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在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解和评价上，我一直处于一种困惑的地步。这种困惑主要来自于1949年后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突然转变。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57年的变化和违心之论，我想多数人是能够设身处地予以理解的，对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后人不必责之过苛。但对1949年后的突然转变，我觉得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至少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这种转变是真诚的，还是被迫的？二、1949年以前，他们为什么能够保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三、对新执政者的屈服来自于理性的分析，还是天然的保护本能？四、信仰执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对国共两党的评价中，感情和理性的选择为什么会产生偏差？等等。我想通过1949年11月1日复刊后的《观察》及储安平个人的选择来思考这些问题。

一、《观察》的复刊

《观察》是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它的前身是1945年在重庆创办的《客观》周刊。《观察》1948年12月24日被国民党查封，实际存在了不足3年时间。《观察》此前的办刊宗旨、风格、言论特色都完全体现了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它言论的大胆、文风的犀利、关心民族文化建设和国家前途的赤诚之心，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一直认为《观察》周刊的诞生和短暂存在，是西方新闻思想在古老中国的成功实践。

《观察》1948年底被迫停刊，到1949年11月1日复刊，其间仅有10个月的时间，但这10个月，却是至关重要的，其间发生的重大变化给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带来了无穷的困惑也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使他们强烈的民族情感得到暂时的慰藉，连年战乱，外敌的入侵，经济的崩溃，人民的苦痛，使他们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得到了满足，但矛盾也在此时产生了。

1949年以前，多数受过欧美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对于国共两党都有清醒的评价，但历史的发展却使这些清醒的言论和具体的行为之间出现巨大反差。1946年至1948年间，在《观察》上曾围绕“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参预论战的还有当时的《大公报》（上海）《中建》《世纪评论》等杂志，杨人楩、张东荪、施复亮、李孝友、朱光潜、邹文海、杜迈之等都写了文章。今天当我作为研究者重读他们当时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和评价时，很为他们的理智和清醒所震惊，他们对国共两党的评价，从总体看，对国民党的评价要高于共产党，我这里的评价侧重于在文化精神上，而不包括他们管理国家的行政方式和最终结果。储安平《中国的政局》中的言论是为人熟知的，杨人楩曾在《观察》上写过一篇《国民党往何处去？》的文章，后储又请杨写一篇《中共往何处去？》，杨最终未作，但却给储写了一封《关于〈中国往何处去？〉》的长信。信是1947年9月28日写的，请留意这个时间。杨在信中说：“保留‘争论’并非终止‘争论’，因为自由主义者始终是不能接受共产主义的”［1］。不必多引，类似的言论，在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几乎随处可见。甚至还有更绝对的。张东荪曾说过：“要我在法西斯与共产主义之间作一选择，无异于要我在枪毙与死刑之间作一选择”［2］。当年浙大外文系主任余昆珊则有言：“共产党来了，我就自杀”［3］。许多事实使我们实在难以相信1949年后他们的突然转变是真诚的。在这里我想请人们注意“青年信仰”这个问题。“青年信仰”是指一个人在他整个人生观尚未确立之前所自觉选择的一种人生信念，一般说来，信仰的形成要受到个人的性格、家庭环境。教育程度（包括传统教育和留学背景）等等的制约，从其年龄上看，当在二十五岁以前。“青年信仰”可以作为我们判定一个人一生经历的主要标准。近年来，我们对许多年老的知识分子产生敬重，实际源于他们的“青年信仰”，他们在晚年能保持清醒的判断能力，也与他们的“青年信仰”分不开，如巴金、冰心、萧乾、施蛰存等，近年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即是明显例证。如果以“青年信仰”为基本出发点，反思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变，就会发现，这种转变是出于政治的高压和人身的威胁。1957年后知识分子的普遍沉默和士气的消失，就是这个原因。也许有人会说，1949年前，同样存在着政治的高压和人身的威胁，为什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49年后表现绝然不同？难道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会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将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青年信仰”冲垮？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不管他们最后发出的声音起不起作用，能不能够左右统治者，但这声音毕竟能够发出，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还保留着一些敬重，而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在整个社会中的独特地位，也即余英时所谓的“边缘化”了，但这种“边缘化”的最终形成是统治者的强权造成的。至于知识分子自身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是需要我们长期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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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察》第3卷第10期第11页。

［2］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212页，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

［3］冯世则《“不言论”的自由》，《读书》1993年第8期第146页。

《观察》的突然转向今天已成为窥测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窗口。我个人怀疑这种突然转变的真诚性，但大量当时出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和行为又在否定我的想法：他们确实在真诚地否定自己。我想起了多年前阅读《傅雷家书》时的感觉。这位1966年自杀的著名翻译家也曾是《观察》的撰稿人。他写给自己孩子的信，无疑是自发的、真诚的，没有政治压力。在1957年前的傅雷家书中，虽然多数是谈艺术、谈人生的文字，但也偶有谈自己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的内容。他主动给傅聪寄去五年计划的各种文件和一本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的小册子［4］，其态度的虔诚令人感动。他还动情地说：“我很想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做些工作。比如写些文章，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等等。政府既然已经作了这样大的努力帮助我们，我们自当加倍努力来配合政府”［5］。我们无法怀疑傅雷的这种感受。还有另一种错觉，傅雷对毛泽东1957年春天讲话的评价是：“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话，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6］。“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的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7］。然而就是这位令傅雷倾倒的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出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号令，傅雷便在其中。傅雷的困惑在那里呢？我以为在于他的轻信。傅雷也好，储安平也好，他们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以理性、平等、宽容、信任等为基本行为准则的。这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风度，使他们把讲话和行事视为同一。1949年后，在新的环境下所提出的口号、讲话、方针，从字面理解，确实不乏诱人之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自己的价值尺度去感受，自然会有亲切感。然而实际的事实都与讲话存在着绝大的差距，而承诺和失信都是单方面的，中国社会这种典型的文本与实际脱节，在初期有其迷惑人的地方。谁也没有否定过言论自由，但绝不准有同人报纸刊物；结社自由也在宪法中写着，但绝不准自由结社。文本上存在许多，但在统计上都是零。1957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才清楚了这一点，其代价是55万知识分子的“右派”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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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傅敏编《傅雷家书》第10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3版。

［5］傅敏编《傅雷家书》第12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3版。

［6］傅敏编《傅雷家书》第13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3版。

［7］傅敏编《傅雷家书》第15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3版。

像《观察》这样的刊物，在1949年后居然能够复刊，这本身也是值得深思的。首先储安平及《观察》同人有此愿望；其次当时政府还有这个雅量。初看起来，这两点在当时都具备了，但事后回想，人们又会为储安平的选择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你在理智上意识到你的对手是什么，可在行为上又迁就呢？

《周恩来年谱》在1949年7月12日有一条记载；“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8］。我想储安平当时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有《观察》的复刊。林元回忆：“上海解放后，储向党中央请求复刊；乔木同志曾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请示复刊问题，总理说，既然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便于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9］。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虽然都是知名的文化人，但与储安平不同道，以前《观察》从未发表过他们的文章。《观察》撰稿人中有《大公报》许多人，但没有范长江，可见与储的关系。《观察》复刊后，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发行量一落千丈，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它改为《新观察》。复刊后的《观察》从1949年11月1日起，至1950年5月止。《新观察》的第一任主编是黎澍，第二任主编是来自四野新华社总分社的杨赓。《新观察》刚筹备时，储安平还和黎澍碰过几次头，杨赓来了后，储安平完全不来了。冯英子说储安平的性格是“自视更高，他从来不作第二人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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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883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版

［9］林元《碎布集》第40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2月版。

［10］冯英子《储安平的〈客观〉和〈观察〉》第41页，见《编辑记者100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年3月版。

《观察》在49年以前曾发行到10万5千份，并且出了西北航空版和台湾航空版，直接订户即有1万2千份，如果按每本刊物有10人阅读计算，它的读者约有一百万人左右。而复刊后的《观察》连三千直接订户都不到。储安平最终离开他壮年时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其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一个毕生信奉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他的不适应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复刊后的《观察》

储安平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对于办报纸办刊物具有很高的热情，这可以从他当年创办《观察》时给胡适的几封信中看出［11］。储安平个人对国民党没有好感，这种感觉是具体的，他曾经作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但后来离开了。他对共产党也有清醒的认识，但这认识是抽象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直接和共产党打过交道。1949年之际，多数像储安平一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评价都是仅止于一般认识，因为它还没有成为执政者，它究竟要干什么事情，谁也预料不到。在他们面前就如同一衰朽的老人和初生的婴儿，老人的一切都是直接的具体的，好坏分明，而新生的婴儿却是难以预测的，谁也说不清它将来会是什么。人在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烦躁中，常有某种幻想和错觉，总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后来者身上。这种心理使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自己人生的选择中带上了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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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68、225、239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11月版。

储安平不容于国民党，1948年《观察》被国民党查封，他逃离上海，才免于囚禁。个人的直接遭遇，让他再去选择国民党，恐怕不太可能，他在1949年后，曾两度试图在新的环境下重振自由主义的理想，但又毫无所成。1949年，新政权刚一建立，他要恢复《观察》，天遂人愿，《观察》复刊了，但此《观察》已不是彼《观察》，他也无可奈何。离开《新观察》，去新疆考察，他为新的生活所感动，写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他已失去了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环境，如果不是1957年夏天的言论，我们会说40年代的储安平，居然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曲折和痛苦就成了新的知识分子，这太难令人相信，然而历史总是人的具体经历构成的。如果储安平，或者说他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已经成为新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我们就难以理解，1957年会有那么多经过思想改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夜之间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精神状态，可见当初的思想改造是多么荒唐。1957年夏天，对所谓的思想改造是莫大的嘲讽，一个人在青年时期形成的信仰，那里会在强权下真正被改造？只不过表示沉默和迁就而已。美学家朱光潜在《观察》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也写了一篇《自由与民主政治》的文章，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来光潜对自由主义是很推祟的。他认为自由主义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体现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写到：“我敢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术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12］。正是这位朱光潜，在1949年后，作为北京大学西语系的主任，很快就发现自己不适于作领导工作，多次向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辞职。但这也逃不出很快到来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朱光潜依然成为北京大学的重点批判对象。后来朱光潜认真研究过马列，并在1951年翻译出版了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艺术问题的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13］。按说朱光潜该是一个被改造过的人了，但在1980年以后，朱光潜首次著文为沈从文鸣不平［14］，并对自己在《西方美学史》中不敢提叔本华和尼采，表示强烈自责，认为“这是由于我的顾虑，胆怯，不诚实”［15］。由朱光潜的经历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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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观察》1948年3卷19期第8页。

［13］常风《回忆朱光潜先生》，山西《黄河》文学双月刊，1994年第1期第163页。

［14］《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370页，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

［15］《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210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储安平49年后的第一次选择以平和的方式失败了，他离开《新观察》。1957年夏天，他的第二次选择，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却给他终身带来不幸。可以肯定地说，储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也是储个人的，内在性格的悲剧因素使他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最终的命运。按理说，《观察》复刊的失败，可以使储安平觉醒，他不应该再有第二次选择，然而，储的个性却决定了他还要向悲剧的深渊走去。储安平在一生对办报、办刊的热情中就已经埋下了不幸的种子。曾记否？1957年，有多少知识分子无法忍受控制言论的文化专制主义，多次提出同人报纸，同人刊物，同人出版社的呼声，然而他们无一逃过“右派”的命运。对言论自由的渴望，最终被无情地消磨殆尽了。1957年以后，几乎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敢于再公开争取办同人出版社的权利。

复刊后的《新观察》在表面形式上，虽然还留有往日《观察》的印迹，但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往日《观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名单被取消了。第二，环绕《观察》刊徽周围的英文字母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派），TheObsever（观察）没有了，只剩下图案。第三，《观察》每期重复声明的本刊传统：“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同时，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在《新观察》中也看不到。第四、刊物不署主编“储安平”的名字。

变化最大的是往日《观察》撰稿人的基本消失。在复刊后的14期中，往日撰稿人只剩下费孝通、钱端升、王铁崖、彭子冈、季羡林、笪移今、楼邦彦、陈达、叶君健、吴景超、袁翰青、樊弘、潘光旦、徐盈等人，其中除了费孝通多次出现外，其余几乎都只写了一两篇文章。储安平为复刊后的《观察》写了三篇署名文章《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监狱工作》、《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劳资、税制、互助情况》。与旧日《观察》专论：《政府利刃指向〈观察〉》、《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大局浮动、学潮如火》、《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一场烂污》、《政治失常》等相比，已毫无锋芒。过去，从未在《观察》上出现过的郭沫若、艾思奇、胡绳也露面了。

从整个刊物的文章内容上看，与往日《观察》截然不同。主要方针除了歌颂新中国的内容外，剩下的就是对苏联、朝鲜、东欧国家的盲目赞颂，还有就是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文章。复刊后的《观察》出过两个专辑，一个是第4期的《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专栏，共发了社论、编辑部文章和郭沫若的长诗《我向你高呼万岁》，社论的题目是《斯大林教导了我们》。第11期发表了《美帝在亚州的新阴谋》的特稿，署名《观察》编辑部。复刊后的《观察》，除了刊名相同外，一切都变了。《观察》的转向，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思索空间。

三、《观察》的终止

为了给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思路，我从复刊后的《观察》中选择几篇文章来作一简单的分析。

复刊后的《观察》在第3期上新辟“读者观察”专栏，专发读者对刊物的意见和编者的一些回答。我从中选择了署名吴四维和沈叔平的两封读者来信。

本社同人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一、自我批评，学习改造，二、工作任务，三、编辑计划，工作态度。第一部分是文章的中心。全盘否定了以往《观察》的意义和价值。细读这个过去的文本，我们会发现，文章作者在叙述事件经过时使用的是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文字，而在评价当时的革命和否定自己的过去时，则完全使用的是源自于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当时流行的报刊语言，其特色是抽象、空洞、雷同，毫无个人行文的风格特征。与储安平往日议政时所采取的客观超然态度已截然不同。文章只剩下一种声音，赞颂毛泽东个人，承认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实行，甚至对党对军队都做了不同以往的评价，毫无分析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不加怀疑地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整个文章中充满了悔过和忐忑不安，好像自己过去犯了什么罪一样。请看如下一段：

学习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第一步。

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过去

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曾经不畏

强暴地无情地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社会

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质上，我们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范畴里

的。我们只批评了将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反动措施，但并未进一步

解剖揭发蒋介石反动政权那种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质。虽然

我们是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好，但是由

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

级和民族主义的阶段，不能把一切外国区分敌友，分别看待。在过去，我

们主观地，自以为是地站在独立的立场，不参加任何党派，一方面尽管坚

决地反对看反动的国民党，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过去并不了解中共的

政策和情况，我们并没有靠拢共产党，以至我们在客观上不知觉地好象自

居于中间方面，而带上了温情改良主义的色彩。”［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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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观察》第6卷第1期第4页。

多么谦卑的自我批评。文章对于自己的过去只敢承认一点，即对国民党政权的批判是作对了，其余则一概否定。今天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仿佛觉得这是一个被囚禁的人在对未来不可预测的情况下，把一切理性、尊严都置之度外的选择、一种无可奈何的辩解，他的心理似乎是只要能生存下去，你让我承认什么都可以，他们似乎隐隐约约感觉到了某种狭隘的复仇心理，也懂得秀才遇见兵的道理。《观察》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以宣传党的意志、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以劳苦大众为读者的刊物了。

对复刊后的《观察》，我们无法从刊物本身看到往日《观察》作者的直接评价。只能看到来自基层的普通读者的声音。复刊后的《观察》没有复刊词，只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的本社同人文章。从这篇文章的文字、风格、叙事方式上看，出自储安平手笔无疑。

对于复刊后的《观察》，来自基层的沈淑平、吴四维对它提出了愿望。他们作为普通读者，对往日的《观察》虽有不满之感，但都客观地评价了它在过去的功绩，主要不在她的启蒙特色和文化建设方面，而在对国民党的批评。他们希望“更明确地提出为工农服务的，为建设新中国的新文化的总目的。而且我们改造和提高的过程就是明确的和工农一步一步的结合，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明确的路线，光是互相勉励一番是会掉在时代后面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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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观察》第6卷第3期第28页。

复刊后的《观察》已失去往日锋芒，对于不同意见也不敢大胆地刊载了。对于复刊后的《观察》，当时的读者也有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被《观察》的编者们小心翼翼地在一则《编者简复》的回答中传达出来，信的读者署名“无名氏”，寄自天津。他痛骂《观察》“一面倒”，对于复刊后的《观察》，他“完全失望”。对于这位“无名氏”的意见，《观察》编者的看法是：“完全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希望他理智地全盘地考虑我们国家的问题。我们必须抛掉自己一切的陈见，坐下冷静地来检查一下自己过去的认识，我希望他不要专门想到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小圈圈，自己的一个阶级的既得利益；我们应该想一想一般的劳苦工农大众，他们过去是如何的一直被人踩在脚底下。他们现在是翻身了，他们是应该翻身的。至于在这过渡时期内，一切的缺点和困难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根据一时的缺点怀疑这次革命的意义”［18］。复刊后的《观察》，就在如此情形之下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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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观察》第6卷第3期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