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回来后我就正式成为了绿岛娱乐城的总经理。刚开始的那几天我忙着接受各家报纸的采访，跟我有宿怨的南城晚报也来了，而且是副主编江南生亲自出马。他眯笑着金鱼眼对我说：“我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呀。”我对他也很客气。我知道洪广义花了不少钱。我请他吃饭，不断地给他敬酒，我说：“上次浇了你一杯咖啡，真是对不起呀。”他摇摇手说：“还提这事干什么？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我们把杯子碰得叮当乱响，一瓶酒就把我们喝成了朋友。我们的友谊似乎都要从杯子里溅出来了。
江南生很快就把文章写好了，这一回他的标题是《从劳改犯到总经理——记绿岛娱乐城总经理徐阳》，说的是青年画家徐阳当年如何遭人陷害，如何沦为一名囚犯，又如何自强不息，与命运抗争，投身商海，经过一番磨砺和拼搏，终于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的青年企业家。通篇文采斐然，将一名青年企业家的成功之路喧染得曲折坎坷起伏跌宕波澜壮阔，令人扼腕而叹又荡气回肠。文章末尾还提到他们以前的报道和那次大讨论，说由于工作不细致，无意中对徐阳同志造成了伤害，为此他们深感遗憾，他们希望徐阳同志能接受他们的真诚道歉，他们还希望这并不是晚来的道歉。
在这篇近五千字的文章的右上角，还花了很大篇幅登载我的照片。我坐在一张老板桌前。桌面光可鉴人，上面放着电话、笔筒、文件夹和几本厚厚的十六开本的精装书，左角上还有一台电脑；斜后方是一面阳光灿烂的大玻璃，就近是一棵盆栽的观叶植物，长得肥绿丰茂。在折过来的墙上挂着几个大字：自强不息，拼搏进取。我西装革履，对着镜头微笑，显得温和谦虚又踌踟满志。
紧接着南城晚报又连载了由江南生执笔的中篇报告文学《徐阳的路》。他们说如今大家都是这个套路，前面是吆喝一嗓子，接下来才是唱歌。他们把这件事说成“唱歌”。说这样才有听众。说到底《徐阳的路》就是把前面那篇文章拉宽拉长，从我小时候喜欢用小木炭头到处画苹果树，到以“优异成绩”考入美院学习油画，毕业后分在群艺馆成为一名青年画家，曾经有过哪些作品，参加过哪些展出，后因画裸体模特儿遭人陷害，背上了流氓名声……江南生是这样开头的，“在三十二年前的一个潮湿的雨夜里，一个新生命在南城一条叫扁担巷的小巷子里呱呱坠地，雨夜是不是一种暗示呢？暗示他命运多舛风雨泥泞？然而孩子的妈妈，一位坚强的母亲，她不相信命运，她给孩子取了一个充满阳光的名字：徐阳。”可见江南生真是一个文章高手，把我妈也扯进来了。我妈给我取名时真有这样的意思吗？只有天知道。结尾时他说：“风风雨雨他都走过来了，如今他的路上充满阳光，这个寄寓了母亲深厚期望的名字最终预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徐阳的路上，将永远是灿烂的阳光。”这条“路”连载了半个多月，一天登一点，反正就是要一点一点地勾起人们对几年前的徐阳的记忆，又将几年前的流氓徐阳置换成今天绿岛娱乐城的总经理徐阳。
与此同时，其他几家报纸也发表了类似的文章。洪广义的钱没有白花，他们的“歌”唱得太好了，太响亮了，洪广义的目的达到了。我又一次扬名南城。不少从前的熟人，包括勉强算得上朋友的人都打电话来，他们一面祝贺我的成功，一面唏嘘感叹，说读了你的事迹－－居然是事迹了－－非常感动；还有陌生人也打电话来（他们怎么这么相信报纸呢），有个家伙说要用我的事迹教育他儿子，要他儿子向我学习。我问他学我什么？他说自强不息呀，拼搏进取呀！
我曾在那儿服过刑的长湖农场不仅打来电话，还派来一位副场长和办公室主任，专程请我去给那些正在服刑的犯人作报告，他们说你的事迹感人至深，对犯人们的改造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他们需要看到希望，看到榜样，徐总你就是他们的榜样啊。我婉拒了他们，我说谢谢你们当年对我的改造，否则我就没有今天；但是我不能去作这个报告，因为我思想上的改造还很不彻底，还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他们说你真谦虚。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只能谦虚。我请他们吃饭，又请他们蒸桑拿。对于蒸桑拿他们有点犹豫，说这不好吧？我说你们改造犯人那么辛苦，蒸蒸桑拿是应该的。我交待桑拿房把他们分开来蒸，免得他们在按摩小姐面前不好意思。他们走时我送到大门口，我说有空就来蒸蒸吧，有那么多犯人等着你们改造，身体要紧哪，你们的身体不是你们自己的啊。他们感动地说，徐总你真是我们农场的骄傲。
连曾经关押过我的联防办都给我打电话，我一听就是那个中年警察的声音。过去了这么多年，我还能记得他的声音。中年警察用他的阴郁的声音说，徐总啊你不会记恨吧？不会拦着不让我们进你的娱乐城吧？我说怎么会呢？不会。他哈哈地笑着说，要说也是，不是我们你哪有今天呢？我说就是，我应该谢谢你们，谢谢啊！
真正让我有些感动是老胡的电话，老胡显得很快乐，他说报纸我都看了，你翻过身来了
，我很高兴，我真高兴啊。但他马上又骂我，说我这些年一点音信都没有，真不够朋友。他说话咝儿咝儿地响。虽然是在电话里，但我就像看见了他似的，皱着满脸弯弯曲曲的笑纹，张着一张落了几颗牙的嘴。我的眼睛发潮。我说你的嘴漏风啦？他哈哈地笑着说，要完蛋了，牙齿都快掉光了！
有一天瘦高个刘昆也来了个电话。他说：“徐总我想见见你。”我说：“你是谁？”他说：“刘昆哪，你不记得了吗？”我说：“记起来了，你来吧。”
大约半个小时不到，刘昆就来了，见到我不由分说地扇了自己一通耳光，说是给我解气。我说：“解什么气呢？我们不是还做过生意吗？”他红着脸骂自己有眼无珠，把脸送到我面前，要我帮他把眼珠子抠掉。他说：“我自己下不了手，徐总你帮我把它抠出来，我拿去喂狗。”我说：“我怎么能抠你的眼珠子呢，你想干什么就直说吧。”他像女人一样忸怩了半天，才说：“我真说不出口……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有点用？以前我还当过先进工作者，在我家里你也见过我的奖状，你看……我能不能在你这里做点什么？”我看着他的被自己扇得鲜红的瘦脸，点点头说：“好吧。”我让他负责娱乐城的保安工作。我说：“为这么一点事，你扇自己干什么呢？”
接着他又把另外两个踢过我的家伙也叫来了，也是先扇自己，像比赛似的，扇得噼噼啪啪直响。我说：“算了，别扇啦。”我让他们都干保安。他们说：“徐总真是大人大量。”他们做出感激涕零的样子，发誓要效忠我，说要是有哪个不长眼的敢动徐总一根毫毛，他们绝对会拆散他的骨头；他们不但要拆散他的骨头，还要让他狗日的跪着把徐总的毫毛扶起来。
刘昆穿上保安服的第二天黄昏，我从门口走过时他凑到我身边，问我想不想知道武生陆东平的事？他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他以为我还恨陆东平。我不禁笑了笑，说：“你准备又卖他一回？这回你要多少钱才肯说呢？”他愣了愣，又扇自己一耳光，不过扇得很轻，完全是为了让我高兴。他说：“徐总，我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你知道吗，陆东平进去了，三年前就进去了。他割了一个人，他把人家的鸡巴连割了几刀，把人家一个蛋都割出来了，这家伙！狠不狠？”刘昆骂一句，看看我，又说，“他为什么要割人家的鸡巴呢？因为他老婆偷了人家。徐总你知道他老婆偷了谁吗？你认识的，就是那个跟你一起去过我家的打鼓佬！想不到吧？大家都说是他自己没用了，怂恿老婆去偷人的，他反过来又问老婆是怎么偷的，人家是怎么搞她的，她叫没叫，是怎么叫的，你说他这不是变态吗？可他听了又受不了，又跑去割人家打鼓佬，还割得那么狠那么下作，徐总你说判他五年该不该？这是不是恶有恶报？你听了高不高兴？”
我听得心里沉沉的，叹了一口气，说：“高兴什么？我没什么可高兴的。”刘昆愣了一会儿，涎着脸说：“徐总，你的确是个大度的人。”
那天我本想去看看被阉了的打鼓佬，可最终还是没去，我想我还掺合这些事干什么呢？再说一个被阉了的人恐怕也不愿要别人去看他。
绿岛娱乐城在这一年国庆节重新开张。为此我们在晚报娱乐版刊登了整整一个版面的广告，广告图案简单明了，是我的创意：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和一片叶子。叶子很肥厚，容易使人想到两瓣嘴唇，那种很性感很贪婪的嘴唇一一这是我对余小惠嘴唇的印象。我知道我将渐渐地失去关于她的许多印象，所以我下意识地在这幅广告里掺杂了一点私心，想用它来记录我的可能失去的印象。
我不但设计广告图案，还挑选小姐。我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让小姐们一个个走过来，我看她们的腿，看她们的腰，看她们的胸和脸。看过之后，便听她们说话，听她们的声音是不是黏糯圆润，是不是清甜柔软。我不要那种干巴梆硬的声音，不要那种说话时眉跳嘴牵的蠢相。洒店和茶楼要长相清纯甜美的，歌厅包厢要活络轻佻眉目含情的，桑拿按摩要肥瘦适中三围性感的……因为真正做鸡的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在各个娱乐场所乱蹿，为此我交待所有领班，对来绿岛做生意的小姐一律要严加管理，那种一看就不上档次的烂野鸡一律不
准踏进绿岛的大门。
在众多的应聘小姐中，我看见了阿梅。她站到我面前时我觉得她很面熟，她边笑边朝我眨眨眼睛，我便蓦然想起了那个橙色的醉醺醺的小房间，想起了她的浅褐色皮肤和结实的乳房。我的脸立即燥热起来，不好意思看她。我端起杯子装着喝水，喝得叽叽地响；喝两口我又吐茶末子，我用舌头先把茶末子顶到嘴唇上，再把它们吐出来。反正我喝得非常精心非常复杂。我想她要干什么呢？我一边吐茶末子一边瞟她。她依然笑模笑样地站在那里。她有一个好看的小洒窝。她笑得也似乎没什么恶意，甚至还有点俏皮。她确实年轻。她有没有二十岁？
我喝完了半杯水，觉得把脸上的燥热喝下去了，便用力咳了一声，说：“你叫什么名字？”她说：“李晓梅。”我看看她，她的嘴唇动了动，还是笑模笑样的。我点点头，“嗯，李晓梅。多大啦？”她说：“二十一。”我又问，“家在哪儿？”她说：“我复印了身份证的，没在那儿吗？”我看了看粘在表格上的身汾证复印件，在表格上打了个勾，说：“湘西？怎么跑这么远呢？”她踮起脚伸长脖子看我打勾，快活地反问我，“不许跑这么远吗？”
我板着脸说：“我说了不许吗？”
她不出声地笑着，身子扭了两下。
我给绿岛的服务小姐设计了两套服装。一套是用蓝印花布做的中式服装，上瘦下肥，掐腰托胸，线条毕露又含蓄雅静；点睛之笔是每人头上的一朵小绢花，粉红的，透出无限春情。另一套是中西合壁的套裙，水红的低抹胸，半透明的白纱小披肩，紧裹着臀部的荷色西式短裙，配一双白色高跟鞋，整个地半掩半露勾魂摄魄。
我没让湘西妹子李晓梅穿这样的衣服，我把她安排在演艺场售票房里。她说：“我不愿在售票房，我喜欢穿那样的衣服，你让我到歌厅包厢去唦？”我说：“不行。”她问我为什么不行？我说：“我是总经理，我说不行就不行。”她鬼鬼地笑了笑，说：“那我就不去包厢，就在歌厅里行吗？”我气恼地说：“我不管，你愿怎样就怎样吧。”
国庆节前五天，洪广义请来了电视台一拨人，让我站在大门口，身后花枝招展地站着一帮小姐。我对着摄像机镜头说着事先背熟的话，率领全体员工向全市人们拜年，并且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由一名女记者手持话筒对我进行采访，女记者问我今后还会不会重操旧业，当一名画家？我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如果我要画画的话，请你当我的模特儿，行吗？”女记者说：“我符合你的标准吗？”摄像机镜头移向她的脸，然后是胸，再然后是腰臀和大腿，最后对着我。我非常欣赏地说：“完全符合。”镜头再移向女记者，她说：“可以问问你的标准吗？”我说：“两个字，性感。”女记者含了羞色嫣然一笑，柔声说：“谢谢。”
这个节目播放时我跟洪广义在一起，我看见荧屏上那个油光水滑的家伙不像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人，一个不要脸的皮条客，他的做作的笑就像一张印在铜版纸上的招贴画，俗气得让人想朝他吐唾沫。
洪广义看得嗬嗬嗬地笑。我也跟着笑起来。我笑得讪讪的，脸上很僵硬。洪广义注意到了我的表情，他轻轻拍两下我的肩膀，说：“没什么没什么。”接着又说，“好极了好极了。”说完又笑起来。
洪广义的笑确实有点特别，张着嘴，然后笑声就出来了，没有什么过渡，嗬嗬嗬嗬，使人想到一些乱滚的球。说实话他笑得很有感染力，我有时候也不自觉地跟着他这样笑。不但这样笑，还下意识地挺挺肚子，尤其是站在那儿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两条腿叉开，使肚子挺起来。说到这儿，我顺便说说男人的肚子。一个男人挺不挺自己的肚子很重要，其重要的程度一如女人怎样使用她的腰。你见过一个窝囊的男人挺肚子吗？敢挺肚子的男人那都是扬眉吐气的男人。
我看起来已经像个扬眉吐气的男人了。我总是喜欢低着头走路的毛病也改掉了，巳经开始有点弯曲的背现在很直了，我的腰板也很直，脑袋昂着，并且稍稍往右侧一点。我不是有意侧脑袋的，我的脑袋一昂就侧过来了，侧得持重而自负。我对着镜子看过自己，我对自己现在的样子很满意。我的脸也显得亮堂多了。那些恍惚的、心不在焉的神情都不见了，它们像灰屑一样从一张扬起的、亮堂的脸上滑落了。
人是需要一些精神的，我现在很有精神了。
我不但有精神，还有了一辆车，一辆奥迪，是洪广义给我的。我没想到洪广义会把他自己的奥迪给我。他说他买了一辆新车，不过这辆也不旧，才开了三年。我看着车，感到很愕然。我说：“我要车干什么？”洪广义说：“你当然要。你见过哪个总经理没车的？再说现在谁不知道你是个成功人士？所以你一定要有车，到哪儿你都带着它，这是派头，是你的派头也是绿岛的派头。这么大的娱乐城，一定要有这个派头，否则人家会说我们没有实力。”
“可是这么贵的东西……”
“这是应该配给你的，开吧。”
我知道没有这种规矩，这是他额外给我的。他毕竟还是个重情义的人。我觉得完全从生意人的角度去看他是不对的，他确实帮了我，他也只能这么帮我，除此以外他还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一片苦心。他把车钥匙给我时，我内心非常感激，没有再说什么，情义这种东西，说什么都是多的，只能放在心里。我又差点湿了眼睛。他看见我在激动，没说什么，很义气地在我肩上拍了两下。
他老这么拍我，我也喜欢他这么拍我。
这辆车给我的感觉太好了。我很快就学会了开车，然后便开着它到处跑。有一辆车真是不一样，我看人的眼光不一样了，看街道的眼光也不一样了。整座城市在我眼里都不一样了。一切都是明亮的，美丽的。我开着奥迪跑遍了全城所有的马路。我从小就熟悉这些马路，熟得不能再熟。我知道它们旁边有些什么店，知道哪些单位哪些机关在哪条路上，知道哪条路宽哪条路窄，哪条路上有树哪条路上没树。我在许多树下蹲过，我蹲在哪儿画树，画房屋，画走在路上的人。我穿着拖鞋走过它们，穿着球鞋走过它们，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过它们，而今天我是开着一辆奥迪。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在做梦。那时候全城的马路上都没有几辆奧迪。在一辆奔跑着的奥迪里看马路和街道，看那些走路的人和骑车的人，看那些挤公交车的人，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就想我怎么忽然就有了一辆奥迪呢！我内心充满了感叹，我想我读了这么多年书，画了这么多年画，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这他妈的就是人哪，人跟人真他妈的不一样啊。昨天你还窝窝囊囊满脸晦气，今天你就变了一个人，一切都让你觉得这么舒服，这么顺眼，这个城市原来是这么亲切可爱啊！
虽然有些路面坑坑洼洼，颠得利害，但我的感觉已经飘起来了。我巳经很久没有这么好的感觉了。或许我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它就是飘，是飞扬，是一种全新的感觉，它使人觉得从里到外的一切都煥然一新。自己是新的，天地是新的，世界是新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崭新的。
有一天我开着车路过我们单位，想想就拐进去了。我想去看看老胡。但老胡不在，坐在传达室的是个瘦白脸老头。单位上的同事见了我都酸不溜秋的，尤其是我们领导，酸得一张大脸跟哭似的。他说哎呀果然是徐阳呀，士别三日，我都认不出来啦！然而没过一会儿，他的脸又阔起来了，他说报纸上的文章你自己都看到了吧？我说我又不是瞎子，看到了，怎么啦？他煞有介事地咳一声，又云遮雾罩地吹起来，说前些日子他跟某某书记在一起，是他提到了这件事，说像徐阳这样的同志应该作为一个典型大力宣传，某某书记很同意他的看法，并且当即打了电话给报社。他拍着我的肩说，徐阳啊，你大有前途嘞，你就等着吧。我听得嘿嘿地直笑，我说好，我等着。
我问领导，老胡呢？他说老胡呀，人家不干了，回家享福去了。我说他享什么福？他没儿没女他享什么福？
我在单位的走廊上走了走，又去从前的工作室看了看。工作室里堆了几个破柜子和一些椅子，墙角上有一面蜘蛛网，地上有一块调色板和几支黏着一坨干颜料的画笔，一只画框被乱扔在柜顶上。我把画框拿在手里，灰尘立即飞起来。我对着画框发了一会儿呆，心里很惆
怅。
我开车去了老胡家里。老胡家在郊区，我去的时侯已是黄昏，老胡正在门口鼓着腮帮吹一只煤球炉。他干吗不用手上那把破扇子呢？烟气将他的脑袋罩住了，呛得他不住地咳嗽。我的车滑到他身边。他转过脸来看着，用一根中指擦擦鼻头。
这个黄昏，我把老胡带回了南城。老胡不肯跟我走，他说：“我奔七十的人，我还给你打工？我不去。”我强行将他往车里推，他倚着车门说：“实在要去，你也让我带几件换洗衣服呀。”我说：“好吧，你去拿吧。”我跟着他进屋。那是一个小披厦，积郁着一股霉味。老胡一边捆一床被子，一边摇头叹着：“你还怕我跑了吗？你这是何苦，要拖我这个累赘干什么？”我不接他的话，只催他快点。老胡说：“你催魂哪。”老胡上了车还在嘟嘟哝哝，“你让我去干什么？除了坐吃等死我还能干什么？”我说：“看看门，当当传达打打杂，你想不干都不行。”老胡不再说话，把脸扭到一边，用手去抹眼睛。我见他肩膀抖抖的，便拍拍他，他像小孩似地扭一下身子，用手将我的手挡开。直到进了市区，车在高架桥上跑着时，他才平静下来。他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满眼流动的灯火，像电视主持人一样学着港台腔说：“真爽。”我给他揿下车窗，风将他灰白的头发吹得立起来，他又说：“真他妈的爽。”
我给他在办公楼里收拾出一个杂物间，用胶合板拦腰一隔，里面放一张床，外面放一张桌子。门口跟所有的办公室一样，也钉一块牌子，牌子上写三个字：收发室。他看看牌子，像小孩子一样笑着说：“我又参加工作了。”
大约两个月以后，我成为了南城市政协委员。这也是洪广义操办的，跟我们单位领导的瞎吹无关，那家伙一无所长，除了吹牛还是吹牛。我的界别是工商联。开会时，文化界的人就在我们旁边，美协有几个人也在，他们有的装着不认识我，有的则非常夸张地跟我打招呼，甚至搂肩搭背，显得异乎寻常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