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八碗（“文革”时改成“东方红大队”）的大姓自然是李家。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李八碗已经号称“李家八房”，人丁旺盛，家族庞大。却也因此有了麻烦。合作化时候，因为八房之间明争暗斗，互相倾轧，竟推不出一个李姓的人来担任村支书，却让这历史责任落到殷道严身上。

殷家是外来户，在李八碗是孤姓。殷道严老子带了老婆儿子从江北老家出来逃债，走到李八碗病倒，便再没有起来。那时候殷道严还小，屁事不懂，老子一死，孤儿寡母也就走到绝境，便在李八碗留下来。殷道严的娘老实勤快，李八碗富裕些的人家都愿意请她帮工。因为口碑好，大家都恻隐，族长就发话，匀出几分田，让他们母子种菜生存。

当时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李八碗人的一种政治选择。

自然，村党支部并不是宗族祠堂，哪个当头可以由众人推举了事的，而是需要上级来做决定。上级选来选去，也选中了殷道严担任李八碗党支部书记。

一九四九年剿匪反霸的时候，殷道严积极报名当了县大队的民兵。让他看守没收来的浮财，金银细软，绝对毫厘不动。到了夜里，堆浮财的那一家，小老婆隔着板壁唱戏（嫁进来之前她是城里的一个末脚戏子）：

楼上点灯楼下明，

罗汉伸手摸观音。

摸得观音呵呵笑，

也是天下二仙人。

仙人也做偷情事，

难道人间不偷情。

明显是唱给殷道严听的。那戏子比殷道严大不了两岁，男人却比他大三十岁，讨的妾房又多，老让她饿着。

殷道严那时已经晓得人事，又喜欢听戏，那边一唱，他浑身像着了火一样。

有天晚上，接替他守下半夜的人熬不过瞌睏，睡死了，他竟麻了胆子让那个戏子进了他的厢房。早上醒来，穿衣时突然从他破棉袄的烂荷包里滑出一只银手镯来。他一下懵了，把手镯放回荷包，然后一手提着棉袄，一手提着棉裤，冒着雪高一脚低一脚直接穿过院子去了工作组的办公室，半天也没说清一句话。

咕噜了好久别人才终于搞清：他上床时棉袄荷包里什么也没有，起床时却有了一支银手镯，他不晓得那手镯是怎样进去的，也就不敢再穿那棉袄。问他为什么连棉裤也不穿，他说怕棉裤荷包里也会有银手镯，因此也不敢穿。工作组的人见他光溜溜一丝不挂的身子冻得发青，让他赶紧穿上衣服，事情是查得明白的。

过了好多年之后，这经历成为殷道严最光荣得意的壮举之一，常常在人前显摆：头回开荤，我就操的是城里戏子。有钱人家拿钱买来操，我操，人家倒贴。不过，操归操，觉悟是要的，下头发昏，上头不能昏。

不过，殷道严当时并没有说出这事实。那个戏子想勾引他下水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她的话自然无人信），反而缩短了男人的死期。事后没有几天，她的恶霸男人就被处决。戏子因为有破坏活动，也捉去陪斩，还没有到刑场就吓疯了。

殷道严在那之后升了民兵中队长。剿匪反霸工作结束，回到李八碗，被乡党委任命为村党支部书记。自那之后，他就几十年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动桩。各个时期，他都有很出色的表现。他是李八碗第一个互助组的组长；第一任初级社的社长。公社化之后，他当了大队书记。带队去参加全县水利大会战，下雪冰冻的天气，天不亮出工，半夜才收工。看看进度还是不能赶在最前头，便自己带头，让全大队男劳力脱了赤膊，打了赤脚，只穿条遮羞的短裤上工地挑土推车。后边让一帮女社员敲锣打鼓，发喊赶人，直赶得众人在大雪里通身大汗淋漓。喊的口号是：“出大力，流大汗，不出力，死了算！”真有受了风寒的，身架子弱的，当场吐血倒地。殷道严让人把这些“不中用的”架回工棚，躺一躺，缓过了劲，再注工地上轰。别的大队甚至别的公社也有跟帮学样的，但跟不了几天就挺不下去。只有殷道严坚持到底，打着赤膊领着赤膊军顽强奋战。到底让工程进度赶在了全县最前头。他这样拚命，上级自然就喜欢。曾经考虑过调他做国家干部，临调之前，却出了故事。李八碗两个过门没有几年的小表嫂在私下里斗狠：一个说，殷书记从不送东西把相好，却送把我一块香碱（香肥皂）；另一个说，鬼话，只送把你？他送把我一块香帕，你见过么。当时的价钱，一块香破是一角九分钱；一块手帕是二角四分钱。后者当然是更有理由骄傲了。前一个便气狠了，顿足说：这个剁头的，凭什么多把她五分钱！

于是就闹哄出来。殷道严因此没有当成国家干部，也没有撤他的大队书记。李八碗还少不得这个人。这就难怪黄帽子来搞路教，殷道严根本不把他当回事。黄帽子下车伊始，咿哩哇啦，其势汹汹，盛气凌人，把李八碗说得一团漆黑，好像这里没有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那我老殷成了什么？不是白吃了几十年冤枉饭？我操！就是他当兵？剿匪反霸的时候，老子是中队长呢，不比他抗美援朝早？拿了几天拨火棍，只怕火还不晓得怎么扣呢，起卵劲！我操！要不是老子胯里这条老二不听话，老子早做他的上级了，轮得到他来说长道短，指手画脚？！

李欣同黄帽子闹了矛盾，工作组重新分工，李欣从黄帽子分管的那一片转到老杨分管的这一片，殷道严主动提出来要李欣跟他下生产队。

殷道严是当地出名的酒坛子。一天三顿，除了在大队食堂跟工作组一起吃饭不得不有所收敛，其他都少不得酒。他酒量极大，喝再多也不上脸，只是浑身上下冒酒气。当地人说，半里路外就闻得到殷书记的气味，也就是酒的气味。

工作组好几个人都跟殷书记下过队，大家后来都晓得，跟殷书记下队就是加餐的同义词。除了老杨因胃病消受不得，黄帽子因为原则而不消受，工作组几乎人人都盼着殷书记幸福的召唤。这幸福终于光临到李欣头上。先前跟殷书记去加餐的，都是老杨那一片的干部。黄帽子拒绝殷书记的好意后，他很生气，觉得抹了他的面子，便迁怒到黄帽子那一片的所有干部。现在李欣从黄帽子那里分化了出来，殷书记也就多了一个统战对象。“我早就看出你这个后生不错的。”他说。

殷道严一路发着牢骚。他似乎并不只是对黄帽子有气，对整个工作组，也未必有什么好感。这也难怪，工作组说是下来调查研究，进行路线教育，实际上当了他的家。在一个地方几十年都说话算数的殷道严怎么会高兴。李欣又想起，难怪老杨稳稳的，不哼不哈一直没有声色。他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就在这一带工作，跟殷道严是老相识了，除了交情，自然也有相互的了解，加上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晓得真要是得罪了一方之主，不谈开展工作，先就站人不住。殷道严在当地的威信他们是有领教的。工作组下来后，大凡大事小情，不管工作组的人说得怎样狠，逼得怎样紧，只要殷道严没有点头，就决没有一个人动桩。当地人说：“工作组是雷公打天，殷书记是龙王下雨。”

殷道严跟老杨是同庚，但看起来，老殷显得比老杨年轻二十岁。老杨又屡又瘦，腰还老佝接着，更不见了人。殷道严则是一截铁塔似的铮铮汉子。大冬天里，腰以上的衣服扣子从来不扣（也没有扣子可扣），敞着一大块赤酱色的胸膛。走起路来呼呼生风。“好得你们是老杨做头，要不然，我就把你们都晾起来，喝西北风。”他只顾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李欣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跟得上他。走着走着，也不跟李欣打声招呼，就在一块种着冬麦或油菜的坡地前停下来，蹲下身子，抓把泥块，在手掌里捏碎，又凑到鼻子上闻一闻，然后狠狠地往地上一撒，拍拍掌，骂：我操，骚枯，一道粪都没上过。“骚牯”是他侄子、一队队长殷元中的外号，李欣在大队开会时见过的。然后李欣跟着殷道严钻进一片树林子，走了好久一点人声都没有，不由有几分惶恐生疑，不晓得形象有些像土匪的殷道严要带他去做什么。却忽然在一处拐弯的路边后面见到一间草屋，一个颤巍巍的老儿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筒。见到殷道严，并不喊，只把旱烟筒举起来，殷道严把烟筒接过，一边装烟点火凑到嘴口，一边“唔唔噜噜”地问：“米还有么？”老儿点点头。殷道严看见他，一脚跨进门去，不知从什么地方拖出一只木桶，木桶底上只沾着些碎米屑。“有个鬼！我前日就叫你老大送的，他没送？看我不拆他骨头！”殷道严恨恨地叫着，把烟筒丢还老儿，转身就走。

路上李欣才知道，老儿几个儿子都不肯收养老子，殷道严就逼着他们按月送米。李欣从后面看着殷道严，不由得起了几分敬意，明白当地人为什么肯服他，信他，拿他的话当圣旨，明白他为什么可以不把工作组、更不把什么黄帽子放在眼里。中午时候，他们总算走进一个屋场。李欣早已走得头昏眼花，脚酸手软，原来要跟殷道严加一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先前那班有此幸遇的家伙事后只吹加餐的好处，却不提为加餐付出的劳苦。屋场上几见到殷道严的人都殷勤叫唤，在屋子里面的人都连忙追到门外来，屋场上的狗都跑了来，前呼后拥地蹦跳，摇尾巴。对一片喊声，殷道严有的应一声，有的只是一摆手。

殷道严把李欣带进的这一家，很干净。这给李欣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李欣本来觉得，这地方家家都好像是个垃圾场，积年的尘土青苔且不去说它，屋里屋外到处是泥泞、污水、人畜的粪便、霉烂的柴草。有一回在一户社员家里吃派饭，一只大公鸡跳到桌上展翅拉了泡屎，那塔似的一团就在菜碗上袅袅冒着热气，主人竟视而不见，只把公鸡挥下桌了事。

这一户却出奇的窗明几净。屋里的地仍是泥地，却看不到一点浮土。屋檐下的柴草和晾了过冬的辣椒茄子，玉米番薯之类收束得整整齐齐。屋里的气味很清新，淡淡飘浮的几缕烧柴火的轻烟，透出寻常人家的温馨，一个细伢子被裹在窝桶里，脸上光艳得像一块香肥皂，全不似别家这类杆子，让浓鼻涕稀眼屎糊成一片黑不溜秋的花脸。

“雪呐，客来了。”

“雪呐”自然就是这一家的主人，听殷道严的口气，又显然是女主人；“客”自然是李欣。雪呐从灶间出来，果然是个女人。二十几岁，除了年轻，说不上什么特别的姿色，只是伶俐。在脑后绾成髻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衣服很陈旧，却浆洗得清爽，补钉补得平整匀称，像是图案。

“哎哟，有客，也不先打声招呼。”

女人很利落地在围裙上擦着手。

李欣注意到，她对殷道严没有称呼，就意识到殷道严把他带到哪里了（殷道严家李欣刚来时就随工作组全体去拜访过，老婆又老又丑，不过老婆归老婆，用殷道严的话说是帮他下息看屋的）。殷道严有的是相好女子，这在政治上给了他很不利的影响。但他想想也通了：干部做得再好，好处不也是吃好、喝好、睡好？只要“锅里有得煮，床上有得杵”，也就是皇帝过的日子了。县委书记和县里的其他头头，下乡来时，都曾很严肃地批评过他，苦口婆心地劝过他。他偶尔也沉痛过，一喝酒，一见女人，就又忘记了。“有什么法子，”他苦着脸检讨说，“我听你们的话，老二不听我的话。我是党员、干部，它又什么都不是。”县、社的头们也就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不出人命，就由他了。这个大队，没有他念经，哪个也不灵。

雪呐快手快脚地张罗起来。

“先沏碗茶，难为你们，没有糖。”

这里的茶，茶叶之外，还放炒熟的芝麻，黄豆，糖，佐以腌生姜、花生米之类。调稠的，极香也极开胃。

茶碗、碟子一尘不染，所有那些吃食也都色泽鲜亮。李欣细细品味，心里很有几分感动。殷道严把他带到这家，显然不是为了展览相好，而是尊重他的城里人的习惯——这一家干净。

一个男人从门外进来，见到殷道严，立刻把扛在肩上的冲担（一种两头带铁锭的扁担）放下，拄着，站住，很恭敬地喊一声：

“殷书记来了。”

殷书记说：“放工了，老德？”

“没有上工，去割了担柴火。”

“你歇。”

殷书记好像招呼客人。

被喊做“老德”的男人就在一张矮凳上坐下，从腰里拔出旱烟筒。刚装上烟，猛然想起什么，欠起身往桌上递来。

殷道严举起夹着纸烟的手摆了摆，旱烟筒又向李欣移来。李欣也在吸纸烟，他连忙站起身说：“谢谢。”又说：“你上来坐。”说着，让了让身子。

老德说：“不不，你坐。”

殷道严对李欣说：“随他。”

老德重又坐下安心抽旱烟。

敬献给大队书记和县工作组干部的盛宴端上来了：一碗是蒸蛋，二碗是干焙的辣椒干，三碗是酱油煮的茄干和豆角干，第四碗竟是一碗清水捞的干切面，面条黑而粗壮，县城粮站是从来不供的。

“没有油。”雪呐很窘迫，不停地在围裙上擦着手，“蛋和面都是借的。”

“不是有两只鸡么？”殷道严面上有些温色。

“你上两次来，都……”

殷道严默然，说：“酒总有吧？”

“酒有。”

“那就行了。”

雪呐立即从神案上移下一只坛子。

“来陪书记、李组长喝酒呀。”她对依然在下面抽旱烟的老德喊。

老德抬起头，说：“你陪殷书记、李组长喝吧，我饿了，我吃饭。”就起身往灶间去，再也不见出来。

李欣说不清是因为失望还是别的什么，总之他对这“加餐”毫无思想准备。地方穷他是晓得的，就像桌上做菜用的这面条，当地人是过年才当主食拿来待客的：一碗清水煮面条上，放一只鸡腿，鸡腿上扎一截红头绳。主人一定在旁边再三劝吃，客人则一定是只吃面条，末了把鸡腿原封不动地留在碗底。那只鸡腿只是表示一种规格，是不好吃掉的。下一个客人来，那只鸡腿又很隆重地放在下一碗面条上。一直到正月结束，那只鸡腿都快变味了，才给最受敬重或最受溺爱的人啃掉。有的人家，那鸡腿干脆就是木雕的，可以世代相传。哪个说衣食足而知礼义？苦，就不知了么？

殷道严对菜倒没有什么高要求。几碗谷酿水酒下肚，脸上就亮堂起来，李欣就觉出了桌子底下的不太平。雪呐的脚好几次在抽让时碰到了他的脚，显然雪呐受到某种进攻。

李欣站起来：“表嫂，我想吃饭，有么？”

“怎么不喝酒？”殷道严兴致盎然。

“不是，我不惯空肚子喝酒的。”

“城里人，酸讲究，随他。”

“我给你盛饭去。”雪呐离开桌子。

“有饭就行，我自己去盛。”

“随他去，你莫走。”殷道严一把捉住雪呐的手。

李欣努力目不旁视，去了灶间。

老德蹲在灶间的地上喝着一碗稀汤：是一碗水煮番薯干，杂着几点蛆似的饭粒。当地有一首歌诀：早上萝卜薯（即香薯），中午薯萝卜，夜里砧板响，还是薯下锅。会过日子的人把谷看得金贵，要不，到来年春荒时提着空口袋等公社的返销粮是件要命的事。

李欣去锅里盛了一碗，蹲在老德身边，稀稀溜溜地喝起来。老德很歉意地跟他笑一笑，他也很歉意地跟老德笑一笑。然后就各自埋了头，稀稀溜溜地转碗沿。堂屋那边不时响起殷道严响亮的笑声。

殷道严在李八碗就过着这样的皇帝日子，过得百无禁忌。现在他又把桑叶捏在了手心里。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他在李八碗可以任意召唤的又一个妃子而已。他自己未必怎样看重，要命的倒是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