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一直在喋喋不休的人忽然打了一个趔趄，撞在我身上，我把他扶住了。我就是那个被他称为朋友的人，一个转述者。现在我在做的就是转述。我的工作已经快结束了。——他嘴里喷出一股腥热的气味。他的手很烫，像一块炭似的。他用力抓住我的手臂，我能感到他在一阵阵地抖着。电话，你有电话吗？他说。我把我的电话给了他，他抖着手拼命地按，按了一会儿又还给我，他简直是把电话摔在我手里，他说这是什么鬼电话呀，全湿透啦，没用啦！没人来救我啦！

他沙哑着喉咙叫道，天哪，谁来救我呀！

他叫了一声，又叫一声。他一声接一声地叫着，叫到后来就听不清他叫什么了，只听见他呱呀呱呀地叫得很恐怖，像要撕碎什么似的，让人毛骨悚然。

他的头发很长，乱糟糟的，遮住了他的脸。即使不被头发遮住，我也看不清他的脸，天这么黑，雨这么大，大家都只是一个黑黑的影子。

他喘气就像抽风箱似的，很重很急促，并且伴随着一种湿漉漉的抽泣声。他果然是哭起来了。他压着喉咙在哭，呜噜呜噜的，跟满街流动的水的声音很相似。一个抖动着的黑影。一个悲哀的人。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谁有本事安慰一个这样的人呢？他想哭就让他哭一哭吧。

我是在路上碰到他的。当时的雨跟现在一样大。雨来得很突然，瓢泼大雨，直接从天上倒下来。虽然每年都有雨季，但我确实没见过这么大的雨，转眼之间，积水就没过了我的脚背，接着又没过了我的小腿，漫上了我的膝盖、大腿。我一下子就落入了一片汪洋之中。所有的光亮都熄灭了，眼前黑得跟锅底似的。能看见的只是水的光亮，很微弱，一闪一闪的，很神秘很飘忽的样子。满世界全是哗啦哗啦的声音。真像是末日到了。不断地有东西撞在我身上，我只能大概知道这是一只鞋，那是一只泡沫饭盒或别的什么。水的味道很大，腥味很呛人，像灰屑似的有些嚣躁。我想感受一下它们的来向（因为我失去了方向），它们是被水流带起来的，我弄清了它们的来向就等于弄清了水的来向。水往低处流，但水流给我的感觉是乱的，一会往这边，一会儿往那边，像一群野马，左冲右突，谁知道它要往哪儿去？可是弄不清水的方向就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我只好借助它的扑面而来的气息了，但是雨点又把气息打乱了，打得粉碎，像雾一样四处弥漫。我只好乱走，水已经漫过我的腰了，我上半截泡在雨里，下半截泡在水里，站在这儿不动是不行的，走总比不走好。我希望我是在往高处走，可是谁知道呢？听天由命吧。就在瞎走瞎撞的时候，我碰到了这个人，这个现在正在痛哭流涕的人。一开始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我们靠得很近，互相跟着——你跟着我我跟着你——走了一会儿，他忽然叫了我一声，朋友——

最初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走，陆陆续续的，不断地有人跟在我们后面。他走不动，在水里东倒西歪的，没有一步是利索的。他讲他的故事时也是喘吁吁的，声音毛刺刺的，好像累极了似的。我们只好一边走一边歇，在地势高一些的地方，就摸到马路边上，找个高台阶，让他坐一坐。下半夜他坐在马路中间的一个交通安全岛上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借着泛动的水光，看到身后竟是黑乎乎蠕动着的一片人影。

就这样，走走停停的，一夜都泡在水里，一夜都在走。

大约黎明时分，我的朋友真的倒下去了。就像坍塌似的，一头就栽倒了，不见了。一开始我以为他真是支撑不住倒下的，但紧跟着我就感到了水底下有一种吸力，很强大很急遽，像绷紧的绳索一样死劲地拉扯着我。我心里一惊，身子一仰，赶紧抽腿往后退，并死死地抓住了后面的人，我们拉着手往后退。这时候远处有一些电筒的光亮，灰蒙蒙地射过来，接着是一片喊叫声。雨点太大太密了，水流声呜噜呜噜的，喊叫声只能零零碎碎隐隐约约地传过来，等到手电光照在我们脸上，喊叫声才渐渐清晰起来……当地驻军组成的救援队伍就这样喊叫着来到我们身边。

在手电光中，我看到了一片旋转跳跃的水光，接着便看见了一个深凹的漩涡，极凶狠狰狞的样子，涡纹又粗又急，发出浑浊沉郁的呜呜声，像一只怪兽一样。我汗毛倒竖，心骤然扑跳起来。我的朋友说过，他曾经希望有一个黑洞呑没他，现在他如愿以偿了，虽然他说他现在是想好好活着的，而且还想活它个两百岁。

一名救援队员说：“这是个没盖的窨井。”

我说：“我的朋友掉进去了。”

救援队员说：“没办法了。”

我说：“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救援队员看着漩涡，缓缓摇着头，说：“没有。”

跟我们一道走过来的人都探头探脑地看那个呜呜作响的漩涡。有风嗖嗖地旋上来，阴森森的。我们脚下还感到有一种拉扯。我们战战惊惊的，互相拽扯着。

不知道谁叹了一声，“唉，这人说没就没了。”过了半天，旁边有人问一句，“这个人真是个什么大师吗？”

其他的人都没吭声，默默地看着，手电光把他们的脸晃得灰黄灰黄的。

我心跳如鼓。这就是结局？是我这位朋友的结局，也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可是怎么会是一个窨井洞或者一个漩涡呢？这是什么意思？还是原本就什么意思都没有？我想不清楚。除了惊悸，我心里剩下的就是惶惑，一种颤颤的、带着一种深刻痛楚的惶惑。

第二年开春，我们这儿流行了一种传染病，来势很凶，是一种大家都没见过的病，后来听说广州和北京以及其它几个城市也有这种病，说是非典型性肺炎。在报纸上和电视上看见专家分析该病在当地流行的原因，南城人却不同意，他们说我们这儿跟人家那儿不一样，我们南城肯定不是那个原因，我们也不是什么非典型性肺炎，就是瘟疫。我们的原因就是雨季，就是积水多了排不出去，成了死水臭水，满城都是死水臭水，死猫死狗死老鼠，什么不在里面沤呀烂呀？不死都要脱层皮。再说还有那些掉进窨井里的倒霉鬼，尸首都找不到，天知道他烂在哪里？不发瘟疫才怪呢。

南城人就是这样，动不动就胡说八道。

那一年雨季过后，有一天我路过彭家桥精神病院，想想便拐进去了，见到了一位瘦得像干虾似的副院长。记得我的朋友在讲自己的故事时提到过一位很瘦的副院长，我想应该就是这个人，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的脸，颧骨尖削得如同刀片，眼睛眍得很深，看人时神情有点恍惚。他叫什么呢？似乎姓岳？我想起来了，没错，他应该姓岳。我说：“你就是岳副院长吧？”他像牙疼似地咝了一声，说：“你找谁呢？我不姓岳，我们这里没有姓岳的副院长呀。”

我一愣，“那你是……”

“我姓严。”

“哦，严副院长。”

他不姓岳，他是严副院长？是不是我的朋友在说到自己故事中的人物姓名时，采用了当下较为普遍的做法——化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自己的名字也是靠不住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问这位严副院长认不认识一个叫徐阳的人？严副院长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摇摇头。我又问他，认识一个长头发的男人吗，是个瘸子，脸上似乎还有疤？他又想了一会儿，说，你说的是不是……谁呢？我怎么把他的名字忘了？好像叫余达明？可他不怎么瘸呀，也不是长头发呀。严副院长用一个指头不住地点着脑门，你说的这个人他究竟是谁呢！我摇摇头说，算了，记不起来就算了。他是不是还有些东西在你这儿？几只箱子，还有蛇皮袋？严副院长说，东西嘛，倒是有人放过一些在这里。我如释重负，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最后我要求严副院长让我看看他这儿的东西。严副院长勉强同意了，但他显然怀疑我的动机，他说，其实也没什么东西，不过他自己都不记得了，你看什么呢？我说就是好奇，想看看，没别的意思。严副院长说，既然你一定要看，那就看看吧。他把我领到一个闲置的车库里，在那里我果然看见了徐阳（或者余达明）说过的那些东西：几只箱子和一些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在得到严副院长的允许之后，我先打开几个袋子看了看，又打开几只箱子看了看。袋子和箱子被打开后都散发出一股陈年的霉味。我的朋友确实是个诚实的人，他说的大概都是真的，比如他提到过的他小时候用蜡笔画的一棵苹果树，对了，是一棵金苹果树，现在就静静地躺在一只樟木箱子里，我一打开箱盖就看见了它。只是由于时间太久，又经历过许多湿漉漉的雨季，因此它看起来已经不是金色的了，而是灰褐色，上面还泛着暗绿色的霉斑，但无论如何，从画面上还是能够看出一点褪了色的纯粹和欢乐的，它也毕竟还像是一棵苹果树。而且我也愿意相信它就是我朋友的那棵苹果树。

从车库里出来时，严副院长说：“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你是谁？”

“怎么说呢？”我想了想，说：“朋友。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不久以后，我又在一条小街上看到了一家画店，店里挂的都是油画，而且画的全是些裸体女人，每一幅画的价格都高得吓人。一个褐色皮肤的姑娘迎上来给我介绍这些画，又告诉我作者是一位多么有名的画家，还给我看一本画册。我翻了翻画册，说：“作者现在在哪儿呢？”褐色皮肤的姑娘便沉黙了，脸色也暗了下来。

2001年9月—2002年8月3日初稿

2002年12月26日二稿

再改于2003年10月24日

定稿于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