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路》与《观察》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将两个几乎同时期出现的刊物联在一起，是从他们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着眼的。与《观察》比较起来，《新路》的命运更引人深思。
由于《新路》比《观察》更少为人所知。我想先介绍一下有关《新路》的情况。
先从萧乾与《新路》的关系说起。
萧乾在晚年回忆起1948年自己的人生选择时曾这样说：“足足三十年（1949至1979），我一直背着《新路》的黑锅，也仅止在1956年解下过几个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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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第219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9月版。
从萧乾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对于《新路》周刊，过去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
萧乾回忆说：“朋友姚念庆告诉我，北平几家大学的教授们计划出一份刊物，内定由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主编，钱端升主持政治栏，刘大中主持经济栏。那里正在物色一个编国际问题及文艺的。他认为我最合适不过了。我思忖，不妨走上一年半载再回沪。于是，就同意了。刊物后来定名《新路》。但是没等到刊物问世，我由于受到复旦同学及杨刚的劝告，就坚决辞了。事实是：一、刊物封面上写明系吴景超主编。二、我最后并没去北平，仍留在上海《大公报》，也依然兼着复旦教职。这是当时有目共睹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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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第219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9月版。
萧乾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以萧乾当时的处境，让他承认《新路》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刊物也不现实，从高压下生存下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处境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不过萧乾在回忆中的第一条显然是记错了，《新路》的封面上并没有标明是“吴景超主编”。对于萧乾的这番辩解，巴金在1979年写给萧乾的一封信中倒是保持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巴金说：“还有关于《新路》（？）的那段话不大好。说到自己，如能检查，就诚恳地讲几句，如想不通，或不服，就避开不提，最好不要替自己辩护。要辩最好等时机到来，一下子讲清楚，吞吞吐吐比不辩更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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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巴金书信选》第4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8月版。
事实是，1948年1月底，萧赴北京参加社会经济学会。会上决定筹办《新路》杂志，由吴景超主编，钱端升负责政治栏，刘大中负责经济栏，萧乾负责国际政治及文艺二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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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鲍霁编《萧乾研究资料》第2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2月版。凌宇《沈从文传》中所述萧与沈的矛盾与分歧，与当年沈未参加《新路》的筹办有关，见该书第41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现在我们再回到《新路》的情况。
1948年3月1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在3月2日的会员大会上，对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各问题，曾通过了著名的“三十二条主张”。并决定主办《新路》周刊。《新路》的创刊号是1948年5月份出版的。创刊号在第二页刊载了《发刊辞》，在封底以附录形式，全文刊载了《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即“三十二条”主张。创刊号在文艺栏中刊载了萧乾的《柏林那趟》，楼邦彦在“专论”专栏中发表了《当前中国的行宪问题》。他们两位同时是《观察》的特约撰稿人。
《新路》周刊完整地出了第一卷，共24期，时间是1948年10月23日。第2卷出至6期，即停刊，时间为1948年12月18日。
《新路》在第2卷第1期上曾发表过”—篇：《本刊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是针对国民党令其停刊的决定而发的，从中可以看出大学教授创办刊物时的心情和不计个人私利为国家前途着想的急迫心情，我将全文抄在下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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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路》第2卷第1期第2页。
本刊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
本月二日，本刊接到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崇三（37）字第二三四五号通知，原文如下：
“奉市政府交下内政部三十七年叁字第一五五一六号代电内开：查新
路周刊九月四日出版之第一卷第十七期所载：‘新金圆卷发行总额的规定’，
‘总统有命政院有令地方遂执法以绳’，‘北平大捕学生记’，‘小休局
面中的华北情势’，‘天堂噩梦’各文，言论反动，诋毁政府，同情匪军，
袒护匪谍，破坏币制，煽惑人心，实属违反出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三两项
之规定，应予严重警告。又该刊原登记系在北平出版，近复在上海同时出
版发行，核与出版法施行细则第五条之规定不合。除分电上海市政府，通
知其停止刊行外，相应电请查照转知警告并见复等由，节饬办等因，奉此，
合予严重警告，特此通知。”
在北平市社会局转给我们的通知里面，转来内政部对于本刊的严重警
告，并责备我们在上海同时出版发行。关于这两点，我们愿意在这儿公开
答复。
在内政部所指摘的五篇文章中，有两篇是短评，三篇是通讯，前者是
批评时事的文章，后者是报道事实的文章。关于批评时事，本刊素来抱着
一个见解，就是在究政之下，政府是公仆，人民是主人，公仆所做的事，
是否对于主人有利，只有主人知道得最为清楚，因此主人对于公仆的行为，
有尽量批评的权利，公仆对于主人的意见，有虚怀接受的义务。这是宪政
的国家中，政府与人民所公认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我们的政府，过去在
一党专政之下，养成了一种傲慢的心理，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上，忘记了政
府是服务人民而设，以致一切的行为，多与人民的利益脱了节。过去在专
政之下，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现在总算持起宪政的招牌了，但是政府中的
公务人员，还没有把他们那种傲慢的心理扭转过来，还不知道虚怀的向人
民领教，还想以威力来压迫人民言论的自由，这实在是可以惋惜的。我们
愿意忠告政府，批评时事，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政府只有接受人民
的批评，才可避免更深的腐化。在现在这种局面之下，不知反省，不求自
新，只知压迫逆斗的正义，长此下去，这样的一个政府的前途，是谁都可
以预料得到的。
关于报道事实的文章，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客观的事实，
告知全国关心国事的读者。事实发生在全国的各地，各地也有人在那儿观
察。这种观察，因为个人的斗目难周，所以本刊对于各期所载的通讯，决
不把他与实验室的报告同样看待。试验室的报告比较更为客观，因为在实
验室中所观察到的事实，要经过好几次的审核之后，才发表出来的。我们
对于通讯中所说的事实，无法作审核的工作。因此，凡是读者发现通讯中
所说的事实，有与实际情形不符之处，只要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把他公开，
以供读者的参考与判断。譬如我们曾登过一篇通讯，是报道开滦煤矿情形
的，负责办理开滦的人，指出其中有几点与事实不符，我们便把这封来书
登出，表示我们对于事实的报道方面，完全采取求真的态度，不歪曲事实，
也不隐蔽事实。政府方面，假如觉得我们的通讯中，有与事实不符之处，
只要来函更正，我们是愿意登出的。同时，更正的事实，是否即是事实，
我们也不加判断，那种工作，应该是由读者自己担当起来的。
以上是我们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通知中还有一点，完全是出于政府
的误会，我们应当在此声明。本刊的编辑及发行工作，都在北平。但以目
前交通不便，邮运很难，为节省物力起见，为减轻读者的担负起见，所以
我们在上海印航空版，由北平打好纸型，在上海印刷一部分，供给南方本
刊读者的需要。我们这种做法，一可以节省航空公司的吨位，二可以使本
刊在南方售价，不致高于北方，因而可以节省本刊读者的费用。这种办法，
有百利而无一弊，现在不但本刊有这种办法，同业中采取这种办法的，也
有好几家。假如政府是爱护舆论的，我们看不出政府对于这种办法，有何
反对的理由。我们要问政府的，就是在另一地加印航空版，是否即算是另
在他地出版发行。如此种行为，并等于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则内政部要我
们在上海停止刊行，便等于无的放矢。如政府以为加印航空版，即等于另
在他地出版发行，则请政府立即允许我们在上海出版发行。北平与上海，
都是中华民国的版图，我们看不出一个刊物，为什么可以在北平发行而不
能在上海发行的理由。
最后，我们愿意借本刊第二卷开始刊行的时候，重申我们在发刊词中
已经表示过的态度如下：
“我们愿意在本刊中，提高讨论的水准，以理论应付理论，以事实反
驳事实，以科学方法，攻击盲从偏见。但是我们这一班人，都不以骂人见
长，所以凡是以谩骂来对付我们的，我们只有藏拙，不与计较。同时我们
这一班人，也以刚毅自矢，凡想以武力未压迫我们，要我们改变主张的，
我们也决不低头就范”。
在以往中国的现代史研究中，对于《新路》，都未能从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命运的角度出发，深切理解他们的苦心，对他们所阐述的主张都笼统地以走第三条道路，不切合中国的实际，过去中国的国情没有允许它实现，今天更没有实现的可能了等观点加以否定［6］。而事实远非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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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可参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下册第372－37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黄河编著《北京报刊史话》第198－19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观察》将要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新路》才创刊。当时国内的形势，这些大学教授绝不会毫无察觉，如果有一点为个人考虑的投机心理，完全可以作另外的选择，即使不投机，做静观的姿态，也不会去创办《新路》这样的刊物，参与《新路》的几个主要人物，除刘大中去了台湾以外，留下的吴景超、钱端升、萧乾全都成了右派。《新路》在1948年的出现，足以证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和热情，也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希望把国家引上民主宪政之路的良好愿望，这种愿望的最终落空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首先我们有足够的历史事实证明，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在四十年代已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其次，这种思想的过分早熟使得信奉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了一种孤独的政治势力，中国经济的贫困和文化的落后使多数人视眼前的生计为第一利益，而放弃了对更高理想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从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凡是最终成功者都是以追求眼前利益的实现为基本目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在于他们中未能产生一个既有现代思想，而又扎根传统的有魅力的领袖人物，更在于没有找到将现代和传统连接起来的粘合剂，从短暂的历史中看他们似乎失败了，但从更长远的历史看，我们又可以说真正鼓舞后代人的理想主义正是由他们开始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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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观察》第4卷第4期第2页。
储安平本人没有给《新路》写过文章，但《观察》对于《新路》的创办是有反映的，在《观察》第4卷第4期上曾有一封读者来信，对《新路》的创刊给予充分的肯定：
编者先生：本月一日北平成立了一个新的固体，定名为中国社会经济
研究会。同时公布三十二条工作纲领，计分为政治主张，外交主张，经济
主张，社会及其他主张四个部分。此会领导的人颇多知名之士，包括实业
界教育界中坚分子，于是社会上便发生种种的传说，说这是中国“新第三
方面”者有之，说此会是司徒雷登所支持者有之。它已相当引起人们的注
视。
关于这个会的一切详细情形，固然尚有待今后报道，不过它的性质及
主张目标，大体上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我以为这个会并非政治团体，更非
政党，所以说它是“新第三方面”，似乎离题尚远，可是说它是一个普普
通通的社会团体，恐怕也非事实。或者说它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一个新
社会团体，似乎近于事实些。
在现在这种沉闷、各阶层有心人都在追求新出路的时候，只要有人肯
出来向革新的方向努力，不论用什么方式，我个人一概赞成。因为再长此
窒息下去，人们的精神的痛苦超过物质的痛苦，的确是国家的最大危机。
所以由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士，先站出来拿出鲜明的主张，号召更多的民
众使政治上的空气流通流通，客观上大有必要。同时，我个人一向很恭维
英国的费边社同工党的关系，可惜中国还没有一个费边社，学术界的朋友
们是有其责任的。……
与《观察》比较起来，《新路》显得更专业化一些，尤其偏重于经济和社会问题，但这两个刊物除了内在精神上有相近的一面外，在刊物形式本身上也有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作为专业性较强的时评刊物，两家都设有专门发表文艺作品的专栏，这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增加刊物可读性考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文化修养，因为给这两个刊物撰稿的许多人都对文学艺术抱有浓厚兴趣。在《观察》“文学艺术音乐戏剧”专栏中发表文章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大学教授，而且其中有些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这两本周刊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同时在办刊宗旨上也几乎完全是以欧美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为基本规范的。《观察》的宗旨我在本书中已有介绍，现在我把《新路》的发刊词也抄在下面，二者比较，可以看出四十年代大学教授在思想和行为上是何等的从容，何等的理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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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路》创刊号第2页。
发刊词
我们这个刊物，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
是本年三月一日正式成立的，在三月二日的会员大会中，对于中国的政治、
外交、经济，社会各问题，曾通过主张三十二条。（见本刊本期附录）
这三十二条主张，表示我们一批朋友对于几个重要问题的基本看法。
我们所以作这种主张的理论根据，以及实现这些主张的办法，乃是本刊以
后所要讨论的。
在此，我们要郑重声明的一点，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非一个
政党的组织，所以这三十二条也并非党纲。在一个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
墨的社会里，一个团体，对于社会上许多重要的问题，有所主张，而又声
明其组织并非政党，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怀疑。但是在宪政的社会里，这
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有人统计，在华盛顿想以他们的主张来影响国会的
团体，起码有五百个，但是他们确乎是无党无派，并不附属于任何政党，
那一个政党的办法，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表同情于那一个政党。这
是在宪政之下，一般公民对于政党所应采取的态度。我们以为：在真正的
宪政之下，政党的组织与活动，是必要的，但是从事政党的活动，是一种
专门的工作，不必每一个人都要参加，正如每一个人不必都去当医生，作
律师一样。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个公民，对于每一问题，自然
有我们的看法。把这种看法公开的说出来，是做公民的义务，也是做公民
的权利。在我国将来真正实行宪政的时候，任何人的选举票、前途究属投
那一党候选员，就要看那一党采纳了他的看法。所以一个团体，把自己的
主张说出来，同时又说明自己不是政党，实在是极为自然，权为合理的一
种举动。
其次，我们要说明的，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三十二点，乃是我们以后讨
论中国各种问题的出发点，但不能看作我们大家所有意见的最后结晶。把
我们的主张先写出来，以后的讨论才有所附丽，才不致空谈无补，才不致
漫无边际。我们承认：社会是时刻在变动的，因而适应这些变动的主张与
办法，也不能固执不变。只有顽固的卫道者，以及偏执的宗教徒，才会死
守他们的陈说与教条。我们对于目前的重要问题，一定要去虚心研究，想
从事实中求得结论，而且还要不断的从新的事实中，来试验我们所作结论
的正确性。我们自己不敢说是看到真理的全面，因而并不摆出包办真理的
面孔，凡是我们所提出的理论与事实，假如别人能以相反的理论与事实来
批评我们的，我们都愿意诚恳的、虚怀的与他商讨。有人认为：思维矛盾
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社会真理的最好方法。这是对的。
我们愿意在本刊中，提高讨论的水准，以理论应付理论，以事实反驳事实，
以科学方法，攻击盲从偏见。但是我们这一班人，都不以骂人见长，所以
凡是以骂来对付我们的，我们只有藏拙，不与计较。同时我们这一班人，
也以刚毅自矢，凡想以武力来压迫我们，要我们改变主张的，我们也决不
低头就范。
在万方多难的今日，我们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发行本刊，
想以大家的智慧，来探索中国的前途。探索的方法、角度、内容有不同，
并且可以不同到一个程度，可以和我们三十二条的初步主张抵触，我们自
己中间也一样的可以彼此质难，互相辩驳，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动机是相同
的，就是对于国家社会的种种事实与问题，想了解得更清楚，我们的态度
也是一样的，就是刊物尽管由团体办理，每一句的责任还是由每一个人自
己负担。我们相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脚踏实地，不草率将事。我们希望
全国人士，本同样的动机与态度，给我们以道义上、精神上的各种协助，
使我们的工作，可以发生最大的效用。
当我透过岁月的尘埃看到四十年代大学教授们的言论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半个世纪前，他们所努力奋斗争取的一切，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进步，单从言论自由和民间报刊的生长情况看，他们再也没有能像当年那样从容地议论国事，据理力争，公开坦率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了，这是何等悲哀啊，作为年轻的一代，对于我的前辈们在国家危机关头所发出的真正知识分子的声音，我除了表示敬意外还能再做些什么呢！我要做的就是将他们当年的经历和言论告诉更年轻的一代，你们今天所努力思考和争取的一切，你们的前辈在半个多世纪前已经都做过了，其思想的深刻、全面和产生的影响远在今天我们的口号之上，现在我以晚辈的名义，请求那些健在的前辈将当年的历史和经历如实公正地告诉年青的一代，让自由主义的理想再以血的代价积累几十年，以换得一个新世界的到来。