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单位上还是把我的房子腾出来了。他们通知我妈，说我房子里透出一股臭味，是不是有死鼠或死猫？我妈对着门缝闻了闻，说什么味道也没有。他们说我妈的鼻子有问题，叫她打开门看看。我妈说没有钥匙，他们便拿来一根撬棍，不顾我妈的阻拦，嘎地一声就把我的房门撬开了。

我妈说哪里有什么死鼠死猫？你们分明是要撬他的门。他们说随你怎么说，反正撬也撬

了，你不如干脆把东西搬走算了。他们先把我那张新买的床抬到楼下，然后把东西一件件搬下去，包括我那些画，我买的床单被套枕头，还有暖瓶痰盂和那几个盆子，全都高高的堆在那张床上。他们一边掸身上的灰，一边对我妈说：“王老师你看到了的，东西一样不少都在这里，你清点一下，等你清点完了我们再走。”

王老师伤心地哭着说：“我清点什么呀，我知道什么呀，你们就等不得他回来吗？还有几个月他就回来了，你们都等不得吗？值得你们动这样的脑筋吗？现在这么一大堆东西，叫我一个老太婆怎么拿回去呀？”

但我妈还是把东西都拿回去了。她请了一辆板车，把这些东西都拖到扁担巷去了。我从家里搬到单位宿舍已有七八年了，我搬走时她显得有些忧伤，但总的来说还是高兴的。那时侯我也没什么东西，一床被子，一包换洗衣服，一些书，再加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一辆小三轮车一拉就拉完了。她站在巷口上看着我走，迎面有邻居过来，点点头打个招呼，说王老师不跟儿子去住呀？她多少有点骄傲地笑笑说，他翅膀硬了飞他的，我跟着他干什么？我在这里住惯了，我喜欢扁担巷。

现在她把我的东西拖回来，她又怎么跟她的那些邻居们说呢？满满一板车的东西，能瞒得过谁的眼睛呢？她一路抹着泪，到了扁担巷她便把泪忍住了，把眼睛擦擦干，板着脸，像谁都欠了她的钱没还似的。人家跟她打招呼她也装着没听见，眼睛都不斜一下，把声音放得硬硬的跟板车夫说话，“挑好路走呀，颠颠磕磕的，碰坏了东西算谁的？”到了家门口了，她一头钻进去，再也不出来，由板车夫把东西一件件往里搬。她的声音还不断地传出来，还是硬硬的，“那都是新被子新卧单呀，你怎么能往地上放呢？你这个人是怎么做事的啊？！”

清理我的东西时，她发现我那些新买的东西全都没用过，她把那些东西都摆在自己床上，皱着眉头，呆呆地看着那一堆粉红，看了许久，结果隐约地看见了我那桩流产的婚姻。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看出来的，我买的那些东西没一样是带“囍”字的，而在日常用品中，粉红并不代表什么。是不是因为那几个盆子呢？一个光棍难道不要用盆子吗？她不但看见了那桩婚姻，还看见了余小惠。在我那些画里，包括上学时画的女人体，最少有十几幅，她却非常准确地把余小惠挑了出来，靠着板壁放在床上，和那堆东西摆在一起。

我从长湖农场回来后，王玉华就问过我。她说你买那些东西是准备结婚用的吗？跟谁结婚呢？是不是她？她拿出那幅画，把它摆在饭桌上，然后便从民间生育学的角度进行评论，“你呢眼光还是有的，身体好，奶呢也饱，将来生孩子是会不错的，可惜现在只能生一胎呀。”她怎么会这样去说一幅画？她又问，“她人呢？现在在哪儿？”我说：“早走了。”她叹一声，说：“你坐牢，她倒走了？你是不是为她跟人动刀子？这种女人！走了也好，一看就是个灾星，害男人的货。”她越来越不像一个当过小学代课老师的人了，我被她烦死了。我说：“你烦不烦？”她说：“你还烦？我这是在破解你，万事莫强求，知道吗？女人是干什么的？就是生孩子过日子的，别像你爸似的光图漂亮图好玩，要知道自己的处境，别再去想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

凭心而论，我爸真没图过漂亮，尤其是跟她结婚的时候。

她把那幅画收起来了。她说：“这幅画归我吧。”说着搬过一张小楼梯，站在楼梯上一伸手，把那幅画塞在堆满杂物的小阁楼上。我仰起脖子朝小阁楼上看着，她垂着眉眼说：“算了吧，还看什么呢？”

回来后我几乎没有出过门，天天缩在家里。我们家一共有两个小房间，八平米一个，王玉华住了一个，另一个堆着她从我那儿搬来的东西。我们还有一个大约六平米的客厅。虽然只有六平米，但它的门对着巷子，进进出出都是它，所以它就是客厅。我回来后就住在客厅里。王玉华没有去收捡另一个房间，而是在饭桌边靠板壁摆了一张竹床，让我就睡这张竹床。

我们家本来还有房子，是我外公留下来的，刚解放就被人民银行占去了，最初的名义是租用，几年以后，或者十几年以后－－具体多少年我搞不清－－又说是被没收了。又过了几年，据说被没收的房子都可以物归原主，王玉华便到处找人，送材料，没想到人家说你的房子占地超过一百平米，不在发还之列。王玉华立即给我三个在外地工作的舅舅写信，叫他们从各自单位开证明。王玉华要她的兄弟开证明的目的是想拉大旗作虎皮，他们一个是北京的教授，一个是广州的记者，还有一个在武汉，又写散文又写歌词。王玉华谈起她的兄弟就充满自豪感，她认为只要他们的盖了单位公章的证明一到，有关部门便要慎重对待。

我从来没见这三个舅舅，他们也基本上不和我们往来，不过那次他们在寄证明的同时，都附上了一封充满兄妹之情或姐弟之情的信，弄得王玉华热泪盈眶。我提醒她别光看前面几句话，后面还一大段在谈他们对房产的权利呢。王玉华便忍住泪看下去，三封信全看完了之后，她非常伤心。尤其是对她那两个弟弟感到特别伤心。她说你外婆死得早，我是又当姐又当娘啊，浆洗缝补哪样不是我啊，可怜我给他们纳鞋底把手都戳烂了呀，他们怎么也这样无情无义呢？难道他们全忘了吗？她长长地叹着气说，这就是人哪，房子还没到手呢，就怕我独呑了？那几天她像得了神经病似的，动不动就直着眼问，你说他们怎么这样呢？

这叫我怎么回答她？

她不愿给她的兄弟们回信，叫我回，说他们在信里都问了一句外甥，你给他们回信吧。那时候我大约是二十岁，我对王玉华说，二十年问一句，值得我给他们写信？你还是自己回吧。她说你是晚辈，人家总还记得你，你就回一封信吧。我坚决不干，她便骂我，一边骂我一边给他们回信。她流着泪，写写撕撕，最后写成了三封便条式的信，而且内容都是一样的：如房子能要回，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绝不独呑。

最后的结果与王玉华的初衷有很大出入，她引以为自豪的三个兄弟，有关部门却并不买账。房子没要回来，王玉华想不通，说人家也是这样的情况，人家怎么要回来了呢？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名堂？而她那三个兄弟则在此后每年来一封信，问她房产要回来了没有？并每一次都重申他们对房产应该享有的权利。

现在那个搁画的小阁楼就是王玉华没要到房子之后架起来的。小阁楼就在客厅里，在我头顶上。一个六平米的地方，摆着饭桌竹床，还有几只凳子，头顶上还有小阁楼，我觉得我就像是个临时寄放在这里的包裹似的。

我睡的竹床是一张老竹床，巳经有些松垮了，一动就咿咿扎扎地叫。因为它不分白天黑夜地叫，王玉华嘴角上的凹坑便越来越深了，深到一定程度时，她对我说：“你准备就这样下去吗？你的日子还长呀。”每天早晨从菜场回来，她总是把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团，一边择菜一边唠叨，“小青菜都八毛一把，叫人怎么吃得起？虽然我争到了一点退休金，也经不起它这么涨呀。”

我知道她是唠叨给我听的。我成了她的累赘。为了这点退休金她不知道写了多少申述材料。她把要回老房子的事放下来，一心一意地为自己申述。她不断地写，反复地写，一遍又一遍地写。“……我辛辛苦苦为党的教育事业操劳，可是就在我即将转正的当口，却因为前夫的右派问题而搁置下来，并且从此再也无人过问……如今该平反的都平反了，该落实政策的都落实了，而我，一个受牵连的无辜者，一个全心全意任劳任怨的教育工作者，有谁来关心我呢？有谁来给我落实政策？……”她不停地上访，不停地找有关部门，日复一日，腿都跑细了，才争取到了这点可怜的退休金。而我这么大一个人，却天天觍着脸吃她这点退休金，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从长湖农场回来时是一颗青皮光头。我的长头发在看守所时就被剪掉了。当我的头发长到即将遮过耳廓时，王玉华便叫我去剃头。她说：“去剃一剃吧，别像以前那样，那么长的头发。”见我呆坐着不动，又说，“头发要吃血的，吃多了血人会发懵的，要不是你留那么长的头发，怎么会懵成那样呢？”

为了让我去剃头，她最少唠叨了五次，说了一百多句话。到第六次她刚要唠叨时，我拔

脚就往外走。她硬声硬气地叫住我，“回来，理发店又不关门，跑那么快干什么？没钱人家会给你剃头？”她把几块钱放在桌上，说，“去吧。”

我看着桌子上的钱。我没法把手伸过去拿它。我就让它放在那儿。我决定不剃头了，无论王玉华怎么说，我就是不剃。我的头发居然跟植物一样，在春夏时节长得特别快，还有络腮胡子，它们迅速地遮蔽着我的头脸。

天气越来越闷热。雨季又来了。人们在扁担巷里用砖头垫起了一些石墩子，王玉华打着一把雨伞，小心翼翼地在石墩子上一跳一跳地走着。雨水在石墩子周围打出了一片灰色的水烟。王玉华的两只脚在迷濛的水烟中若隐若现。王玉华连着几天这么跳进跳出之后，跟我谈了一次话。是认认真真的谈话，不是唠叨。她说阳阳（她很少这样叫我），你要打起精神来，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真应该成个家了。

原来她冒雨跳着石墩子出去是要给我找老婆。她有她的想法。她认为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关键就在于没有一个老婆。她的这种想法来源于我那些粉红色的东西，来源于暖瓶痰盂和几个搪瓷盆子，以及那幅已经被她塞进了阁楼里的画。她说她看见这些东西时才醒悟过来，并且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失职，“这都怪我呀，”她很自责地说，“我被自己的事情搅昏了头，没想到要给你找个老婆。我怎么这么大意呢？男人没有老婆怎么行呢？该找老婆就要赶紧找，没有老婆，又做的是画画这种事，画些不穿衣服的女人，难怪要出这样的事。这就像屋檐水，点点滴滴都要落到阴沟里，要有阴沟让它流，没有阴沟它就只好到处乱流了。”

她的比喻形象生动又浅显明白，这才像个当过小学语文老师的人。听她的意思我简直是急疯了。我就是大雨时的屋檐水，因为找不到阴沟正在遍地横流；而她现在急于要做的，就是要为我开挖一条阴沟，好让我有个适当的去处。

可是老婆怎么是一条阴沟呢？我看着在门口像水帘子一样滑落的檐水，看着浸泡在水里的青砖和红砖，看着在青砖红砖上跳着的大大小小的脚。我心里空茫一片。疼痛像冷风一样在骨缝里吹着，我用力揉着肩胛，揉着揉着不由得笑了起来。大约因为阴沟的缘故，巷子里的水流得很慢，有人正躬看腰往石墩子上加砖块。

王玉华见我笑，便强调说：“笑什么？我说得有道理。”

我没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同不同意她的道理。有一点她大概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她的比喻中暗含的污辱性。既是对我的，也是对我老婆的－－谁做我的老婆谁就是一条阴沟。当然阴沟不阴沟的我无所谓。我想到一个未知的女人已经成了一条阴沟，心里居然有一种恶毒的快感。

如果那个叫冯丽的女人知道王玉华将她比作一条阴沟，不知道她会怎么想？她比我大九个月零八天，前年（大约就是我到长湖农场去种棉花的时候）离的婚，有一个四岁半的儿子。我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冯丽是个带着拖油瓶的离婚女人，按我妈王玉华的说法，这叫乌鸦莫嫌猪头黑，是挺般配的一对。她的比喻落到我头上时总是这般令人难堪。就像鸟粪落在头上，不是屎而是喜，叫人哭笑不得。

尽管这样，也还不能说王玉华的比喻不恰当。在南城这是比较普遍的事，小孩子都当童谣唱，－－龙配龙凤配凤，虼蚤配臭虫；瞎子配拐子，劳改犯配小寡妇。冯丽既然离婚了，也就在小寡妇之列。但冯丽不是个一般的小寡妇，而是个有些资产的小寡妇，在南城大栅栏批发市场有两个店。王玉华说：“我不会随便给你找一个了事的，我拜托了好几个人，人家都跟我介绍了，我挑来挑去，还是挑中了冯丽。”

我妈用了一个“挑”字，既显得对我很负责，又顾及了我的自尊心。这当然是她的聪明。但我想这里头恐怕还有她自己的私心，我不是说她想贪图什么，可是她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给我找个有钱的老婆，免得我老赖在扁担巷吃她那点退休金，连剃头都要从她身上拿钱。虽然我知道我不该这样说，这是要遭雷劈的，但那时候我就是这样想。我不走她的日子就不得安宁，把我交给一个有钱的寡妇，她不但日子安宁了，心也安宁了。对她来说这是多好的事，要不她干吗要急于把我推出去，冒着那么大的雨跳进跳出？要知道那时候我从长

湖农场回南城才一个半个月。

我希望我是在用我的小人之心度王玉华的君子之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