乐业了，除了我和方若蝶两个还比较动荡。
那天，方若蝶没来。本来她说要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临时变了卦。有人就猜测说是方若蝶不太想见到我。
关于方若蝶的说法有很多，推而想之，我这些年不在国内，那些认识我的人聚在一起说到我的时候，一定也充分发挥了一个中文系毕业生的添油加醋的特长。
怎么说方若蝶呢?
我对她有成见，所以，在我介绍她的文字中必然会出现我对她的傲慢而形成的偏见。是什么偏见呢，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鄙夷，有点类似于良家妇女对青楼女子的不屑。这当然是我的个人看法了，就像那些网管不力的网站刊登出来的自由论坛上都加着一句话说“纯属一家之言，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一样；但是，综述可能有感情色彩，陈述还是比较客观的。你可以以你的价值观来保持你清醒的鉴别力。
方若蝶是我们班惟一一个告别了高考的压力之后，在大学时代仍然好好学习英语的。尽管我和她互相不喜欢，但是，我不能不承认她对英语的执着以及对英语国家的执着。
方若蝶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就把我们要赴汤蹈火三四次才能勉强过关的英语四级给过了，而且过得很轻松，考了75分——她的这个记录在中文系保持了3年，直到大四的时候我以88分的成绩取而代之。
大二的时候，方若蝶和她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分了手，那男孩还专门从河北跑到江城来想挽回他不可能挽回的爱情。事实上，方若蝶早就和一个在我们学校进行出国前外语培训的高干子弟好上了，那个高干子弟既不高大也不精干，委委琐琐的，总是跑来用他瘦弱的肩膀来给方若蝶她们一寝室的人打足开水，似乎以此来证明他虽渺小但足以依靠。他们好像信誓旦旦说过要在大洋彼岸共创美好人生一类的豪言壮语，那男生还寄来明信片，上写“因为没有你的陪伴，我看美国一点也不美”一类的甜言蜜语。不过那个男生出国没多久就爆出他们家
的巨额受贿丑闻，党报加上小报都来讲这件事情，全中国人都知道了，方若蝶当然也不例外。方若蝶肯定不会让自己白纸一样的人生有那么浓墨重彩的污点。如此收场虽然有些意外和难看，但方若蝶也未见得有多伤感。
大三的暑假她去北京实习，很快就和一个著名的留美归国的青年科学家谈上了恋爱，大四的时候她干脆就以实习的名义在系里做了个交代，自己则正式在北京的一家四星酒店工作了。据说在我们刚毕业大家一个月工资都还只有三四百块钱的时候，方若蝶就已经每个月花2000块钱请一个外教来一对一地训练她的口语了。他们说方若蝶甚至可以一句话的工夫就分辨出说话的人带的是美国南方还是北方的口音来。——那真是本事啊。现在我在国外5年了，也只能分辨出非英语国家的人说的口音英语。方若蝶的听力能有这个高度，如果不是被人浮夸那就真是还有两把刷子，至少在耳朵的构造上是这样。我表示怀疑和有所保留地佩服她。
参加工作2年后，方若蝶在酒店辞了职。她受聘于一家国际知名的外企，这个企业曾经是方若蝶工作的那个酒店的长租客户。他们把方若蝶送到美国总部培训了一年，等她再回中国的时候，已经是海归首代的身份了。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她在国外怎么也是拿了博士以后才当上洋买办的。方若蝶也很支持这样的误会。我们曾经在一家时尚杂志上看到对方若蝶的专访，那篇文章说事业有成的方若蝶今年35岁，从中国到外国，她经历了那么多，却是保养得那么好，看上去最多25岁的年纪。在这个满纸谎言的文章里还附有方若蝶的照片，她那张涂满了名牌颜料的脸上堆砌着她那千锤百炼的笑容，她就那么不害臊地用本来就只25岁的年轻演绎着所谓35岁的少嫩，真是美丽得让人惨不忍睹。当时我看着方若蝶的照片就觉得她红扑扑的脸笑得像只番茄——明明是蔬菜，还硬是要充做是什么水果!
方若蝶至今也没有结婚。她那个像电影明星一样著名的青年科学家男友也仍然单身。但我们不知道这两个人的孤单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关于方若蝶的绯闻男主角有很多，大约都是一些功成名就的人士，反正互相利用一下闲置资源也合情合理，我们对此不支持、也轮不到我们来反对。只是她的那些风花雪月偶尔也和我的历史故事打那么一点擦边球，就让我有那么点吞了个蚊子的感觉。不过她也没有明白地和我正面交锋，我就是觉着恶心也无法把呕吐物发射到她的脸上。人家方若蝶就那么骄傲地生活着，在北京置了宅子，买了车子，养了条名贵的狗，有事没事就大洋彼岸飞一趟，还只坐商务舱的。
前年“9·11”之后，方若蝶工作的那个国际连锁的奢侈品公司破产了，方若蝶失了业。我们的校友通讯录里一直保留着她以前的联系方式，大家不知道她现在确切是在哪里发财。但是，可以肯定，方若蝶不会让自己荒着的。她知道在25岁的时候就给人家讲她岁月沧桑的故事，让你惊讶于她在沧桑之外的艳丽。等她真快到35岁了，你可能听到的是她年轻时的版本了，没准走哪儿都装嫩，让你感叹她才是浓缩人生精华呢。她的工作状态和中文系无关，但是她的人生走笔，每一步都是大家之作。
方若蝶很“不幸”，她的很多个人奋斗故事都碰巧让我知道了——不是我着意要去打听的，是它们硬要往我的生活里乱撞乱闯，让她的活色生香搅得我心烦意乱。
——都是男人女人之间的那点破事惹的祸。
我自然会在后面的写作中让你看到她的“奋斗”和挣扎。
这次回国，我是很想见见方若蝶的。我知道我对她的很多偏见来源于小女人的私心，但谁叫她那么招眼呢？
凭心来说，方若蝶是我们那几届毕业生里为数不多可以被评价为“人物”的人物了。
我和方若蝶最大的共性就是我们选择了有挑战、有变数的生活，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我们也不想在现在就看到或者能够猜到自己的未来。
方若蝶上中文系，那是命。我们是1989年入学的。那一年，全国的名牌大学都大量压缩文科大学生的招收指标。所以那一年的录取分数线出奇的高。方若蝶是因为分数不够，被划拉到中文系里的，所以，她从上大学第一天起就立志要出国。我和她不同，我心甘情愿地报考了中文系，愿意笔耕几十年在身后换来一个文学家的谥号；还美滋滋地做梦，以为自己出了中文系就是当代女曹雪芹呢。我，真的是做梦都想不出自己出了国门还能够干什么。你说，我的英语还不及人家一个土产的叫花子说得利落呢，我上人家那里干什么混去？
我呢，上学的时候好好学习，天天上当。我说的学习是学习课本之外的知识，上当指的是上那些甜言蜜语的当。我记得大四的时候，那些保研的人过着猪一样好吃懒做的日子，找工作的人过着狗一样低三下四的日子，考研的人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而我呢，就过着一种没心没肺的日子。我对学校、对今后的工作单位都无所求。到毕业的时候，不小心还得了一个优秀毕业生的称号。有好几家单位看上了我那个优秀毕业生的衔头，要我。大概也是去干文秘一类的工作。他们要找一个踏实可靠的人。那我是可靠啊，不在外面惹是生非的，提前进入末流作家的状态，没事情就窝在寝室里，看闲书，睡懒觉，天天晨昏颠倒的。一般来找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在寝室里，就一定在回寝室的路上。据说那些看上我的用人部门里，甚至还有总参情报局。当时系里的党副通知我去面试的时候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还能参军呀？还去情报部门？天!就凭我的近视眼？就凭我痴迷的文学理想？我深知我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办公室文员，即使表面上看着像。我当然不想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导致最后用人单位对我们母校一切毕业生的失望，以至毁了之后数届师弟师妹们的大好前程，所以，带着一世界人的不理解，我自己拿着我的派遣证在人才交流中心备个案，然后回了家。
——我在毕业的时候砸了铁饭碗。
1993年的大学毕业生，是最后一届由国家统招统分的，不说我母校那种名牌大学了，就连那些市属的大学毕业生当年都稳当当地有铁饭碗可以端着。所以，后来在给人介绍我的履历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我的文凭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哪有正正规规从W大毕业后却没有一个正经工作干的事情呢？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还没有普及到每一个无业游民身上吧？——可我就是这样特立独行。我相信成功的人一定不是随众的人。我就这么理直气壮地让自己做了一个念完大学都还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一点惭愧都没有。
为什么？也许可以说还是为了所谓的文学梦。我那时脑子里头一根筋，像只核桃，你想敲都敲不开。我们上大学的第一堂写作课就得到训诫说，中文系不是培养职业作家的地方，但是，老师紧接着又如数家珍地说我们系里的师姐如何获得过全国中短篇小说一等奖，如何成为现在的省文联、市文联主席。他们的教育是为了达成怎样的一个教学效果，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不过看看近几年的同门师兄师姐的表现就好像不难得出结论来：要能找到别的饭碗就不要去做什么作家。我们88级有个师兄叫董仲的，被誉为是“新生代”代表作家，这些年也就属他坚持不懈地写了一些小说，虽然那些文字和他的长相一样庸俗得可以。但也就他这么一人填补了中文系毕业生中的“作家”就业空缺。其实，我一直很想超过他，起码日后在中文系的名人榜上贴我的照片肯定比贴董仲的照片要爽心悦目一点吧——我这点集体荣誉感还是有的。我没他那么招摇，比如写个什么《夜晚的自白》还一定要和什么影视大鳄扯上关系，说人家用多少多少万买断了他的独家版权，还要请许晴宁静一类的名角来主演——舆论都造了半年了，可还没见人家影视大鳄正式开机。既然我不做这种丢人但不现眼，倒可以出名的事情，我就在暗地里使劲了。
所以，我就想做一个自由职业者，这样可以悄悄地专事创作，等待一鸣惊人。
我做过很多像这样的愚蠢的事情，但是我毫不在乎——我跟我的朋友们说，我管它们叫做自信。
那时候我觉得，把自己逼到绝境上可能就是坐看云起的时候了。起码，你一个名牌大学的中文系的毕业生，不参加工作就在家呆着，不呆成一个知名作家说得过去吗？
事实证明，这个借口不堪一击。
我在家呆了一个月。
其间，我父母对我的态度从纳闷到郁闷转而到苦闷，让我很难过。
在社会各个方面的舆论批判下，我也深刻体会到，好眉好貌的一年轻女子，要想安静而孤独地在家蜕变成一个专业作家，期待着成为一个知名作家，那她除了有病、还是有病。
眼看着离知名作家还有遥不可及的距离，又看到窗外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场景，实在不忍心只做一个旁观者，于是，我就应聘到一家电台当了主持人。主持一个谈话谈心节目，略带娇嗔地倾谈，就像小时候我看《中国少年报》上开的那个“知心姐姐”的专栏那种性质。
有一份社会职业的感觉很好，而且，在那个节目中我拥有了一批固定的听众，找到了一种被信任、被依赖的感觉，很有一点带着小虚荣的满足。我父母甚至希望我能借着这个工作正式把组织关系调进那个单位，重新抱一个铁饭碗回来。
很遗憾的是，这职业也短命，我在一年后辞职了。我不想一成不变地、每天在密闭的直播间里、对着一群看不见、又不认识的老面孔说那千篇一律的开场白：“深夜的人，是最真实的人”……
之后，我去了北京。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我们把北京当成自己的淘金地和避难所，以为呼吸着那里浓厚的风沙就能熏陶出更高深的文学境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