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别看我的脸

从广州回来后我就正式成为了绿岛娱乐城的总经理。刚开始的那几天我忙着接受各家报纸的采访,跟我有宿怨的南城晚报也来了,而且是副主编江南生亲自出马。他眯笑着金鱼眼对我说:“我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呀。”我对他也很客气。我知道洪广义花了不少钱。我请他吃饭,不断地给他敬酒,我说:“上次浇了你一杯咖啡,真是对不起呀。”他摇摇手说:“还提这事干什么?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我们把杯子碰得叮当乱响,一瓶酒就把我们喝成了朋友。我们的友谊似乎都要从杯子里溅出来了。

江南生很快就把文章写好了,这一回他的标题是《从劳改犯到总经理——记绿岛娱乐城总经理徐阳》,说的是青年画家徐阳当年如何遭人陷害,如何沦为一名囚犯,又如何自强不息,与命运抗争,投身商海,经过一番磨砺和拼搏,终于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的青年企业家。通篇文采斐然,将一名青年企业家的成功之路喧染得曲折坎坷起伏跌宕波澜壮阔,令人扼腕而叹又荡气回肠。文章末尾还提到他们以前的报道和那次大讨论,说由于工作不细致,无意中对徐阳同志造成了伤害,为此他们深感遗憾,他们希望徐阳同志能接受他们的真诚道歉,他们还希望这并不是晚来的道歉。

在这篇近五千字的文章的右上角,还花了很大篇幅登载我的照片。我坐在一张老板桌前。桌面光可鉴人,上面放着电话、笔筒、文件夹和几本厚厚的十六开本的精装书,左角上还有一台电脑;斜后方是一面阳光灿烂的大玻璃,就近是一棵盆栽的观叶植物,长得肥绿丰茂。在折过来的墙上挂着几个大字:自强不息,拼搏进取。我西装革履,对着镜头微笑,显得温和谦虚又踌踟满志。

紧接着南城晚报又连载了由江南生执笔的中篇报告文学《徐阳的路》。他们说如今大家都是这个套路,前面是吆喝一嗓子,接下来才是唱歌。他们把这件事说成“唱歌”。说这样才有听众。说到底《徐阳的路》就是把前面那篇文章拉宽拉长,从我小时候喜欢用小木炭头到处画苹果树,到以“优异成绩”考入美院学习油画,毕业后分在群艺馆成为一名青年画家,曾经有过哪些作品,参加过哪些展出,后因画裸体模特儿遭人陷害,背上了流氓名声……江南生是这样开头的,“在三十二年前的一个潮湿的雨夜里,一个新生命在南城一条叫扁担巷的小巷子里呱呱坠地,雨夜是不是一种暗示呢?暗示他命运多舛风雨泥泞?然而孩子的妈妈,一位坚强的母亲,她不相信命运,她给孩子取了一个充满阳光的名字:徐阳。”可见江南生真是一个文章高手,把我妈也扯进来了。我妈给我取名时真有这样的意思吗?只有天知道。结尾时他说:“风风雨雨他都走过来了,如今他的路上充满阳光,这个寄寓了母亲深厚期望的名字最终预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徐阳的路上,将永远是灿烂的阳光。”这条“路”连载了半个多月,一天登一点,反正就是要一点一点地勾起人们对几年前的徐阳的记忆,又将几年前的流氓徐阳置换成今天绿岛娱乐城的总经理徐阳。

与此同时,其他几家报纸也发表了类似的文章。洪广义的钱没有白花,他们的“歌”唱得太好了,太响亮了,洪广义的目的达到了。我又一次扬名南城。不少从前的熟人,包括勉强算得上朋友的人都打电话来,他们一面祝贺我的成功,一面唏嘘感叹,说读了你的事迹--居然是事迹了--非常感动;还有陌生人也打电话来(他们怎么这么相信报纸呢),有个家伙说要用我的事迹教育他儿子,要他儿子向我学习。我问他学我什么?他说自强不息呀,拼搏进取呀!

我曾在那儿服过刑的长湖农场不仅打来电话,还派来一位副场长和办公室主任,专程请我去给那些正在服刑的犯人作报告,他们说你的事迹感人至深,对犯人们的改造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他们需要看到希望,看到榜样,徐总你就是他们的榜样啊。我婉拒了他们,我说谢谢你们当年对我的改造,否则我就没有今天;但是我不能去作这个报告,因为我思想上的改造还很不彻底,还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他们说你真谦虚。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只能谦虚。我请他们吃饭,又请他们蒸桑拿。对于蒸桑拿他们有点犹豫,说这不好吧?我说你们改造犯人那么辛苦,蒸蒸桑拿是应该的。我交待桑拿房把他们分开来蒸,免得他们在按摩小姐面前不好意思。他们走时我送到大门口,我说有空就来蒸蒸吧,有那么多犯人等着你们改造,身体要紧哪,你们的身体不是你们自己的啊。他们感动地说,徐总你真是我们农场的骄傲。

连曾经关押过我的联防办都给我打电话,我一听就是那个中年警察的声音。过去了这么多年,我还能记得他的声音。中年警察用他的阴郁的声音说,徐总啊你不会记恨吧?不会拦着不让我们进你的娱乐城吧?我说怎么会呢?不会。他哈哈地笑着说,要说也是,不是我们你哪有今天呢?我说就是,我应该谢谢你们,谢谢啊!

真正让我有些感动是老胡的电话,老胡显得很快乐,他说报纸我都看了,你翻过身来了

,我很高兴,我真高兴啊。但他马上又骂我,说我这些年一点音信都没有,真不够朋友。他说话咝儿咝儿地响。虽然是在电话里,但我就像看见了他似的,皱着满脸弯弯曲曲的笑纹,张着一张落了几颗牙的嘴。我的眼睛发潮。我说你的嘴漏风啦?他哈哈地笑着说,要完蛋了,牙齿都快掉光了!

有一天瘦高个刘昆也来了个电话。他说:“徐总我想见见你。”我说:“你是谁?”他说:“刘昆哪,你不记得了吗?”我说:“记起来了,你来吧。”

大约半个小时不到,刘昆就来了,见到我不由分说地扇了自己一通耳光,说是给我解气。我说:“解什么气呢?我们不是还做过生意吗?”他红着脸骂自己有眼无珠,把脸送到我面前,要我帮他把眼珠子抠掉。他说:“我自己下不了手,徐总你帮我把它抠出来,我拿去喂狗。”我说:“我怎么能抠你的眼珠子呢,你想干什么就直说吧。”他像女人一样忸怩了半天,才说:“我真说不出口……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有点用?以前我还当过先进工作者,在我家里你也见过我的奖状,你看……我能不能在你这里做点什么?”我看着他的被自己扇得鲜红的瘦脸,点点头说:“好吧。”我让他负责娱乐城的保安工作。我说:“为这么一点事,你扇自己干什么呢?”

接着他又把另外两个踢过我的家伙也叫来了,也是先扇自己,像比赛似的,扇得噼噼啪啪直响。我说:“算了,别扇啦。”我让他们都干保安。他们说:“徐总真是大人大量。”他们做出感激涕零的样子,发誓要效忠我,说要是有哪个不长眼的敢动徐总一根毫毛,他们绝对会拆散他的骨头;他们不但要拆散他的骨头,还要让他狗日的跪着把徐总的毫毛扶起来。

刘昆穿上保安服的第二天黄昏,我从门口走过时他凑到我身边,问我想不想知道武生陆东平的事?他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他以为我还恨陆东平。我不禁笑了笑,说:“你准备又卖他一回?这回你要多少钱才肯说呢?”他愣了愣,又扇自己一耳光,不过扇得很轻,完全是为了让我高兴。他说:“徐总,我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你知道吗,陆东平进去了,三年前就进去了。他割了一个人,他把人家的鸡巴连割了几刀,把人家一个蛋都割出来了,这家伙!狠不狠?”刘昆骂一句,看看我,又说,“他为什么要割人家的鸡巴呢?因为他老婆偷了人家。徐总你知道他老婆偷了谁吗?你认识的,就是那个跟你一起去过我家的打鼓佬!想不到吧?大家都说是他自己没用了,怂恿老婆去偷人的,他反过来又问老婆是怎么偷的,人家是怎么搞她的,她叫没叫,是怎么叫的,你说他这不是变态吗?可他听了又受不了,又跑去割人家打鼓佬,还割得那么狠那么下作,徐总你说判他五年该不该?这是不是恶有恶报?你听了高不高兴?”

我听得心里沉沉的,叹了一口气,说:“高兴什么?我没什么可高兴的。”刘昆愣了一会儿,涎着脸说:“徐总,你的确是个大度的人。”

那天我本想去看看被阉了的打鼓佬,可最终还是没去,我想我还掺合这些事干什么呢?再说一个被阉了的人恐怕也不愿要别人去看他。

绿岛娱乐城在这一年国庆节重新开张。为此我们在晚报娱乐版刊登了整整一个版面的广告,广告图案简单明了,是我的创意: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和一片叶子。叶子很肥厚,容易使人想到两瓣嘴唇,那种很性感很贪婪的嘴唇一一这是我对余小惠嘴唇的印象。我知道我将渐渐地失去关于她的许多印象,所以我下意识地在这幅广告里掺杂了一点私心,想用它来记录我的可能失去的印象。

我不但设计广告图案,还挑选小姐。我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让小姐们一个个走过来,我看她们的腿,看她们的腰,看她们的胸和脸。看过之后,便听她们说话,听她们的声音是不是黏糯圆润,是不是清甜柔软。我不要那种干巴梆硬的声音,不要那种说话时眉跳嘴牵的蠢相。洒店和茶楼要长相清纯甜美的,歌厅包厢要活络轻佻眉目含情的,桑拿按摩要肥瘦适中三围性感的……因为真正做鸡的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在各个娱乐场所乱蹿,为此我交待所有领班,对来绿岛做生意的小姐一律要严加管理,那种一看就不上档次的烂野鸡一律不

准踏进绿岛的大门。

在众多的应聘小姐中,我看见了阿梅。她站到我面前时我觉得她很面熟,她边笑边朝我眨眨眼睛,我便蓦然想起了那个橙色的醉醺醺的小房间,想起了她的浅褐色皮肤和结实的乳房。我的脸立即燥热起来,不好意思看她。我端起杯子装着喝水,喝得叽叽地响;喝两口我又吐茶末子,我用舌头先把茶末子顶到嘴唇上,再把它们吐出来。反正我喝得非常精心非常复杂。我想她要干什么呢?我一边吐茶末子一边瞟她。她依然笑模笑样地站在那里。她有一个好看的小洒窝。她笑得也似乎没什么恶意,甚至还有点俏皮。她确实年轻。她有没有二十岁?

我喝完了半杯水,觉得把脸上的燥热喝下去了,便用力咳了一声,说:“你叫什么名字?”她说:“李晓梅。”我看看她,她的嘴唇动了动,还是笑模笑样的。我点点头,“嗯,李晓梅。多大啦?”她说:“二十一。”我又问,“家在哪儿?”她说:“我复印了身份证的,没在那儿吗?”我看了看粘在表格上的身汾证复印件,在表格上打了个勾,说:“湘西?怎么跑这么远呢?”她踮起脚伸长脖子看我打勾,快活地反问我,“不许跑这么远吗?”

我板着脸说:“我说了不许吗?”

她不出声地笑着,身子扭了两下。

我给绿岛的服务小姐设计了两套服装。一套是用蓝印花布做的中式服装,上瘦下肥,掐腰托胸,线条毕露又含蓄雅静;点睛之笔是每人头上的一朵小绢花,粉红的,透出无限春情。另一套是中西合壁的套裙,水红的低抹胸,半透明的白纱小披肩,紧裹着臀部的荷色西式短裙,配一双白色高跟鞋,整个地半掩半露勾魂摄魄。

我没让湘西妹子李晓梅穿这样的衣服,我把她安排在演艺场售票房里。她说:“我不愿在售票房,我喜欢穿那样的衣服,你让我到歌厅包厢去唦?”我说:“不行。”她问我为什么不行?我说:“我是总经理,我说不行就不行。”她鬼鬼地笑了笑,说:“那我就不去包厢,就在歌厅里行吗?”我气恼地说:“我不管,你愿怎样就怎样吧。”

国庆节前五天,洪广义请来了电视台一拨人,让我站在大门口,身后花枝招展地站着一帮小姐。我对着摄像机镜头说着事先背熟的话,率领全体员工向全市人们拜年,并且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由一名女记者手持话筒对我进行采访,女记者问我今后还会不会重操旧业,当一名画家?我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如果我要画画的话,请你当我的模特儿,行吗?”女记者说:“我符合你的标准吗?”摄像机镜头移向她的脸,然后是胸,再然后是腰臀和大腿,最后对着我。我非常欣赏地说:“完全符合。”镜头再移向女记者,她说:“可以问问你的标准吗?”我说:“两个字,性感。”女记者含了羞色嫣然一笑,柔声说:“谢谢。”

这个节目播放时我跟洪广义在一起,我看见荧屏上那个油光水滑的家伙不像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人,一个不要脸的皮条客,他的做作的笑就像一张印在铜版纸上的招贴画,俗气得让人想朝他吐唾沫。

洪广义看得嗬嗬嗬地笑。我也跟着笑起来。我笑得讪讪的,脸上很僵硬。洪广义注意到了我的表情,他轻轻拍两下我的肩膀,说:“没什么没什么。”接着又说,“好极了好极了。”说完又笑起来。

洪广义的笑确实有点特别,张着嘴,然后笑声就出来了,没有什么过渡,嗬嗬嗬嗬,使人想到一些乱滚的球。说实话他笑得很有感染力,我有时候也不自觉地跟着他这样笑。不但这样笑,还下意识地挺挺肚子,尤其是站在那儿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两条腿叉开,使肚子挺起来。说到这儿,我顺便说说男人的肚子。一个男人挺不挺自己的肚子很重要,其重要的程度一如女人怎样使用她的腰。你见过一个窝囊的男人挺肚子吗?敢挺肚子的男人那都是扬眉吐气的男人。

我看起来已经像个扬眉吐气的男人了。我总是喜欢低着头走路的毛病也改掉了,巳经开始有点弯曲的背现在很直了,我的腰板也很直,脑袋昂着,并且稍稍往右侧一点。我不是有意侧脑袋的,我的脑袋一昂就侧过来了,侧得持重而自负。我对着镜子看过自己,我对自己现在的样子很满意。我的脸也显得亮堂多了。那些恍惚的、心不在焉的神情都不见了,它们像灰屑一样从一张扬起的、亮堂的脸上滑落了。

人是需要一些精神的,我现在很有精神了。

我不但有精神,还有了一辆车,一辆奥迪,是洪广义给我的。我没想到洪广义会把他自己的奥迪给我。他说他买了一辆新车,不过这辆也不旧,才开了三年。我看着车,感到很愕然。我说:“我要车干什么?”洪广义说:“你当然要。你见过哪个总经理没车的?再说现在谁不知道你是个成功人士?所以你一定要有车,到哪儿你都带着它,这是派头,是你的派头也是绿岛的派头。这么大的娱乐城,一定要有这个派头,否则人家会说我们没有实力。”

“可是这么贵的东西……”

“这是应该配给你的,开吧。”

我知道没有这种规矩,这是他额外给我的。他毕竟还是个重情义的人。我觉得完全从生意人的角度去看他是不对的,他确实帮了我,他也只能这么帮我,除此以外他还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一片苦心。他把车钥匙给我时,我内心非常感激,没有再说什么,情义这种东西,说什么都是多的,只能放在心里。我又差点湿了眼睛。他看见我在激动,没说什么,很义气地在我肩上拍了两下。

他老这么拍我,我也喜欢他这么拍我。

这辆车给我的感觉太好了。我很快就学会了开车,然后便开着它到处跑。有一辆车真是不一样,我看人的眼光不一样了,看街道的眼光也不一样了。整座城市在我眼里都不一样了。一切都是明亮的,美丽的。我开着奥迪跑遍了全城所有的马路。我从小就熟悉这些马路,熟得不能再熟。我知道它们旁边有些什么店,知道哪些单位哪些机关在哪条路上,知道哪条路宽哪条路窄,哪条路上有树哪条路上没树。我在许多树下蹲过,我蹲在哪儿画树,画房屋,画走在路上的人。我穿着拖鞋走过它们,穿着球鞋走过它们,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过它们,而今天我是开着一辆奥迪。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在做梦。那时候全城的马路上都没有几辆奧迪。在一辆奔跑着的奥迪里看马路和街道,看那些走路的人和骑车的人,看那些挤公交车的人,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就想我怎么忽然就有了一辆奥迪呢!我内心充满了感叹,我想我读了这么多年书,画了这么多年画,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这他妈的就是人哪,人跟人真他妈的不一样啊。昨天你还窝窝囊囊满脸晦气,今天你就变了一个人,一切都让你觉得这么舒服,这么顺眼,这个城市原来是这么亲切可爱啊!

虽然有些路面坑坑洼洼,颠得利害,但我的感觉已经飘起来了。我巳经很久没有这么好的感觉了。或许我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它就是飘,是飞扬,是一种全新的感觉,它使人觉得从里到外的一切都煥然一新。自己是新的,天地是新的,世界是新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崭新的。

有一天我开着车路过我们单位,想想就拐进去了。我想去看看老胡。但老胡不在,坐在传达室的是个瘦白脸老头。单位上的同事见了我都酸不溜秋的,尤其是我们领导,酸得一张大脸跟哭似的。他说哎呀果然是徐阳呀,士别三日,我都认不出来啦!然而没过一会儿,他的脸又阔起来了,他说报纸上的文章你自己都看到了吧?我说我又不是瞎子,看到了,怎么啦?他煞有介事地咳一声,又云遮雾罩地吹起来,说前些日子他跟某某书记在一起,是他提到了这件事,说像徐阳这样的同志应该作为一个典型大力宣传,某某书记很同意他的看法,并且当即打了电话给报社。他拍着我的肩说,徐阳啊,你大有前途嘞,你就等着吧。我听得嘿嘿地直笑,我说好,我等着。

我问领导,老胡呢?他说老胡呀,人家不干了,回家享福去了。我说他享什么福?他没儿没女他享什么福?

我在单位的走廊上走了走,又去从前的工作室看了看。工作室里堆了几个破柜子和一些椅子,墙角上有一面蜘蛛网,地上有一块调色板和几支黏着一坨干颜料的画笔,一只画框被乱扔在柜顶上。我把画框拿在手里,灰尘立即飞起来。我对着画框发了一会儿呆,心里很惆

怅。

我开车去了老胡家里。老胡家在郊区,我去的时侯已是黄昏,老胡正在门口鼓着腮帮吹一只煤球炉。他干吗不用手上那把破扇子呢?烟气将他的脑袋罩住了,呛得他不住地咳嗽。我的车滑到他身边。他转过脸来看着,用一根中指擦擦鼻头。

这个黄昏,我把老胡带回了南城。老胡不肯跟我走,他说:“我奔七十的人,我还给你打工?我不去。”我强行将他往车里推,他倚着车门说:“实在要去,你也让我带几件换洗衣服呀。”我说:“好吧,你去拿吧。”我跟着他进屋。那是一个小披厦,积郁着一股霉味。老胡一边捆一床被子,一边摇头叹着:“你还怕我跑了吗?你这是何苦,要拖我这个累赘干什么?”我不接他的话,只催他快点。老胡说:“你催魂哪。”老胡上了车还在嘟嘟哝哝,“你让我去干什么?除了坐吃等死我还能干什么?”我说:“看看门,当当传达打打杂,你想不干都不行。”老胡不再说话,把脸扭到一边,用手去抹眼睛。我见他肩膀抖抖的,便拍拍他,他像小孩似地扭一下身子,用手将我的手挡开。直到进了市区,车在高架桥上跑着时,他才平静下来。他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满眼流动的灯火,像电视主持人一样学着港台腔说:“真爽。”我给他揿下车窗,风将他灰白的头发吹得立起来,他又说:“真他妈的爽。”

我给他在办公楼里收拾出一个杂物间,用胶合板拦腰一隔,里面放一张床,外面放一张桌子。门口跟所有的办公室一样,也钉一块牌子,牌子上写三个字:收发室。他看看牌子,像小孩子一样笑着说:“我又参加工作了。”

大约两个月以后,我成为了南城市政协委员。这也是洪广义操办的,跟我们单位领导的瞎吹无关,那家伙一无所长,除了吹牛还是吹牛。我的界别是工商联。开会时,文化界的人就在我们旁边,美协有几个人也在,他们有的装着不认识我,有的则非常夸张地跟我打招呼,甚至搂肩搭背,显得异乎寻常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