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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五六天，事情闹大了。那个副乡长带着治保主任和几个保安来抓人。说我们“阻碍交通”，胡石头和陈三儿都被抓走了。一共抓了七八个人，要告他们“冲击政府机构罪”。被抓的人的家属不服，在乡政府门口坐了一个月，人还是没有放回来。后来就审判了，当听到判决结果时，大家都不敢相信是真的：胡石头被判了十五年，陈三儿判了七年，还有几个判了五年、三年和一年。我父亲吓坏了，跪在地上求我不要乱来，我说，我不是要乱来，我不乱来，你告诉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们没有了住的，也不能种花了，没有活计了，吃什么呢？到城里我们两眼一抹黑，谁会要我们这样的没文化的人？我对父亲说，我可以不闹事儿，但我就是不搬，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着。

我就这么挺着。可是拆迁队果然来了。村里人都学我的样儿，不闹事儿，但就是不搬。副乡长在我面前晃着一张纸片儿，说，我可是有正规的拆迁办的文件，你要是不搬，我吿你无正当理由拒绝拆迁，妨碍公务。我说，你就告去吧。副乡长看着我说，你想做钉子户是不是？告诉你，我就是专拔钉子户的。第二天，村里出现标语，上面写着“狠拔钉子户！”。

当天晚上，趁我不在家，我们家冲进几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挥着一种很粗的棒子，把我们家的东西砸了个底朝天，打完后对我爹说，先打你，不搬，过几天还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就是那群叫棒子队的人，专门教训钉子户的。父亲和母亲吓得哆嗦，我回家的时候，这回是母亲跟我跪下了，她说，根啊，别跟他们作对了行吗？咱们搬还不行吗？母亲的眼泪让我也险些掉泪，但我说，我不搬，这是我的地，我的房，难不成我是这国家的房客，说让走就得走吗？第二天，拆迁的推土机来推我们家，父亲就躺在车子底下，抱住车轮。车子只好返回头。可是第二天开始我们家就有人扔砖头。有时全村会突然断电。

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那天夜里，我们正睡着觉呢，突然听见有人敲锣，说东头失火了。大家就披了衣服出了屋，结果大家一出屋，家里却起了火了。先在东头起的火。我家住西头。我跟大家说，这里面有鬼！为什么我们跑出屋才起的火呢？一定是有人故意放的。我跑来跑去，要抓那些一边敲锣一边放火的人。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整片房屋都烧起来了，我知道完了，他们成功了。

等到我跑回到自己的房子面前，发觉我的家已经在烈火中烧散架了。父亲跪在地上呼天抢地地哭，说母亲还在屋里头。也就是说，我母亲没来得及出来，被掉下来的橼子砸了，活活烧死在里面。第二天，拆迁队的车就来了，他们很快地推平了已经被烧得东倒西歪的房子。

我的母亲死了。我到各级政府申诉，可是没有证据。乡里的人说是流氓放的火，他们会查清这件事情。但半年过去了，流氓还是没有抓到。我和父亲只好到比家更远的地方租房子住，租的是民房，比我的家更破，还得付房租。最要命的是不知道以后干什么？我觉得前途茫茫，心里像刀割一样。

我和我的父亲没活儿干，我在樟坂西坑煤矿做工的表哥叫我们到他们矿上去，说一个月可以挣上千来块钱，还可以住矿上的房子，省下房租钱。我和父亲一商量，因为呆着也没活儿干，就打上包袱往西坑煤矿去。我们到了矿上，觉得这矿还不算小，心里很高兴。因为我们听说过小煤矿常砸死人。表哥对我们说，矿不算大也不算小，凑和吧，但是在上工之前，要跟老板签一份协议。我问是什么协议？表哥说，生死协议，就是说出了人命矿上赔你一万五千块钱，双方两清，再不追究对方的责任。我一听就毛了，说，这比我的房子还不值钱。表哥说，外包矿工都得签这东西，你不签就走人。我听了不知道怎么办。表哥说，我们都签的，谁说一定会死呢，看你运气，我们矿井装了瓦斯报警仪呢。父亲说，就签吧，咱需要钱呢。我们就在那天和矿上签了生死协议。

下井了十多天，我才听说，这个矿以前常常突然出水出泥，死的人平均下来三十天死一个。我吓坏了，可只得做下去。我想老天应该会保佑我们这些已经很可怜的人。我看到井下装了瓦斯检测仪，这种机器很灵，瓦斯一超标它就响，响了几声就自动断电，大家就停工。可是那段时间正好快到春节，矿主不想停工，因为停工就会减产，他要我们加班，自己却开着奔驰车转来转去。我看见工头把瓦斯检测仪用衣服抱起来，心里就发毛。第二天下井的时候，我不下井。因为听说工作面着火了。工头很凶地对我说，不想下井，可以，交一百块钱到财务科，否则就开除。我们只好硬着头皮下井，一边灭火一边工作，火还是没有完全弄干净。我们每天从井下升井上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啜一小口酒，说，我又多活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