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既然记住了储安平，那么也就不会忘记《观察》。《观察》在本世纪40年代中期的出现，看起来是偶然的，但也有某种必然性，我把这种必然性理解成一种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执著追求。虽然从1946年9月到1948年12月，《观察》的存在时间不足3年，但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严格意义上的《观察》实际只能算在1948年底）。

一、关于“《观察》撰稿人”

这里的“《观察》撰稿人”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不是指所有曾经给《观察》写过文章的人，而是从《观察》创刊号上起，一直列在《观察》封面下的那一批人。对“《观察》撰稿人”，储安平在1947年初，《观察》出满第24期后曾写过一篇题为《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本刊》的文章，储安平在这篇文章中谈到编辑部的筹备工作时，对于“《观察》撰稿人”有一段详细论述，我抄在下面：

我们拟了一张“拟约稿人名单”，分别函洽。函洽时，一共附去印件

三件：一、缘起，二、拟约稿人名单，三、拟就之复信。函附“拟约稿人

名单”的目的，乃在使收信人于考虑允任或不允任时，获得一种参考材料。

拟就之复信，则请收信人在“遵约担任”或“不克担任”上作一符号，可

免另写复信之烦。但是我们认为单单这三种印件还不能表示我们的诚意，

我们大都另外附有私人亲笔的函信，以最大的热忱，要求允诺，共同为国

家的福利努力。拟约的撰稿人原不止于那张名单上的几十位，但因我们对

于撰稿人负有赠阅刊物的义务，所以不能不竭力缩减。在那张拟就的名单

上，有一小部分仍未发函，主要的原因是地址不明。允任撰稿人的意义是

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物。

接洽的许多先生中，只有一位先生复函“不克担任”，有8位先生迄无复

信（各信托人转致，是否转到，不明）。其余大都函复“遵约担任”，并

除寄回印就的复函外，另附私人函件，鼓励我们。有许多刊物常常不得到

本人允诺就将其名字印在刊物上，作为“特约撰稿人”，我们深不以此种

态度为然，故凡非确实函允担任者，我们未敢贸然将其姓名列出。我们不

用“特约撰稿人”一词，一律称为“撰稿人”，目的在位本刊的撰稿人在

精神上能和本刊发生更关切的感情。现以第一卷而论，封面所列70位撰稿

人中，已有三分之二给本刊写过文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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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察》第1卷第24期第4页，1947年2月8日出版。

从储安平的论述中，我们对于“《观察》撰稿人”可以做这样的评价，首先这是一批自觉自愿结合在一起的人，虽然没有任何组织联系，但在精神和道义上这批人有相同的一面。第二，这批人能够自觉地聚集在一个普通刊物周围，说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在“五四”运动之后，依然没有绝迹，他们并没有因为多年频繁的战乱和各种波折放弃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追求。第三，《观察》办刊宗旨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用储安平的话说：“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是要对国是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做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实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2］。今天虽然我没有见到《观察》筹备期间，储安平寄给撰稿人的“缘起”，但从《观察》所明确宣扬的办刊宗旨和后来所努力实行的一切，都可以看出当时的撰稿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支持名气并不很大的储安平的，这种支持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觉联合。“《观察》撰稿人”对政治都是关心的，但他们愿以知识分子超然的态度来关心政治，并不愿意卷进具体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悲惨遭遇并不能理解成是他们的幼稚和不切实际，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区分标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以知识分子的方式传播自由思想，并不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如果他们是以政府官员的身份宣扬和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天真了，但他们压根就没有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所以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不切实际，他们的所做所为不但在当时是对的，今天也没错［3］。蒋介石和毛泽东对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看不惯［4］，其根源不在于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难以理解，而在于这种思想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显得不合时宜。美国学者林毓生、格里德都曾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行过详细考察，给人以很深的启发。但是他们大都过分注意考察信奉自由主义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况，而不怎么注意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情况，他们过分注意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能否生长和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5］，而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在中国从来没有得到过长时间自由生长的机会，但为什么这种思想一直没有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中消失，而且成为影响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来源。因为来自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所祟尚的那些基本原则是符合人类天性的，这种天性被扭曲的越厉害，其表现的方式也就愈不同。1949年以后，虽然这种自由主义思想被压制了，但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巨大影响力。1957年反右之前，当年《观察》的撰稿人几乎都有自觉的表现，但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批年轻的学生知识分子，比如像林希翎那样的人，也自觉的信奉自由主义的理想。1966年“文革”之后，虽然经历了将近10年文化专制主义禁钢，但在1978年以来，在20年间历次运动中一大批知识分子的表现，仍无不带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气质，甚至像一些在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最终都转向了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向往。自由主义思想是中国整个知识界的主要倾向，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今天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力量，不是来自于陈独秀、李大钊，甚至不是鲁迅，而是胡适，尽管他的思想从来没有被公开和广泛地宣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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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察》第1卷创刊号第3页，1946年9月1日出版。

［3］杨人楩在《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一文中有非常细致的论述，他认为人类所要求的自由每每是走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前面，即此种自由在当时还不曾获得而有待于追求，时代进步，所欲追求的自由跟着进一步，故自由是促成人类进步的动力。（见《观察》第2卷第19期第3页，1947年5月10日出版。）

［4］可参阅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有关文章。

［5］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160－204页，三联书店1988年12月出版，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33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

无论是储安平，还是《观察》的撰稿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对于自己的作用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储安平在《观察》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中国的政局》一文以后，当时在美国的陈衡哲给储安平写过一封信，详细谈了自己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看法，陈衡哲的这封信我以为代表了当时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信不算长，我照录如下：

安平先生：《观察》二卷二期大作《中国的政局》已仔细拜读，不胜

同情钦佩……所记关于自由思想分子的一节，可谓真知灼见。惟问题是：

政党既必须借重权力才能发挥力量，而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又

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则假使要他们用权力来组织一个政党，用利害来维

系他，这不正与那个传统精神相反？这不是吃热的冰淇淋？对于这个情形，

在未读大作之前，我也曾常常苦思过，但结果总觉得，政党这条路不易走

通，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因为冰淇淋若热了，便已失去他的中心价值，故

自由思想分子在目下的迫切使命，似乎不能以组织政党的方法来发挥。我

们用西方文化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自由思想分子，则大概可得到下面的几

种类似：（一）略等于英国的反对党，而缺少组织。（二）略等于英国及

美国的新英伦区域的知识分子，立于文化道德及思想的领袖地位。（三）

略等于欧美的教士，立于道德的领袖地位，但缺少维持生活的薪资。故我

以为，我们的最终目标，不妨是看英国的政党；但远水不救近火，自由思

想分子在最近将来的使命，恐怕仍须以精神上的领袖为限（道德及思想方

面）；然后再由此企求达到最终目标。至于如何方能达到这目标，则诚非

此信能畅论；但国内的自由思想分子，似乎可以先把此问题的主要症结，

先做一番考虑与研究：第一，如何方能纠正好人不管闲事的传统恶习惯？

第二，如何去栽培那“雅量”与“大我”的人生观。第三，如何去造成一

种稳健清洁的舆论，使得主持公道的人士，可以得到社会上的道德支持

（哲近年在论文中，曾不断地论及社会公道的重要性，即是有感于中国社

会的缺少公道，而主张公道者之饱受孤寂与侮辱也）。此三个条件有一不

具，自由思想分子就决无结合的可能，而更不用说组织政党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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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观察》第3卷第12期第23页，1947年5月17日出版。

二、储安平、徐铸成的一段交往

储安平在关于《观察》撰稿人的情况中所提到的有位“不克担任”的撰稿人中有一位是后来成为著名“右派”的《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对于这件事，戴晴曾写道：“1988年，笔者就此节直接请教徐铸成先生，这位年届八旬的前辈报人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我那时可是有点左倾幼稚病，认为他搞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帮国民党的忙，最后终会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就没有回他的信。当时就是那么一种逻辑。后来三报被封，大公报落井下石，只有两个人站出来说话，一是《密勒氏评论报》的JohnPowell，一是《观察》的储安平”［7］。徐铸成在《我的同乡》一文中则这样写到：“我和他第一次见面，还是在1942年。他在湖南蓝田园立师院任教，兼为附近一报社写社论，道出桂林，曾来访晤。1945年他和吴世昌在渝创刊《观察》（应为《客观》），抗战胜利后移沪出版，曾邀我担任特约撰述。我不同意他们标榜的第三条道路，未予答复。1947年，上海《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新民报》同被国民党封闭。第二天，一位所谓‘舆论权威’，在某报写一短评，题为‘保障正当舆论’，大意说，‘三报已封闭了，希望政府今后切实保障舆论。含沙射影，似指我们是‘不正当’是为‘共党张目’的。当时站出来愤愤不平的，据我所知，一是《密勒氏评论报》，说中国两张权威报纸，一是中间偏左，一是中间偏右，应该配合前进，不该相互攻击，更不该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另一即储安平，他写了一篇长文，说徐铸成虽是我同乡，而为人极傲慢，《观察》请他当特约撰述，他一字不复，尽管这样，我们对于《文汇报》等遭到某报的暗算。不能不愤怒，实在太不符合新闻道德了等等”［8］。徐铸成对于此事的说法大体没错，但由于是多年后的回忆也难免有不确切的地方。当时的情况是储安平在《观察》上写了一篇题为《论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储安平在文章的最后说：“我和联合晚报的同人，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报的高级负责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地，我和他们已有整整8个月未见过面。文汇报的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喧。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独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单说在大公报编辑部服务的，就有6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思想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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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戴晴《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第168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

［8］徐铸成《风雨故人》第9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

［9］《观察》第卷14页第7页，1947年5月21日出版。

这就是当时储安平和徐铸成之间的一段交往。历史的发展真是奇妙，当年储安平请徐铸成做《观察》的撰稿人，徐铸成“末予答复”，两人最终未能合作，然而到了1957年夏天，储安平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由于放言“党天下”，而最终结束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涯，甚至生死不明［10］；而徐铸成也由于《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成为右派，所幸徐铸成的命运比储安平要好，虽然经历了1957年的夏天，但最后还有一个安好的晚年。储安平与徐铸成的经历中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最终结局的不同也有某种必然性。我曾详细比较过1957年储安平被迫写的检讨《向人民投降》和徐铸成的检讨《我的反党罪行》，虽然都是出于无奈所做的，但即使在这种类型的文章中也能看出两人性格和思想的差别，徐铸成的检讨比储安平的要具体得多［11］。不过由于储安平和徐铸成都曾经历了1957年的夏天，都曾给自己人生经历中增添了一些不平凡的东西，我也就不愿再以两个人思想根源上的差异去臧否两个都已作古的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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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储安平的最终结局，戴晴认为他于1966年在北京投河自杀，见戴著《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第226页。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199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615页收有“储安平”一个词条，该书认为储“1966年逝世，年57岁”。1993年《炎黄春秋》第1期刊载逸馥、邓加的文章，猜测储在江苏某地出家，详见1993年2月24日四川《文摘周报》第4版《储安平你在哪里》一文。胡志伟在台湾《传记文学》第53卷第二期上发表《中共文化百人志》一文中也认为储“还要被迫跳海”。第54卷5期载有《储安平“文革”受难死》一文中也持此说。冯英子说：“对于储安平的失踪，有两种说法；一是在新疆劳改时逃到苏联了，一是往东到青岛跳海了，但谁也说不清楚。”见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名人》第87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董乐山在《闲话皇帝》一文中说：“储安平至今生死下落不明，这可当何解呢？”见1993年第3期广东《随笔》第65页，可见对于储的生死尚有疑问。

［11］详见1957年7月14日《光明日报》，1957年8月22日《文汇报》。

三、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观察》撰稿人的三种类型

在研究《观察》撰稿人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三人知识分子的形象。这种思路使我不得不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把他们三个的经历、学识以及政治上的遭遇加以比较，虽然我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将这三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加以比较（特别是还有两位今天健在并受到人们普遍尊敬）的做法是出力不讨好的，但我还是觉得应该把他们联系起来。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大体代表了《观察》撰稿人中的三种类型，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他们三人都是有专业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储安平算是没有专业的），他们都曾做了《观察》的撰稿人，说明他们是关心政治的，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尚能对社会进步投入一部分热情，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起码条件。不过他们关心政治的方式却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可能来自于三个人各自性格和兴趣的不同，但也与他们每个人对中国政治的理解和评价不同，这种差异决定了他们直到今天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观察》撰稿人中有这样三种人：

一是企图通过自己办报办刊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

二是在专业之外对政治怀有浓厚兴趣并试图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扮演某种角色的人。

三是对政治完全看透而钟情于学术的人。

第一种人常常以自己所认定的政治理想为追求目标，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政府，但又不愿完全陷入政治的漩涡中去，他们所信奉的影响政治的方法是：“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12］。储安平属于这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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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傅斯年给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卷第178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11月出版。

第二种人即通常人们所谓的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人，他们不如第一种人超然，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参加到一定的政治集团中去。费孝通属这类人。

第三种人是看透政治并厌恶政治，他们对于政治绝非不关心，但这种关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完全退入内心，对政治冷眼旁观；一种是把对政治的理解融入到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中，当然他们不是借学术来抒发对政治的不满，而是从内心深处对政治存有一种戒心。钱钟书就属这类人。

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都是1910年生人。在《观察》时期，都曾和储安平有过一定的交往［13］。在《观察》近3年的历史中，费孝通是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位作者（他的《乡土中国》、《乡土重设》都是1947年做为《观察》丛书出版的），仅署真名的就有34篇，这些文章基本上都在作者的专业之外，不是关于社会学研究的，而是关于中国政治、时局、民族性格以及介绍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的。费孝通后来曾回忆道：“《观察》是日本投降后到解放前这一段内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论坛。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默而息。于是仰首伸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14］。费孝通作为知名的社会学家，对政治却一直抱有热情，在学生时代受其兄长费青的影响，很早就参加过政治运动，他曾经试图退入纯粹的学术专业中去，但对政治的热情又总把他从专业中分离出去，他曾说过：“两年以后我对国家的关心又复活了，我不再仅仅满足于帮助个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这个目标。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15］。费孝通年轻时形成的对政治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今日。对于费孝通来说，1957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根本转折。在1949年以前，作为社会学家的他，在李公朴被暗杀后，面对白色恐怖，他敢于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认为：“李公朴的血是标志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运动的转折点。”“是最后胜利的前兆”［16］。在1957年，费孝通敢于写出像《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被称为向党进攻的第一炮文章，真给人以不减当年勇的感觉，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1980年复出之后，虽然我们仍能在他那些远离政治的文章中感到一颗知识分子跳动的心灵［17］，但我们却很难再读到他早年《观察》文章和《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令人振奋的论文了。作为一个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晚年费孝通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深的，从理论上讲，当他更有资格、更有机会放言国是的时候，作为知识分子，费孝通的影响却不如他年轻的时候，他曾说过：“四十年代后期是写作上第一个丰收期，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一定影响”。在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费孝通成为新时代学者从政的一个典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幸运亦或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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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储安平在《观察》第1卷第4期上曾发表过钱钟书给他的一封信。至于费孝通，林元曾说过他到《观察》工作就是费孝通推荐的，见林元《碎布集》第40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2月。

［14］转引自林元《碎布集》第397页。

［15］见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第1册第71页，华夏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

［16］见彦奇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史人物传》第1册第105页，华夏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

［17］1980年以后，费孝通一直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特别关心，他曾先后写了《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调查自述》《论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建议》等文章，一直呼吁对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给予高度重视。详见《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

在《观察》时期，钱钟书一共给《观察》写过5篇文章，其中还包括他给储安平的一封信。我们来看一下钱钟书这4篇文章的题目：

《说“回家”》

《补评英文新字辞典》

《游历者的眼睛》

《杂言——关于著作的》

从题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文章是完全远离政治的。储安平就认为：“钱钟书先生，若把各种条件总加起来，他是中国最出色的一位治文学的人。他造诣的广博精深，允为同侪器重。他的文章另有风采，别具一格”［18］。《观察》是一个政论刊物，但钱钟书在《观察》上却只写了几篇简短的可以说是学术随笔之类的小文章，由此可以见出钱钟书对政治的态度和他对政治持有的回避方式。这也能使人想到《围城》，在抗战结束以后，有多少作家在为国家和民族命运忧虑重重，而钱钟书却能够在他的书中把这一切都消解在永恒的日常人生主题中。难怪当有人问到钱钟书：在抗战末期，钱先生和张爱玲女士同是上海红极一时的作家时，钱钟书连忙说：“我不如她。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我是一个比较retiredperson（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19］。虽是信口说来，倒也能见出钱钟书的真性情。在《观察》撰稿人中，钱钟书对政治的看法非常独特，这种独特是在回避政治中得到体现的，在他看来，政治那东西，一旦沾上，就没有一天安生。然而，尽管钱钟书这种对政治的态度，使他在1957年没有落入“右派”的行列中，但1966年的到来，也使这位从不问政治的纯粹学者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研究去种莱了。其实钱钟书对政治有自己更为深刻的理解，在《干校六记·小引》中，他写到：“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怯懦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于心”［20］。钱钟书对于灾难的评价依然如此平静，这符合他的一贯性格。钱钟书在当代为人广泛尊敬，除了他在专业上的巨大成就外，钱钟书是一个真正超然物外的学人，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很难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波动中找出钱钟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人格的力量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中国社会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如果单看他们一生中的某一段历史，那是令人敬重的，但如果考察他的一生，我们就会发现他根本不值得尊敬，多变是他人生最大弱点。但人们评价一个人物，常常会以他们晚年的忏悔或逢人作揖、见人道歉而使人们不计较他的以往，我对这种人大不以为然。一些曾经迫害过大批知识分子的人在晚年的忏悔固然能够赢得一些人的好感，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必须懂得，你要对那些特别容易忏悔的人加以提防，他们有一次仟悔，可能就有一千次，对他们的忏悔给予正确评价的时候，绝不要忘记他们当年的作为，比如像周扬这样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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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观察》第2卷第1期。

［19］水晶《侍钱“抛书”杂记》，见《钱钟书研究》第2辑第32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月出版。

［20］杨绛《干校六记·小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

储安平、费孝通、钱钟书同年出生，同为江苏人，同为受过比较严格的传统教育和完整的大学教育，又都曾留学英美。事后分析，三人最终的结局或许从《观察》时期就已经预示了。

储安平热衷于政治，以办《观察》达到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以接任《光明日报》总编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储安平是执著的，对自由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使他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推上了历史的最前沿，在1957年几乎所有的“右派”言论中，储安平的言论是最清醒、最深刻、最能看出问题根本所在的人，这是他比他同时代的其它知识分子更为人尊敬的地方。1957年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储安平1949年以后写的唯一一本书《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虽然这本以歌颂1949年以后新疆新生活的通讯集可能真实地反映了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某些真实感情，但对储安平来说，这种纯粹游记性的文章从另一面说明了他的不得已，从储安平历来对新疆问题的兴趣看，他应该写的绝不是这类文章，储安平的悲剧说明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选择中，深刻、清醒、执著的追求也是最不幸最艰苦的追求，纯粹的超然物外或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都比一味地按自由主义的理想行事要安全得多。从办《观察》的储安平到办《光明日报》的储安平都是一个人，但《观察》结束了，却没有结束储安平的生命，《光明日报》没有结束，而储安平的生命倒结束了。

四、《观察》撰稿人简况与分析

我把当年《观察》撰稿人的情况列了一个简表，并做如下分析：

第一、从《观察》撰稿人的年龄结构上看，大体有两个年龄段，第一个是以胡适、马寅初、许德珩、任鸿隽、傅斯年、张东荪、萧公权、冯友兰、胡先驌等一批19世纪末出生的，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约占《观察》撰稿人的10％左右。在《观察》时期除部分人外，这批人不是最活跃的。在《观察》时期，胡适是年龄仅次于许德珩的一位，但胡适在《观察》上没有多写文章，虽然储安平作为后学曾多次给胡适写信，请他为《观察》撰稿，而胡适只在《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人性格的信。从当年储安平写给胡适的几封信中，可以看出储安平在精神上是将胡适视为自己前辈和领袖的［21］。这可以说明作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与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储安平是当年《新月》社晚期的一个撰稿人，而《观察》在整个办刊思想甚至具体的编务方面都带有20年代《现代评论》《新月》的色彩，这种联系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承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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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收有储安平给胡适的三封信，都与《观察》有关。

第二、《观察》撰稿人主要是20世纪初出生的人，具体时间约为1900－1910年前后。作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40年代最为活跃，因为单从年龄上看这个阶段出生的人，在当时都在50岁以下，其中多数人是不满40岁，无论在专业、思想还是勇气和精力上都是人生最佳年龄时期，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1957年，从那以后，《观察》撰稿人一个是年龄基本要步入老年，更重要的是来自政治上的高压和专制，已使他们那颗自由的心灵深深埋入了内心。为了生存，要么完全退入到自己的专业范围以内，要么是在思想上被迫作一些妥协，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发现1957年之后《观察》撰稿人一直保持平静，甚至偶尔也写一点违心文章的缘故。

第三、从《观察》撰稿人的受教育程度看，他们都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的主要范围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

第四、从留学背景看，《观察》撰稿人除个别人是留日的以外（约有3人），约有4人是留学德国的，其余全部是留学英、美的。

第五、从《观察》撰稿人的职业分布看，除了个别人为政府官员如陈之迈、郭有守等人外，大部分是当时中国第一流大学的教授。从专业分布的角度看除任鸿隽、戴文赛、胡先驌、曾昭抡等少数从事自然科学外，多数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其中尤其以从事经济、法学、社会学、新闻和文学的为多。

第六、1949年以后，《观察》撰稿人中约有十几人离开大陆先后到了美国和台湾，其中绝大多数人留在了大陆。这个统计非常令人深思，如果从个人生活的基本情况看，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在1949年都绝对有离开大陆的条件，但他们没有离开，他们虽然对时局的变化都有自己的看法，对国民党，对共产党都有清晰的认识，比如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可以说已经预见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对于其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至少不会对未来没有一点自己的评价，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留下来了，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去解释他们去留中所隐含的文化根源，但只要相信大部分人留下来这个统计，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们对国家民族所抱有的赤诚进行怀疑，然而1949年以后的历史却没有理解他们这批人选择中所包含的民族感情，他们差不多都经历了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和摧残。虽然《观察》的撰稿人中有像杨刚、徐盈、李纯青这样的共产党人，但多数是无党派人士。

第七、1957年夏天，《观察》撰稿中有很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其比例是相当高的。费孝通在1957年反右开始的时候，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虽然文章已远不如《观察》时期的生动鲜活，大胆直言，但他也难逃“右派”的命运。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倒是仍能见出他的一贯性格，其命运也就最为悲惨。萧乾写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结果难逃厄运。还有马寅初、雷海宗、曾昭抡、徐盈、傅雷、钱端升、潘光旦、高觉敷等人。对活跃的《观察》撰稿人来说，1957年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劫难，一方面执著的自由主义信念使他们不会在专业之外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国民党时期放言论政的经历，加上对引蛇出洞卑鄙伎俩的轻信，使他们产生了一种错觉，结局再坏能坏到哪里？总不至于置我于死地吧？然而他们过于轻信别人了，将要到来的灾难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之外。到了1966年，《观察》撰稿人中的许多人像傅雷、储安平、潘光旦、曾昭抡等就已先后离世了。如果再将没有列在《观察》撰稿人名单中，但给《观察》写过文章的浦熙修、彭子冈、徐中玉、邵燕祥等人的结局统计在内，就更能见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悲惨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