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浩浸沉在回忆之中，有一种不平之感涌上心头。曾几何时一致公认，梅大事件处理得好。中央的一位主要领导者也在一个场合举了梅大事件的例子，他说：“梅西大学风波说明我们的领导干部只要以平等的姿态走到群众中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赵一浩这个省委书记就是很好的榜样。”他还在谈到这件事情时举了毛泽东早在1956年谈过的话：人民内部矛盾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而不服等等。
言犹在耳啊，却又一下子翻过来了，似乎成了罪状！当然，周剑非只通报了一条消息：有人反映，故尔考察组列入考察内容，有人退却，不敢作证，如此而已。功过是非谁与评说，自古如此，看淡一些吧。
红机子的铃声惊醒了他的回忆。他伸手拿过机子心里却下意识地想：是苏翔？果然如此，话筒里传来苏翔的声音：
“是一浩同志吗？还没有睡？剑非给你打过电话了吧？”
一连三个问号，回答哪一个呢？第一、二个问号是不用回答的，于是他说：
“剑非刚才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你可能还要来电话，因此我正恭候着哩。怎么样，有些紧张了吧？”
这后一句话是脱口而出的，他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要问这么一句，问了之后也没有再去多想它。
苏翔哈哈地笑了，说：
“没有啥，没有啥。我请剑非先给你通个气，这样我就可以少说一些了。今天早上是三个组长，还有中组部的那个局长一起找我谈话，看来他们对这个问题很重视，列入了重点调查的题目。怎么样，你还是回来一趟为好呀。”
赵一浩反问一句：
“他们明确提出要我回去吗？”
苏翔有点语塞，然后说：
“这倒还没有，据了解现在还在找人就这个问题专题调查，总是要找你的哪，还不如主动一些好。”
“还是主动一些好”？赵一浩突然之间便气涌心头，主动什么？主动投案自首？我是主犯，你苏翔至少也是个从犯吧，反倒来动员我哪？他心头这么想，话筒里传过去的却是笑声，笑中含有苦涩味，苏翔未必能听得出来。笑过之后他终于还是用缓和的口气说：
“主动什么？主动投案自首还是主动承认错误？”
他也一连抛了三个问号给苏翔，但还没等对方回答，他却自己回答了。而且立即查觉到了自己有点不冷静，连忙说道：
“对不起，刚才是开玩笑。看来他们有调查程序，还没有轮到找我的时候。我自己急急慌慌找上门去谈，岂不有些惊慌失措？到了任何时候我都会认为那次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你说呢？当时大家都表了态的哪。其实，你已经同他们谈过我看就够了。难道我俩的看法还不一样？我听剑非说，考察组已经找你谈过，我就一百个放心了，你说是吧？”
这一军将得厉害，苏翔被将得哑口无言。但苏翔毕竟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停了不到半分钟，便又从从容容地说道：
“我当然是向他们如实地谈过了。我说，那一次的处理原则是大家都同意的，以疏导为主以思想工作为辅。他们反问我，听说有那么几个人很坏，也可能有背景。有人主张要处理，结果连根毫毛也没动，对不对？我告诉他们现在看来还是对的，具体情况我说不清楚，这件事不像那‘四个轮子一齐转’，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了考察组：‘大家决定的，我苏翔为主执行的，不存在为主为辅的问题，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只不过是形象的提法，当然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要大力发展集体、个体经济，把它看成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件事不同，我没到现场，说不具体，所以建议你回来。”
苏翔说的是实话，只是有一点他没有对赵一浩说，那就是对几个人是否要处理的问题，他对考察组说的是：原则是大家同意的，至于那几个操纵的人没有处理，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一浩同志当时提出不要处理，大家都没有意见。他是一把手，在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尊重一把手的意见，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否正确，我看还是正确的，但具体情况只有一浩才说得清楚，当时是他亲自处理的。
这一段话是苏翔对考察组的三个组长说的，现在他同赵一浩通电话时自然不便于如实转告。这倒也不是要两面派而是同他对这件事的整个思想状态有关。当学潮猛起，已发展到全校罢课上街游行的时候，有关人士主张釜底抽薪，抓它两三个带头人，让他们群龙无首就闹不起来了，公安厅长就是最积极的一个，事件发生之初他最早到了梅大，虽然没有走到学生中去却也在校部收集到了重要情报，认定两位教师在实际操纵学潮。他堪称“作风细”的人，不仅知道了两位教师的名字系别，而且了解了他们平时的表现，特别是前几次学潮中的表现，记了大半个笔记本子。省委常委开会讨论时，公安厅长列席了常委会，念了他的笔记本子，提出了抓人的意见。赵一浩首先否定他的意见，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本来就是因为抓了人引起来的风波，又用抓人来压服？能这样做吗？当时作为省委二把手省政府一把手的苏翔无条件地支持赵一浩和平处理以疏导为主的方针。他之所以无条件支持赵一浩，正如他对考察组所说，在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尊重一把手的意见，一把手的主张一般都能顺利通过，表示赞成的人往往并没有经过认真思考，有时也来不及思考就表态了，可以说是一种下意识的行动。谁也不愿意在常委会上扮演“反对派”的角色。但那一次除了这一常规因素外，苏翔还是动了脑子的，他怕抓了人会把事情越搞越大难以收拾，不如息事宁人好。至于提出要抓的这几个人是什么人，具体情况如何？列席常委会的厅长说了，他没有记住，或者模模糊糊。一向审慎的他自然不便对考察组信口开河了，万一说走了样，对自己和赵一浩都不利啊！
事情还不仅如此，那次学潮全部平息，局面得到了完全控制之后，有人又提出处理那几个人的要求。他们认为至少要给予纪律处分才说得过去，“杀鸡给猴看”哪，一点血也不见，使好事者得到了甜头，今后想罢课就罢课，想上街就上街，大专院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难以维持。在这件事情上他苏翔又一次无条件地支持了赵一浩格守“不秋后算账”，不处分任何人的意见。还是那两个因素：习惯性地在一般情况下无条件支持一把手；怕又一次掀起风波。
现在考察组一查这件事，他苏翔倒有些急急慌慌起来。几十年来对这类事的是是非非他苏翔最有体会，今天可以说是，明天又可以说非，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是非标准。不像一件商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没有仪器可以测试的。也不能这么说，测试仪器还是有的。那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讲话，就比如这学潮一类的群众闹事吧，最高领导人早在五十年代就讲过不能采取压服的态度，是人民内部矛盾等等，但曾几何时说法又变了，又出来了一些标准，而且都是抽象的，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的。这些所谓的标准又从来没有经过立法程序，没有任何保障，故尔一下子便有如此多的人当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闹事，只是多嘴说了几句话，提了几条意见而已。因此，聪明人得出的结论是不要大天真，要学会保护自己。苏翔自然也是聪明人了，眼见考察组一连追踪了两个问题，或者说两个大问题：一曰：“四个轮子一齐转”，涉及所有制大事；二日学潮处理有无丧失原则。他苏翔敏感地意识到这里面有文章，有来头！他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决不会乘机丢几根柴添几把火，使自己光彩光彩。不，他苏翔决不是那种人！但他有权利保护自己呀！这两件大事特别是第二件事，是一把手亲自提出或亲自处理的，自己有些情况也不够清楚，却老老实实呆在这里“受审”当主犯。“受审”也罢，万一情况不了解说错了嘴造成被动怎么办？
基于这种原因，他才请周剑非给赵一浩打电话建议他回来，自己也迫不及待又亲自打电话。一把手毕竟是一把手嘛。只要他回来，自己就轻松了。经济工作上的事多着哩，何必泡在这些事情上！
赵一浩对他的这位搭档的心情很理解。苏翔不是那种见荣誉就上见困难就让的人。但遇到了政治上的风险，为了保住自己，也是要尽可能地“退避三舍”的。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自己和苏翔换一个地位，是否也会尽可能地“退避三舍”呢？难说！政治上的事不比工作上的问题，谁多干一点哪怕难度很大也无所谓。政治上的事没有固定的标准，向来伸缩性很大而且变化无常，谁也吃不透。于是许多人成了“业余气象爱好者”；“云跑南雨成团，云跑东晒干葱”；南风起了天要热，北风起了天要冷。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观察气象变化，无非是使自己及时加减衣服，避免伤风感冒。苏翔不也是观察了气象之后才急于要他赵一浩回去吗？于是，他在电话上心平气和地对苏翔说：
“其实，这件事的处理经过，你已经给他们说清楚了，那些细微末节的事，其他的人也会对他们说的。余下来的就是对处理的方针和方法到底怎么看了，如果他们认为处理不当，我回来也无用；如果他们认为处理得当，我回不回来都可以。你说是吧，老苏？”
苏翔觉得不可理解，说：
“怕是不一样吧？事情经过是基础，怎么看是关键。你回来给他们说说看法，那是代表省委哩，代表省委对事件处理的看法，分量就不一样嘛！”
赵一浩笑了，说：
“你不是也代表省委吗，不仅代表省委还代表省政府哩。你表明了态度那分量还轻？”
苏翔毫不犹豫地说：
“不一样，不一样，我给他们说了，我现在还认为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但分量不够呀！”
赵一浩说：
“你和剑非都对考察组表明了对那件事的看法，就可以了。虽然剑非当时不在省上，但那是一件轰动全省的大事，我们后来也在地市委书记会上通报过处理情况。他的态度也同样代表省委的态度。还有省委其他的同志，他们也会发表公正的看法吧？”
苏翔连忙回答道：
“我想会的，恐怕和我一样，就是对具体处理情况不清楚。”
赵一浩说：
“那不要紧，我想他们要的是看法，至于处理的具体情况，一是有文字报告，办公厅可能早就提供了。二是有当事人在场，他们不是找了教委、公安厅和梅大的领导吗，早已清楚了，我回来还不是谈那些，何况人家现在并没有通知我去谈呀。”
苏翔有些无可奈何，只好连连地说：
“那是，那是。”
赵一浩又说：
“我看不用着急，他们最后总会要找我的，不仅是这件事还有“四个轮子一齐转”呀，以及其他所调查过的事，按常规都得对我们说说看法，或者叫交换意见吧。如果看法不一致，到那时再说也不迟嘛。你说是不是？”
苏翔再也找不到更充足的理由动员赵一浩“打马回朝”了。他又一次体现出尊重一把手的习惯，无可奈何地说：
“那么你暂时不回来？”
赵一浩说：
“暂时不回去，三江市长明天选举，看样子问题不大了。补选一个市长，省委书记亲自跑来坐镇，这大概也是空前的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本来是周剑非要来的，我顶替了他叫他留下了。既然来了就把事情办完吧。明天选举之后，我还准备找市委市政府的主要干部开个座谈会，谈谈发展规划和几件大事的落实问题。也顺便听听他们对‘四个轮子一齐转’的看法，这几天我了解了一些情况，打算和他们交换交换。你看事情就是这样，上级在考察我们，我们又在考察下级。层层考察吧，只要都是为了搞好工作，这样的考察只会有益嘛，何惧之有呢？”
说到这里他哈哈地笑了，苏翔也笑了。笑过之后他说：
“伙计，还是你在省城再撑几天吧，行不行？”
苏翔回答说：
“就按你说的办吧，我给剑非再打声招呼，要他多注意一下那边的动静，需要你回来我们马上通知你。不过你不能在下头呆得太久了，有很多事需要回来商量哩！”
赵一浩说：
“当然，不会呆得太久的。三江的事办完我打算去松岭一趟，两三天时间吧，一是看看茶山和制茶业；二是看看剑非的夫人，做点‘摇舌鼓唇’的工作动员她到省城去，解除周剑非的后顾之忧。”
一场马拉松似的电话对讲总算结束了，赵一浩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有一种莫名的烦恼涌上心头。他洗洗漱漱便上床休息，看看表已是夜里十二点过一刻了。
他躺在床上好久睡不着，那次学潮中的一个个镜头不停地在眼前晃动：摇鹅毛扇的青年教师，慷慨激昂的学生代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不赞成学生闹事但也明确表态：坚决反对随便抓人的校长——一位声望很高的物理学家——在那天的大会上他一言未发，但下去后却对罢委会的代表说：“省委已经决定派调查组你们就赶快复课吧。”还有那位主持大会的党委书记，虽然一开头被搞得很尴尬，但还算镇定自若……一切镜头纷至沓来在脑海中出现。那是一场难忘的经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实践，也是一次得意之作。可是曾几何时，似乎一下子变成了，变成了什么？很难说，至少是一堆问号吧？当然那是别人的问题，有了问题就要求证解题。由他们去解吧！
就在这样心潮起伏之中，他终于模模糊糊地睡着了，他太疲倦哪。
第二天按照赵一浩和陈一弘商定的日程是到远郊的陆口县看小煤窑。那时小煤窑是乡镇企业的支柱产业，也是那“四个轮子一齐转”的一个组成部分，至少算一个零件吧。营业收入占全省乡镇企业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有的县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但最大的问题是安全得不到保障，全省每年的安全事故中一是交通二是小煤窑，几乎各占一半。不是要准备着“打官司”吗？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需要进一步掌握才是。
赵一浩和陈一弘商量好了，今天至少看三个小煤窑，上中下各看一个。不仅在井上听汇报更要下到井内看他们的安全设施，有无支架，支架是否可靠等等。
赵一浩起床漱洗完毕正准备下楼早餐卫亦前来了，他每天总是按时前来恭候省委书记早餐，有急事报告便准时在七点二十分上楼，谈上十来分钟一齐下楼上餐厅；没有急事报告便在楼下大厅或餐厅等候。今天卫亦前上了楼，说明有急事禀报。
果然，他一进屋便问：
“书记今天下小煤窑？”
赵一浩将打算简单地告诉了他，他于是便说：
“今天上午人大投票，看样子问题不大。但是投票之前候选人要和代表见面，公布选举结果后当选人要向代表们表表态。因此，陈一弘今天不能陪书记去了，我今天是执行主席也走不开，能不能另外安排一个人去？”
赵一浩听了说：
“怎么不行，只要有一个人带路就行。你打算安排谁？”
卫亦前探视性地问：
“张林增副市长怎么样？”
“张林增？”赵一法对这位年轻人没有什么好感，但他立即便又回答道：“谁去都行。只是有一条要说清楚老卫，不能再搞昨天那种‘四大班子’一齐出动哪，如果再出现那种局面我毫不留情回头就走！”
“不会，不会，”卫亦前说：“昨天那事怪我，你的批评我接受。今天除了市里去一个副市长，县里再加一个管乡镇企业的副县长，就这么多，没有第三者哪。”
“行，”赵一浩笑道：“老卫进步啦，就得这样轻车简从，否则是游山玩水摆威风，是钦差大臣出朝，前呼后拥，地动山摇，还搞什么调查呀！”
他们一边往楼下走，赵一浩突然问：
“你看过《红楼梦》吗？”
卫亦信摇摇头，说：
“我从来不看小说，哪来那么多时间呀。”
赵一浩笑笑说：
“遗憾，可惜你不知道贾元春也就是皇帝的妃子回家省亲的那个场面，够气派够排场哪，妃子尚且如此可见皇帝出巡是个什么场面罗！”
卫亦前不知赵一浩所云，只得凑趣地说：
“我也去找来看看，我女儿有这本书的。”
赵一浩听了好笑，正要说什么却已经到了楼下大厅。大厅里照例是一群人在等待着和书记共进早餐。其中有省里来的薛以明、吴泽康等人，还有市里的陈一弘、张林增等等。
卫亦前招呼张林增上前来回头对赵一浩说：
“今天就是他陪书记下去。”
赵一浩和张林增握手，发现他穿了一套浅灰色的西眼，系了一根红色领带，脚上的黄色皮鞋擦得锃亮，便笑笑说：
“今天我们要下煤井哟，你不换换衣服？”
张林增看了赵一浩身上的绿色旧茄克和旅游鞋感到和自己反差太大，多少有点尴尬，但已经来不及去换了，便也笑笑说：
“没关系到时候脱了就是。”
衣服的话题到此为止，大家一起向餐厅走去。
傍晚，在几个小煤窑里爬滚了一天，带着满身污泥，精疲力竭的赵一浩一行回到市委招待所。卫亦前一行在招待所门口等候，见赵一浩终于回来了，他连忙迎上前去告诉赵一浩，“陈一弘高票当选三江市市长，一切顺利。”
这已是意料中的事，但也免不了心里高兴，赵一浩上楼简单地换洗了一下，便下楼到餐厅吃晚饭。一行人中他发现不见了张林增，便向卫亦前打听。卫说：“他回家去了。”言犹未尽，便又加重了语气：“看他那个样子比谁都狼狈。我叫他赶快回去洗洗，好好休息一晚上，这里的事就不用他管了。你想不到他怎么说？他说：‘想不到赵书记会真格的下煤窑，而且一连下了三个，弄得他腰酸背痛，喘不过气来！’哈哈。”
卫亦前哈哈大笑，那笑声包含着对他那年轻助手的讽刺，更包含着对赵一浩的褒扬。却是借用了张林增的话，可谓恰到好处。
赵一浩听后只微微一笑，便端起碗吃饭。卫亦前连忙阻止，并拿过酒杯斟满了酒递过去，说：
“累了一天喝两杯解解乏吧。”
赵一浩也不推辞，接过酒杯一口喝了，说：
“两杯不行，一杯足够了。”
说完便又端起碗吃饭。他感到很饿，一连吃了三碗。吃完饭，他告诉卫亦前，明天找市委市府的几个主要领导开个座谈会。一是听听大家对三江市远景发展的设想，二是听听大家对这几年省委在经济和改革开放上的看法、意见。特别是方针、政策上的意见，比如“四个轮子一齐转”等等。
赵一浩在三江市开了一整天座谈会，会上的发言使他感到欣慰，特别是对这几年省委的改革开放政策，包括十分敏感的“四个轮子一齐转”都作了高度肯定，没有出现任何不同意见。赵一浩当然也心里有数，在什么情况下说什么话，脑子转得很快，这是某些干部的通病。眼前的高度一致，并不等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高度一致。气候一变，某些人的脑子便会迅速转弯。但他相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昨天的座谈更增加了这种信念。例如陈一弘的发言，他几乎全部用数据来说明自己的看法：近几年全市财政增长情况，个体私营占全部增长的比例；全市税收增长数及个体、私营和乡镇企业所占增长数的比例以及通过发展个体、私营和乡镇企业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转移，安置了多少城镇闲散劳力等等。正如俗话所说：“事实胜于雄辩”，在这一连串的数据面前你还有更多的反驳理由吗？他将陈一弘等人所谈的数据都一五一十地记录在自己的抄本上了。记录下来干什么？准备战斗？他没有这么明确的思想准备，也许是一种下意识或者半下意识的行动吧，总而言之，他觉得要有所准备就是了。
他所记录的不仅是数据，还包括一些生动形象的语言。他像一个采风的艺术家，捕捉着蕴藏在群众中的精华。
说到生动形象的语言，卫亦前说得不少，年轻的副市长张林增说得更多。他说：许多群众反映：“我们高兴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也害怕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前者是指生活变化提高，后者是指大政策大方向的骤变。也就是平时所说的，“怕政策变”。说真的，几天的接触赵一浩对这位年轻副市长的印象不佳，但在座谈中他发现他也有独到之处：善于用脑子想问题，而且思维清晰，逻辑性强。在发言中他也使用数据，做到了数据和观点的统一，听起来令人信服。难怪卫亦前看中了他。他的谈吐、气质多少有点像冯唐。
对了，冯唐也参加了昨天的座谈会，这是他赵一浩特别安排的。他是卸任的副市长和即将上任的省直机关的厅长，有代表性。赵一浩想听听他的高见。冯唐毕竟是冯唐，他的发言更是与众不同，数据、观点一齐下，外加幽默和笑话。他似乎猜到了什么或者从灵通的渠道听到了什么，作为引人入胜，他劈头便说：“一个小孩子已经下地六七年，活蹦乱跳地都上了小学。有人突然跳出来指手划脚说他该不该生下来？这种人不是居心不良就是疯子。”
他的这一形象化讽刺引来了一阵喝采的笑声。但在笑声中谁也没猜到冯唐的口袋里还装有另一份看法与此完全相反的材料，也是“有很有据”的。当然，那是备用的，准备因人因时而用。当然，说它是“材料”仅仅是一种形容，其实一切材料都装在他心里，用不着写成文字材料放在衣袋里，需要用时脱口而出。便可滔滔不绝，像今天在会上的发言一样这就是本领。
所有参加座谈会的十一个人都发了言，而且在省委书记面前争先恐后，认识竟然惊人地一致。
赵一浩听了很高兴，他虽然不能肯定他们的发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但现在却是出自内心的。这就够了。可以说一次座谈会增强了他的信心。他打算到松岭地区去再开一两次这样的座谈会，甚至三次四次也可以，听听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意见，并实地看看“四个轮子一齐转”，到底转得怎么样了。
他心里这么想着，脑神经便也跟着兴奋、紧张起来了，像是在临战之前的备战，必须认认真真丝毫不苟。他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一件事看准了就坚持到底，甚至到了有点固执的地步。有时坚持对了，有时也坚持错了。真正错了就改吧，但“改”也不容易，“不到黄河心不甘”的，何况“四个轮子一齐转”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看出是对了不是错了。既然如此，就坚持到底，狂风吹不倒，暴雨冲不跨！
有人说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其负面必然是带有某种程度的固执。赵一浩大概就属于这一类人吧。
座谈会结束时已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照例是几大班子的主要领导为省委书记送行，赵一浩已经宣布了，他明天一早到松岭地区去。出席便宴的除了四大班子的一把手，冯唐也以即将返回省级机关履新的特殊身份参加了。宴会上大家都称赞冯唐的发言精彩，频频举杯向他敬酒，除了赵一浩，他可算中心人物了。颂扬者不仅对他形象生动的语言表示钦佩，而且对他掌握数据之准确也深感佩服，都称他是“有心人”。确也如此，正如前面已经谈过，要说数据，冯唐在今天的会上他只端出了一部份，还有另外一部份属于保密范围，这就是：公有制经济几年来受到严重削弱的数据；农村发生了“两极分化”的数据等等。而这些数据都是“有根有据”的，当然，看法、观点则是可以争论的，故而属于保密乃至绝密范围，只有到了一定的气候和环境才会启封的，也许，永远也不会启封。他冯唐不像那些一有风吹草动就吵吵嚷嚷而又不知所云的浅薄之辈。
由于高兴，赵一浩在宴会上破例多喝了两杯“剑南春”，当然离酒量的极限还很远，作为一省之首，他要保持必要的尊严，不能在下级面前失格。
吃完饭稍事休息，喝茶闲谈，然后他起身告辞回屋，并一再打招呼，今晚就算送行了，要大家忙自己的事，不要来送了。
他上3楼走到房门口，忽然听到屋里传出急促的电话铃声。跟随而来的警卫员抢前一步开了房门并奔过去拿起话筒，问了一声便回过头来将话筒递给走上前来的他，说：
“是田融同志。”
赵一浩略显意外和兴奋，连忙从警卫员手中接过话筒：
“喂，田融呀！”
田融的声音：
“唉哟哟，铃子响了这么久也没人接，我差一点就放电话哪！”
赵一浩笑道：
“刚回来嘛，还在门外就听到铃声，是跑步进来的哩，怎么，有事吗？”
这最后一句是顺口而出，或者是习惯性的语言，却引来了妻子的责问：
“怎么？一定要有事才能打搅书记？”
赵一浩连忙陪不是：
“对不起夫人，对不起夫人，不是有意打官腔，是冲口而出，务必请夫人见谅。”
“打官腔打惯了，条件反射！”田融的声音变得异常温柔起来：“还真有事找你，问你哩。”
“真有事？”
赵一浩暗自一惊，莫非？他的“莫非”还没有形成概念，便又听到了妻子温柔的声音：
“是呀，真有事，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赵一浩一愣，恍然大悟，禁不住笑了起来：
“记起来了，记起来了，今天是本人的生日，四十八大寿啦，多亏夫人提醒！”
其实每一年都是田融提醒他的，直到妻子买回了蛋糕，准备了他爱吃的东西，才知道物换星移又一春，华诞之日到了。而妻子的生日他却往往记不住，总是静悄悄地过去了很久他才想了起来，赶快“将功补过”，有时根本就记不起来回融也不主动提起。全家三口人只有在北京念中学的儿子例外，每年儿子的生日之前几个星期，做父母的一定会寄去贺卡和小礼物。同样地儿子也从来没有忘记过父亲的生日，总是要按时寄来写有“祝爸爸生日快乐”字样的祝贺卡片，这也许要归功于爷爷奶奶的提醒吧？而对于妈妈的生日，儿子也总是忘记了不能按时寄卡片来。不是当爷爷奶奶的偏心，不提醒孙子给妈妈寄卡片，而是他们也记不准儿媳的出生日期，故而也只好让赵一浩独享天伦之乐了。这次也不例外，田融在电话上说：
“儿子的贺卡前天就收到了，我以为你可能昨天或今天回来，不是说去四五天吗？幸好我打电话问了周部长，要不我就白买蛋糕白花钱哪。”
这后一句分明是开玩笑，但赵一浩听得出来，话音里带有明显的苦涩味。这样的苦涩味只有作丈夫的才能体味得出来。田融是一个对丈夫有深情而又政治敏感性很强的女人。要是在平常的日子里，生日不在一起过算得了什么？而现在是什么时候，中央考察组密锣紧鼓，社会上谣传纷云，都是对准丈夫而来的，在这样的时刻，作妻子的怎能不盼望和丈夫呆在一起，尽可能给他一些安慰和支持呢？因此，赵一浩听了田融那带有浓烈情意的话很受感动，但他尽量地控制住了自己，依然以开玩笑的语气对妻子说：
“你别想打小算盘，等我一回来你的蛋糕就给我补上。”
话筒传来对方亲热的笑声：
“你想得美！”
她突然问道：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赵一浩解释道：
“三江的事算告一段落了，我明天一早去松岭，在那里呆几天再看情况。”
田融有些生气了：
“又去松岭干什么？”
赵一浩说：
“搞调查研究，看茶山，哦，对了，还要去看望剑非的夫人，动员她到省上工作和剑非团聚。”
话筒里立即传来田融责怪的语气，责怪中带有无限的关切和温存：
“你还真自在哩！人家在这里天天查你，你到满无所谓，还悠哉游哉的搞调查研究，看茶山！”她顿住了约半把分钟，语气又一转：“依我看呀，一浩，不如回家来呆着，看书、写字、陪老婆，过上一段悠闲日子，看他们怎么发落！反正要干的事总会有人去干的，让那些时时刻刻都正确的人去干得了，你急什么？”
知妻莫如丈夫，赵一浩深知田融是一时憋气发发牢骚而已，不能认真的，更不能在电话上反驳、辩解。于是他笑着回答她道：
“好呀，呆在家里读书、写字、陪老婆，你为我设计了一个神仙过的日子，也许有那么一天吧。不过，你天天上班，还是不能陪呀！”
对方格格地笑了，说；
“我请假在家陪你！……”
她正要再说什么，隔壁屋里的红机子铃声响了，清脆的铃声显然通过赵一浩手中的送话器传到田融的耳朵里，她问：
“有电话？好吧，晚安，说真的你尽可能还是早一点回来吧。”她放低了声音，显得十分亲热地：“回来给你补过生日！”
赵一浩作了同样热烈的回报，然后放下话筒去接屋里的保密电话。是省委办公厅值班室打来的，事情完全出乎他在一分钟之前的意料。内容只有一件事：考察组通知：明天下午至迟后天上午，请他去考察组交换意见。
真是变化莫测呀！他想给刚放下电话的田融再通个话，她一定很高兴的。但又一想：不必了，明天中午我到家，来个“突然袭击”不是更好！正在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是周剑非，他先问赵一浩接到值班室的通知没有？然后他告诉赵一浩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他说考察组昨天没再找人谈话，关起门整整开了一天的会，今天又开了一个上午。气氛很神秘，连服务员也不准进屋去上开水，吩附把暖瓶放在值班室，由他们按时派人出来取。
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周剑非不无得意地告诉赵一浩，他们派去当联络员的那位处长很机灵。他和考察组的人混得很熟，特别是那几个年轻人简直就成了他的朋友。他们经常到他的房里来闲聊，有意无意之中，他得知考察组内部特别是“三老”之间存着对人对事的严重分歧。幸亏张老的头脑清醒，否则呀你们省的麻烦事就多哪！周剑非说这是考察组一个青年人的原话。末了，周剑非还特别声明，他并没有交给作为联络员的处长这么个特殊任务，而是因为他机灵，所以才得了这么些“副产品”。赵一浩听了说：
“很好嘛，不要批评他还应当表扬哩。又不是我们搞侦察活动，是主动送上门的信息呀！我们为什么不要！”
末了他对周剑非说：
“我明天一早回来，后天上午到考察组去，明天下午通知苏翔同志，我们几个书记，你也参加，先交换交换意见。你说的那些不便在电话上说的事，我们可以放在明天中午或晚上单独吹吹。”
放下电话，赵一浩立即叫来秘书通知薛以明、吴泽康等全部随行人员到他屋里开了个小会，通报办公厅的通知。要薛以明立即给松岭地委打电话：因急事返省城暂时不能来了。三江市的领导干部等到明天早餐时再告诉改变行程的事，以免惊动更多的人来送行。
一夜无话，第二天早餐后赵一浩在薛以明、秘书、警卫员等人的陪同下去乘车返回省城。一台乳白色的十二座日产丰田面包车停在招待所门口，司机已就位发车。三江市派出来的开道警车在面包车的前面也已作好了发车准备。招待所大门口仁立着一群送行者：卫亦前、陈一弘、冯唐、市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等，还有暂时留下的吴泽康、端木信等等。大家都很纳闷，今天本来是欢送省委书记去松岭的，怎么突然一下子又改变计划回省城了？而且据说是考察组通知回去的！联系到纷纷而起的谣言，一个个表情都十分严肃，大有此行堪忧的味道。
赵一浩率领众人从自然形成的欢送队伍中握着手急步向面包车走去，送行者们的表情和被送者的表情都更加严肃起来，和那阴沉的天空谐调地形成了一种“壮怀激烈”的气氛。这种场面只有在送别出征的战士时才能看到。
赵一浩和每个送行者一一握手，然后迅速上车，从车窗口伸出头来挥手告别。
汽车在弯弯曲曲，时而爬高坡时而履坦途的公路上向省城急驰。想到昨晚周剑非的电话，想到刚才三江市送别的严肃场面，看着从车窗外飞驰而过的崇山峻岭，赵一浩油然地感到自己正在奔赴前途莫测的战场。虽然他心里依然是踏实、坚定的，但自然形成的气氛却是严肃乃至带点儿壮烈的。车下飞速旋转的车轮与地皮摩擦的声音若鸣若奏：风萧萧兮易水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